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区域分化
为了维护一个强大并且运转良好的国家和经济,崭新的乌克兰国家需要建构某种民族认同感。如本书所述,乌克兰很多区域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因而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当谈及后苏联时代乌克兰面临的挑战时,一位作家困惑地问道:“一个乌克兰还是许多个?”㉗ 构建一种共同的认同、战胜区域分裂,在许多人看来对于维护独立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来说都是必需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基本轮廓已经在本书各部分中做了阐述。总的来说,大部分西乌克兰曾置于波兰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之下,其环境对于发展乌克兰民族意识相对便利,而且此区域的人口绝大部分为乌克兰裔并说乌克兰语。相比较而言,东部和南部乌克兰曾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很多居民说俄语,而且很多为俄罗斯裔。这部分地区更为工业化,而且在经济上与俄罗斯联系比较密切。西乌克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加入苏联,俄罗斯裔居民占主体的克里米亚直到1954才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尽管乌克兰所有地区的大多数公民在1991年对独立投了赞成票,可西乌克兰人以及基辅知识界的一部分人才是独立运动真正的推动者。
尽管区域多样性情况复杂,但克里米亚才是乌克兰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克里米亚人投票赞同独立的只有54%,勉强过半。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俄罗斯裔居民占多数(67%)的地区,那儿也没有乌克兰语学校。它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把行政权从俄罗斯转交给乌克兰而已。克里米亚自凯瑟琳大帝起就与俄罗斯帝国保持长久的联系,后来苏联黑海舰队也以此为基地,其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是现役或退役的苏联军人。
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运动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乌克兰当局在1991年2月赋予克里米亚自治地位。当乌克兰宣布独立后,分离主义呼吁重新加入俄罗斯的声音也愈发响亮。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宣布独立,并建议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此举获得许多俄罗斯政治家的支持,例如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就认为赫鲁晓夫1954年的行为“是宿醉或中暑的结果”,无法“抹煞克里米亚的历史”。㉘基辅当局宣布克里米亚分离主义为非法,同时通过一项法律给予克里米亚很大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治权,除此以外,基辅还保证为克里米亚提供经济援助。但是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1994年,一名亲俄罗斯的候选人尤里·梅什科夫(Yuri Meshkov)被选为克里米亚第一任总统,开始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克里米亚分离主义没有取得胜利。1995年3月,乌克兰议会投票推翻了克里米亚宪法,撤销克里米亚总统职务,并把克里米亚政府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克里米亚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俄罗斯方面尽管有部分政治家发出强硬的言辞,但无意进行军事干涉。克里米亚人对梅什科夫感到厌烦,一项研究表明,克里米亚的公共舆论充满了自相矛盾和犹豫不决。很多克里米亚人希望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但又不想从乌克兰分出来。㉙ 当克里米亚注定不能再次加入俄罗斯后,克里米亚人大多接受了这一结果,几乎没有人组织起来上街举行抗议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在乌克兰各地都没有得到支持,调查显示乌克兰裔和俄罗斯裔居民都主张保留乌克兰国家从苏联所继承下来的边界。㉚另一个比较严重的区域分裂问题则是东部和西部的隔阂。第聂伯河成为“两个”乌克兰的非正式边界。当然这种隔阂并非泾渭分明,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一系列问题上捕捉到东部和西部的分裂迹象。㉛ 语言上的乌克兰化在西乌克兰更受欢迎,据1989年的人口普查,东乌克兰人口中1/3是俄罗斯裔,俄语是主要的公共语言。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原因,东乌克兰人更愿意保持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而西部的人们普遍视莫斯科为威胁或有负面影响,并且希望与欧洲和美国加强关系。因为大部分苏联时代的陈旧的工业企业坐落在东部和南部乌克兰,那里的民众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态度更趋保守,更愿意国家对经济采取控制和支持。图2和3表现了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区域分裂程度,而如前文所述,这会使启动和维持市场化更为复杂化。㉜
所有因素都在投票中表现出来。西乌克兰人投票给倾向于经济改革、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国家地位的政党和候选人,而东部则支持如共产党那样倾向于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并维持前苏联经济体制中因素的政党。例如,1994年的总统选举表现为高度的两极化,克拉夫丘克赢得了第聂伯河右岸(西部)70.3%的选票,而库奇马赢得了左岸75.2%的选票。而这种差距在某些地方更为极端,例如克拉夫丘克赢得了作为民族民主党派基地的加利西亚90%以上的选票,而库奇马在高度工业化和俄罗斯化的顿涅茨克州赢得了接近90%的选票。㉝ 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在东部拿到了44.6%的选票,而在西乌克兰只得到9.6%;鲁赫和其他民族主义或民族民主政党的选票中65.5%来自西部,而东部只有9.2%。㉞
在下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区域分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橙色革命”和其后果。尽管如此,国家没有因此而解体。西乌克兰人欢迎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和逐步的乌克兰化(如乌克兰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而且或许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在很多时候视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同为国家的建立者。威尔逊指出,民族民主分子同时紧随两位总统的“巨大落差”意味着他们两人的国家建设和文化计划的大部分是由“温和派代理人”所执行的。㉟ 得到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等乌克兰军事组织的启发而成立的奉行强硬路线的激进民族主义团体,确实存在于西乌克兰,但他们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因此乌克兰不可能变成一个采取行动打击非乌克兰裔或非乌克兰语使用者的军事民族主义国家(如塞尔维亚)。事实上,政府从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或激进的乌克兰化路线。俄罗斯语使用者的权利得到了尊重。尽管政府最终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并没有从整体上放弃东乌克兰半死不活的工业企业,使东乌克兰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相反,在人均收入上,顿涅茨克等区域仍然是乌克兰最富有的区域,远比加利西亚富有得多。如本章接下来要讲述的那样,乌克兰政府也试图与俄罗斯建立友好的工作关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东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成为最有实力的经济“帮”的领导者。关于顿巴斯之所以没有出现分离主义的原因,一名作家写道:
总的来说,顿巴斯地区精英们把自己舒舒服服地整合进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中。顿巴斯精英们意识到在乌克兰有更好的机遇,而俄罗斯已经无法再容纳一个衰败的工业区和更多爱惹麻烦的矿工……要问如果顿巴斯属于俄罗斯的话是否更好,顿涅茨克州议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切尔班(Vladimir Shcherban)回答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拥有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而非沉迷于猜想。顿巴斯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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