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史

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乌克兰开始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转轨”。在19世纪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之前卢森尼亚人或鲁塞尼亚人的自我定位，开始使用新的称谓——乌克兰人，这次称谓的改变是现代乌克兰民族认同的胜利。^⑪ 这个新称谓十分重要，它强调了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境内所有乌克兰语使用者的共同性，主张乌克兰和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一样，也是一个民族，这与19世纪早些时期的文化表述和民族“表达”已经截然不同。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的活动家们（尽管只占人口的很少部分）提出了把乌克兰独立作为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最终目标。

与在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被当局所接受。1893年，奥地利政府承认了由东乌克兰人潘特雷蒙·库里什（Panteleimon Kulish）发展的乌克兰书面文字作为加利西亚学校的正式教学语言。到1914年，加利西亚已经有超过2500所乌克兰语小学和16所国立及私立高校。标准化语言教育成为塑造民族认同和缔造新一代民族活动家的决定性因素。^⑫ 乌克兰语出版物也得到了出版许可，到20世纪初已经有70份乌克兰语刊物发行。此外，安德烈·舍普蒂茨基（Andrei Sheptytsky）在1900年成为希腊天主教领袖。虽生于波兰贵族家庭，但他支持乌克兰民族建设的努力。这一事件体现了乌克兰民族运动世俗性的变化，再次确认了教会仍然是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支柱。

到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民族政治运动开始在政治上成形。其中一个原因与60年代相似，那就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他们只能在加利西亚的杂志上自由发表观点，对加利西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社会主义者德拉戈马诺夫的观点就深深影响了激进党（1890）的创始者。1895年，激进党要求乌克兰自治与最终独立。1899年，相对温和的民族民主党成立，把独立作为最终目标，但在短期内则希望把加利西亚分割为西部（波兰）和东部（乌克兰）两部分。民族民主党成为加利西亚最受欢迎的政党。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899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代表本地区规模依旧很小、但正逐渐壮大的工人阶级利益。依赖互相之间的经济协助、期刊、青年社团和读书俱乐部，这些政党开始动员大众为民族主义诉求而斗争。1907年，奥地利政府开始实行男性普选权，乌克兰政党在加利西亚赢得了22个席位（民族民主党17席，激进党3席，社会民主党2席），而亲俄罗斯派只得到2个席位。但是在倾向于地主精英阶层的加利西亚省议会中，波兰人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加深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立。大学校园中对立团体之间的争吵也很普遍。1908年，乌克兰学生米罗斯拉夫·斯琴斯基（Myroslav Sichynsky）刺杀了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总督。

乌克兰人的觉醒得到了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他是东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1894年被聘为利沃夫大学第一位乌克兰史教授。格鲁舍夫斯基的多卷本著作《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把乌克兰的历史追溯至基辅罗斯时代，并认为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正如第二章中所述，这对于整个乌克兰民族观念来说是异常关键的。威尔逊写道：

将罗斯重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后，乌克兰人再也不必把古老的哥萨克浪漫传说当作他们认同的基础了。格鲁舍夫斯基之后，他们可以扭转旧的主流观念，宣称他们的文化比俄罗斯人的还要古老——俄罗斯的文化只不过是窃取了乌克兰人一开始就应该享有的权利。^⑬格鲁舍夫斯基很快成为文化和政治的知名人物，帮助改造舍甫琴科学社，使之成为类似于乌克兰科学院的机构，^⑭ 团结了一批来自俄罗斯和奥地利—匈牙利的学者，同时也邀请了许多知名的欧洲学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德拉戈马诺夫的学生伊万·弗兰科（Ivan Franko, 1856—1916）是当时乌克兰最多产的作家，创作了小说、诗歌、讽刺作品、心理分析短剧和社会评论等作品。其社会主义思想可见于小说如《大蟒》（Boa Constrictor）和《鲍里斯拉夫在笑》（Boryslav is Laughing），后者描写了石油工人生活中遭受的残酷对待。但在19世纪90年代，他和格鲁舍夫斯基一起加入了民族民主党。利沃夫国立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乌克兰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研究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与波兰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空间”，而且乌克兰人在种族上和俄罗斯人并不相同。和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人不同，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不满足于从文化上表达自己。他们有着清晰的政治议程，这一点通过采用作家尤里安·巴钦斯基（Yuliian Bachynsky, 1870—1940）的口号“乌克兰人、独立、合众国”得到充分体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活动家们成功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加利西亚并没有被分割，那里依然没有乌克兰语的大学，^⑮ 除了产出重要的谷物外，乌克兰人也无法在公共生活和教育领域享受到和波兰人平等的待遇。普通乌克兰农民的民族自觉意识依然较浅；在社会经济方面，乌克兰人的地位仍远比德语居民、波兰人和犹太人低下。和波兰或匈牙利的民族主义相比，乌克兰民族主义缺乏对大众的动员力。统一所有乌克兰人土地的长远梦想依然显得那么遥远，甚至连格鲁舍夫斯基在19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以“加利西亚与乌克兰”为标题，意为分裂的乌克兰领土也许注定无法复合。^⑯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初，由于格鲁舍夫斯基等乌克兰人的努力，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一种乌克兰民族的政治自觉感逐渐形成。1900年，基辅仍然在法律上禁止出版乌克兰语的书籍，但在利沃夫已经出现了乌克兰语学校、学会、报纸、合作社和政党。1907年，波兰—犹太人将军威廉·费尔德曼（Wilhelm Feldman）写道：“20世纪目睹了众多在废墟上新兴的民族，但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奥地利的乌克兰人那样如此快速和充满活力地复兴……他们出人意料和生气勃勃的成长主要在于他们的自助和奋斗。”^⑰ 为了纪念19世纪末乌克兰民族运动领军人物的历史功绩，今日乌克兰的货币格里夫纳（hryvnia）上镌刻着他们的头像：弗兰科（20格里夫纳纸币）、舍甫琴科（50格里夫纳纸币）、格鲁舍夫斯基（100格里夫纳纸币）和作家莱西雅·乌克兰卡（200格里夫纳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