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ONE DEATH

IS A TRAGEDY；

ONE MILLION

IS A STATISTIC.

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

100万人的死亡是个数据。

支持共情的最有利的一个论据是，你会对自己正在共情的人更好一些。而且无论是在实验室研究、日常生活的体验还是在大家的常识中，这一点都有所表现。因此，如果世界是个简单的地方，我们需要面对的窘境只有一个，也就是一个人正处于某种即刻的痛苦之中，而我们的帮助肯定会有积极的作用，那么共情确实能够起作用。

但世界并非一个简单的地方。我认为，我们被共情引发的行为通常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

大多数实验研究不会去考察这种复杂性。那些实验的设计往往是用简单直接的善行来测量共情的效果，比如更多帮助、更加合作、对需要帮助的人更为和善。但是，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同事设计的一个精巧的研究却为我们带来了意外之喜。

巴特森为共情能使人做出帮助行为的“共情-利他猜想”做了辩护，但他并不认为共情一定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而是认为“共情所引发的利他本身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与道德无关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共情研究室

在这个实验的场景下，因为共情，大多数人即便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仍旧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巴特森告诉被试，有一个名为“高质量生活基金”的慈善机构，工作是帮助身患绝症的儿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减少痛苦，过得更加舒适。

然后，告诉被试他们会听到一个正在排队等待帮助的儿童的访谈。其中，巴特森对被分配在低共情场景的被试说：“当你聆听这个访谈时，试着用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内容，不要让被访谈儿童的感受和情绪影响你。”同时对被分配在高共情场景的被试说：“试着去想象一下这个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对他生活的影响，会让他有什么感受，试着去体会一下这个孩子所经历的一切。”

这个访谈的对象是一个名为谢里·萨默斯的“非常勇敢的10岁小女孩”。她将自己所忍受的痛苦描述得绘声绘色，并且谈到了自己多么希望能得到高质量生活基金的帮助。继而，研究者问被试，他们是否愿意填写一份特殊需求表，把谢里在等待名单中的排位提前一些。当然，情况被说得很清楚——如果谢里的排位被提前，那么其他本来位置靠前的儿童就需要等待更久才能得到帮助。

实验的效果非常显著。高共情场景组中有3/4的被试选择了让谢里提前，而低共情场景组中只有1/3的人选择了这么做。在这里，共情并没有把人引向公平公正的方向，而是让人对共情对象给予特殊待遇，同时让其他人承担代价。

这种效果再次让我们回到了“聚光灯”这个比喻上。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共情的支持者所强调的特点——共情能让他人的痛苦变得犹如历历在目，能让他人的麻烦变得真实可见，能让我们看到原本被隐藏在阴影中的东西。那些认为没有共情我们就不会帮助他人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聚光灯特性当作共情的最大价值所在。

但是，这个比喻同时也阐释了共情的弱点。聚光灯的视野很狭窄，只会照亮一点，而把其他事物都留在阴影之中。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将灯光指向哪里，所以这种聚焦会受到偏见的强烈影响。

在道德生活中，共情并非唯一视野狭窄的心理过程，愤怒、内疚、羞耻和感激等情绪也是如此。但是，并非所有心理过程都有这种局限。例如，我们可以依靠更为抽象的推理，也可以仔细考量成本和收益或者诉诸通用准则。估计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被试没有选择把将谢里的排位提前——他们没有陷入她的状况中，而是从保持一定距离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不带情绪的视角会显得过于冷漠、没有人情味儿，甚至将这种不偏不倚的推理过程比喻成荧光灯发出的黯淡光芒。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再详加讨论。但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共情的局限并非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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