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国的改革与社会经济变迁
19世纪前半叶,由于一些意外事件和政府相应的政策,有节制地渐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得到一次大爆发。1848年,全欧洲的民族群体,包括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帝国统治者,这些事件被统称为“民族的春天”。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组织了波兰民族委员会,要求推进“波兰”在加利西亚的自治地位。这个新动向惊动了奥地利加利西亚总督弗兰茨·施塔迪昂伯爵(Count Franz Stadion),他决定在占半数人口的乌克兰人(鲁塞尼亚人)中建立一个政治组织以维持平衡。在希腊天主教高层的参与下,以格里戈里·亚希莫维奇(Hryhorii Yakhymovvych)主教为领导的“总罗斯拉达”成立,以对抗波兰的影响。拉达起草了一份宣言,声称鲁塞尼亚人是不同于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独立民族,但是和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其他鲁塞尼亚人同根同源。⑦ 拉达同时要求维也纳承认鲁塞尼亚人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并将东加利西亚分离出来,成为更加单纯的“鲁塞尼亚”省份。拉达还在乌克兰创办了第一份报纸——《加利西亚曙光》(Zoria Halytska, 1848—1857)。这些举动被一些人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首次表达。
至少在维也纳看来,拉达取得了成功。乌克兰领导人没有支持波兰对自治的诉求。其他改革,如1848年废除农奴制、在利沃夫大学成立鲁塞尼亚语言文学系、鼓励乌克兰语教育和出版业,号召成立民族议会等举措都有助于赢得乌克兰人的支持。尽管缺乏组织经验,乌克兰人仍得到了权利,选举产生加利西亚100名代表中的25名。总罗斯拉达甚至试图组建武装力量以帮助奥利地在匈牙利的镇压活动。
然而改革与奥地利—鲁塞尼亚人的合作精神注定不会持续太久。通过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议会被解散,绝对君主专制重新确立起来。奥地利人再次与加利西亚的波兰精英阶层达成谅解。到19世纪60年代,波兰语取代德语成为行政语言和利沃夫大学及其他高校的教学语言。1859年,倾向于地主阶级的省议会成立。尽管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议会席位却主要由波兰人把持,乌克兰人只占有1/5的席位。
因为对奥地利帝国不再抱有希望,一些乌克兰人把目光投向东方。尽管一些人,尤其是老一辈比较亲俄罗斯——俄罗斯保护邻国的斯拉夫人的渴望,以及俄罗斯人是值得信赖的反波兰盟友——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更广泛的鲁塞尼亚(乌克兰)观念正在形成。加利西亚的鲁塞尼亚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强调自己与边界另一边的“小俄罗斯人”的共同点。那些认为自己与“小俄罗斯人”相似而与“大俄罗斯人”不同的加利西亚人被称为民粹派(narodovtsi)。和19世纪30年代的鲁塞尼亚三人小组一样,他们想把乌克兰语发展成为现代的书写文字。鉴于舍甫琴科的文学成就和他对农民(narod)的关注,许多人转而从他那里寻求启发。民粹派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剧团、经济合作信用社、运动队和文化组织,包括普罗斯维塔(Prostiva Society,启蒙社,1868)和舍甫琴科学社(1873),后者的成立得到了东乌克兰人的情感与财政支持。
对初生的鲁塞尼亚(乌克兰)人的觉醒,各方反应不一。波兰人认为这是希腊天主教会教士们的阴谋,而讽刺的是,许多俄罗斯人视其为波兰人干涉俄罗斯对波兰土地施加影响的策略。亲俄罗斯派拒绝接受“鲁塞尼亚主义”,认为其筑起一堵墙,会隔断与俄罗斯之间长期的文化、语言与血缘联系。不过奥地利当局开始担心波兰的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在东方的威胁,因此支持本地区的乌克兰中心主义以对抗亲俄罗斯派。到19世纪90年代,尽管波兰人反对,乌克兰语成为了学校教育语言。虽然如此,尽管被称为民粹派,崛起中的文化知识分子与乌克兰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还是很有限的。⑧在乌克兰开始文化复兴的同时,哈布斯堡帝国控制下的乌克兰在19世纪末也出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迹象。早先,维也纳视此区域为食品与原材料,尤其是木材的供应地。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开始注入到Boryslav和Drohobych等村落附近油田的开发中。到一战前夕,这些油田产出了占世界总产量4%的石油。到20世纪初,利沃夫的人口已经增加到20万,虽然规模仍然比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以及欧洲的标准要小。不过,乌克兰人只占到本地工人阶级(1902年为23万人)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和犹太人。⑨ 农村依然普遍贫穷。一些农民开始用激进的怠工和其他行动来反抗地主阶级,而另一部分人因为感觉翻身无望而背井离乡。1890年到1914年间,有717000乌克兰人离开奥地利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形成了海外乌克兰移民群体的第一次浪潮。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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