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与宿主间的共生关系
由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病毒引起的瘟疫大流行，一般人认为病毒是我们的死敌，“十恶不赦”；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缺乏科学认知的误解。我们周围的病毒，简直是无处不在，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物个体都携带无数病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生活在病毒的汪洋大海之中。病毒在地球中存在已经数十亿年之久，对于整个生物圈贡献巨大；而且在漫长的生命演化史中，病毒在不同物种之间传递着基因，对生命演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有些科学家甚至于认为，病毒与我们之间原本就并没有什么敌我或你我之分；按照《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的理论，病毒跟我们，都只不过是一堆不断变异、不断混合、不断重组的基因而已。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齐默曾写过《病毒星球》一书，他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基因多样性很大一部分即蕴藏在病毒之中；我们呼吸的氧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毒帮助下产生的。连地球的温度都与病毒活动息息相关。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就来自感染了人类远古祖先的亿万种病毒。其实，地球上的生命，很可能就是在40亿年前从病毒起源的。我们跟病毒之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病毒是我们既不想要，但又离不开的“欢喜冤家”。
倘若我们只聚焦于病毒引起的流行瘟疫，我们对病毒的认识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我们体内的很多病毒对我们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没有它们的话，我们也会生病。有病毒也生病，没有病毒也生病，这听起来是一个悖论。
然而，这却又是事实。过去从医学史角度讲，一般认为病毒是我们的敌人，好像只有从进化生物学角度看，病毒才是我们的朋友。但前几年有几项相关研究却发现，即便从健康学角度看，病毒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呢！
这些研究审视了我们肠胃道里存在的大量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科学家们发现，环境条件会影响我们消化系统内病毒与微生物的基因多样性。如果我们摄入食物的花样杂多，我们消化系统内病毒与微生物的基因多样性便会增加。反之，如果我们太“挑食”，就会降低它们的基因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只吃含糖及脂肪高的食物（垃圾食品）的话，就会引起肥胖及其带来的很多疾病。此外，上述研究还发现，非洲的土著部落人群，由于资源匮乏，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可谓遍尝各种食物；结果，他们消化系统内病毒与微生物的基因多样性也异常丰富。科学家们认为，人类食物来源的城市化与“西化”，导致了我们肠胃中病毒与微生物的减少，大大地降低了消化系统内病毒与微生物的基因多样性。
此外，由于病毒不能自行繁殖，因而它们是离不开宿主的。正因为如此，杀死宿主并非病毒的“本意”。有位病毒学家曾把病毒比喻为入室行窃的盗贼，它们潜入你的房间，偷吃了你的食物，还在你的床上生育了无数小贝贝，然后，拍拍屁股跑了，留下一片狼藉。然而，它们并不想把主人置于死地；因为这对它们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它们需要的是感染宿主但又不过分伤害宿主，它们力求达到的“目标”是：逃过宿主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攻击，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新的病毒设法赶快逃离现在的宿主、继续去感染新的宿主。因此，成功的病毒，不应该像上述“入室行窃的盗贼”那样粗暴，而应该像造访留宿的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才是。
其实，我们很多人身上就携带着这一类型的“模范病毒”——单纯疱疹病毒。这种病毒跟人类及其祖先已经“和平共处”了600多万年了。口腔单纯疱疹就是由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症状是口腔黏膜以及嘴巴周边出现急性感染，俗称“热疮”，是口腔最常见的病毒感染。像这类令人生厌但又没有杀伤性的病毒，能够与宿主长期共存；而像SARS那样致死率很强的病毒，因为大量杀伤宿主，便无人替它们继续传播了，所以很快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一些病毒学家预测，尽管目前看来新冠病毒依然在全球肆虐，但与受感染者的巨大基数相比起来，致死率几乎跟流感差不了太多，而且死者主要是免疫力低下的高龄患者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病毒的RNA逐渐变异，毒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小，最终可能会变得跟流感甚至普通感冒差不多。
可见，病毒与人类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源远流长，自人类起源以来，流行病与我们如影随形。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基因组学大数据分析发现，自人类与黑猩猩“分手”以来，近1/3的蛋白质适应演化，都是病毒驱动的，而背后真正的推手是自然选择。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当瘟疫出现时，被病毒袭击的宿主要么自身产生抗体得以适应而生存下来，要么死亡乃至于灭绝。但这些宿主的灭亡，对病毒来说其实并非好事；如果宿主灭亡了，除非病毒立即找到新的宿主，否则便与原来的宿主“同归于尽”了。显然，这无异于是自杀行为。因此，一方面病毒不得不减弱毒性；另一方面，宿主的免疫系统也会“全面反击”病毒的侵害。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有许多功能，有时只要对其性状与组成进行细微的调整，就可以击败病毒。有意思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不仅免疫系统的细胞蛋白质有免疫功能，而且几乎所有细胞的蛋白质在接触病毒时，都能参加“抗疫战斗”！这种免疫系统外的“战斗者”不少于免疫系统内的“战斗者”——可以说是“众志成城”（科学家们至少找到了1300多种蛋白质具有“免疫功能适应性”）。由于病毒试图“劫持”宿主细胞的所有功能来自我复制并蔓延，因此它们自然会驱动宿主使用身上的所有细胞“武器库”来予以反击。
这类面临病毒时的“生与死”的选择压力，实际上比猎食者的捕猎以及其他环境变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更大。病毒与宿主之间的协同进化，堪比“军备竞赛”：不断花样翻新，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病毒与宿主之间协同进化的现象，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由于输入澳大利亚的欧洲兔出现了爆发式的种群增长，科学家们从南美引进了一种兔黏液瘤病毒，试图抑制欧洲兔的疯狂增长。这种病毒在南美本地的棉尾兔中只引发轻微的疾病，谁知到了澳大利亚，在新环境下经过变异，成为对澳大利亚的欧洲兔致死率极高的病毒。据统计，仅在引进的头一年里，受感染的欧洲兔死亡率竟高达99%！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下子把出此“馊主意”的动物学家们给搞懵了，眼看着澳大利亚的欧洲兔就要陷入面临灭绝的危险境地。
然而，所幸结果只是虚惊一场。由于兔黏液瘤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染的，蚊子通过叮咬活的兔子才能传染病毒，如果兔子全部死光了，传染链就会被彻底截断，病毒也无寄生之处了。
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病毒的毒性遂迅速减弱，而兔子的免疫力也在逐渐增强。更有意思的是，生物学家们还发现：两者之间的协同进化竟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动态平衡，即当兔子的免疫力迅速增强时，病毒的毒性复又开始回升。因而，病毒与宿主之间的关系最后演化成了跟南美洲类似的情形：病毒对宿主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又没有使其灭绝。类似的协同演化的故事真是精彩纷呈、不胜枚举。
此外，近些年来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也揭示，我们的基因组里有成千上万病毒基因的痕迹，而这些病毒基因的频繁变异以及新病毒基因的侵入，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
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的末尾曾写道，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一员，已经跟病毒组成了难以分割的混合体。清除了体内的病毒基因，我们可能无法活着从子宫里生出来……病毒一词原本就包含了两重性：一方面是给予生命的物质，另一方面代表了致命的毒害。病毒的确是致命的，但同时又赋予了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创造力。因此，创造与毁灭又一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要理解病毒以及它们与人类之间协同进化的关系，就必须学习生物演化论以及生命演化的历史。就像已故著名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所说的那样：“没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生物学里的所有现象都无法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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