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史

独立宣言确立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但在政治上，苏联时代的领导层依旧没有多大变动。在1990年的选举中，民族民主分子主要在西乌克兰和基辅等地区活动，立法机关的成员大部分是共产党人，甚至在1991年8月共产党被取缔后，议员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克拉夫丘克确实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国家民主化上成绩甚微，他是把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手中，僭越议会，分化、压制反对派。他并没有参加或领导任何政党，但批评者抨击他建立了一个用民族主义口号取代了共产主义的“权力党”。包括热衷于国家建设的其他人也认为，民主化应该放在国家建设之后的位置才比较合理。一位作家在貌似自由的乌克兰语言学社的报纸上哀悼民主“没有引导民族意识，没有创造出它来，也没有鼓励人民要在已经去国有化时代的新国家中团结一致”。因此，解决方法就是让国家来传播民族理念并统一社会。^⑧ 用克拉夫丘克的话来说，提出各种计划并且诉诸选票的其他政党是“为一己私利在工人们身上投机”。^⑨到了1993年，国家明显陷入政治危机中。新宪法尚未通过，克拉夫丘克与议会之间的纷争又起。政党势力仍很弱小，政府部门表达政治观点时也缺乏自信，经济情况的恶化导致又一波东乌克兰矿工领导的罢工。矿工们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举行新的选举。1994年，乌克兰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许多人以个人身份参选议员，这也反映了政党势力的虚弱，一旦在议会中的各派形成了，很快又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如表3所示，鲁赫等民族民主政党与那些和前共产党有联系的力量（包括中央党、Yednist和中央—地方改革集团）相比明显处于下风；投票率的低下反映了对政治的幻灭越来越深，450席中只选出338席。^⑩ 前持不同政见者卢基安年科哀叹，民主党派和“权力党”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这在他看来已经葬送了民主党派和民主的理念。^⑪ 一名研究者指出，克拉夫丘克治理国家的模式承袭了苏联时代的旧体制，是“停滞、腐败和对国家权力滥用的烂方”。^⑫ 到1994年，民族民主党派依旧没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支持克拉夫丘克。在大选的最后阶段，克拉夫丘克败给了被视为苏联管理阶层候选人的库奇马。

然而90年代的乌克兰在领导层上确实发生了其他后苏联时代国家所不及的变化。当然有人会质疑这些变化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是否真实，库奇马对克拉夫丘克的胜利是否只是“权力党”中的一派取代了另一派。与克拉夫丘克一样，库奇马也把巩固权力视为重中之重。库奇马任期第一年的主要政治焦点是通过新宪法，而胶着的问题在于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分权。从1995年开始，由左派所主导的议会对库奇马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大加批评，我们会在后半章中做进一步阐述。在与议会长期对峙后，库奇马威胁用全民公决通过一项可以授权解散议会的法律，从此打破了政治僵局。出于维护自己生存的需要，最高拉达于1996年6月28日通过了宪法。这部宪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包括任命和撤销总理和其他官员（如法官、国家检察官、国营媒体和私有化部委的领导人）。库奇马还保留了通过以法律强制力为后盾的签署法令的权力。但在其他方面，这部宪法可以说是妥协的产物，给予了民族民主党派推广“民族观念”（如乌克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空间并为推行社会福利留下余地，以体现国家强调的“社会特性”。^⑬与1993年的俄罗斯不同，乌克兰成功地避免了政治剧变，因而新宪法被很多人欢呼为一大进步。一些人以为库奇马将会使用他的权力推行更为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这些人的希望很快破灭了。相反，库奇马大肆任人唯亲并发展裙带资本主义，政治精英们利用职权掠夺了大量财富，其中就包括1996—1997年担任总理的帕夫洛·拉扎连科（Pavlo Lazarenko）。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拉扎连科是库奇马的党羽，在能源和交通事务中获得了一大笔财产。最终，库奇马认识到其为潜在的威胁并迫使他离职。后来拉扎连科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因洗钱的罪名而获罪。其他有政治关系的乌克兰富翁——常被人称为“寡头”——包括维克托·平楚克（Vickor Pinchuk）。他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头领，并成为库奇马的心腹，甚至在2002年娶了库奇马的女儿。鞑靼裔的雷纳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是与之相对立的顿涅茨克“帮”头领，在冶金、机械和交通业中得以发财致富。到1996年，年方30岁的他已是身家数十亿美元的富翁，成为众多政客和政党的后盾。尽管很多寡头和帮派参与到库奇马的“权力党”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时不时走向激化。1996年，来自顿涅茨克的议员和显要“寡头”叶夫根尼·谢尔班（Yevchen Scherban）被谋杀，人们怀疑背后黑手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领导者、总理拉扎连科。

乌克兰依然有选举，但已经没有多少自由度和竞争性可言了。对国营媒体和私人媒体（寡头）的控制妨碍了反对派的民主表达，而对选举费用支出的限制也形同虚设，使得有赞助者的政党获益良多。库奇马政府同样利用“行政资源”——威胁地方官员、对反对者进行犯罪调查、对国家雇员施压来选举特定的候选人、发放财物来引诱选民——来催生对其有利的选举结果。库奇马还利用自己国家建设的能力赢取民族民主分子的支持，表示自己是防止未经改革的共产党主义返回政坛的唯一选择。

1998年和1999年的选举结果并不那么令人鼓舞（参见表4）。议会选举在新选举法下进行，一半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选出，另一半席位则由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尽管有人抱怨竞选准备不足（尤其指媒体对候选人的包装）和选举日的一些不正规环节（如造票），在国际观察家眼中这些选举还是比较自由和公正的。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有着强大支持的共产党崛起为最大赢家，而民族民主党派如鲁赫只得到约10％的席位。最高拉达的权力平衡却掌握在无党派（通常是富商）和小规模的“中间派”政党手中，通常是总统府和寡头帮派的产物。例如，由大企业家创办的绿党之所以取这个名称是因为它能够取悦选民，格罗马达由拉扎连科创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由总统府主任维克托·梅德维德楚克（Vickor Medvedchuk）主持。

1998年的议会选举让很多渴望民主和积极政治变革的人感到失望，1999年的总统选举则更是一场灾难。破败的经济状况让很多人对库奇马心怀不满，他在公众中的声誉是如此之差^⑭ ，很难想象他会再次当选。但是库奇马从一系列因素中受益。首先，鲁赫领袖、库奇马最有力的竞争者乔诺维尔在1999年3月死于车祸，这一事件被很多人认为并非“事故”。^⑮ 其次，总统府利用了广泛的“行政资源”鼓励人们投票给库奇马，封杀反对派媒体，并攻击库奇马最大的对手、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及温和左派亚历山大·莫罗兹。再次，尽管有呼声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支持一名候选人，库奇马的中左翼反对派却没有参加。与此同时，当局谨慎地支持边缘候选人，例如进步社会主义者娜塔莉·维特连科（Natalia Vitrenko）以分化反对势力的选票。最终，库奇马得以在关键选举中面对缺少号召力而且教条的共产党候选人彼得罗·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此人在全国各地都没有多少名望，而且缺少库奇马那样的政治资源。尽管国际观察家指出民主程序多次遭到破坏，国家控制媒体，投票作假，骚扰选民和选票计票单造假，库奇马再次当选。^⑯到90年代末，已经无法说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政治反对派势力羸弱，权力掌握在总统和诸多寡头帮派手中。在1999年的调查问卷中，乌克兰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是民主国家时，只有17％的人回答“是”，接近90％的人把腐败列为严重的问题。在同年的另一份调查中，反馈者认为共产主义体制要比乌克兰现在的体制好，76％的反馈者认为乌克兰目前的民主发展令人不满，近一半的人（47.2％）说他们支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不再被议会和选举烦恼。相比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或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对自己的政治体制更不满意，尽管他们比俄罗斯人更支持民主。^⑰ 总的来说，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中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表现了人们高度的幻灭感、消极感和挫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