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很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点是，这种对公正无私的呼吁究竟是为了什么。西蒙·巴伦-科恩在一篇文章中描绘了一个完全没有人依赖共情做决策的黑暗世界：

如果把共情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我们就很可能会做出纳粹的行径：设计一个完美的理性系统，最终决定把全欧洲的犹太人都送到集中营。如果目标就是彻底清除不纯净的血统，那么从纳粹的角度而言，这一切都非常合理。这里唯一缺乏的，就是对犹太人的共情。

巴伦-科恩继而讨论了利用成本收益分析进行决策的后果：

想想纳粹设计的另一个工程，用安乐死的方法系统性地清除那些患有学习障碍的人。如果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供养学习障碍患者所需的费用极其高昂，而用安乐死的方法去除这种“病态基因”确实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之所以会被法律制定者认为是道德的，就是因为缺失了对学习障碍患者的共情。

对巴伦-科恩而言，成本收益分析仅局限于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认为，从理性的角度而言，做出对学习障碍患者进行安乐死的决定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的确给政府节省了资金。

但实际上，这样的成本收益计算实在是荒唐至极，而且跟我想要说的以及我所知道的任何人的立场都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所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对他人的同情，因而任何理性的决策过程都应该把人们的痛苦和幸福计算进来。换句话说，在巴伦-科恩所举的例子中，如果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那么对学习障碍患者的大规模屠杀所导致的痛苦将是一项不能容忍的成本。

在这里，我要为经济学家说几句好话。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可以告诉大家，经济学家在大学里可不是什么受人追捧的风云人物，他们高得离谱的薪水、西服革履的打扮和从未应验的经济危机预警，都让人对其敬而远之。但当运用冰冷无情的经济推理工具时，他们却可爱得像天使，因为专业性让他们对先入为主和各种成见完全免疫，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举个例子，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跟政客和普通民众不一样，他们不会偏心，不会认为自己的同胞与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美国总统呼吁人们不要为保留美国的就业机会而努力奋斗，应该对墨西哥人和美国人一视同仁，那他肯定没多久就会被赶下台。但是，经济学家一定会把这种会让世界整体经济变差的厚此薄彼当成纯粹的偏见予以抛弃。

再考虑一下，为什么经济学有时会被称作“阴郁的科学”？这个贬 义 的 称 呼 来 自 19 世 纪 的 史 学 家 托 马 斯 · 卡 莱 尔 （ Thomas Carlyle），他还发明了另一个对立的名称——“快乐的科学”，用以形容音乐和诗歌。

经济学不是一种大家听说过的“快乐的科学”那样的学问，我不能这么称呼它，肯定不能。它是一种沉闷、孤僻且非常凄凉、苦恼的学问，我们可以比较客气地把它叫作“阴郁的科学”。

卡莱尔之所以对经济学如此冷嘲热讽，是因为这个学科把很多本来属于主观领域的情绪和感受客观化了，而这恰恰是卡莱尔无法容忍的。

卡莱尔究竟是为什么对经济学如此反感呢？因为奴隶制。卡莱尔愤愤不已，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反对奴隶制。卡莱尔建议在西印度群岛恢复奴隶制，并且对经济学家的反对意见非常不满。

每当你想要嘲弄经济学家和他们处理事情的冰冷方式时，不妨想想这件事。人们往往会把强烈的情绪等同于大发善心，把冷静的推理当成居心叵测。但实际上，在真实的世界里，真相通常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