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的大教堂: 数字宇宙开启智能时代

1911年，威尔逊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并出任新泽西州州长，又于1913年当选美国总统。1917年4月，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对德国宣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期，普林斯顿大学约有138名教员参军，维布伦就是第一批志愿者中的一员。最初，他被任命为陆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上尉，后来又被提拔为少校。他先被指派到美国陆军军械部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的弹道研究实验室工作，不过很快就被转派到了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Aberdeen Proving Ground），这是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海岸上一块141.64平方千米的军用保留地。

1918年，阿伯丁的临时道路还是一片泥泞，但它却是1943年成立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前身。其任务就是集美国科学和工业之力与德国的战争机器相抗衡，但是到阿伯丁试验场投入运作时，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据索尔斯坦·维布伦称，美国之所以延迟参战，只是为了确保实业家们的跨国利益免受欧洲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的影响。奥斯瓦尔德·维布伦作为弹道专家，当然知道如何出力相助，在提高枪的精准度的同时，不会引发后来研制原子弹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据赫尔曼·戈德斯坦所说，维布伦在接受了基本训练并迁往阿伯丁之前，一直都在桑迪胡克忙个不停，“他将身子探出飞机并投掷炸弹，想要一睹整个爆炸过程”。

战场中的双方陷入了僵局，第一次世界大战俨然成为新式枪弹的试验场。肆虐的炮火造成了约3/4的人员伤亡。当时，飞机和炸弹还未投入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们才得以一展身手。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的就是马拉大炮，美军发射的最后一枚火炮所用的弹筒是155毫米的榴弹炮，绰号“灾祸珍妮”（Calamity Jane）。新型远程火炮和炮弹很快投入生产，并交付阿伯丁进行测试，之后再被运送给海外的美国远征军。

第一轮测试发生在1918年1月2日，当时正值有记录以来天气最恶劣的冬季。1月4日，维布伦抵达这里。和后来奥本海默坐镇洛斯阿拉莫斯一样，他在阿伯丁领导整个弹道组，并且对各种挑战都应对自如。作为家中8个孩子里的老大，他发现自己天生就具备领导才能。在练靶场上，他勇于承担辛苦的工作，这为他赢得了部下的忠诚。

“维布伦的巨大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阿尔伯特·塔克解释说。“他讲话相当考究，颇具试探性，显得谦虚谨慎，”他的同行、拓扑学家迪恩·蒙哥马利（Deane Montgomery）补充道，“但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对于克拉拉·冯·诺依曼（Klára von Neumann）来说，他是“一个身材笔挺、体形瘦削的男人，略显夸张的害羞使他讲话结巴，不过同行都知道他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赫尔曼·戈德斯坦将冯·诺依曼被允许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制自己的计算机归功于维布伦，他记忆中的维布伦是“那种能够做到水滴石穿、坚持不懈的人”。

自从阿基米德发明他的攻城器具以来，军事指挥官就会在需要帮助时找数学家帮忙。和射击学本身一样，维布伦所面临的问题由来已久：如果你将枪对准指定的目标，装上一颗子弹，那么这颗子弹会落到哪里呢？或者，如果你想用子弹击中指定的目标，应该怎样瞄准呢？根据牛顿和伽利略的理论，一颗子弹的轨迹是可以计算的，但实际上，子弹处于飞行状态时难以预测。

随着后膛装填技术和线膛炮的相继引进，枪的精准度实现了在固定次数的试射后得到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将试射射程设置为远近不等，然后结合数学模型编制完整的射表（或范围表）。随着范围、速度和海拔的上升，炮弹的飞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大气密度的变化到地球自转。制备射表要求进行大量的运算，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人工完成。模型预测的落点与炮弹的实际落点之间的差距要借助弹道系数尽可能地缩小。弹道系数是一个由实践检验得出的常数，但它异于寻常，并非一成不变。另外，借维布伦的同事福里斯特·雷·莫尔顿（Forest Ray Moulton）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出现注定身负重任。”

维布伦组建了由自己指挥的计算员团队，同时引入了油印计算表，使得处理靶场测试结果所采用的步进式算法达到规范化。第一个40次试射占据了整个2月份，但是到了5月份，小组一天的发射量就达到了40次，计算员的实力也在不断得到提升。维布伦广招人才，他善于发现未来的数学家，并且能够在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其中就有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当时他24岁，是一位数学天才。此前两年，他在欧洲做博士后研究，但他不擅长社交，还因为第一次教学工作的失败感到气馁。甚至连军队也拒绝了他，理由是视力差，加之不会用枪也不能骑马。当维布伦锁定维纳时，后者那时正住在纽约的奥尔巴尼（Albany），靠为《美国百科全书》写文章勉强度日。“我收到奥斯瓦尔德·维布伦教授从马里兰阿伯丁新试验场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维纳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可以真正为战争出力的机会……我坐了下一班开往纽约的火车，在阿伯丁实现了我人生的转变。”

试验场改变了维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在古怪，职位、军衔和学衔各显神通。一名中尉也许管他手下的列兵叫‘博士’，也可能听命于一位中士，”他写道，“工作之余，我们一起打牌，同样要用工作时嗡嗡作响的手工计算机来计分，我们把这种计算机器叫作‘破碎

机’（crashers）。我们也会到切萨皮克湾去游泳，那里的水是淡盐水，温度正好，或者在树林里散步。”

“无论我们做什么，始终都在谈数学，”维纳解释道，“我们的大部分讨论都与直接的研究无关。”维纳发现试验场“提供的生活与世隔绝，却让知识分子们充满热情。我在剑桥大学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在美国的大学中却未能体验到”。维布伦曾召集了一个团体，该团体后来重新定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十年的美国数学。维纳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内涌现出的绝大多数著名的美国数学家都是在试验场的纪律下锻炼出来的。由此，公众才第一次注意到，数学家在这个世界上也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