苏珊·桑塔格曾写过,“高风险人群”这个概念,“复活了那种某个群体被疾病判定为有污点的古老想法”。
我儿子全面地接种了各类推荐疫苗,只有一剂疫苗他没有遵照标准接种时间表的建议来打。那是应该在婴儿出生一天之内就接种的乙肝疫苗,本来也该是他的第一针疫苗。在儿子出生前几个月,我一边在大学里教书,一边为迎接他的到来做准备,我拉着一个二手摇篮跋涉过雪地,回家挪动书架给摇篮让位置。在那些夜晚,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关于接种的文章。在怀孕之前,我心中多少有点数,知道人们对接种有些恐惧感。但我心中没数的是怀孕期间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焦躁感,我见识到了各项假说的层出不穷,各类添加剂的繁枝细节,以及各种思想意识的异彩纷呈。
我意识到我涉足的领域太庞杂,只靠我在业余时间单打独斗的话,在预产期之前都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于是我去拜访了我预定的儿科医生。当我在给儿子搜索医生时,不少朋友推荐了他,其中包括我的助产妇,她说他是“中间偏左”。[8]我问这位医生,接种乙肝疫苗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我:“你问了个好问题。”语气中有种对这个话题乐此不疲的津津乐道。他告诉我说,乙肝疫苗主要是针对内城贫民区居民,为保护吸毒者和卖淫者的婴儿而设计的。他向我保证,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操心这个疫苗。
那位医生对我的了解,仅仅来自他所看到的表象。他估计的没错,我的确不住在内城贫民区。我当时没想到要向他澄清,虽然我的地方算是芝加哥的外城,但那片区域的境况,其实比人们印象中的内城贫民区也好不了多少。回想起来,我有点羞耻,我几乎没察觉到医生的种族偏见。听到他说这个疫苗不是为我准备的时候,我只是松了一口气,没有去深想这句话的含义。
像我这样的人,经常会怀有“公共卫生措施不是针对我这种人的”的想法。我们以为,公共卫生措施是给穷人准备的——他们受的教育更少,生活习惯不够健康,较难获取优质的医疗服务,可支配的时间和金钱更是捉襟见肘。比如说,我曾听到同阶层的妈妈提过,标准接种时间表上的多种疫苗之所以被安排在一起打,是因为来自穷困家庭的妈妈们很难挤出时间多次去诊所,让孩子逐次接受分开打的26剂疫苗。她也不想想,世界上任何妈妈,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觉得要反复去这么多次诊所是件很麻烦的事。我们这种人会觉得,“标准接种时间表是为另一个阶层的人准备的”。
在《为人母》杂志中,记者珍妮弗·马古利斯表达了她对新生儿要接种乙肝疫苗这一常规操作的愤慨,并且质问为什么要提倡给她女儿接种那种针对“她永远不会染上的性传播疾病”的疫苗。但是乙肝病毒不仅仅通过性接触传播,还可以通过体液传播,所以婴儿染上乙肝最常见的途径,恰是被他们的母亲传染。有些身患乙肝的妇女完全不会意识到自己患病,她们生下来的婴儿如果没在出生后的12小时内立即接种疫苗的话,几乎一定会被传染上乙肝。另外,乙肝病毒也可以通过儿童间的近距离接触传染,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是无明显症状的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和HPV以及许多其他病毒一样,也具有致癌性,如果患者在很小的时候被它感染,将来患癌症的可能性会很大。
关于乙肝疫苗的接种尚有些难解之处,其中之一是只对高风险人群接种的策略并没有降低感染率[9]。当1981年首次引入这种疫苗时,按最初的公共卫生策略,主要适用人群是监狱内的服刑人员、医护工作者、男同性恋者以及静脉注射吸毒人员。但是乙肝病毒的感染率并没有下降,直到10年后,将所有新生儿都接种后,感染率才大幅度降低。只有通过大规模接种才能降低感染率,只有通过大规模接种,如今才几乎在儿童中根除了这种疾病。
苏珊·桑塔格曾写过,高风险人群这个概念,“复活了那种某个群体被疾病判定为有污点的古老想法”。对于染上乙肝来说,风险涉及的方面是非常复杂且不容易评估的。只同一个伴侣发生性行为有风险,经过产道降生到人世也有风险。在很多案例中,感染源根本是遥不可追的。
在分娩前,我决定不给儿子接种乙肝疫苗,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会因为产后并发症而大量失血。儿子刚降生的时候,我还不属于高风险人群。但是当我拥他入怀哺育他时,接受过输血的我,风险状态已经起了变化。[10]
当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天花大传染在1898年开始蔓延的时候,一些人觉得白人没有染病的风险。[11]天花被称为“黑鬼之痒”,或者,倘若是在移民较多的地区,天花则成了“意大利人之痒”或者“墨西哥人之痒”。当天花在纽约市爆发时,市政府派遣警察去新移民聚集的住宅区,确保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都接种了疫苗。当天花侵入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堡市时,黑人聚集区的居民被强制接种,对此举有异议的人会被枪口顶着去打针。这些强制接种的举措的确控制了疾病的蔓延,但是在当时,接种可能会导致破伤风和其他疾病,这些风险都被加诸最脆弱的群体上。为保护富有者,贫穷者奉献出血肉筑起长城。
和现在一样,对接种的争议在那时经常会转化成对科学诚信力的争辩,但是那些争议,同样可以被理解成是关于权力的对话。[12]1853年,那些抵制英国《接种法》所推行的免费强制接种规定[13]的工人们,心底里也会担忧他们的人身自由。如果父母不给他们的新生儿接种,他们可能会被罚款,被抓捕入狱,被收缴财产,所以有时候那些父母会把自身所处的困境同奴隶制度相比。
接种,就和奴隶制一样,激发了一些关于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力的迫切问题。但正如历史学家娜嘉·杜尔巴赫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接种者对于废除黑奴制有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个人自由,而不是由于两者有共同的目标。那些白人工人拒绝接种,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那种勇猛忘我的精神——布朗和他的儿子们因其不计后果的废奴举动而被绞死。“拒绝接种者迅捷地攫取从奴隶制或者被殖民的非洲那里获得的政治、情感以及修辞价值,”杜尔巴赫如此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反接种运动,“但他们更迅捷地宣告,英国白人所遭受的苦难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所遭受的压迫更应得到重视。”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他们自己和同类的福祉。
杜尔巴赫在描写那段历史时,经常会提到反对接种者所拥有的一种观念:将自己的身体视作“不是会对社会共同体产生危险的传染源,而是对污染和侵害非常脆弱的物体”。毋庸置疑,他们的身体,是既具有传染性,又非常脆弱的。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常常只看到穷人身体的危险性是公共健康的负债,所以穷人需要清楚地申明自己身体的脆弱性。
如果在当时,穷人申明自己的身体并非只具有危险性有其时代意义,那么我觉得在现今,不算穷人的我们接受“我们的身体并非只是脆弱的”这一观点也有着时代意义。[14]中产阶级可能会感到受威胁,但光凭拥有身体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同样也具有危险性。即使是儿童那些小不点儿们——我们的时代精神让我们以为儿童都脆弱不堪且完全无害——也具有传播疾病的危险性。想想那个圣迭戈的没接种的男孩吧,他在2008年的瑞士之行中感染了麻疹,并将其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兄妹、5个同学,以及他的医生候诊室里的其他4名儿童。[15]那些受害者中,有3名是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接种麻疹疫苗而中招,其中一个病情严重,不得不留院诊疗。
2004年美国CDC发布了一项分析结果,其中的数据显示,未接种儿童通常是白人,通常有年龄较大且已婚的妈妈,妈妈们通常有大学学历,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通常超过7.5万美元——就像是我儿子的写照。
这些未接种儿童常常会聚集在同一地区,增加他们染上疾病的可能性,他们如果染病,也更易将其传递给其他未完全接种的儿童。未完全接种的儿童,也就是那些接种了一部分但并未完成所有推荐疫苗的儿童,通常是黑人,通常有未婚的年轻妈妈,通常跨州搬过家,通常生活贫困。
“接种起效果的方式,是通过征召大部分人去接种疫苗,来保护小部分人。”我爸爸曾这么跟我解释过,他说的小部分人,指的是人群中特别容易染上某类疾病的那些人。比如面对流感的年长者,面对百日咳的新生儿,面对风疹的孕妇,不一而足。但是当生活相对富足的白人妇女给孩子接种时,我们实质上也为保护一部分贫穷的黑人孩子出了一份力,那些孩子的单身母亲可能刚刚搬到新住处,还没来得及给孩子们把接种针打完,她们这是情势所迫,而不是个人选择。这是对历史上曾有的接种情势的完全反转,历史上的接种曾是富有者从贫穷者身上获取的人身奴役的一种形式。而现在,公共健康不仅仅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而更是“通过”我们——实实在在地通过我们的身体——让一些造福大众的措施得以实现,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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