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胆无畏 长岛,沃登克里弗
1900年1月,特斯拉带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回到了纽约,打算建造一座巨大的发射塔,并针对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观察到的电现象建立有利可图的事业。他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于是将自己下榻的寓所升级到了奢华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这可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也是第一家提供完整的电力服务和私人浴室的酒店。这家酒店位于第五大道和第34街的拐角处,吸引了世界上众多最富有、最著名的顶尖人物入住,包括安德鲁·卡内基、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和北极探险家弗雷德里克·库克(Frederick Cook)。按照与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他也是该酒店的老板之一——所达成的投资协议,特斯拉将在这家酒店长住20年。
这一年,特斯拉申请了3项涉及无线通信设备的专利,并向媒体吹嘘说:“我的实验是最成功的,现在我确信我将能够运用无线电信,不仅在即将到来的(1900年)世博会期间与巴黎进行通信联系,而且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与世界各地的城市进行通信联系。”
这位发明家公关闪电战的撒手锏就是他的文章加上迪肯森·艾利的照片,那都是专为《世纪杂志》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拍摄的,而他的好友罗伯特·约翰逊就是这份备受尊敬的杂志的编辑。特斯拉的这篇文章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被发表在同一期里,罗斯福当时被提名为副总统。面对如此广大的读者群,约翰逊希望特斯拉能够谈谈其科学发现对历史的重要性;相反,发明家却利用这个平台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
特斯拉在第一篇文章的初稿里大谈特谈有关生活方式的建议。“威士忌、葡萄酒、茶、咖啡、烟草和其他类似的兴奋剂,都是导致许多人寿命缩短的原因,应该适度使用,”他写道,“但我并不认为,历经好几代人的压抑个人习惯的严厉措施值得称道。宣传节制比鼓吹禁欲更明智。”
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承认自己所消耗的酒精饮料,“足以形成一片方圆绝对不小的湖泊”。
特斯拉甚至还提出了卫生方面的建议:“不讲究清洁卫生,就会导致生病和死亡,这不仅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还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习惯。为了使我们的身体免受感染,保持健康和纯净,我们要对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崇高原则表示敬意。到目前为止,凡以这种精神严守卫生戒律的人,都自证为宗教的真正信仰者。”
为什么特斯拉要提出有关生活方式和卫生方面的建议?在他的心里,这些建议多少都与发明有关。科学大师,若如他所设想的那样理想,就需要处事节制和爱干净。
当然,这样的模范发明家也必须具备宏观的思考,而特斯拉在文章的后面部分就提出要建立全球无线通信系统。他预测,将来可以用电能控制天气。他还预见了一个机器可以阻止战争打响的世界。
这篇越扯越长的文章成了特斯拉与约翰逊冲突的源头。约翰逊抱怨说,特斯拉东拉西扯的多数内容都是愿景,而不是现实。“相信我,我知道公众渴望从你这里读到什么,”这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写道,“把你的哲学留给哲学论文,给我们一些与你的实验本身相关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吧。”
特斯拉恼怒地回应道:“我的观点是,不需要任何非凡的智慧,就像《世纪杂志》的每个读者所拥有的智慧那样,来遵循我的观点,并在其中认识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他带着讥讽的口吻问道:“那么这本《世纪杂志》又是如何与其他杂志不同的呢?”
特斯拉没理会约翰逊的建议,而是提供了36页华丽的散文和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察,包括一个令人费解的公式:E=mV²/2,其中E等于人类总能量,m等于人类的质量,V则是人类变化的速度。他甚至用歌德的一首题为“希望”的诗来结尾:“瞧!这些大树看似光秃的柱子,却能结出果实和浓荫。”
约翰逊再次抗议:“当你明明有机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的时候,我绝不可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你写出那么一篇没用的文章来。”编辑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抱怨作者“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他还催促特斯拉赶紧采取行动:“给我们写点儿实用的东西……要尽快。”他甚至试图奉承特斯拉:“请原谅我的急不择词,但这一切都是缘于我对你的爱和尊重,缘于我将近30年来对于公众兴趣点的判断。”
特斯拉既充满爱意又不无幽默地回答:“我刚才懊悔万分地了解到,您的身体感觉不适,我现在只有两个希望——其一,愿您很快康复;其二,您的病不是因我的文章而起。”
特斯拉要求在文章中保留那个复杂的公式和歌德的诗,但他也想安抚一下约翰逊,遂同意“为了保持行文统一,在文首的引言部分之后,我只写三章。每一章都只涉及一个特定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而且为了保持平衡,这三章的长度也不应相差太多。您会意识到这种处理方式有很大的优势”。
约翰逊称修改后的文本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特斯拉把在《世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定为《增加人类能量的问题——特别是太阳能的利用》。他特别关注能源的使用效率,或者说消除发电和用电中的浪费。他经过计算得出结论:“我们所使用的(煤炭的)能量不会超过2%。”也许是联想到了自己,这位发明家宣称:“如果有谁能阻止这种无谓的浪费,他将是人类的大恩人。”然而,特斯拉意识到,即便能更高效地燃烧煤炭,“最终也还是会导致这种物质矿藏的枯竭”。相反,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人类更多地利用太阳能源”。他估计,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光线“以每平方英里400多万马力的最大效率提供能量”。
尽管充分地讨论过利用太阳、风和地热等资源发电的潜在可能性,但这位科学家却得出结论说:“除了少数例外,‘太阳能发动机’不可能成功地运用在工业上。”
然而,他提出了一个更庞大的可持续能源计划,即利用地球内部热量和宇宙的寒冷之间的温差。“想象一下,”他写道,“有一种热电堆是由许多金属棒组成的,从地球一直延伸到大气层之外的外层空间。下面的热量沿着这些金属棒向上走,会冷却地球……其结果,众所周知,就是有电流循环在这些金属棒之间。”
在文章即将结束时,特斯拉分享了他关于发明家角色的观点,即发明家应聚焦于长期的基础理念,而非短期的实际成果。“科学人的目标并不是眼前的短期结果,”他写道,“他并不指望他的先进思想会被轻易地采纳。他就像一个为未来播种的人。他的职责就是为将来的人们奠定基础,指明前进的道路。”
这篇发表在《世纪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反映出特斯拉作为科学天才在美国和欧洲的名望不断上升。然而,工程方面的期刊就没有那么友好了,有一家报纸就指出:“应该保护公众免受这种不顾科学事实的疯狂投机行为的影响。”
人们的怀疑情有可原。特斯拉曾有机会向广大听众发表演讲,但他总是跑题,而且他更加侧重的是愿景而非可行性。一种解释是,他的自信心已然爆棚,以至于他高估了读者的兴趣点,以及自己高谈阔论的感染力。也可以说,他对拟定演讲的话题越来越不加取舍,思绪信马由缰,可从卫生直接跳到地热,再到无线传输。
然而,这篇文章暗示了特斯拉下一阶段的人生和工作。用华丽的术语来说,他决心开发出“一种高效的装置来产生强大的电振荡”。他宣称,这样一个“充满冒险的任务”包含了“巨大的牺牲”,但却是“解决其他最重要的电力问题,事实上是人类问题的关键”。
在随后的一次媒体访谈中,特斯拉指出,只有当他建立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力量的系统时,他在落基山脉获得的那些启示才能得以实现。“科罗拉多州的实验场,”他解释说,“纯粹就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设计的,就好像海军的建造师在正式开工建造一艘大型舰船之前,先要设计一个小模型来确定所有的参数定量一样。”
然而,建设大型的项目需要大量投资。尽管阿斯特认为特斯拉是个变化无常的科学家而不再看好他,但却依然允许他在华尔道夫酒店继续免费租住。特斯拉觉得乔治·威斯汀豪斯是他最大的希望,他和他发展了一段不错的私人关系,并称他为“我的朋友”,尽管在信件里还是非常正式地写作“亲爱的威斯汀豪斯先生”。两人经常有信函往来,有一次特斯拉建议说,若哪位肖像画家“对您的个性有深刻地了解,那他一定能为您画一幅肖像,这对艺术而言又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贡献”。
威斯汀豪斯却只是在商言商。有好几次,这位匹兹堡的制造商总在询问“一种可以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装置……我想知道您在专利和实验方面是否又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从而已经可以让西屋电气和制造公司以合理的条件承接此类设备的生产”。
除了他的无线实验,特斯拉别的什么也不想谈。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回来后不久,他就给威斯汀豪斯写了一封3页的“私人信函”,宣称其“成功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想,而且……借助于我已经优化的一部机器,我充分展示了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建立电报通信的可行性”。但特斯拉随后慨叹,他竟然事先没有筹集足够的资金,无意中还暴露出他缺乏经商的技能:“我对实验成果感到欣喜若狂,工作上也是那样激情满怀,于是乎便忽略了对资金的筹措,要是再审慎一点儿就不会如此了。”他最后坦承:“我一点儿也不会隐瞒急需这笔资金的秘密。”
在法庭针对特斯拉交流发电机的专利诉讼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判决之后,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的不同动机便显现出来了。威斯汀豪斯声称,特斯拉要的是名分,而他要的是赢利:“法庭已经将这项伟大发明的殊荣归于你,而鉴于我们的权利也会得到尊重,则(西屋电气公司)会收获一些相应的利益,因为我们毕竟在你各项发明的商业应用开发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然而,威斯汀豪斯并没有看到特斯拉最近进行的无线研究有什么商业化的潜力,故拒绝对他予以支持,尽管其公司事实上还是提供了一笔贷款,条件是科学家必须使用西屋电气公司的设备。特斯拉始终在恳求,但收效甚微。“难道有什么事情毁了我们俩之间的热忱关系吗?”他认真地问。他热切地争辩说,无线传输“将很快开创一场工业革命,而且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如此一来,就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利润,他还试图激发威斯汀豪斯发挥其作为发明家的天性:“这项远远走在世人前头的研发工作,现在正处于破壳生长的微妙阶段。毁掉很容易,成功却很难。”
特斯拉本可以通过与美国灯塔委员会合作来赚钱,该委员会想要这位科学家在1899年春“在66号灯标船上建立无线电报系统,具体位置在马萨诸塞州的楠塔基特浅滩,即楠塔基特岛以南大约60英里处”。
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奖励本土人才”——指相较于马可尼的特斯拉,但这位骄傲的美国公民不喜欢被人拿来与意大利科学家进行比较,无论是在哪方面,并声称他“永远不会接受出于任何理由的偏心优待”。
特斯拉如此固执己见,意味着他错过了用别人的钱开发无线通信技术的机会。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发明家的拒绝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因为该项目不仅将带来他所需的资金,同时也将为特斯拉复杂的远程无线通信提供高调宣传。
经过更宏大但却不那么现实的思考后,特斯拉提出了建立无线通信的“全球系统”的概念。他设想将电话信息、音乐、股票市场行情、图片,甚至安全的军事情报发送到地球的任何地方。此人甚至预见到,在1990年之前,至少以万维网形式出现的互联网接入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对当下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当无线技术被充分应用时,”特斯拉预测,“地球将被转换成一个巨型的大脑,能够对其每一个部件做出反应。”
因为有了这一愿景,特斯拉最终从J.P.摩根那里获得了15万美元的贷款(相当于今天的430万美元)。这位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家正在组建一个数十亿美元级别的钢铁行业托拉斯,而他贷给特斯拉的金额只相当于他买一幅画的钱,这幅画就是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的《德文郡公爵夫人》。摩根之所以支持特斯拉致力于无线传输的研究,也许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努力保护其已经投入现有的电报、电话和电力公司中的投资,包括通用电气公司。或许还因为他一直都在争取对于未来无线产业的掌控。也有可能他只是想找到一种途径,能够给其在海上航行的蒸汽船发信号,抑或当他去欧洲时也能从纽约证券交易所获得股市的即时行情。又或许,正如特斯拉在一封信中暗示的那样,摩根把给特斯拉贷款看作“行善”,就好像他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其他艺术家及知识分子的慈善资助一样。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摩根竟将特斯拉狠狠地摆了一道,无耻地增加了意在控制特斯拉之前的照明专利的诸多条件。科学家在信中谨慎地向摩根的一位助手抱怨道:“毋庸讳言,我肯定会签署摩根先生批准的任何文件,但我也相信,关于我的照明系统这一问题存在着一种误解,而这一系统并不包含在最初的提议当中。”
就像当初撕掉他与威斯汀豪斯的专利版税合同一样,发明家这次又干了件同样没道理的事——放弃了自己对那些至关重要且与现在的协议毫无关联的专利的控制权。他天生就是一个差劲的谈判者吗?因为他非常缺钱,就连阿斯特基金也已经用光了,所以才如此轻易地被一个“商界超人”戏弄吗?他是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并担心别无选择吗?他只是极度憎恶金钱的世界,一心想要回归发明吗?这些责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们对20世纪初的特斯拉的看法。
摩根通常到最后都会完全控制他所创建的企业集团,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为“摩根化”。特斯拉说,这位投资者“站在所有华尔街人士当中,简直就是鹤立鸡群”。
他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壮硕的身体高6英尺2英寸,肩膀宽阔,眼神锐利。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这导致他的鼻子长得又大又紫(这位爱面子的银行家尽量不拍照片,而且要求他的肖像都必须经过修饰),然而他却喜欢夸耀他那唐璜式的征服。这位傲慢且令人畏惧的银行家对他的雇员、竞争对手、公众,甚至他资助的发明家都漠不关心。
特斯拉别无选择,只能对这位“伟人”为自己提供贷款表示感谢。“我该怎样以我的职业和本人的名义向您致谢啊,伟大而慷慨的人!”他在融资协议签署后满怀激情地写道,“我的成就将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您的名字。您很快就会发现,我不仅能够深刻地赞赏您的高贵行为,还能让您主要的慈善投资大大增值,100倍于您宽厚大方地交予我支配的投资!”
特斯拉还试图拉近自己与摩根家族的关系。1900年秋,摩根的女儿路易莎(Louisa)邀请科学家参加她的婚礼,这是一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西奥多·罗斯福也应邀出席的大典。摩根最小的女儿安妮(Anne)在婚礼上对特斯拉颇有好感,遂邀请他参加在麦迪逊大道摩根大厦举行的盛大的感恩节晚宴。在那里,特斯拉为各方来宾演示了电流光、电光魔棒,以及各种各样的无线机器人,令宾客们欣喜不已。
1901年8月,另一项融资获得成功,特斯拉从律师和房地产投资者詹姆斯·S.沃登(James S. Warden)那里获得了一笔低息的抵押贷款,以取得位于长岛北岸的一片200英亩的树木繁茂和孤立的土地。沃登在离纽约市65英里的萨克福克县购买了1 600英亩的农田,长岛铁路北支段在这里延伸穿过,他希望能吸引纽约人来此建造夏季避暑场所。这片土地大部分被土豆田包围,离长岛海湾畔涉水河小村旁的迷人海滩只有几英里远,离大西洋沿岸的南安普敦镇也不远。沃登将这块新开发的土地命名为“沃登克里弗”[Wardenclyffe,1906年,这个村庄的名字改为肖勒姆(Shoreham)]。毫无疑问,这位开发商非常欣赏特斯拉的才华,但他也敢于赌一把,认定科学家的新项目一定能吸引其他企业到此发展,并雇用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工人,而他们需要就近建立自己的新家。
特斯拉曾经与斯坦福·怀特,这位大名鼎鼎的、神采飞扬的建筑师,在纽约格拉梅西公园对面那个历史悠久的“玩家”私人俱乐部有过一面之交。特斯拉说服他设计一间壮观的实验室,即一座占地96平方英尺的单层红砖建筑,中央竖起的烟囱顶端有一个铸铁的井口。作为极具影响力的麦金-米德-怀特设计公司的顶梁柱,怀特建筑师常常被报刊的社会栏目描述为留着红色小胡子的时髦男人,并因其出色的设计作品而赢得了广泛赞誉,其中包括华盛顿广场拱门(1889年)、第二座麦迪逊广场花园(1890年)、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家族宅邸(1905年)、纽约先驱报大厦(1894年),以及尼亚加拉大瀑布旁的“电力大教堂”。在沃登克里弗实验室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怀特和特斯拉成了好朋友,他们俩经常一起在长岛的森林里愉快地长时间漫步。怀特会开着他那辆时髦的小型双座电动车从长岛的庄园出来,而特斯拉有时会在怀特的庄园里过夜。据怀特的儿子说:“特斯拉过去常常在月光下的花园里闲逛,当我妈妈问他为什么不睡觉时,他回答说:‘我从不睡觉。’”这两个人能凑到一起还真是奇怪,一个是厌恶与他人身体接触的发明家,一个是赞助举办以年轻女性赤裸上身为特点的“派女郎宴会”的建筑师。
特斯拉决心在沃登克里弗放手一搏。这里的实验室和塔台使他为实现无线传输的奋斗达到高潮,那可是他的一大理想。
怀特最初预估项目的建设费用为1.4万美元,但随后费用却继续攀升,部分原因是1901年的股市恐慌抬高了建筑材料的成本。特斯拉并没有把如此高的费用增长当回事,依然要求工程加码,包括增加漂亮的木制品和宽敞的阳台。他说,整个建筑结构“应一分为四,即一间办公室、一个机器车间,以及两个非常大的空旷房间”。他在其中一个特大的房间里安置了两个300马力的锅炉。而在对面的房间里,共有“5个大箱柜,其中4个装有特制的变压器,用来转换能量,为整个实验场地供电”。
特斯拉还安装了一台控制装置,“它可以在我测量和控制能量时,提供我想要的任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调节”,他甚至还就长岛铁路做了相应安排,建造了一条可以运送设备和煤炭的支线。
这位科学家在个人的花销上也没有省下多少钱。在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特斯拉每天乘火车从华尔道夫酒店到沃登克里弗,随行的一名男仆还带着一大食篮由这家豪华酒店的大厨做好的午餐。乘坐豪华列车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旅程,要途经曼哈塞特、牡蛎湾(美国前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居住地)和史密斯镇(这里有斯坦福·怀特家族的房地产),这也让特斯拉有机会查阅邮件和文章。当沃登克里弗的设施开始启用时,他在长岛海峡的岸边租了一幢奢华的小别墅。
此外,特斯拉在实验室设备和人员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他雇用了近20名技艺精湛的工人,还雇了武装保镖,以防止竞争对手暗中窥探。
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里,特斯拉似乎无处不显示着将大获成功的迹象,他长住华尔道夫酒店的公寓,向最伟大的金融家筹措资金,聘用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做设计。尽管由于他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实验缺乏验证而暗藏隐忧,而且他在《世纪杂志》上发表过不着边际的文章,但大多数记者和其他科学家依然预测他将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尤其是因为这位杰出的发明家不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纪录,而且正在把他的全部精力集中投入一个如此宏大的理想中去。
特斯拉极力主张,为了成功地通过地球传输信号和能量,沃登克里弗的发射塔必须是巨大的。由于要使用低频的长波,他最初计算出,这个装置的总高度必须达到600英尺,大约是1903年在麦迪逊广场附近开业的标志性的“熨斗大厦”高度的两倍(比今天的许多手机信号塔高3倍以上)。他发现球体所储存的电荷比其他形状储存的多,所以就主张用一组模塑成型的半球体合成在塔顶上。然而,据怀特估算,不断上涨的成本现在已经达到了45万美元,是他当初预估的30多倍。特斯拉不情愿地接受了重新设计,最终确定发射塔为187英尺高,上面是一个直径为68英尺的简单圆顶。
沃登克里弗工程的费用从1.4万美元陡增至45万美元,这是对特斯拉好夸大的性格的绝好讽喻,不管这对他来说是否真的准确。这也表明,特斯拉对无线传输理想是全身心投入,但却完全没有经商意识,甚至在金钱方面也不懂得适可而止。这个才华横溢的人出生在今天与明天之交,当下与未来之间,常常一只脚在现实世界而另一只脚却在幻想世界。然而,在沃登克里弗,特斯拉却毫无羁绊地朝着未来奔去。由于他几乎不在现实中驻足,更不用说没有人检视他的冲动,所以发明家便迷失了方向。
虽然发射塔的圆顶比特斯拉希望的小,但它仍然重达55吨,在长岛海峡的强风中会像船帆一样受力,使得整座塔都有可能倒塌。为了获得所需的支撑力,怀特设计了一种巧妙的八面结构,一旦升起就会变成锥形。为了确保不会传导电击,特斯拉订购了未加工完成的松树圆木,而不是导电的铁或钢梁。为了让系统通过地面传输能量,发明家宣称,这座塔必须“牢牢地钉在大地上,这样整个地球才能颤动”。
为了获得这样的抓地力,特斯拉把井筒沉在地下水位之下,围绕它建造了一部120英尺的螺旋楼梯,然后将16根铁管再向下钻300英尺,打到坚硬的岩石里。该工地的设计还要求从竖井底部打4条隧道通向地面,但它们的实际位置和用途却仍然是个谜。当地村民观察到,神秘的挖掘工作就“像发射塔一样高深莫测,井壁都是砖石的……特斯拉在地下通道花费的时间和他在塔上或在漂亮的实验室里所花的时间一样多”。
即使发明家已经缩小了沃登克里弗工程的规模,但在1901年11月,当其财务状况如此不确定时,他却开始建造这样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确实有点儿胆大妄为了。就连特斯拉最主要的支持者——一位既能创造也能毁掉企业的大佬,更别说还有那些梦幻般的发明家了——都对特斯拉的理想主义表现出了不满,这足以表明特斯拉是多么轻率鲁莽。也许这位永远自信的科学家相信,他的塔一定会促成一家世界通信企业的建立。也许他还记得他以往的发明是如何为摩根和其他金融家(如果不是直接为他自己)带来财富的。也许特斯拉对无线传输这一宏大构想的聚焦显得目光短浅,而且有些莽撞。
特斯拉毫不畏惧地坚持认为,只要“紧紧地抓牢大地”就能使他的放大发射器通过地球发送电波,并使其反弹回来。在共振理论的基础上,他假设他可以发射与原始电荷相一致的另一个电荷,从而创建驻波。由于大地在这个电磁共振频率上嗡嗡作响,而他的发射塔也为整个回路提供了回报,这位科学家于是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将接收器连接到地面,并获得信息和能量的传输。他对自己的设计表现出完全的信心,并向摩根保证,沃登克里弗项目将产生“几乎无限量的电力效应,这是用迄今为止所知的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获得的”。
特斯拉甚至开始计划在世界各地建造一系列类似的发射塔,而第二座就计划建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郊外。
然而,特斯拉面临着来自马可尼的日益激烈的竞争。1900年年初,马可尼就已经将信息发送到了185英里之外,同时还在英国康沃尔郡和纽芬兰的圣约翰建造了大型环形天线,以便在大西洋上传播无线电波。在两座最初的塔被七级强风摧毁之后,顽强的马可尼依然继续奋斗。1901年12月12日,在另一场冰雹风暴的短暂停歇中,这位意大利发明家及其圣约翰的同事收到了一封代表字母“S”的莫尔斯电码电报,这封电报由康沃尔发来。即使没有独立的见证人,马可尼也在两天后就宣布了这一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欢呼。《纽约时报》宣告,使信息在空中传播而不用任何电线,“这是近年来最精彩的科学发展”。
特斯拉内心苦楚地指出,马可尼的演示是基于自己发明的振荡器、线圈和设计做出的。与此相反,这位意大利科学家却争辩说,特斯拉的设备既无效又没有必要。他们的争论就这样持续了数年,直到1909年马可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才变得变本加厉起来。
在一片赞美之声的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托马斯·康默福德·马丁在华尔道夫酒店的画廊组织了一场有300位科学名流出席的庆祝宴会,他在画廊大厅上挂了一幅大型的大西洋地图作为装饰,在每张桌子上都放置了发射塔的模型,并在讲台上方的马可尼肖像周围覆盖了一面意大利国旗。迈克尔·普平表示了对马可尼有条件的支持,他说:“如果我不认识他本人,我就不会相信他,因为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马可尼所提供的证据还不够强。”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用这个机会对其塞尔维亚同胞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特斯拉只是宣称“地球变化可以产生无线信号”,但却从未提供过“(他的)设备的工程规格”。
虽然这场活动是在他自己的下榻之处举办的,特斯拉还是感到遗憾并礼貌地表示:“我希望与各位成员一起衷心祝贺马可尼先生取得辉煌成就。他是一个出色的实干家,充满了罕见和精妙的能量。但愿他能证明自己是这样的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为了世界的美好和祖国的荣誉而自强不息,始终将思想的触角伸向更远的地方。”
然而,当《纽约时报》随后请特斯拉发表评论时,他就显得不那么讲分寸了。这位发明家指出,自己的创新设备和无线电报的先驱理论才是马可尼取得成就的基础,并抱怨说,那位意大利人只是发了一条很小的信息,就开始大肆吹嘘自己和特斯拉很快就会推出一个更复杂、更有用的系统。
该报还要求《电力世界》编辑托马斯·康默福德·马丁发表声明,马丁赞扬了马可尼,并直言不讳地摒弃了特斯拉。“十分遗憾,”他说,“特斯拉先生已经就此课题给出了这么多想法和实验,而且很多工作都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但他却未能够(如马可尼这般)完成这项了不起的壮举。”
然而,马丁后来却以自己的方式修补了与特斯拉的关系,他在一封私人书信中写道:“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改变。我将永远为我曾与你早期的工作有过不多的关联而感到自豪。”
两人的关系在1903年有所改进,马丁当时给特斯拉寄来了一本他献给这位科学家的书,而特斯拉也回复道:“非常感谢您赠书于我。我很高兴拜读大作,这也说明您对尼古拉是真心实意的。”
正当马可尼获得越来越多的赞誉之际,特斯拉却只是积累了更多的债务。他向摩根寻求一笔更大的贷款,但被这位金融家拒绝了,甚至就连最初协议的最后一笔付款也被推迟了两个月才完成。特斯拉坚持写更多的信来宣传他的“世界电报系统”的奇迹,以及其“强大的赚钱能力”。
他的计划呼吁在“大型的文明中心”附近建造沃登克里弗式的发射塔,而“各塔一旦接收到信息,就会同样迅速地将之倾覆入地,而信息也会瞬间通过大地传播开来”。
特斯拉甚至描述了一种手持式的廉价接收器,它可以让人几乎在任何地方来接听任何信息。
在远未进入大规模的生产时代之前,更不用说在手机问世的70多年前了,他就已经提议制造数以百万计的这类设备。
这位发明家为自己在无线传输方面的领先地位进行了辩护,他认为:“(马可尼)技术部署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在我1896年和1897年的专利中被预先提到了。”
接着他抛出了更多的理想主义。“摩根先生,我从来没有试图告诉您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实情,”他写道,“那就是只要使用我所发现的某些原则,许多东西分分钟都能实现。如果您能想象我已经找到了‘哲人石’,那您离真理就不远了。真理将引发一场如此伟大的革命,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价值观和所有的人类关系都将发生深刻变革。”然而,实用主义的摩根希望听到的就是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革命愿景。
特斯拉只好再次借助于奉承和恳求。“现在,摩根先生,我能得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家的支持吗?”他问道,“难道就因为我缺一笔钱,我就得失去伟大的胜利和巨大的财富吗?”
他接着乞求道:“您不会坐视我困守愁城吧?!我已经因您的缘故而树强敌一千,因为我告诉他们,哪怕就是您的一根鞋带,我也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加珍视。”
他甚至谈到了家国情怀:“这一成就得到公认,难道不正是国家的荣耀吗?难道我没有为国家的伟大和强盛做出过贡献,我的发明也没有对国家的产业发展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吗?摩根先生,这些并非我自说自话,而是有真凭实据的。”
特斯拉后来更加虚张声势:“我希望您永远也不要把我的艺术和模仿我的那些人的无能相提并论。就算我全身百分之九十九都瘫痪了,那我也能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做得更好。”
他还否认了马可尼事业的赢利潜力,声称光靠报道游艇比赛或向驶近的蒸汽机船发信号“赚不到一点儿钱”。他对摩根说:“对于像您这样尊贵显赫的人来说,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事。”
这位固执(且有点儿可怜)的科学家随后发出了威胁。他写道:“若您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些文件的大红标题——‘摩根交易违约’中,那该有多么可怕啊!这件事将通过电报传遍全球。”
特斯拉坦率地向摩根承认:“在经济上,我陷入了可怕的困境。”
在某种程度上,发明家也明白他的请求是没有用的。他承认,他写信的时候,常常“陷于失望之中,而且痛苦得难以忍受”。
然而,这位曾经极为自律的思想家却无法阻止自己。
由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心绪狂乱的特斯拉决定公之于世。他为《电力世界和工程师》写了一篇6 000字的论文阐述其构想的价值,期望那位金融家能幡然领悟其中的潜在机遇,从而改变主意。这件事可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部分原因在于他表达其愿景的方式——“整个地球将转化为一个巨型的大脑”——似乎有些离奇古怪,不切实际。不太讲分寸的特斯拉在文章的结尾对摩根的判断力进行了公开的敲打:“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这或许来得更好些,即一个革命性的主意或发明,不仅得不到帮助和鼓励,反而在其青春期受到阻遏和虐待……皆缘于一己之私、迂腐、愚蠢和无知。这个主意或发明被人攻击直到窒息,它要历经痛苦的考验和磨难,还要挨过生意场上的无情冲突。”
当仍然没有任何回复的时候,特斯拉就怒斥并抨击了这位“伟大的人”,他宣称:“你根本不是基督徒……一旦你说了不,无论是好是坏,你都永远不会改口。”
摩根终于回复了,他亲笔写道:“我很遗憾地说,我无意再提供原先跟你说过的更多资金。当然,我祝你事业成功。”
特斯拉继续向摩根恳求,因为他感觉不到摩根的观察其实很合逻辑,即认为特斯拉的无线传输之梦比马可尼的成就代价更高,也更不实用。“你把我像个办公室打工仔一样给炒了,”特斯拉抱怨道,“你还高声咆哮,隔着6个街区都能听到你的吼声。最终一分钱也没有给我。这件事传遍全城大街小巷,我名誉扫地,沦为我的敌人的笑柄。”
几个月后,摩根的助手决绝地回应道:“亲爱的先生,关于你10月13日的来信,摩根先生希望我转告你,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再做任何更多的努力。”
在此期间,特斯拉努力争取无数其他金融和商业大鳄的支持,包括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一位也住在华尔道夫酒店的实业家)、H.O.哈夫迈耶(H.O. Havemeyer,美国糖精炼公司老板)、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华尔街银行家)、奥利弗·佩恩(Oliver Payne——J.D.洛克菲勒的同事),以及约翰·桑福德·巴恩斯(John Sanford Barnes,圣保罗和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他们都拒绝了特斯拉的提议,而且经常会问为什么摩根没有加大投资。潜在的投资者们发现,特斯拉的提议“含糊不清,云遮雾罩”。例如,在特斯拉向独立灯具及电线公司力荐之后,该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指出,这位发明者“没有具体的想法,实用的数据也不多,所以看不出他想做的到底是哪方面的研究”。
尽管过去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关系复杂且紧张,但特斯拉还是向其总裁查尔斯·科芬做了一次演示,之后他写道:“如果(通用电气公司的人)拒绝我,那他们简直就是傻透了。”那次会面没有任何结果。托马斯·福琼·瑞安(Thomas Fortune Ryan,一位保险和烟草巨头)起初同意提供一些资金,但似乎被摩根说服而改了主意。随后,特斯拉又去找了威斯汀豪斯,而后者声称自己只不过是西屋电气公司名义上的老板,根本接触不到投资基金。
特斯拉的问题,部分在于摩根控制了在任何无线传输系统上的51% 的专利使用权。既然金融家在未来的利润中将获取不成比例的大份额,于是新的投资者便几乎预见不到任何投资的激励。
特斯拉还联系了自己的家人,包括以前资助过他的舅舅们,还有他的两个还健在的姐妹米尔卡和玛丽卡,她们都嫁给了牧师,这表明她们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资源。由于特斯拉在经济宽裕的时候给亲戚们寄过钱,所以他觉得在手头拮据的时候去要一点儿钱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最大的一笔是特斯拉的侄子尼古拉·特罗博耶维奇(Nikola Trobojevic)答应给的几千美元,他因为设计了一种转向装置而与通用汽车公司签订了专利使用合同。然而,当失去了与通用汽车之间的交易,而且妻子又病倒后,特罗博耶维奇便停止了付款,特斯拉为此在回信中伤心地说:“当我深陷最可怕的困境时,你却没有帮我。我忘不了你竟这样来诋毁我的正直。”
几近绝望的特斯拉继续向J.P.摩根施压:“你让我苦苦挣扎,我不仅被精明的敌人挫了锐气,还被心怀疑虑的朋友伤透了心,资金也已快耗尽,现仍在拼命克服你亲手堆在我面前的一大堆障碍。难道你真的要让一件价值连城的东西被埋没,而且就因为你说过‘不’,就任由别人说你的判断力有问题吗?”
在一封长达13页的内容清晰的信中,特斯拉回顾了他发明专利和制订计划的过程。他也承认,是他改变了最初与摩根达成的协议,即生产振荡器和冷光灯泡。他声称,他转向无线传输很有必要,因为一来“胆大妄为的阴谋者”马可尼剽窃了他的无线电专利技术,二来他构想了一个可将电报信息传送得比莫尔斯电码电报更远的机会。特斯拉承认,在失去了摩根的支持后,其他金融家就开始回避他了。摩根“对获得100倍的投资回报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最后,特斯拉口气弱弱地恳求道:“如果你能帮我帮到底,那你很快就会发现,我的判断是对的。”
金融家本人再次回信拒绝,声称特斯拉的磨难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已经多次向你表明,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更多的资金,”摩根在信中写道。“我诚心诚意地与你订立了一份合同,并且尽到了我的义务。我期待你也能照合同履行义务。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
鉴于特斯拉作为有远见和仁慈的天才却深受既得利益压迫的形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摩根之所以会阻碍特斯拉获得进一步的投资,主要是害怕发明家所设计的系统会威胁金融家投入通用电气公司,以及那些为电力传输提供电线的铜矿中的巨大赌注。有一种口口相传的此类说法就来自安德里亚·普赫里奇(Andrija Puharich),他是一位发明家,也是内科医生,他认识特斯拉的朋友,同时也是第一位为特拉斯作传的作家约翰·奥尼尔。据普赫里奇说,奥尼尔曾表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一位成功的股票投资者)对J.P.摩根说:‘瞧,这家伙快疯了。他都在干些什么,他是想要给每个人都提供免费的电力,而我们却没办法在那上面安装电表。要是支持这个家伙,那我们都会破产的。’突然,在一夜之间,特斯拉的所有资助全部被切断,这项工程从此再也没有完成。”
如果这一说法准确,特斯拉就不应该对摩根的这种反应感到惊讶,其实摩根几年前就曾揭露他的发明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特斯拉大肆宣扬其无线传输系统能为全世界提供廉价的电能,宣称所有依靠电线来输配电力的“垄断者”,包括公用事业、电气设备制造商和铜矿主,“都将突然玩完”。
摩根自己写道,另有一种解释是,特斯拉并没有兑现承诺,所以金融家也不愿意再浪费更多的钱。特斯拉承诺建立跨越大西洋的无限传输已经两年半了,相反,马可尼却真的说到做到了。这位金融家最想要的就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可以给远洋轮船发信号,也可以将莫尔斯电码发送到欧洲,而特斯拉则一直在构想建立全球范围的通信和电力网络。
摩根还在酝酿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从将不同公司并购为国际商用船队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一直到针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其北方证券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为自己辩护。也许更重要的是,1903年发生了被称为“富人的恐慌”的股市下跌,使得几乎所有项目的融资都被打断了。4年后,1907年的银行家恐慌进一步造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股价的暴跌,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资削减。
尽管如此,特斯拉还是又一次发出了信函,把摩根称为“华尔街最大的怪兽”,称他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合同,而合同所涉及的是摩根所标榜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把这位金融家描述成“块头够大,但你打造事业的方式即将过时,而我的事业却是不朽的”。特斯拉既自负又癫狂,声称“我所拥有的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发明创造,比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人都多,甚至连发明巨人阿基米德和伽利略都不例外。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有60亿美元被投资于那些基于我的发现而建立的企业”。
据一份报纸报道,在沃登克里弗,特斯拉孩子气地加大了功率,将电极光抛向天空,令邻居们为“来自高塔上的……各种各样的闪电”而担惊受怕。直到午夜过后,“空气中还充斥着令人眩目的电光,它们似乎带着什么神秘的使命在黑暗中穿射”。
在康涅狄格州,穿过长岛海峡大约20英里的地方,人们目睹了人造闪电和高塔圆顶发出的诡异的蓝光。
(20世纪30年代,特斯拉已经70多岁。年事渐高的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吃过摩根的亏,还跟自己的秘书吹嘘,“自己只要开口,就能从他那里得到钱”。据说,特斯拉漫不经心地走进这位强势银行家的办公室,“摩根先生问是否要给我开一张支票,并叫那个男孩把他的支票簿拿来。摩根签了张空白支票,让我自己需要多少金额就填多少”。)
财务窘况沉重地压在特斯拉身上。“挡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在给助手的信中写道,“就是一条常见的九头蛇,我刚砍掉一个脑袋,它就又长出两个新的脑袋。”
1904年6月,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电力公司打赢了一场180美元的官司,法院判决允许他们拆除特斯拉的实验室并出售木材。
雪上加霜的是,特斯拉的基本多相技术专利在经过17年后于1905年5月到期,从而少了一个由使用其发明的多家制造商给付版税和付款的资金来源。
尽管财务困难,特斯拉仍然在华尔道夫酒店过着奢华的生活。他把平常用晚餐的地点从戴尔莫尼科餐厅移到下榻酒店的大棕榈厅,客人们在这装饰华丽的3层琥珀玻璃穹顶下用餐,头顶上方悬垂着一盏雕花吊灯。极尽奢华的餐厅采用赤陶土和孔雀色大理石装饰成意大利风格,里面摆满了巨大的棕榈树。为了引人注目并保持形象,穿着考究的特斯拉每晚都要经过魅力无穷、人称“孔雀街”的那条300英尺长的大理石走廊,然后才进入餐厅。他用餐的桌子靠近墙边,只设一人座,他将在此用餐长达18年。
这位不太务实的发明家拒绝了好几个能够获利丰厚的合同,其中就有伦敦劳合社要求使用他的无线电系统报道国际游艇比赛情况的项目。发明家声称,他才不会被小工程困扰。
“我承认,我对商业利益一向没有什么兴趣,无论做什么事。”他在信中对他的朋友罗伯特·约翰逊抱怨道。他经常去约翰逊家吃晚饭和聊天。特斯拉在信尾签上了“破产的尼古拉”。
他曾挨家挨户地“向犹太人或赞助商募集资金”,这让他引为极大的羞辱。由于沮丧和别无选择,他哭着说:“我已经厌倦了跟那些优柔寡断的人说话,每次我求他们投资5 000美元,人家就吓坏了;而我跟他们要10 000美元时,他们就拉肚子了。”
[这并不是特斯拉唯一的反犹太言论。他的秘书还记得,发明家曾抱怨前助手弗里茨·洛温斯坦从特斯拉的无线电发明中狠赚了一笔。据多萝西·斯凯里特(Dorothy Skerritt)说,特斯拉“像往常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时一样,走到我跟前低声说道:‘小姐,永远不要相信犹太人!永远不要相信犹太人!’”此外,一位牧师也回忆道,发明家说过,“我天生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我没有犹太血统”。
在此语境之下,类似的评论在同时代的商业和工程领域的领袖人物中并不少见,而且似乎特斯拉也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而歧视任何人。他后来曾大骂希特勒,尽管他对德国法西斯的批评仅限于他们对待塞尔维亚人的方式。]特斯拉的资金很有限,可要他付钱的要求却似乎是无限的。詹姆斯·沃登要求他对长岛土地补税,电话公司威胁说要切断服务,西屋电气公司则要他为实验室的设备支付约3万美元。由于特斯拉支付不了账单和税收,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治安官就把他所剩的电力设备拿出来出售。一台变压器被卖了“约10美元,相当于其市场价值的十分之一”。
特斯拉对一位朋友说:“我发誓,如果我能从这种绝境中走出来,那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看到我一贫如洗!”
同事们开始为他的前景担心。乔治·谢尔夫在这位科学家又一次造访了沃登克里弗之后,评论道:“我从没见过你像上个星期天那样心情这么不好,真把我吓坏了。”
唯一让特斯拉振奋起来的是战争英雄、海军工程师里士满·霍布森的来访。霍布森在给另一位熟人的信中透露:“我去见了亲爱的特斯拉。他像以前一样吻了我的脸颊,当我凌晨1点离开他时,我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准备来迎接新的一年和未来的岁月。”
大约一年半后,1905年春,霍布森打算与格里泽尔达·休斯顿·赫尔(Grizelda Houston Hull)结婚的消息震惊了特斯拉,准新娘来自肯塔基州的一个社会人脉广泛的家族。霍布森的来信揭示了这位工程师和发明家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你知道吗,我亲爱的特斯拉,”他写道,“除了家人,你就是我第一个想要邀请的人……在这个我生命中充满无限未来的时刻,我多么希望你就站在我的身边。的确,要是没有你,我就会觉得这个时刻美而不全,因为你已经在我内心最深处占有了一席之地。”
特斯拉自封为独身主义者,他试图说服霍布森不要结婚。“一旦结婚,你的事业就全毁了。”他劝道,但徒劳无功。
在某种刺激之下,特斯拉在位于纽约塔克西多公园的霍布森家当起了婚礼的引座员。然而,据霍布森夫人格里泽尔达说,特斯拉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最终“认可了他的好朋友霍布森结婚”。
(在1907年至1915年期间,霍布森晋升为美国海军少将,并在美国众议院担任代表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议员。他和特斯拉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经常去吃饭或看电影。据格里泽尔达说:“这两个亲密的好朋友,大约一个月或更频繁些,就会见见面,看看电影,然后再去公园里坐坐,一聊就聊到半夜!里士满回到家总是对特斯拉的新发明充满热情。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对里士满说,‘我可以把地球从轨道上震开,但我不会这样做,霍布森!’”1937年3月,当霍布森被安葬在阿灵顿公墓时,特斯拉为住在纽约公寓里的霍布森太太送上了“一束盛开的美丽的杜鹃花”。
到1905年秋,精神紧张的特斯拉遭受“神经被滥用的折磨,最终神经起而反抗,使我彻底崩溃了”。
几个月来,他一直被不祥的梦纠缠,尤其是梦到哥哥和母亲的死。他后来写道,他发现那些幻象“几乎无法忍受,每天晚上我的枕头都被泪水打湿”。
这位深深受挫的科学家猛烈地抨击这个“有眼无珠、胆小懦弱、疑心重重的世界”。
对于特斯拉来说,似乎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1906年6月,他的朋友和同事斯坦福·怀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被人连开3枪打死,杀他的是一个前合唱团女演员的妒火中烧的丈夫,而这个名叫伊芙琳·内斯比特(Evelyn Nesbit)的女人是怀特的情妇。或许顺理成章吧,因为见多了怀特的风流浪荡,这位百万富翁丈夫亨利·肖(Henry Thaw)管怀特叫“畜生”,并用珍珠枪柄的手枪对准他的眉心开了枪,而当时那位表演者正在屋顶花园里演唱歌曲《我能爱1 000名女郎》。由于这件丑闻,怀特的大多数同事和熟人都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但特斯拉却从病床上爬起来去参加了。
特斯拉失去了他一生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1890年去世的安东尼·西盖蒂和1892年去世的母亲,但曾在“玩家俱乐部”与他共进晚餐并在长岛一起悠闲散步的怀特之死,却使得正处于动荡时期的发明家悲恸不已,也更加速了他的孤独感累积。“我从未遇到过这么多麻烦。”他以飘忽不定的笔法向朋友凯瑟琳·约翰逊坦白道。
他把阳光彻底挡在窗外,不让它照进一丝一毫。他拒绝吃东西。对大脑进行电疗成为他唯一的治疗方法。“我的头部经受住了(15万伏特电流)冲击,并没有失去知觉,”他写道,“但在那之后,我总是昏昏欲睡。”
让人难过的是,正在进行的试验促使特斯拉放弃了他的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并缓解了他内心的冲动。他写道,“所有这一切的实际教训”,就是“一定要谨防太过专注,并满足于平庸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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