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史

90年代乌克兰的经济问题比建设民主政府的问题还要严重，而且毫无疑问，乌克兰的经济困难也是政治问题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说乌克兰至少还有一件民主的外衣（如多党选举制），但没人否认，乌克兰的经济几乎瘫痪，以至于俄语中“乌克兰化”一词意味着“使之毁灭”。

经济数据可以反映一部分问题。如表5所示，乌克兰经济涉及高通胀、负增长、失业和外资匮乏等诸多问题，原因在于苏联管理不当造成的基础设施老化、苏联解体对经济的震荡、克拉夫丘克政府对经济改革的犹豫不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反而继续印制钞票，并对境况不佳的企业追加补贴。即使是这样，依然有很多企业破产或负债累累，以至于无法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们获得的是“实物支付”，即用他们生产的产品（如香肠、服装、厕纸）来代替工资，以便他们拿到市场上出售来换取现金和其他必用品。这迫使一些乌克兰人进行“手提箱交易”，他们把产品带到波兰、俄罗斯或罗马尼亚，在那里赚一点差价。数千名乌克兰妇女在绝望中到西欧找工作却上当受骗并被迫沦为娼妓。对于大部分留在乌克兰的人来说，制造业的瘫痪意味着很多必需品（如糖、奶酪、牛奶）的短缺，而恶性通胀使得很多乌克兰人买不起现有的商品。

资料：来源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Anders Aslund报告：Building Capitalism: Markets and Government in Russia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指一国之内产品和服务总价值。

1994年秋季，库奇马启动了一揽子“激进”改革方案，试图削减国家补贴、私营化并改革法律，以营造更有利于商业的环境。如表5所见，确实有一定的进展：通胀率显著下降，使得政府可以在1996年发行新货币格里夫纳；制造业的下滑不再那么剧烈，尽管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开始真正增长；90年代，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下降54％，比俄罗斯的40％还要糟糕，^⑱ 比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还要严重2倍。在库奇马任职期间，乌克兰经济越来越私有化，但政府出售国有企业（商店、工厂、矿场、农场）的计划遭遇到一系列问题，这里尤其指腐败问题。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人有能力以极低的折扣购买公司的股份，并因此成为寡头。新的所有者通常对公司进行掠夺，卖掉公司的资产（如工业设备）、拿走利润、肢解企业，最后把工人赶到大街上去。

尽管库奇马标榜其计划为“激进改革”，但他并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工作。部分原因在于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时遇到政治阻力，尤其在东乌克兰比较明显，那里很多老化的国有工业只有靠国家援助才能勉强生存。改革在民众中也没有达成共识。1995年，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3（31.4％）的乌克兰人认为可以从私有化中受益，而更少的人（23.8％）认为自由价格制度是有益的，大部分人（54％）认为国家应该承担提供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的责任。^⑲ 库奇马乃至整个社会都对改革三心二意，“个别帮派只关注他们的私人利益，改革工程逐渐失去了动力”^⑳ ，结果则是混乱与糟糕的政策。例如，对销售收入征收高达90％的税迫使经济活动转入非法或“黑市”状态。对私有化的若干承诺，例如提高效率和在乌克兰民众中扩大股份持有者阶层的数量，都没有实现。让工人们持有自己公司的股份本意在于创造工人们自己的企业，但管理层却利用手中的财政资源和影响诈取了雇员们的股份。^㉑ 乌克兰的私有制发展落后于所有的东中欧国家（如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俄罗斯，世界银行结构改革指数（World Bank's structural reform index，诸多部类的集合）显示乌克兰落后于许多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㉒ 外资少得可怜，与乌克兰最高的人均数据（1998年为14.86美元）相比，同一年中波兰则达到128美元、捷克256美元、爱沙尼亚397美元。^㉓乌克兰经济的崩溃付出了政治和人道的代价。乌克兰人对政府、“民主”，甚至对国家的独立都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幻灭感。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大约有90％的乌克兰人认为国家走上了歧途，^㉔ 甚至当90年代后期经济有所起色的时候，1999年的调查仍然显示有94％的反馈者对国家的状况感到不满，经济（贫困的生存环境、失业、拖欠工资、经济不稳）成为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民众仍然没有就可行的前进方向达成共识，27％的人支持市场经济，30％的人赞同中央计划经济，另有25％的人希望看到两者某种程度上的结合。^㉕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90年代的一些调查显示，乌克兰人越来越不钟情于独立国家的概念了。例如，1996年的调查显示56％的反馈者相信乌克兰应该与俄罗斯合并为一个国家。^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