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免疫力是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果觉得它难以置信,那只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身体在本质上是孤立的、不与他人相关联的。
“在每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种恐惧,害怕被独自剩下,被上帝遗忘,无声湮没于茫茫人海中。”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1847年的日记中这么写道。那一年,他完成了《爱之工》一书,在书中,他坚称,爱不是通过言语而只能是“通过结果”来表达。
我在大学里曾尝试阅读《爱之工》,翻看了五十来页后就精疲力尽地放弃了。在我读过的内容中,克尔凯郭尔逐字逐句地展开论述了《圣经》中“你当爱邻人,如同爱你自己”这条戒律的涵义,在探究了“爱”是什么后,他问道“如你自己”是什么意思,“你邻人”又是什么意思,然后是“你应当”是什么意思。等接着读到他追问“那么,谁可以算是某某的邻居”的时候,我终于不堪重负,弃卷了事。其实他部分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邻居’,是哲学家称之为‘他人’的概念,能测试人在自爱中展现出的自私。”但在事实上,当我读到那里时,我已经被“人必须将他所怀的信仰付诸行动,甚至努力展现它们”这个说法困扰许久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深处,我还记得,当救护车飞驰过我们的汽车旁边时,我爸爸兴致勃勃地向我解释鸣笛声音变化中所展现出的多普勒效应;当我们闲坐在家附近的河边,欣赏阳光在河面撒下的散金碎玉时,他会向我传授瑞利散射的原理,告诉我是空气中的细小微粒让阳光中不同波长的光产生不同程度的散射,由此产生了红云,并且让暮色中的草地绿得更加浓郁;在森林中,爸爸曾经为我拆散过一个食物残渣球,那是猫头鹰消化不了吐出来的东西,他利用其中残存的骨头重新组装了一个小老鼠的骨架。虽然身为医生,我爸爸惊叹大自然造化神奇的次数,要远远超过他谈论人体的次数,但血型却是个他谈来饶有兴致的话题。
爸爸向我解释说,身怀O型Rh阴性血的人,只能接受O型Rh阴性血,但O型Rh阴性血可以被输给任何一种血型的人。所以血型为O型Rh阴性的人被称为“万能供血者”。然后他告诉我,他就是个身怀O型Rh阴性血的万能供血者。我爸爸尽其所能地献血,因为在急诊输血时总有对这类血的需求。我怀疑,虽然那时的我还不自知,但爸爸可能已经猜到了,我的血型也是O型Rh阴性。
远在我知晓自己的血型之前,我就已经领会到万能供血者这个概念,不仅有医学上,还有伦理上的意味。但我不认为这种伦理意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爸爸的医学训练曾受到他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教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影响不大,我没有领过圣餐,所以当爸爸讲到万能供血者概念的时候,我并没有联想到献出自己的宝血以洗刷世人之罪的耶稣,但即使在那时,我都相信,我们的身体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彼此。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我爸爸每次去泛舟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个救生圈,上面用不褪色油墨大大地写着他的名字和“器官捐献者”的字样。虽然看起来有玩笑意味,但他实质上还是认真的。教我开车的时候,他同时也把我爷爷给他的建议告诉我:你不仅仅对你自己驾驶的车负责,你同时还要对你前方和你后面的车负责。要同时安全驾驭三辆车是很有压力的,至今在开车时想起这点,我还会偶有僵硬之感,但当我获得驾驶执照时,我也在驾照的自愿器官捐献栏上签了名。
在我儿子的小身躯脱离我的身体的那刻,我为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他的脐带血捐献到一个公共血库里去。我长到30岁只献过一次血,那还是我在大学里苦读克尔凯郭尔的时候。我想让儿子从生命初始就为公共血库做出贡献,而不用像我那样觉得负债在身。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身为万能供血者的我,在儿子出生后接受了两单位的输血——来自公共血库的最珍贵的O型Rh阴性血。
如果我们能这样想,接种不仅仅影响我们单独的个体,还同时影响着我们集体社区的共同体,那么也不难想象,接种跟献血类似,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构建一个“免疫力银行”。我们对这个银行做的贡献,可以被捐助给那些不能或者未能被他们自身免疫力保护的个体们。这是“群体免疫力”[7]的基本原则,而群体免疫力效应,能让大规模接种的效果远远胜过对单独个体的零星接种。
单独个体接受的疫苗有可能并未有效激发身体的免疫力,此外,有些种类的疫苗效果相对较弱,比如流感疫苗。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接种了某种疫苗,就算这种疫苗的效果相对较弱,病毒也会很难从这个宿主转移到下个宿主,它们的扩散势头会被遏制,于是那些未接种的人,以及接种了但疫苗没有起效的人就因此得到了保护。接种过麻疹疫苗的人如果居住在大部分人群都未接种的地区,他染上麻疹的几率,会比某些未接种人士还要高,如果后者住在大部分人群都已接种过的地区的话,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此。
未经接种的人,会受到其周围的人的保护,在那些接过种的身躯之间,疾病不能传播。但一个单独接种过的人,被带有疾病的身体环绕时,他会面临着疫苗失效或者免疫力式微的危险。保护我们的不只是我们自身的皮肤,还有超越我们个体的因素。我们身体之间的界限在此处变得模糊。捐献的血液和器官在身体之间流通,从一个身体中离开,到达另一个身体,免疫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样,虽然看似个人账户,但同时也是公共信托基金。那些要靠群体免疫力保护的人,他们的健康是托了邻人的福。
我儿子6个月大时正值甲型H1N1流感传播高峰期,有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她不相信群体免疫力。她说群体免疫力仅仅是个理论,而且通常是被用来描述牛群的。我从没这样想过,群体免疫力也可以信则有不信则无吗?虽然,在有个隐形斗篷笼罩和保护着整个群体的想法中,显然藏着某些近似魔法的深层机理。
当我意识到我并不十分理解这种魔法的机理后,我跑去大学图书馆寻找群体免疫力的相关文献。我看到的是,早在1840年就有医生观察到,即使只给一部分人接种天花疫苗,都能遏制住传染病在整个人群中的蔓延。另外,在传染病大规模肆虐之后,当大部分人群因为感染而产生自然免疫力时,人们也可以短暂地观察到这种间接获得的疾病抵御力。在给儿童接种麻疹疫苗成为共识之前,传染病的涨落犹如浪涛,接在高峰浪头之后的,是暂时的风平浪静,在这个时段,尚未因为感染而获得自然免疫力的儿童的数目会不声不响地攀升到一个尚不明确的临界点。群体免疫力是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果觉得它难以置信,那只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身体在本质上是孤立的、不与他人相关联的。不巧的是,我们的确如此认为。
群体免疫力原本的字面意思是“畜群免疫力”,暗示了我们是牛群牲畜,在默然等待着被屠宰的那天。同时,这个词也不幸地让人联想到“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这个词,意为“盲目地跟随大流”。因为我们默认群体大众是愚蠢的,那些回避从众心理的人群往往会追求前沿思维,认为我们的身体是独立的家园,照料得是好是坏都得靠我们自己。这种思维会让人觉得,只要我们耕好自家门前的三分地,旁边家园的或涝或旱,都不会影响我们。
如果我们把牧群的比喻换成蜂群,也许群体免疫力的概念会更吸引人。蜜蜂是活在母系社会中、生性独立且对环境有益的昆虫。我们近年来从蜂群崩溃的浩劫中学到,单个蜜蜂的健康跟蜂巢的状态关系密切。
在《群体的智慧》一书中,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详细记载了蜜蜂寻找和交流花蜜资源的方式。索罗维基表示,蜜蜂合作的采蜜方式,是我们人类社会也依赖的协作解决问题的一个实例。
虽然群体办坏事已有各种先例——比如说私刑,但是索罗维基观察到,大群体经常能解决那些会让单独个体觉得力不从心的复杂问题。如果某个群体含有足够多样化的成员组分,并且他们都能自由发表意见,那么这个群体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思辨力,可以胜过任何单独的专家。群体能寻找到失踪的潜艇,预测股市升降,揭露新疾病的成因。2003年3月,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出现在中国并导致5名患者死亡,于是世界卫生组织安排了一场跨国协作,组织了来自10个国家的多个实验室来研究这种后来被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SARS)的疾病。这些自身也是由群体组成的实验室,他们携手攻坚,分享信息,在每日会议上讨论结果。同年4月,他们就分离出了致病的新型病毒。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谁是决策一把手,也没有谁能独占新发现的荣光。科学,就如索罗维基提醒我们的,是“巨大的群体协作过程”,它是群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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