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细胞的来生
费城,2014年
贝塞斯达,2016年
研制疫苗或许是你能做的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原因很简单:成功研制出一种疫苗,你可以看到一种疾病消失。
不久前的一个春天,在威斯塔研究所张如刚的实验室里,组织培养箱里放着一些细胞,它看上去像是一台塞得满满的冰箱。张如刚对这些细胞充满了热情。他是一名华裔科学家,研究细胞老化和正常细胞的癌变,组织培养箱里的细胞对他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熟悉的工具。“癌细胞发生了许多变化,很难追踪,而WI—38细胞本质上是正常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张如刚解释道。
在那个4月末的白天看到张如刚那些WI—38细胞的照片,你或许会无动于衷。一张照片上杂乱地分布着许多染成紫色的细长细胞体;它们是典型的成纤维细胞,分泌出了细胞外基质,就是细胞周围将组织联结起来的物质。另一张照片上,刚才那些细长的细胞几乎辨认不出来了。它们原本是流线型的,现在却鼓胀起来,呈明亮的青绿色。它们的形状不再一致,变得多种多样。它们好像不受控制了。确实如此。它们是年老的细胞,能量在减弱,内部也越来越老旧、无序。
老化细胞一直不容易识别。青绿色是张如刚添加的一种染色剂;细胞达到海弗利克极限,停止分裂时,会积累一种酶,而这种染色剂可以给这种酶着色。科学家怎么知道这种酶能够可靠地标记出细胞的老化呢?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通过研究WI—38细胞知道这一点的。[1016]WI—38细胞以许多方式推进了老化研究,这是其中之一;它们在实验室中的老化十分可靠,科学家可以据此研究老化的过程。这项工作对人类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它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心碎。在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主任罗伯特·戈德曼正在使用WI—38细胞做研究,试图揭示为什么早衰症患者的细胞会过早老化;早衰症是一种绝症,10岁的患儿时看上去像是80岁一样[1017]。
有时候,WI—38细胞被用于基础生物学研究,产出许多看上去很深奥的成果,但最终这些成果的意义也能为非科学家轻松理解,很有价值。几年前,在位于以色列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使用WI—38细胞发现了QSOX1酶有一种重要的功能;人们认为QSOX1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前列腺癌、乳腺癌和胰腺癌入侵正常组织。研究人员发现,WI—38细胞分泌的这种酶会催化层黏连蛋白的形成;层黏连蛋白是基底膜的重要成分之一,而基底膜是将多种细胞固定在细胞下方结缔组织上的网状纤维薄膜。癌细胞依赖层黏连蛋白扩散和侵入组织。这些以色列科学家使用抗体屏蔽QSOX1酶,阻止了癌细胞迁移:通常可移动的肺癌细胞却无法穿过一层WI—38细胞。这种意义深远的基础性成果通常会发表在《科学》期刊上,而这些以色列科学家也确实将论文发表在了《科学》上[1018]。
以色列雷霍沃特的研究人员取得的这种基础性成果,其影响很难量化。生物学是基于自身,依靠一个接一个的成果发展起来的。恰如其分地赞誉每项发现,这种做法并无多大用处,也常常难以实现。此外,在当时看上去或许用处不大的发现——比如伊丽莎白·布莱克本首次对单细胞水生微生物四膜虫的端粒的复杂描述——能够开创全新的领域,带来许多重大发现,不断深化人们的认识。最初被斥为“草率”或错误的一些发现也是如此,比如海弗利克观察到多种胎儿器官的正常细胞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生长几个月后会停止分裂,并大胆推测这种现象或许与人类老化有关。数十年后,他这些观察和思考的重要性才被充分理解。并且,这些发现是基于实验室的,远离病床,因此它们的影响无法以产出药品或拯救生命的数量来简单衡量。
那些因海弗利克而得以问世的疫苗则极其不同;它们的问世不仅仅是因为海弗利克建立了WI—38细胞,随后把自己的实验室变成疫苗科学家和疫苗研发公司的一站式商店,还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对抗美国那些固执、极其保守、只想着保护自己的疫苗监管者,努力让WI—38细胞为人接受。当时很少有人感谢他的努力,等到他的努力最终广受关注时,关注方式却又糟糕至极——《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政府对他的调查,令他笼罩在身败名裂的阴云下。当然,海弗利克的落败是他自找的;他固执地与政府对抗,并且一旦认定自己正确便分毫不让,不过他确实经常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都无法削弱他给公众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这影响正源于他为自己挚爱的WI—38细胞及其带来的多种疫苗付出的努力和坚持。
1990年代中期,默克公司的水痘疫苗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默克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水痘疫苗生产商。默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工厂生产这种疫苗,使用的是MRC—5细胞;这种细胞是英国人按照海弗利克的方法,模仿WI—38细胞制备的。追根溯源,这种水痘疫苗中的减毒病毒很久以前曾以WI—38细胞传代培养过。大阪大学的儿科医生高桥理明在实验室中使用WI—38细胞培养出这种病毒,后来默克公司从高桥理明所在的机构获得了授权。默克的带状疱疹疫苗情况也一样;该疫苗于2006年获批用于60岁以上的美国人,它只是水痘疫苗的高剂量版本。这两种疾病是由同一种病毒引起的,即水痘带状疱疹病毒。60岁以上的人需要更高的剂量,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应答不像年轻人那样强。
1995年,美国12至18月龄婴儿开始接种水痘疫苗。此后十年,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相关疾病,即水痘和带状疱疹的发病率,以及相关的入院和死亡人数降低了约90%。[1019]2006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儿童在4至6岁时,即入学前,再接种一次水痘疫苗。截至2013年,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又降低了81%。[1020]自2010年以来,美国20岁以下人群无人死于水痘感染[1021]。
199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终于批准了默克公司的甲肝疫苗,而此时距离希勒曼要求菲利普·普罗沃斯特停止使用WI—38细胞,转而使用MRC—5细胞来研制甲肝疫苗,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默克公司终于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得了甲肝疫苗的批准。默克与葛兰素史克共享美国市场;两家公司的疫苗都是以MRC—5细胞生产的。甲肝是通过受到感染者排泄物污染的食物和饮水传播的。1996年,甲肝高发地区的婴儿开始接种疫苗。2006年,甲肝疫苗列入婴儿常规接种目录[1022]。
2000至2013年,上报至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甲肝病例减少了86.7%,从2000年的13397例减少到2013年的1781例[1023]。
1970年代以来,美国狂犬病致死病例稳步减少,原因在于动物控制与免疫方面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家养猫狗不再是狂犬病毒的储存宿主,也在于基于人细胞的改良狂犬病疫苗于1980年上市,这要感谢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及其同事,还有海弗利克的WI—38细胞。1980年代中期,在惠氏被迫召回其狂犬病疫苗后若干年,法国里昂的梅里厄研究所(现属疫苗生产巨头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的Imovax疫苗主导着美国市场;这种疫苗是使用MRC—5细胞生产的,但是五十年前科普罗夫斯基和维克多使用WI—38细胞对其病毒进行了改良,它才得以研制出来。如今,Imovax疫苗正面对着新疫苗引发的激烈竞争,这些新疫苗同样有效,但是生产成本更低。这些新疫苗和Imovax疫苗一样,也是大幅改良的产物,其基础是20世纪初的动物神经组织疫苗。然而遗憾的是,未经改良的疫苗生产成本更低,因此仍在少数发展中国家使用。
在美国,每年有3万至6万名狂犬病毒可疑暴露者接种疫苗,他们注射的要么是赛诺菲的人二倍体细胞疫苗,要么是诺华公司以鸭胚细胞生产的竞品疫苗。[1024]还有数千人,包括兽医学生、驯兽师、狂犬病研究人员,接受预防性接种。
在美国,野生动物,尤其是浣熊、蝙蝠和臭鼬,仍然是狂犬病的储存宿主。每年上报至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狂犬病病畜约为6000例,其中92%是野生动物。[1025]每年,数百只家养猫狗因未接种疫苗而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狂犬病[1026]。
在大多数年份,美国每年有一至三人死于狂犬病——这种疾病太罕见,可能会被误诊。对人而言,蝙蝠是尤其危险的储存宿主,因为它们可以携带病毒却无症状,而且它们的牙齿很细小,人们或许意识不到自己被咬伤了——咬伤通常发生在人们睡着时。
2015年9月,怀俄明州一位77岁女性在身体愈发虚弱、丧失平衡能力五天后到当地医院就诊。她言语不清,无法吞咽。八天后,她的家人告诉医生,一个月前有只蝙蝠在她睡觉时落到了她的脖子上,将她惊醒。他们提到蝙蝠时,她已经瘫痪、昏迷,用上了呼吸机。三天后,她去世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检测了她的唾液和颈部皮肤,发现了狂犬病毒。
老妇人被落到脖子上的蝙蝠惊醒后,她丈夫曾帮她查看,但没有发现伤口,所以她就没去医院。她丈夫向当地管理物种入侵的部门报告了这件事,但是他们没有提及狂犬病的潜在危险[1027]。
2014年,住在密苏里州密林里的一名男子在他的活动房屋中发现了一只蝙蝠,后来他因为脖子剧痛、左臂刺痛来到医院的急救室。他感到恐惧,开始出现幻觉,也出现了恐水症状。
不到三天他就用上了呼吸器,九天后便去世了。过了六天,他的医生们才考虑到他或许患了狂犬病,又等了六天才得到确切的检测结果。此时用疫苗拯救他已经完全来不及了[1028]。
2004年,威斯康星州的15岁女孩珍娜·吉斯成为已知未接种疫苗的首位狂犬病幸存者。[1029]在被蝙蝠咬伤三十七天后,她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医生用药物诱导她进入昏迷状态,并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结婚了。
2007年,德黑兰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回到了伊朗西北部的村庄。他们设法找到了三十一年前被狂犬病病畜咬伤、接种过科普罗夫斯基的WI—38细胞疫苗的45人之中的26人。他们全都仍然拥有狂犬病毒抗体,而且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许多人的抗体仍能达到保护性水平[1030]。
人们在1970年代初认为可能爆发的那场风疹疫情,最终并未在美国出现。到1979年,也就是美国首次批准风疹疫苗十年后,在约2.25亿美国人口中,有7500万至8000万儿童接种了疫苗。1969年没有爆发疫情,上报至传染疾病中心的风疹有55549例。[1031]到1979年,数字降至最低纪录——11795例。[1032](1969和1979年的数据都可能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风疹感染者并没有明显症状。)[1033]
1969至1980年,美国患先天性风疹的婴儿数量减少了36%,减少至50名婴儿。[1034]至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国的学步儿童接种普洛特金的RA 27/3疫苗已有二十年,那一年,据通报,美国患风疹的儿童和成人有176例,患先天性风疹的婴儿有9例。[1035]当时,在美国患先天性风疹的婴儿中,超过90%其母亲来自无风疹接种计划或接种计划才开始不久的国家和地区[1036]。
2005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地方性风疹,即在本地出现、而非由移民携带入境的风疹,在美国已经根除。
2015年4月,泛美卫生组织称,西半球已经消灭了地方性风疹。截至此时,默克公司总共发出了超过6.6亿剂由普洛特金研发、基于WI—38细胞的风疹疫苗[1037]。
从全球来看,风疹问题仍然很严重。2013年,28%的国家没有风疹疫苗接种计划。[1038]最初,有些国家只给女孩接种,因为只有女孩长大后才会怀孕。日本在1995年才开始给男孩接种风疹疫苗,2012至2014年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大多数感染者是成年男性。[1039]患先天性风疹的婴儿有45例。[1040]美国仍然存在零星的输入性先天性风疹病例。例如,2012年美国有三名婴儿确诊患有先天性风疹综合征。他们的母亲都来自没有风疹疫苗接种计划的非洲国家,并且孕早期都身在非洲[1041]。
专家估计,每年有1万名婴儿患先天性风疹,其中大多数都在发展中国家[1042]。
2014年11月,在晴朗、干冷的一天,我参观了默克公司位于西点的园区。这里离费城不远,占地400公顷,建筑低矮,有自己的垃圾运送、消防和急救服务。1979年以来,默克公司一直在这里生产风疹疫苗,至今已经有约1.4亿美国学龄前儿童接种了该疫苗。在29号楼的超净车间里,默克公司正在进行业内所谓的“连续生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生产出接下来一年要用的疫苗。(要与风疹疫苗组合成MMR疫苗的麻疹疫苗和腮腺炎疫苗,会在当年的不同时间以同一套设备生产出来,以避免交叉污染。)
默克从9月开始生产疫苗,生产班次为每天上午8:00至中午12:30。在一连串的更衣室和确保外面空气不会进入的阻隔室的后面,技术人员戴着头罩,穿着白色连衫裤和钢头鞋——绿色的鞋带表明鞋是无菌室专用的——正在监视数十只半加仑容量的塑料圆桶。这些桶缓慢地旋转着,桶壁上生长着WI—38细胞,像是蒙上了一层薄雾,桶内的培养基里充满了风疹病毒。
细胞培养的温度设定为86℉;很久以前,斯坦利·普洛特金就发现在86℉时RA 27/3疫苗病毒的减毒程度刚刚好。几天后,技术人员会采集这些含有病毒的培养基,对其进行多次过滤以除去里面较大的WI—38细胞碎片,制成疫苗。每批疫苗差不多可以装满一只66加仑的不锈钢罐;每批疫苗都要经过安全性测试,必须满足许多参数,而且测试结果须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字确认。之后,疫苗会被冻干保存,同麻疹疫苗和腮腺炎疫苗包装在一起,贴上标签,与无菌稀释液一起发出去,最终送到五大洲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无数医生和卫生工作者手里。
我在一间会议室里见到了参与风疹疫苗生产的几位关键人士,其中包括迈克尔·林恩,一位养育着四个孩子的生物技术员。林恩剃着光头,二头肌强壮,戴着护目镜、头罩和面具。
在谈及长时间工作时,他说:“这是在帮助孩子。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还包括工程师与分子生物学家维克·约翰斯顿;他是风疹疫苗方面的专家,看上去40多岁。他告诉我,默克公司上一次从保存在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的那几十瓶可用于生产疫苗的WI—38细胞中取得一瓶,还是在2008年。从1995年直到那时,默克都不需要去取细胞。
约翰斯顿说,当一支几十年前制备的小安瓿从保藏中心送达默克公司时,其中含有约300万个细胞。默克会让它们增殖,产出一批可用的、倍增20次出头的细胞,然后将这数十支安瓿冷冻起来。它们够用8年、10年或13年。在每年连续生产时,默克公司都会从这个细胞库中取出一部分。连续生产开始时的1.2亿个细胞到结束时会增殖到370亿个,然后再用这些感染了病毒的WI—38细胞生产疫苗。此时,这些细胞群的倍增数大概是30出头。约翰斯顿说,这些细胞尽管没有被病毒杀死,但是在分裂出大量细胞后,便“有些耗尽了”。至此,这些附着在旋转的塑料桶内壁上细胞,将结束它们的漫长旅程。在这段旅途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深度冷冻状态,它们的祖先从X太太的子宫深处出发,经过瑞典的一家医院,经过卡罗林斯卡学院,经过威斯塔研究所,经过斯坦福大学,经过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最终到达宾夕法尼亚州的西点。
“你会因担心WI—38细胞耗尽而失眠吗?”我问约翰斯顿。
他犹豫了片刻,说如果默克公司能够使用再年老一些的WI—38细胞开始连续生产——这种改变须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WI—38细胞的供应基本上就能够无穷无尽了”[1043]。
所有的病毒疫苗,无论是否使用胎儿细胞生产,其中都含有纳米级的细胞碎片。这些蛋白质和DNA碎片极其微小,而过滤器只能筛除较大的细胞残余物。至于用来生产风疹疫苗的WI—38细胞,一剂疫苗中含有的细胞DNA小碎片重量约为180毫微克,也就是1盎司的千万分之六。(一个体重22磅的学步儿童,其血管中循环的血液重量约为180毫微克的50亿倍。)人们认为这些WI—38细胞碎片十分安全,因为它们从未癌变过,并且几十年来使用它们制备的疫苗都很安全;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世卫组织都没有为风疹疫苗中可以存在多少WI—38细胞DNA设上限。[1044],[1045]
数亿人受益于使用WI—38细胞生产的风疹疫苗和腺病毒疫苗,我为WI—38细胞与这些受益者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感动。
接种疫苗后,他们的身体就真正地与X太太的胎儿联系起来。往深处想,从WI—38细胞的极微小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说这种身体联系扩展到每一个接种了默克公司以WI—38细胞传代培养过的带状疱疹疫苗和水痘疫苗的儿童与成人,扩展到每一个接种了由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生产、半个世纪前由威斯塔研究所的科普罗夫斯基及其同事以WI—38细胞研制出来的狂犬病疫苗,从而保住性命的人。诚然,经过这么多次传代后,疫苗接种者和WI—38胎儿之间的身体联系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或许就像太平洋中的一滴水。但是,为默克公司研发带状疱疹疫苗和水痘疫苗的阿兰·肖说,这种联系“在哲学上”是真实的[1046]。
X太太从未得到使用胎儿的补偿。但是,将WI—38细胞作为研究工具销售的机构,以及用它们生产疫苗的企业都挣了许多钱。2016年春,科学家要支付高达467美元才能从细胞库购买一小瓶WI—38细胞。1980年代中期,在基于WI—38细胞的狂犬病疫苗和风疹疫苗仍受专利保护时,威斯塔研究所每年能收到超过300万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其中15%由疫苗的几位发明人共享,他们是普洛特金、科普罗夫斯基、费尔南德斯,以及在1986年去世的维克多。[1047]今天疫苗生产带来的收益要高几个数量级。2012年,使用WI—38细胞为五角大楼生产腺病毒疫苗的梯瓦公司,从该疫苗中盈利3000万美元。[1048](该公司拒绝提供更新近的数据。)2015年,默克公司的风疹疫苗和水痘疫苗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15亿美元。
即使迟至今天,X太太应该得到使用胎儿的补偿吗?有些伦理学者认为,给X太太这类人付钱没有正当依据,因为使用胎儿这件事没有给她带来任何麻烦——她反正都要堕胎,并且她与海弗利克、普洛特金、科普罗夫斯基等人不同,她没有参与任何将胎儿转化成可改善人类健康的持久工具的工作。[1049]其他人,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律师、生物伦理学者阿尔塔·沙罗,认为堕胎时间久远,而且是在遥远的瑞典,即使X太太想取得补偿,也几乎没有法律上的途径。沙罗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出于道德而补偿X太太[1050]。
进一步说,如果人们捐献的组织不是常规医疗的副产品,而是征得他们同意后为了研究而特意取得,并且后来成了利润丰厚的研究工具或疗法,那么组织捐献者是否应该得到补偿?
关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专家认为,要理清谁应该得到多少钱将是法律上的噩梦,科学会因此停滞不前[1051]。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获利的可能性会激励人们捐献组织,加速科学研究的进展[1052]。
美国多家生物样本库保存着数亿份组织样本,这些样本包括外科手术废弃的从胰腺到胎盘的各种器官,[1053]我们又该怎么对待基于它们研发出来的研究工具或药物?它们永远也不会带给捐献者经济上的好处;研究人员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样本,不需要捐献者同意或知情——只要隐去它们的个人信息,让科学家无法追溯到捐献者即可。2016年春,美国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则,以改变这种情况。规则将通常要求患者出具一次性的知情同意,准许将他们的手术废弃组织用于未来的研究。[1054]在本书完稿之时,许多医学研究人员正在反对这项改革提议,他们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新报告为据,称对知情同意的这一新要求会造成昂贵的官僚困境,并不会造福它本意要保护的人。[1055]讽刺的是,这一规则变革即使真的通过,也不会应用于与本书所讨论问题有关的胎儿组织。胎儿组织的相关事宜由美国另一家机构管理。这家机构认为,研究人员可以不经允许使用胎儿组织,前提是它没有身份信息,不能追溯到相关在世者,并且未经允许使用它的行为不违反州或地方法律。[1056],[1057]实际上,在大多数地方,这种做法都违反州法律:至少在三十七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法律都规定,在研究中使用胎儿组织,必须获得胎儿母亲的知情同意[1058]。
本书中多见以孤儿、囚犯、新生儿和智障儿童进行的无人监管的剥削性实验,这些在美国已经被禁止。1966年,亨利·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了二十年来受试者遭受的惊人虐待。此后,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告诉接受政府资助的医学研究人员,在进行人体试验前,他们要获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并且经过他们所在医院或大学的独立“同行委员会”批准。这些委员会将按照要求仔细审查参与者承担的风险和享受的福利,审查研究人员要如何取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受试者的权利和福利[1059]。
1972年,美联社记者琼·海勒揭露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细节。[1060]她在多家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自1932年以来故意不为399名不识字的贫困非洲裔美国男性治疗梅毒,以研究梅毒的影响。1940年代,青霉素已经问世,并广泛、成功地用于治疗这种危害严重的缓进型性病,即便如此,研究人员仍欺骗这些患者,声称正在为他们治疗,但其实并没有给他们使用青霉素[1061]。
1974年,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塔斯基吉事件报道引发的强烈抗议,美国国会将1966年提出的、至此仍只是一项政策的两项要求写进了法律。[1062]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颁布了阐释这条法律的新规。新规要求,提前审批人体试验的委员会要包括外行人士——律师、生物伦理学者、宗教人士、社区成员。
(196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73%的医学研究机构的委员会完全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1063]新规还明确了知情同意的形式[1064]。
1974年的规定增加了对孕妇、新生儿、胎儿、囚犯和儿童,包括收容机构中的儿童的额外保护[1065]。
今天,独立的伦理委员会通常会面数小时,仔细审查人体试验提议——例如,2015年,委员会就评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提出的新埃博拉疫苗研究。(疫苗中不含埃博拉病毒,只含有一个能致病的病毒DNA片段。)委员会就安全事项严厉询问试验的负责人,让他们缩短、简化知情同意表。一名委员坚持,知情同意表必须让八年级的学生也能读懂。
知情同意表修改后,试验参与者——140名健康的志愿者,他们将是首批注射这种疫苗的人——有几天时间仔细查看研究计划和知情同意表。他们可以随意向研究人员提问,还能得到针对试验的专门辅导。研究团队的不同成员反复告知,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退出试验。注射疫苗后,他们在现场接受了数小时的密切观察,并被告知,如果出现任何严重症状,须拨打全天候热线联系研究人员。他们于次日返回接受随访,并在随后几周,后来延长至几个月定期返回做血检,以测量体内的埃博拉病毒抗体水平。他们因花费时间、经历不便而得到了适当补偿。
志愿者格兰特是一位26岁的公寓管理员。他说,他最初参与疫苗试验是为了挣点外快,后来逐渐认为这是一种公民义务。“现在流程不再像以前那样奇怪、冰冷和陈旧,”采访者请他对比五六十年前以囚犯和孤儿进行的试验时,他说,“为什么不献出我的身体和时间呢?”
有些人仍然厌恶使用X太太胎儿的细胞,尽管那次堕胎十分久远,尽管它反正都会发生。反堕胎活动家最近将战火扩大了,不仅反对以胎儿细胞生产疫苗,还延伸到反对以胎儿组织进行科学研究。2015年夏,反堕胎活动家、所谓“医学进步中心”的创始人戴维·达莱登发布了几段暗中拍摄、经过深度加工的视频。在视频中,他和一名同事假扮生物科技公司的主管,展示了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资深医生们如何做堕胎手术,并将胎儿组织提供给医学研究人员。
胎儿组织研究在美国是合法的。2015年,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8000万美元资助了数十个使用胎儿组织的研究项目。胎儿组织研究深化了科学家对艾滋病、肝炎、失明,以及胎儿发育异常等的认识。[1066]多家公司已经独立使用胎儿细胞研制了多种药物,如治疗关节炎的恩利(以海弗利克在WI—38细胞之前建立的WI—26细胞研发)、帮助囊肿性纤维化患儿清除阻塞肺部的浓稠黏液的百慕时,以及改良的血友病治疗药物努维克(Nuwiq)(血友病是一种危及生命的出血性疾病,大部分患者为男性)。
法律规定,堕胎医院在提供用于研究的胎儿组织时,只能收取成本费用。达莱登的视频声称揭露了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为牟利从事非法胎儿器官交易。国会和各州愤怒的保守派议员发起了十多项调查。这些调查都没有发现可以证明计划生育联合会通过提供用于研究的胎儿组织获利的证据;然而,达莱登却因为伪造驾照来掩饰真实身份,而被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犯下篡改政府记录的重罪。不过,2016年春,美国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众议院婴儿生命委员会传唤了全国多位使用胎儿组织做研究的科学家,要求他们提供大量信息[1067]。
这件事给美国的胎儿组织研究浇了一盆冷水。一家机构请了保安来守卫实验室。[1068]科学家更不容易获得胎儿组织了[1069]。
在其他国家,胎儿组织研究发展迅速。几位中国科学家在最近一篇论文中称,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细胞株,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可用于疫苗生产的类WI—38正常细胞。这一新的人胎细胞株叫walvax—2,得名于生产该细胞株的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细胞培养自一名女性胎儿的肺组织,其母亲27岁,身体健康,前次剖宫产造成瘢痕子宫,因此在孕3月接受了这次堕胎。几位科学家报告称,他们在获得九名女性同意后,解剖了她们堕下的胎儿,最终选择了用于建立walvax—2细胞株的胎儿肺组织。[1070]神儿女爱生命组织的黛比·文内奇在得知这篇论文后,在LifeNews.com网站上发表了文章《中国科学家使用九名堕胎婴儿的器官生产新疫苗》[1071]。
在参观默克公司那天的傍晚,我在美国哲学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厅参加了一场特别的活动;这幢意大利风格的宏伟建筑位于费城的老城区,正面由白色大理石建成。海弗利克和他的前同事穆尔黑德获颁约翰·斯科特奖——两人在1961年合作了一篇论文,称实验室培养皿中的正常细胞会老化。该奖由苏格兰药商约翰·斯科特设立;据称他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所以选择在费城颁奖。它意在表彰“取得有益发明创造的天才”,感谢他们为人类“舒适、福利和幸福”所作的贡献。自1822年以来,获奖者中有发明门锁、独轮车,以及拔牙工具的人。不过,他们也包括科学界和工程界的巨星:托马斯·爱迪生、玛丽·居里、莱特兄弟、胰岛素发现者之一弗雷德里克·班廷,以及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之一索尔·珀尔马特。
截至本书完稿之时,海弗利克已经88岁高龄,约翰·斯科特奖是他荣获的众多奖项中最新的一个。
许多来宾都已头发花白,这场活动对海弗利克仍然在世的前同事们来说算是一次重聚。普洛特金没有到场;他人在德国,正在写一篇关于巨细胞病毒疫苗研发的论文——今天在美国,巨细胞病毒是胎儿损伤的最常见原因。威斯塔研究所的前科学管理员罗伯特·鲁萨在场;当初,科普罗夫斯基一发现WI—38细胞不见了,就打电话将身在多伦多的鲁萨叫了回去。他坐着轮椅,显然很高兴能够与许多老友相聚;他在几个月后去世了。在场的还有安东尼·吉拉尔迪;他曾在默克工作,以仓鼠测试了海弗利克的第一个胎儿细胞株,看仓鼠的颊囊里是否会长出肿瘤。埃罗·萨克塞拉也从赫尔辛基到费城来参加这场活动;这位芬兰科学家曾在威斯塔研究所做访问研究,1962和1963年他与穆尔黑德合作研究衰老的WI—38细胞是否会癌变。
穆尔黑德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也到了现场。对许多与会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后一次相见。
海弗利克上台发言了。他列出了自己的众多成就,从发现海弗利克极限,到识别出引起游走性肺炎的微生物,再到建立WI—38细胞系并促进它在疫苗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他夸张地对上了年纪的来宾说,他们接种过的任何病毒疫苗,“几乎一定都是用WI—38细胞生产的”。他称,有超过20亿人接种过以WI—38细胞生产的疫苗。(默克的风疹疫苗是以WI—38细胞生产的数量最多的疫苗,公司称截至2016年3月共有6.77亿剂风疹疫苗上市。)[1072]在发言结束时他表示,他觉得自己的最大成就是“扭转了那种认为生物学家没有知识产权的普遍观念,改变了相关的法律”。
海弗利克并不需要夸张。他的成就即使不加修饰,也足够卓越。
正如海弗利克那晚所言,八年前他就不再拥有任何WI—38细胞了。根据1981年他与国家卫生研究院达成的和解协议,他获得了六瓶第8代原代WI—38细胞。一开始,他将这些细胞保存于他在奥克兰儿童医院的实验室里。在搬去位于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时,他用便携式液氮罐将细胞也随车带去了。
1988年,他搬回加利福尼亚州,细胞再次随他穿过了整个国家。回到湾区,它们保存在他位于圣卡洛斯,后来又位于希尔斯伯勒家中的便携冷柜里。最终,1991年,他将它们保存在他位于“海洋农场”(Sea Ranch)的美丽峭壁上、俯瞰太平洋的车库里[1073]。
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每隔一个月左右,海弗利克都要驾车往返一百三十英里,到距离最近的城市圣罗莎购买液氮来加满冷柜。2006年,他最终受够了。他将细胞捐献给了新泽西州卡姆登的科里尔医学研究所;它们至今还保存在那里。
“是时候了,”他在2013年告诉《自然》期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应该离家了。”[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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