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标准的民族国家 （1989—1991）
五分之一的波兰公民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茨坦协定》的规定下，波兰接收了广袤的德国领土，驱逐数百万德国人。20世纪50年代，对德国收复失地的恐惧激发了对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以及对与苏联结盟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由于波兰主教向德国主教传达和解的讯息等原因，波兰政权被谴责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尽管1970年西德-波兰协约签署后，波兰公众对德国的态度有所好转，波兰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一有机会就会重申领土所有权。由于西德政府的合法地位——波兰人怕他们无法代表未来的统一德国——以及西德被驱逐者的游说，这种恐惧持续存在。那些被驱逐者是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下文简称CSU）的主要力量，CSU是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简称CDU）的姐妹党。在波兰于1989年8月重新取得国家主权后，一年多来波兰领导人和波兰公众对德国统一的担忧多于对苏联反应的担忧。[1]
1989年，波兰内部的政治变革逐步推进，很多进步措施得到了波兰共产主义者的认可，一些措施也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 ）的谅解。在1988年12月的联合国讲话上，戈尔巴乔夫发出信号：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可以自行选择国内政治路线。由于1988年8月大罢工的影响，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和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1943— ）举行圆桌会谈的可能性。1989年2月，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话信以为真，同意与当时的非法工会——团结工会——的代表开始磋商。1989年4月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在同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选举被操纵了，以确保共产党及其传统盟友在下议院（the Sejm）取得多数。但是团结工会在大众投票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他们赢得了下议院每一个有竞争可能的席位（包括在上议院取得了100个席位中的99个），并达成共识：共产主义者缺乏统治的授权。团结工会的决定性胜利出乎双方的意料。
1989年8月，在共产主义者建立政府失败后，下议院通过了由长期的罗马天主教反对者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1927—2013）领导的联盟。自共产主义统治建立后，这是东欧地区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很快会追随这个先例。每一步都或多或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从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国讲话到波兰人的圆桌会议，从圆桌会议到被操纵的选举，从被操纵的选举到团结工会的胜利，从共产主义在波兰的终结到共产主义在整个东欧的终结。1989年，人们普遍没有料到东欧卫星国的革命会引起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运动，并因此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终结使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变成唾手可得的目标。1989年到1991年是一段奇特的薄暮时期，我们很难在回顾往事时将其准确定位。基于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东欧各国获得主权比苏联瓦解要早两年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的波兰主权国家和苏联是对方的政策目标。1989年，戈尔巴乔夫原本可以公开提出他反对波兰获得主权。但是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戈尔巴乔夫对马佐维耶茨基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希望你能成功。”[2]
德国进入欧洲
和戈尔巴乔夫的声明不同，西德的反应是威胁性的。在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后，西德财政部部长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质疑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在马佐维耶茨基的非共产主义政府于1989年8月建立后，科尔总理宣布德国问题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议程中。1989年11月，科尔前往华沙以缓和恐惧，但是他选错了时机。尽管科尔私下保证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确认德国-波兰边界，但出于选举需要，他不敢公开重申此类言论。在拉齐维乌宫（RadziwiłłPalace）的一次晚餐中，科尔获悉柏林墙已经倒塌。那天他和莱赫·瓦文萨、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以及布洛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的会谈突然中断，当时盖雷梅克正打算向他解释为什么波兰人害怕德国统一，随后科尔马上飞回柏林，立刻着手统一政策。
科尔关于统一的“十点计划”里没有提到边界问题。这带来了两个隐忧：首先统一的德国可能向波兰要回“二战”后失去的领土；其次新欧洲将和两次大战间的欧洲一样，东部和西部的外交规则截然不同。波兰人还记得“一战”后的大量移民保障了德国与法国的西部边界，但其与波兰的东部边界尚未确定。在“二战”后，这类和平的移居并未出现，而且西德保留了在移民情况出现时最后决定东部边界的权利。在柏林墙倒塌后，波兰人不仅要关心现存的边界会不会得到确认，还要关心德国会不会同他们来确认。波兰人害怕德国与苏联关于边界的协议会将东欧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并重新确定苏联在波兰的统治地位。[3]
第二年——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11月——东德和西德的政治中心围绕着统一进程，而波兰的外交政策着重于把德国问题抑制在德国国内。虽然波兰官员（不同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试图减缓德国统一进程，但他们试图把统一和最终确定边界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手上几乎没有好牌。尽管波兰军队在“二战”时与盟军并肩作战，但1944年后苏联就已占领波兰，波兰在诸如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决定欧洲未来的战后会议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于德国统一被视为未完成的战后解决方案中的最后一章，德国统一由两个德国来协商安排，并经过四个战时盟国（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同意。尽管波兰表示抗议，但在1990年2月举行的“2+4”协商中，波兰并未受邀。
波兰的立场是波兰-德国边界要在德国统一前就重新确认；德国的立场是边界条约的磋商要等到统一完成后再进行。事实上，1990年3月科尔总理表示，如果波兰同意保护德国少数民族并放弃未来向德国索赔，那么德国会承认现存边界。由于波兰在战时损失巨大，而且西德将波兰排除在和平解决方案之外，这一点似乎非常过分。西德的盟友也反对西德的立场。1990年春天，马佐维耶茨基总理重申在波兰和德国边界板上钉钉之前，他不希望苏联军队离开波兰。波兰甚至提议苏联军队留在未来的统一德国的东部地区。这一度是苏联的立场，但是戈尔巴乔夫很快被说服了。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和苏联的利益协调都是有限的。甚至在1990年2月，波兰外交部部长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Krzysztof Skubiszewki，1926—2010）向德国人清楚表明，波兰不希望统一德国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波兰不接受统一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在科尔于1990年6月在高加索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苏联一直反对统一德国加入北约。
1990年6月，事情变得很明朗了，德国马克和美国的参与不仅能促成德国统一，还能保证统一德国成为北约的一员，波兰的立场就不言而喻了。向苏联献殷勤已无必要——西德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只是利用苏联将波兰人排除在外——重要的是确保美国人理解边界问题。美国人提出的“九点保障”和科尔的“十点计划”不同，其中提到维护现存边界。在美国人看来，现存的东德-波兰边界将成为未来的德国-波兰边界。波兰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6月12日参加了第三阶段的“2+4”会谈。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处于弱势，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处于强势，但他们的立场总体上是相同的：德国重新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实现统一必须先解决“二战”后未完成的问题，并且使新德国和欧洲及大西洋组织团结起来。“2+4”条约的第一项条款于1990年9月在莫斯科签署，条款确认西德与东德的外部边界将成为统一德国的边界。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统一。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根舍于1990年11月14日签署波兰-德国边界条约。[4] 波兰虽然在统一之前签订边界条约的战斗中落败，但在无条件承认现存边界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东部和西部
第二天，即1990年11月15日，苏联和波兰代表第一次会面讨论苏联军队撤出波兰的事宜。1990年年末，天平两边的重量开始起变化，刻度值完全相反。波兰和统一德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和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一旦波兰达成了西部边界合法化的目的，德国就成了“欧洲”；而波兰和苏联的利益产生分歧，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完全倒塌，苏联成了“俄罗斯”。[5] 在波恩成为一个更大的国家的首都后，波兰对它的恐惧有所减少，而当莫斯科成为一个更小的国家的首都后，波兰对它的恐惧增加了。这种转变在波兰人中非常明显，波兰的东部邻国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
1991年1月，飞往莫斯科协商军队撤离的波兰官员受到了苏联驻波兰军队指挥官维克托·杜比宁将军的欢迎——一场冗长的发言。“曾击败过德国人，从未战败过的自豪的苏联军队，”他告诉他们，“将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机，迎着展开的横幅，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离开波兰，如果任何人对此存疑，军队无法向波兰人民负责。”那位将军有多浮夸，这个波兰人就有多墨守成规：让苏联代表惊讶的是，波兰外交官指出1955年签订的《华沙条约》——该条约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事实上并未给苏联军队驻扎在波兰领土提供任何支持。在双方交换意见或者说是世界观后，疲倦的波兰谈判者回到华沙，他们的飞机在维尔纽斯加燃料。就在他们靠近立陶宛首都时，他们被告知要一路飞回华沙。他们透过机窗看到了理由：维尔纽斯燃起熊熊大火，苏联特别部队正向这里发起攻击。[6]
就在华沙和莫斯科开始撤军谈判时，华沙计划改善与苏联各独立共和国及其国内反共产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关系。自始至终，波恩都将莫斯科作为其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伙伴，而华沙一开始就和它直接的东部邻国交战。这第一次标志着除了传统的势力均衡的考量外，还有其他东西引导着波兰的东部外交政策，波兰外交正在实施前一章所说的大战略。和戈尔巴乔夫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波兰官员对他关于苏联各组成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言论信以为真，他们继以推论这种民主化可能走向何方。甚至当波兰寻求让苏联军队离开波兰领土时，波兰还推行了一项基于苏联可能很快不存在的政策，这一政策的预设是波兰可以优先重构与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分歧。
德国问题一直作为背景存在。当波兰把注意力转向东部邻国时，调整和德国关系的经验也影响着波兰针对东部邻国的政策。波兰关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立场与德国关于波兰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和德国一样，“二战”后波兰的领土也纳入东部邻国，那里是数百万东部被驱逐者及其后代的家园，因此波兰认为有义务保护东部少数民族。当然，“二战”时，波兰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但是生活在波兰原东部边界地区的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把波兰视为维尔纽斯和利沃夫的侵略者。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波兰人依然害怕德国人有收复失地的意愿，这种与德国的类比可以作为针对波兰东部邻国的温和政策的支持依据。波兰外交官告诉国内评论员，波兰向东部邻国要求的东西应该和波兰准备给德国的东西一样少。主张收复失地的德国人促使斯库比斯茨维奇做出如上论证，前者对波兰的东部政策表现出公开的兴趣。那些德国外交官也是如此，他们参照了波兰关于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立场，将其当作德国关于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的立场。至少在一个例子里，德国人利用了波兰的立场文件以为扩大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权利辩护。[7]
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首先和德国人谈判，然后和东部邻国谈判，但历史经常无声地略过这类人物。他在他从事的任何工作上都取得成功，他的成功带来了和平。原本根本指望不了这类声明可以建立在德国统一的和平进程的基础上。考虑到西欧人的关注和美国人的参与，无论波兰的政策如何，德国统一都将以一种负责的形式推进，这几乎是肯定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库比斯茨维奇，他是国际法教授，写过一本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书，他耐心而坚定地追寻着一个精准的目标，最终目标实现了。和西德的接触说明斯库比斯茨维奇也将某些特质带到了波兰与东部邻国的关系中，此外还有团结工会和波兰新民主政府内部的传统智慧。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和莱赫·瓦文萨担任总统时期负责外交政策，所有他供职过的总理都全力支持他，他的观点是重要的观点。和“一战”后的情况不同，当时波兰的早期东部政策由议会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外交官在里加做决定，1989年后波兰的东部政策则被牢牢把握在专业人士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精英在东部政策上产生分歧：一些人希望创建一个联邦，其他人希望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只吸收那些可以被同化的领土。斯库比斯茨维奇面前没有这些分歧。反对派团结工会现在上台掌权，他们吸收了《文化》的东部计划，即波兰不应改变它的东部边界，波兰能从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中获利，以及波兰爱国者应该把立陶宛爱国者、白俄罗斯爱国者和乌克兰爱国者视为与自己相平等。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也从其他传统中得到启发，他认同关于大战略的共识，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他也认可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一些基本假设，即最高的价值是波兰国家，而不是波兰民族，可供参考的框架不是来自过去的，而是来自未来的。[8] 他更喜欢用“国家利益”这个词而不是“民族利益”，他引用历史是为了澄清国家利益，绝非民族渴望。他的口头禅是“民族利益与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另一句口头禅是：“历史不是也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现实观中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能决定它的形成。欧洲在不断变化。”[9]
提到欧洲，这说明了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文化》的东部计划中增加的两个主要的知识因素之一。斯库比斯茨维奇欣赏欧洲理念的力量，以及欧洲机构的吸引力，这一点（必须支持）完全被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忽略了，尽管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其中一人住在巴黎，另一人住在伦敦。当与统一德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时，斯库比斯茨维奇对东部解决方案的务实表述从表达对德国收复失地的担忧转向有实际意义的主张，即波兰如果要加入西欧机构，必须解决好它的东部问题。斯库比斯茨维奇牢牢把握住国际法的实际重要性，将其作为有效地采取目前模糊行动的一种方式，以及彻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的第一步。这是斯库比斯茨维奇的第二个知识贡献，也是《文化》计划中所缺少的。
另外三个贡献更为实用。首先是有原则的耐心，这种风格在1989年前已经开始培养，这使得斯库比斯茨维奇在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即便胜利在望，也能时刻谨记他的最终目标。这当然是一位优秀外交官的基本品质，但是在共产主义东欧，能培养出这种素质的环境不是特别好。[10] 第二个实用的品质是他独立完成艰难任务的能力。运行从共产主义者手中继承下来的外交部，在后勤方面是一个挑战，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中的一幅日常画面是他在商业航班上写自己的演讲稿。第三个品质是明智地选择同僚。耶日·马卡奇克（Jerzy Makarczyk）负责欧洲和区域政策，在重要时期，他短时间内取得了众多成果。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设想了一种针对波兰东部邻国的“双轨”政策，他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他的任期内，斯库比斯茨维奇的外交部雇用了300名新职员。[11] 这看上去像行政琐事，但是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政治中，受训练的职员的效用、招募以及安置常常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正在考虑的政策如同波兰的东部“双轨”政策一样精细时，以上事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双轨制
波兰东部政策的双轨指的是：（1）在莫斯科的苏联中央政府；
（2）欧洲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斯库比斯茨维奇相信苏联很快会瓦解，他解释说波兰政策仅仅反映了苏联内部的变化。与莫斯科的苏联政权的关系包括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及苏联撤军问题。波兰政策放在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上的注意力比放在中央政府上的注意力要多。波兰针对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准备工作包括确认准官方边界、外交联系常规化以及在一系列声明中建立友邻关系的准则。波兰把苏维埃共和国当作国际法上的完整主体，值得报以同等的伦理和法律关注。甚至在斯库比斯茨维奇前往苏联之前，他断言称，“在很多区域，我们和不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独立和至高无上的”。当时，他的政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和苏维埃共和国系统接触的政策。[12]
立陶宛是一个特例。苏联没有依据法律兼并立陶宛，在苏联解体前（1990年3月）立陶宛已经正式宣布独立，而且它的独立要求触发了散居在立陶宛的大量波兰人关于收复失地的声明。1991年8月，波兰正式承认立陶宛独立，它是第二个（在冰岛之后）承认的国家。在此前两年，斯库比斯茨维奇就说过立陶宛的渴望应该按照国际法予以实现。[13] 1989年到1991年间，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代表要求领域自治，对波兰国家的努力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波兰国家和此类声明保持距离。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在1989年10月的备忘录中声称波兰国家的唯一伙伴是立陶宛的反对团体——民主改革运动（Sąjūdis），所以波兰不应该证明立陶宛人对波兰收复失地的恐惧是正确的。科斯切娃-佐尔巴斯相信立陶宛人对波兰的恐惧比波兰人对德国的恐惧更有正当性——他在波兰和德国签署边界条约前一年就把这个论断落于书面。[14] 斯库比斯茨维奇坚持宣称波兰没有任何针对立陶宛或任何东部邻国的领土所有权要求，并且告诉主张修改边界的倡议者们他们选择的道路只会导致血腥的战争，并激起德国人对西部领土的要求。[15]
尽管立陶宛与众不同，但是立陶宛的案例强调了重要的一点：双轨政策把波兰国家真正的对话者视作邻近的民族国家。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托尔（József Antall）自称散居在外的匈牙利人的总理时，当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利用塞族人在科索沃的困境以攫取权力时，波兰当局把波兰少数民族的问题当作依据国际法和伦理标准来解决的民族国家之间的问题。把波兰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做对比并不牵强。诚然，匈牙利在1920年的特里亚农（Trianon）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1989年有200万匈牙利人住在邻国。虽然波兰得到了西部领土的补偿，但在1945年它几乎失去了一半的领土，包括四座重要城市中的两座。1989年，超过100万波兰人留在波兰的东部邻国，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靠近波兰东北部边界的条状区域内。[16] 苏联境内一半波兰人居住在距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00英里处。我们可以在立陶宛首都周围（包括首都在内）勾勒出一片很大的地区，其中多数人口自认为是波兰人。波兰，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不同，它将邻国置于散居波兰人之前。1990年和1991年，相比做出明确要求的波兰少数民族，波兰倾向和民族国家立陶宛打交道，而此时立陶宛的地位还未合法化。其中显示出大战略的迹象，大战略把世界理解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
第三条轨道
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第二条轨道”的联系是存在无可争辩的法律依据的。这些共和国是苏联宪法创造出的合法实体，戈尔巴乔夫鼓励它们获得自治。当时甚至有一种感觉是斯库比斯茨维奇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居民当作“民族”，这与苏联的总体做法是一致的。毕竟，苏联是一个有许多民族性共存的国家，根据不同的民族分为每个领土单位，每位公民的护照上都要写明属于哪个民族。然而，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民族政策从未设想过各共和国脱离的可能性。因此波兰东部政策“第三条轨道”的合法性就更微弱了，“第三条轨道”指引导波兰前反对派（如今在华沙的掌权者）与乌克兰人和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寻求获得民族独立，摧毁苏联）建立联系。1989年和1991年间，波兰东部政策的非正式的第三条轨道以公报的形式提供了关于如何支持民族主义反对派的信息，并为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10月出访“苏联、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做准备。事实上，在斯库比斯茨维奇先前为德国问题费神时（1989年秋天到1990年秋天），第三条轨道（反对派）取代了第二条轨道（共和国），并为第二条轨道的成功——这是三条轨道中最成功的——奠定了基础。
这一情况发生在乌克兰，而非俄罗斯、白俄罗斯或立陶宛。波兰反对派和俄罗斯异见者之间的关系是疏远而断断续续的，无论如何此前没有人像俄罗斯民族反对组织那样怀有“脱离”苏联的期望。类似的，出于不同的原因，波兰也没有白俄罗斯对话者。白俄罗斯民族运动规模很小，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历史的、象征性的，波兰人对此说不了也做不了什么。团结工会的前辈对立陶宛的民主改革运动最有热情，但是立陶宛反对派认为波兰人想要占领他们的国家和首都维尔纽斯。[17] 立陶宛活动家的判断是正确的，波兰人对立陶宛的友爱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把立陶宛看作“年轻的兄弟”，但立陶宛活动家错误地把波兰的文化自信和收复失地的计划联系起来。立陶宛活动家把波兰文化视为对本民族的更大威胁，1991年后持有这种传统的主导性立场的人才逐渐承认政治合作的价值。
在乌克兰的民族运动中，团结工会的运动家们发现了一个成熟的、有意愿的对话者——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18] 在乌克兰，民族运动强大到可以考虑独立的问题，但又弱小到亟需盟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很成功，那些组织起乌克兰人民运动的西乌克兰爱国者的新观念由此加深：俄罗斯——而非波兰——才是乌克兰民族的巨大威胁。[19] 苏联的统治巩固了波兰在立陶宛爱国者心中的民族敌人的形象，却迫使那些看着乌克兰民族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枯萎的乌克兰人重新思考。乌克兰的波兰少数民族虽然大致上和立陶宛的波兰人一样人数众多，但相对而言占比要小得多。当有敌意的波兰组织正式宣布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开始自治，远离民族首都基辅的西乌克兰的波兰人转而支持乌克兰民族运动。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很少受到立陶宛文化的同化，而在乌克兰的波兰人却说乌克兰语。基于以上原因，乌克兰反对派比立陶宛人更易接受《文化》和团结工会，也更愿意把波兰视为正面的模范。[20]
波兰外交的第三条轨道提供了一种适时的确认。当波兰在1989年8月获得完整国家主权时，乌克兰人对这个西部邻国的尊敬达到了顶峰。1989年9月，团结工会的一名代表参加了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立大会，亚当·米奇尼克在凌晨两点从一处讲台向挤满了人的大礼堂发来贺电：“在这个你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我们非常高兴，为此你们已经经受了太多的审判、集中营和苦难，以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子孙的生命为代价，团结工会和你们站在一起，波兰和你们站在一起。愿命运向你们微笑，愿上帝赐予你们力量。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乌克兰万岁！”他的讲话、团结工会的横幅以及波兰国旗受到了热烈欢迎。[21] 事实上，正是这些开创了波兰东部政策的第三条轨道，乌克兰活动家看到了拥有一个西部盟友的可能性，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波兰思潮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时就被边缘化。在1989年和1990年，主要的乌克兰反对派和团结工会成员多次见面，后者现在决定着波兰政策，对独立的波兰和苏维埃乌克兰采取的官方行动表示普遍认同。作为双轨政策的重头戏，这就是为何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出访苏联时，会在乌克兰取得最大的成功。[22]
1990年10月的基辅
1990年10月，斯库比斯茨维奇在基辅与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安纳托利·兹连科（Anatolii Zlenko）签订了“国家与国家”的声明，声明包括承诺互不侵犯、接受既有边界以及双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斯库比斯茨维奇和兹连科强调波兰和乌克兰将像“主权国家那样”行事。波兰代表带来了乌克兰语翻译，而非俄语翻译，这一举动受到了广泛赞赏。此后，波兰和乌克兰为以作为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的形式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做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在为乌克兰独立和苏联终结做准备。[23] 在1991年8月的莫斯科政变失败后，波兰和乌克兰交换了永久代表，波兰签署了一份宣言，表示愿与乌克兰签订国家条约。（1991年8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敦促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当1991年12月全民公投确认乌克兰独立后，波兰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乌克兰共和国的国家。通过第三条轨道的联系，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波兰政府明白这种姿态是需要的。波兰很快承认乌克兰，这一点超出乌克兰爱国者的预期，为此驻莫斯科的波兰大使受到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的召见，美国也对此表示不赞同。这为波兰与乌克兰两国未来出乎意料的良好关系创造了条件。[24]
波兰政策间接支持了乌克兰的公民理念——这是支持乌克兰和平独立、苏联和平解体的因素。考虑到乌克兰的多民族历史、规模庞大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及不断回响的苏联历史，某些西乌克兰活动家推进了这种关于乌克兰民族的公民的和领土的理念。这种方法使得民族独立在1990年和1991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传遍整个乌克兰，这种政治理念受到文化诉求、经济诉求和地方精英利益诉求的支持，环境也赋予其正当性。乌克兰运动在1989年和1990年逐渐明朗化，但支持这种公民方式的共识尚未达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兰对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的支持，以及波兰对现存边界的认同。当西德领导人没有公开表示保留与波兰主权国的现存边界时，波兰的第一届民主政府向还未取得主权的乌克兰表达了无条件的保证。波兰政策在处理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比美国和西方列强更果决，而且在边界的基本问题上比西部邻国更慷慨。如果团结工会在1989年8月没有掌权，如果米奇尼克和其他人没有在1989年9月前往乌克兰，反波兰的情绪会得到更多共鸣。如果波兰采取对乌克兰的仇视政策，一些西乌克兰活动家就会从民族构建的公民性计划上分心，而且他们推行的民族主义对基辅精英和大部分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吸引力会更小。如果波兰倡导关于边界问题的和平变革，就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当时所做的，那么西乌克兰活动家的能量会被转移到别处。结果，波兰的安抚政策使乌克兰人民运动成了中立性的运动，受到广泛支持，赢得了全国性辩论，因此也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乌克兰人民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时采取的公民性路径导致大量乌克兰人在1991年12月投票支持独立。
乌克兰人民运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西乌克兰人的政治技巧——包括某些乌克兰共产主义者。1990年到1991年，乌克兰民族活动家预感到变革的风向，但是乌克兰共产主义者追踪到了航行的轨道。没有乌克兰人民运动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34— ）的合作，这艘船不可能靠岸。克拉夫丘克圆滑的“主权”支持确保西乌克兰人的观点可以在整个乌克兰变成现实，而他的政治天赋让其他乌克兰人把独立视作自然和有益的事情。他认识到乌克兰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前任书记，他在20世纪80年代奉命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他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沃里尼亚人——这使他在不会引发民族冲突的情况下利用了爱国主义。[25] 如果波兰政策没有那么高调地向乌克兰示好，保守的共产主义者原本会将波兰作为反对独立的有力论据：乌克兰需要莫斯科的支持以对抗波兰。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夫丘克联合支持独立的精英、东部和中部乌克兰选民的努力，以及他竞选总统的努力（全民公投和总统选举都在1991年12月举行）很可能都会失败。[26]
从外交政策到国内政治的争论都将以更开阔的形式重塑。多亏了波兰政策，在现代历史上乌克兰第一次只有一个民族敌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波兰人和德国人，乌克兰人一直以来害怕被包围。从1667年在安得所沃被瓜分，到1921年在里加被瓜分，似乎波兰和俄国一直在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来谋求合作。1990年秋天的外交奇迹是德国统一的形式降低了波兰人的恐惧，而波兰独立的形式降低了乌克兰人的恐惧。波兰政策的勇气之处以及它预先谋划的迹象在于，波兰与德国完成和解之前已经向乌克兰敞开大门。斯库比斯茨维奇到访基辅，在德国-波兰边界条约签订之前他再次就边界问题安抚乌克兰。波兰政策解除了乌克兰传统的包围困境，因此削弱了乌克兰极左人士的防备，为乌克兰民族右翼人士输送能量。这一切促成了乌克兰独立的政治协商以及苏联和平解体。也许和同时代更为人所知的事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在莫斯科的权力斗争——相比，乌克兰-波兰的约定对事件进程的推动同样重要。
1990年10月的莫斯科
斯库比斯茨维奇1990年10月到访莫斯科是一次暂时的成功。斯库比斯茨维奇煞费苦心地把“苏联日”和“俄罗斯联邦日”分开，同样关注俄罗斯当局和苏联当局。斯库比斯茨维奇和俄罗斯当局签署了一份宣言，这是俄罗斯联邦第一次和外部国家签署的官方文件。[27] 波兰-苏联正在进行的协商是关于一份新的国家条约和苏联从波兰撤军的协议。1990年12月，波兰把苏联撤军和德国权利转移给苏联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安全条款”，该条款禁止波兰加入任何联盟（除了苏联），禁止波兰和外国情报机构合作（除了苏联情报机构），或允许外国军队（除了红军）驻扎在波兰领土上。关于权利转让的争议解决了，关于安全条款的争议被撤销了。在1991年12月10日，波兰和苏联起草了一份条约，双方就苏联撤军的具体日期达成一致。[28] 但这些协议是不可能被实施的，因为苏联在当月末就解体了。
俄罗斯联邦成了苏联的继承国。友好的波兰严肃对待俄罗斯联邦这件事几乎毫无用处，在苏联解体后，每个人都必须把俄罗斯联邦当回事了。由于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单独的共和国共产党，因此俄罗斯没有“民族共产主义者”作为积极的协商伙伴（如同乌克兰那样）或领导民族运动（如同立陶宛那样），或者把波兰视为反对派-政权关系和民主转型的楷模。几乎没有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认为苏联解体对他们的民族有积极影响，他们的定位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活动家的偏好格格不入。[29] 俄罗斯异见者们认为他们从波兰那里学不到什么，反对派之间几乎没有友好往来的传统。因此波兰东部政策的第二条、第三条轨道对与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关系几乎没有帮助。
另一方面，第一条轨道（和莫斯科中心的关系）却成功了，因为国家间条约和撤军协议都是与苏联中央政权谈判的。1992年5月，波兰很快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这两项新条约。这些谈判以一种更快的节奏再次重复，所有步骤都在前一轮谈判中出现过：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夸耀，俄罗斯外交部提出的“安全条款”，最后以接近波兰谈判立场的结果结束。1992年10月，最后一批俄罗斯野外作战部队离开波兰。[30] 尽管俄罗斯-波兰关系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有前景的迹象，但是1990年到1991年间的双轨政策已经实现了合法基础、政治动力和1992年未解决问题的快速谈判先例。考虑到俄罗斯-波兰关系此后只会不断恶化，这种解决问题的迅速显得尤为重要。
1990年10月的明斯克
1990年10月到访明斯克是一次惨败，斯库比斯茨维奇发现自己身处多边历史问题的包围中，而这正是他设计的原初民族国家间达成不拖泥带水的双边约定所要避免的。当时，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向立陶宛施压，要求其撤回独立宣言，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是其帮凶。我们已经知道维尔尼亚/维尔那/维尔纽斯是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历来争夺的目标，因此我们能理解这种战略的基础。由于斯大林在“二战”时的政策，苏维埃立陶宛获得了首都维尔纽斯。当立陶宛在1990年3月宣布独立时，戈尔巴乔夫威胁要把维尔纽斯给其他国家，立陶宛人把这话当真了。白俄罗斯共产党支持苏联当局的这种操纵手段。1990年3月29日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后，白俄罗斯政治局宣布倘若立陶宛坚持独立，苏维埃白俄罗斯亚会争夺维尔尼亚的所有权。[31]
白俄罗斯官方的收复失地思潮支持苏联政策，而这正符合一种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历史解读观点：白俄罗斯从未参与到将波兰领土转移给立陶宛的协议中，因此在新思维改革（perestroika）的情况下，白俄罗斯无须被此束缚。白俄罗斯的收复失地思潮与白俄罗斯的自我认知产生共鸣，即定都于维尔尼亚的、重生的立陶宛大公国。当时主要的白俄罗斯活动家回想起19世纪的维尔尼亚，那里是白俄罗斯民族运动的发祥地，而两次大战间的维尔尼亚是白俄罗斯政治先辈的家园。他们设想，白俄罗斯独立象征着立陶宛大公国复国，因此维尔尼亚会“回归”白俄罗斯。1989年，白俄罗斯人民阵线（Belarusian Popular Front）应立陶宛民主改革运动的邀请在维尔尼亚召开成立大会，但他们让立陶宛东道主大失所望，称这里是白俄罗斯的首都。1990年夏天，白俄罗斯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向立陶宛民族活动家提议建立联邦，而后者对此不感兴趣。[32]
波兰外交部部长1990年10月到访明斯克引起了一场历史争论的浪潮。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当局告诉斯库比斯茨维奇，由于白俄罗斯没有参与战后的条约，因此无权签署确认1945年边界的条约。尽管波兰是唯一一个有兴趣支持白俄罗斯独立的主权国家，白俄罗斯反对派当时依然被困在历史论证中无法自拔。白俄罗斯爱国者抱怨波兰国内（不存在的）针对白俄罗斯人的“恐怖活动”，谈到波兰国内在“种族上”属于白俄罗斯的领土，并提议和平领土调整以应对这一“种族”现实。同时，他们害怕波兰会对斯大林从波兰剥削的土地提出所有权声明，那些土地在“二战”末期被授予苏维埃白俄罗斯。虽然苏维埃立陶宛接收了维尔纽斯，但是苏维埃白俄罗斯在1945年接收了更多曾属于波兰的领土。大多数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相信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实际上是白俄罗斯人，他们必须恢复真实的民族身份，而最佳选择是在一个复兴的立陶宛大公国内——这个国家将包含白俄罗斯的全部领土、立陶宛的全部领土和波兰的部分领土。[33]
立陶宛大公国的理念当然是一个迷思，但是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迷思，和白俄罗斯邻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相比，这种迷思包含的矛盾更少。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继承了这种始于立陶宛大公国覆灭后的传统，密茨凯维奇的浪漫主义诗歌将该传统延续下去，而当联邦主义试图收编这种近代早期的民族性理念失败后，这种传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逐渐覆灭。1921年，这种传统在波兰失败了，当时毕苏斯基无法获得联邦所需要的领土，而民主制度支持一种更简单的波兰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间，这种传统让在波兰的白俄罗斯人失望了，维尔尼亚的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受到波兰政策的阻碍和歧视。当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无法让维尔尼亚加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时，这种传统于1939年到1945年间再次失败。1990年后，它在明斯克也注定失败，因为白俄罗斯的邻国拒绝了联邦的提议，而白俄罗斯选民对精英联邦主义者的理念无动于衷。
苏联力量的削弱以及对苏联背信弃义的发现没有立刻创造出一个现代白俄罗斯民族。白俄罗斯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泽农·帕兹亚克（Zenon Pazniak，1944— ）在库罗帕提（Kuropaty）发现大量公墓，在那里，苏联NKVD在1937年到1941年间杀死了至少10万名平民。1988年，库罗帕提尸体挖掘工作启动，这是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奠基的时刻。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翻过这一页难解和痛苦的历史，并从复兴大公国的失败尝试中得出教训，在不完善的边界线内以民族国家机能的现代理念为基础重新自我定位。波兰政策提供了时间，以及一个范本。斯库比斯茨维奇紧守底线，即边界问题不在讨论范围内，在讨论历史问题之前必须先规范现存的领土状态。波兰政策支持一个现代的白俄罗斯民族国家，而这种理念的白俄罗斯支持者人数寥寥。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是保守政党当局和怀旧的爱国反对派的家园，是原初民族国家的拙劣模仿者，而后者才是波兰双轨政策要建立联系的对象。虽然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当局的政策符合精英民族反对派的观点，但这一政策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敦促下执行的，和大众压力毫无关系。1990年，白俄罗斯民族运动在影响白俄罗斯或苏联政策方面毫无作用。1990年10月，波兰外交官离开时带着如此印象：白俄罗斯政党仅仅遵从莫斯科的指示，国内的民族活动家只是它的木偶剧场中的道具。之后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种观点。在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失败后，在1991年9月立陶宛独立获得普遍承认后，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摆脱了原先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的要求，接受波兰提出的发布共同宣言的提议。该宣言于1991年10月签署，这是白俄罗斯的第一个国际政治行动。[34]
波兰立陶宛人？
和白俄罗斯不同，立陶宛在1990年是有组织的、受欢迎的民族反对派的家园。立陶宛民主改革运动受到了广泛支持，能够支配立陶宛的政治议程，控制住民族议会，并宣布民族独立。新的立陶宛领导人对苏维埃立陶宛的领土问题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这些领土现在是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主权领土。正如我们已知，维尔纽斯及其周边领土在两次大战间还不属于立陶宛。斯大林把两次大战间波兰的东北部分别划给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立陶宛得到了维尔纽斯的奖励。1944年到1946年，大部分波兰人离开了维日诺，但是波兰人在之后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Šalčininkai）地区牢牢成为大多数（根据1989年的苏联人口普查，波兰人在这两个区域的比例是63.8%和79.8%）。在立陶宛-白俄罗斯亚边界的另一边，波兰人也是多数民族。诚然，苏联（总面积达2227.2万平方公里）至少有50%的波兰人生活在两个小共和国交界处3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苏联有一半的波兰人生活在苏联千分之一的领土上，这些领土在“二战”前属于波兰，而且这些领土都处于敏感的边界区域——双重敏感之处在于立陶宛首都边界线距离白俄罗斯仅有40公里。
苏联的政策使得苏维埃立陶宛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境内各有明显的波兰少数民族。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波兰人忙于应对当地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移民，而且不被允许在波兰语学校学习。[35] 因此，在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学习俄语——一门能提高社会地位的语言——而不是掌握波兰书面语言或白俄罗斯书面语言。在20世纪90年代，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白俄罗斯波兰人在家说波兰语。在苏维埃立陶宛，情况大为不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禁止波兰语教学，而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可以选择以波兰语、俄语或立陶宛语进行学习。由于对波兰人来说，立陶宛语比俄语难得多，而且在苏联境内俄语是权力的语言，因此波兰人避免选择立陶宛语学校。立陶宛语学校和大学复制并批准了波罗的海/斯拉夫语言的学科分支，在两种群体之间设置了清晰的社会屏障，给两类可能与众不同的政治精英贴上不同的标签。[36] 尽管立陶宛语是苏维埃立陶宛的政治语言，但1989年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中少于六分之一的人会说立陶宛语。[37]
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当地的民族主义很弱小，战后的俄罗斯化政策很成功。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的波兰人把俄罗斯化——而非当地民族主义——视作主要威胁，他们对白俄罗斯民族的理念态度友善。[38] 在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比起那些有地位的民族，波兰人更不可能加入共产党。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苏维埃白俄罗斯的波兰人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民族，在“二战”后他们只能被同化。立陶宛人的情况不同。在这里当地的民族主义很强大，而俄罗斯化政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立陶宛的波兰人与在白俄罗斯的波兰人不同，前者害怕当地民族主义更甚于俄罗斯化。立陶宛的波兰人回想起1939—1940年立陶宛人的直接统治，伴随立陶宛官员的还有德国在1941—1944年的占领，1945年后他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苏联统治的限制，经历了类似立陶宛化的政策。立陶宛的波兰人仍然把在他们土地上的立陶宛存在视为异类，对立陶宛人的反感要比对俄国人的反感[39] 深得多。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比立陶宛人更可能加入共产党。在苏维埃白俄罗斯的波兰人被认为不如有地位的民族可靠，而在苏维埃立陶宛的波兰人被认为更可靠。关键不在于波兰人和共产主义达成了妥协而立陶宛人没有，关键在于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在苏维埃立陶宛内部达成了不同的民族妥协，而苏联政权可以用其中一种来压制另一种。
在苏维埃立陶宛内部，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潜在对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显现，这部分是因为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和苏联当局的设计，但部分也出于意外。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赢得一席之地后，他们称立陶宛的波兰人是“波兰化的立陶宛人”，独立的立陶宛国家可以恢复他们的民族本质。立陶宛语言法规定非政府机构在日常运营中要使用立陶宛语，这使那些对立陶宛独立反而无动于衷的波兰人感到厌烦。使用波兰姓氏遇到了新的麻烦，人们认为波兰性本身被犯罪化了。波兰人有理由预料那些以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文件为基础的财产声明在土地改革中会受到区别对待。到1990年为止，当地波兰人认为立陶宛民族运动的目标是迫使他们在同化和移民间做出选择，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判断。[40] 和1940年的情形相似，1990年在维尔纽斯地区的立陶宛政策几乎没有给立陶宛政治认同——而非种族认同——留下任何空间。
在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苏联中央政府开始动员当地波兰人。立陶宛余下地区面临经济禁运令，而波兰人为多数民族的地区则收到了苏联运来的货物。莫斯科威胁要分割立陶宛，波兰人组织和波兰多数民族的地区则宣布领土自治。立陶宛人对波兰少数民族领导人的怀疑是正确的，其中大部分人在为苏联克格勃（KGB，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41] 但是自治确实受到欢迎，因为当地波兰人真的害怕立陶宛民族主义，而且因为当地精英能够向波兰人呼吁一种波兰性的设想，许多人真诚地相信这种设想。此时，一种纯粹的波兰种族民族主义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一直根深蒂固的理念：最好的波兰人留在了他们的立陶宛故乡。1939年，联邦主义的理念几乎完全覆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分类化和驱逐，以及立陶宛民族主义将其永远埋葬。
在华沙，立陶宛大公国的传统也基本被遗忘了，民族的语言定义获得胜利。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从继承中世纪皮亚斯特王朝中获得合法性，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东部领土成了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对抗共产主义的政治手段利用了这个错误。1989年前，波兰反对派和《文化》的努力没有直接让波兰-立陶宛王国重回波兰历史，而是以波兰的模式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性的民族主义解读。他们推进了一种在历史上犹疑不定、在政治上宽宏大量的多民族主义，承认其他现代民族的存在及遗产。他们试图把关于波兰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的普遍信念转变为支持邻近民族成为国家的预设。现代民族主义者的理念认为立陶宛民族国家是原立陶宛大公国的复兴版本，这种理念在维尔纽斯和华沙都占了上风。20世纪关于维日诺的争论看起来不过是一场误解，而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对领土的渴望似乎是不合逻辑，也不合法的。在之前的几章中，我们分辨了传统和历史，并且论证了要忘记一个人的传统，必先重建他的历史。[42] 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民族和解：在民族之间达成妥协之前，每个民族必须将他者也视为民族，它们在形式上是平等的。民族必须——这是最低要求——接受其他民族也有自身的历史。
把大规模民族（mass nation）视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把民族国家视作历史单元——这种做法会边缘化那些民族碰巧和国家不匹配的人。在波兰的波兰人认为立陶宛的波兰人是落后的乡巴佬，上了苏联的当。科斯切娃-佐尔巴斯——波兰爱国者和波兰东部政策的贡献者——称在立陶宛主张自治的波兰人是“有波兰血统的苏联人”。[43] 不会有比这更明确的民族社群排斥了！尽管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在加入波兰外交部之前已经写好这篇文章了，但在他第一次向议会提交双轨政策备忘录前的一个月，这篇文章才出现。团结工会的农村代表给立陶宛的波兰农民写了一封公开信，称支持苏联政权是可耻的。波兰的主流日报嘲笑那些宣布领土自治的波兰少数民族，他们问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的太平洋海岸线也是波兰的？[44] 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和总统瓦文萨反对这些领土要求，提议在立陶宛的波兰人应该把他们自己看作未来的立陶宛民族国家的公民。[45]
尽管当时存在这些分歧，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共享着同一种历史范式。双方都声称是曾经存在的国家的后裔，他们把那些国家的历史改编为适应当代情况的版本。波兰和立陶宛在知识上瓜分了立陶宛大公国，立陶宛人宣称对大公国及其中世纪历史拥有所有权，波兰人则宣称对皮亚斯特王国拥有所有权。诚然，波兰人错误地把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视为波兰的国家，但是立陶宛人也错误地认为王国时期意味着立陶宛文明的终结。波兰的东部政策是基于东部存在潜在的民族国家这个事实，而事实上立陶宛人把民族国家视为他们的命运，这个念头比任何邻国都要强烈。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波兰-立陶宛关系虽然有着不祥的开端，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渐入佳境。
1991年1月
然而，20世纪90年代始，依然存在许多现代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肃清。立陶宛民族活动家认为，对一个被重重包围的立陶宛国家来说，“波兰”少数民族和“波兰”国家的联合太过强大，以至于不能在短期内胜过他们。立陶宛人缺少与团结工会及新波兰精英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们把在立陶宛的波兰人作为整体波兰人的代表，认为新的波兰主权国家本质上是立陶宛波兰少数民族的盟友，也是莫斯科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者的伙伴。
1991年1月，苏联特别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电视大楼，有13人遇害，数百人受伤，苏联当局、立陶宛爱国者、波兰少数民族和波兰国家——这四方的立场分歧成为焦点。苏联官员提出要分裂立陶宛，让苏维埃白俄罗斯亚和波兰少数民族作为接收维尔纽斯及周边地区的合适人选。[46] 宣扬国家独立的立陶宛爱国者督促国内少数民族支持他们共同的事业。议会发起一项针对独立的全民公投，得到了90%立陶宛选民的支持（其中86%有资格投票）。议会还许诺为波兰少数民族设立一个行政单位。这个从未实现的诺言并不能满足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当立陶宛危机持续发酵，在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那里的选举领导层以及立陶宛波兰人联合会的领袖们竭力提出领土要求。1991年5月，当地波兰官员组成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的要求远远超出了领土自治：一个“维日诺-波兰民族-领土当局”。其最高权威机构是当地议会，其领土只受当地议会统治，当地有自己的旗帜和军队，其居民将拥有三重公民身份：立陶宛人、维尔纽斯人，以及波兰人或苏联人。以上是独立宣言的全部意图和主张。[47]
波兰方面谴责使用武力，和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保持距离，并最大程度地支持立陶宛独立，尽管可能并没有官方认可。波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一份联合声明清楚地比较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历史。[48] 波兰政府召回驻莫斯科大使，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讨论莫斯科的攻击事件，并邀请立陶宛代表出席会议。[49] 1991年2月，90%受访的波兰公民支持立陶宛独立：和当月立陶宛全民公投中支持独立的立陶宛公民的比例恰好一致。[50] 至少有1.5万名波兰人上街游行抗议莫斯科的武力行动：在华沙到处可以看到立陶宛国旗，尤其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在波兰全国，人们在卡车里装满医疗用品和食物，然后驶向维尔纽斯。[51] 在维尔纽斯，被围困在议会大楼里的立陶宛代表欢迎团结工会活动家的到来，后者现在是波兰议员，他们带来了波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维尔纽斯，波兰主要报纸的编辑亚当·米奇尼克高喊“自由的立陶宛万岁”。在维尔纽斯，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亚采可·库容说只要有需要，他会一直留在立陶宛议会里，他准备死在那里。[52] 这些都不是空话，1991年1月，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立陶宛政府已经为流亡华沙制定好计划。时任外交部部长阿尔吉尔达斯·绍达尔加斯（Algirdas Saudargas，1948— ）负责这个令人气馁的任务，波兰议会为他所奋斗的事业和勇气喝彩叫好。[53]
1990年到1991年间，波兰和立陶宛的关系远比和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同时，波兰没有与立陶宛签署任何国家宣言，也没有对未解决的波兰少数民族问题表示异议。为政治关系奠定合法基础的努力失败了，之后这些失败会显得举足轻重。然而，在其他方面，双轨政策让波兰官员认识到波兰邻国的历史忧虑，他们开始理解为何现代波兰国家会被视为帝国主义历史的继承者。[54] 一旦波兰的东部邻国在1991年末赢得独立，与立陶宛的分歧就会占据重要地位。在苏联解体后，对维尔纽斯的争夺历史成为立陶宛外交的主要关注点。结果，在危机期间波兰对立陶宛的支持只达到了立陶宛活动家的最低期望，就彻底消除对波兰的恐惧而言，这还远远不够。由于对波兰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波兰文化的恐惧，华沙的政治倡议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有了波兰的政治支持，当时主要的立陶宛官员还是会谈到波兰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谈到波兰入侵立陶宛的可能性，谈到俄罗斯-波兰的共同统治地位。立陶宛政策要求波兰不仅要纠正历史，还要在当下善意行事。1992年到1993年间，立陶宛人要求波兰就1920年“占领”维尔纽斯表示歉意，波兰人拒绝讨论历史；波兰人要求赋予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以政治权利，却遭到立陶宛人干涉国内事务的指责。
这说明波兰的双轨制东部政策——将东部邻国视为平等的民族国家——有其局限性。一旦波兰的东部邻国成为事实上的民族国家，这项政策就被废弃了。平等的民族国家必须拥有平等的民族历史，应该享有平等尊重，而且所有民族国家必须自行决定国内政策，无论有没有遭到邻国的反对。因此，关于历史和少数民族的争论需要不同的裁定标准，而不是依照主权国家的权利——这是1990年到1991年波兰东部政策的默认基础。从1992年年初开始，斯库比斯茨维奇清楚地表明“欧洲标准”政策是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双轨政策增强了波兰东部国家的力量，因此促成了它们的独立。欧洲标准政策增强了欧洲法律规范的清晰度，因此促使这些规范传入前苏联地区。换言之，当波兰面对苏联共和国时，它把后者当作民族国家；在面对后苏联民族国家时，它把他们当作欧洲融合的伙伴。而只有当波兰自身不再被看作民族传统的继承者，而是作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政策才能奏效。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立场，见Documentation Relati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Détente, Bonn: Press Office of the FRG, 1974, 16, 27。被驱逐的领导人的观点，见Herbert Hupka, Unruhiges Gewissen, Vienna: Langen Müller, 1994, 433ff.; Herbert Czaja, Unter wegs zum kleinste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Josef Knecht, 1996, 753ff.。波兰民意调查引文见下。
[2] 引自Gazeta Wyborcza, 27 November 1989, 1。又见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1, 80。参见Jacques 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10–119。
[3] 关于科尔出访华沙，见Horst Telchik,329 Tage, Berlin: Siedler, 1991, 13–15; Helmut Kohl,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Berlin: Ullstein, 1996, 125–127; Bronisław Geremek, Rok 1989, Warsaw: Plejada, 1990, 327;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2。魏格尔的话引自Krzysztof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i odzyskanie niepodległości, Warsaw: Interpress, 1997, 16 n. 1。
[4] Timothy Garton Ash,In Europe’s Na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230, 353–354; Zelikow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132–133, 220–221; Telchik, 329 Tage, 132, 184, 296–297; Gazeta Wyborcza, 8 February 1990, 7; 9 February 1990, 7; 22 February 1990, 1; 2 March 1990, 1; 15 March 1990, 1; Krzysztof Skubiszewski, “Poland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1989–1990,”in Jörn Ipsen, ed., Recht——Staat——Gemeinwohl, Cologne: Heymann, 2001;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9–34;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28), 26 April 1990, 8–10.
[5] Wlodzimierz Derczy ński and Robert Draczyk, Stosunek Polaków do innych narodowości, Warsaw: CBOS, August 1996, 29.
[6] 关于磋商的提议，见Antoni Dudek,Pierwsze lata III Rzeczypospolitej 1989 – 1995, Cracow: Geo, 1997, 70; 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The Russian Troop Withdrawal from Poland,”in Allan Goodman, ed., The Diplomatic Record, 1992–1993,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122–123。关于维尔纽斯大火，见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Imperium kontratukuje,” in Jacek Kurski and Piotr Semka, interviewers, Lewy czerwcowy, Warsaw: Editions Spotkania, 1993, 159–162。
[7] 关于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恐惧，“Security for Europe Project Final Report,” Providence, R.I.: CFPD, 1993, 15。1992年5月的调查，见Życie Warszawy, 1 August 1992, 23. Hupka’s query in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75。关于德国外交官，同上书，140。
[8] 引自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的通信，7 December 2000, 8 – 9。这在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379 – 395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了。又见Ilya Prizel, “Warsaw’s Ostpolitik,” in Ilya Prizel and Andrew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96 – 98。
[9] 分别引自：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14), 8 May 1992, 193;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9。
[10] 1968年，斯库比斯茨维奇曾批评波兰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政权的反犹太人政策；1980年他加入了团结工会。然而，在1986年到1989年间，他加入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顾问委员会。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直到1990年，1989年时对两个阵营来说，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职业生涯使其成为外交部部长的合适人选。
[11] 关于斯库比斯茨维奇，见Polityka (Warsaw), 27 October 1990。关于后勤工作，见Gazeta Wyborcza, 9–10 June 1990; 引自克日什托夫·斯库比斯茨维奇的通信，7 December 2000, 10。
[12] 一个例外是匈牙利与苏维埃乌克兰的约定，这出于匈牙利对在乌克兰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担心。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话引自Polityka zagraniczna, 74。斯库比斯茨维奇的政策特征，见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51), 14 February 1991, 22; Polityka zagraniczna, 271; 以及下一个脚注中引用的资料。双轨政策备忘录：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Tezy do polskiej polityki wschodniej u progu lat dziewiędziesi ątych,”22 March 1990。关于备忘录与政策的关系：见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的通信，27 February 1998，又见Geremek, Rok 1989, 338; Gazeta Wyborcza, 13–14 January 1990, 5–6; Rzeczpospolita, 14 January 1994, 22。
[13]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28), 26 April 1990, 15; and 65, 27 June 1991, 20.
[14] Grzegorz Kostrzewa-Zorbas,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提交给波兰上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华沙的公民议员会议（Obywatelski Klub Parlamentarny），1989年10月23日。
[15]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71, 96. 批评见Adam Chajewski, “Polityka polska wobec Litwy w latach 1989–1994,” Arcana, 1, 7, (1996), 97。
[16] Timothy Snyder, “The Poles,” in Charles King and Neil Melvin, eds., Nations Abroa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186–187.
[17] 关于与民主改革运动的接触，见Chajewski, “Polityka polska wobec Litwy,”95; Jan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Kultura, 602 (1997), 46; “Materiały okr ągłego stołu litewskopolskiego,” Lithuania, 9–10 (1993–1994), 16; Jerzy Marek Nowakowski, “Polska——Litwa, Polska w Europie, 2 (1990), 64。
[18] “Rukh”和“Sąjūdis”分别是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中“运动”的意思，因此很难准确地、适宜地翻译过来。
[19] Myroslav Shkandrij, “Literary Politics and Literary Debates in Ukraine 1971–1981,” in Bohdan Krawchenko, ed., Ukraine after Shelest, Edmonton: CIUS, 1983, 55 – 68; Roman Solchanyk,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Post-Shelest Period,”同上书，14–17。
[20] 见Bohdan Osadczuk, Iaroslav Hrytsak, Myroslav Popovych, Ivan Dziuba, Mykola Zhulyns’kyi, Miroslaw Czech和Roman Szporluk的回忆：Nashe Slovo (Warsaw), 8 October 2000。
[21] 米奇尼克的话引自Mirosł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 ązek Ukraińców w Polsce, 1993, 16; 对此的回应：Roman Solchanyk, Ukraine: From Chernobyl to Sovereig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59; Ivan Drach, Roman Szporluk, 以及Mark Kramer曾与我讨论过米奇尼克的演讲。
[22] Interview with Jerzy Kozakiewicz, Warsaw, 4 March 1997; Iurii Zaitsev, “Pol’s’ka opozytsiia 1970–80 rokiv pro zasady ukrains’ko-pols’koho prozuminnia,” in Iurii Zaitsev, ed., Deportatsii ukraintsiv ta poliakiv, L’viv: NAN Ukrainy, 1998, 56–63; 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nstytut Spraw Publicznych, 1997, 20;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1822; Gazeta Wyborcza, 8 May 1990, 6.
[23] Interview with Jacek Czaputowicz, Warsaw, 9 September 1997; Stephen Bur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gional Context: Poland and its Eastern Neighbors,” Europe-Asia Studies, 45, 3 (1993), 409; Gazeta Wyborcza, 18 October 1990, 6.
[24] Interview with Jerzy Kozakiewicz, Warsaw, 4 March 1997; Skubiszewski,Polityka za graniczna, 273–274;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14), 8 May 1992, 196; Jan de Weydenthal,“Polish-Ukrainian Rapprochement,” RFE/RL Research Report, 28 February 1992, 26; Czech,Ukraińcy w Polse, 47; Kamiński and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21–22; Nashe Slovo(Warsaw), 13 December 1992, 1–2.
[25] Andrew Wilson,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Alexander Motyl and Bohdan Kravchenko, “Ukraine,”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5–249; Roman Szporluk, “Reflections on Ukraine after 1994,” Harriman Review, 7, 7–9 (1994), 1–10; Wiktor Nebożenko, “Ukraińska opinia publiczna o polityce zagranicznej,” Polska w Europie, 15 (1994), 149–162.
[27] 波兰得到俄罗斯联邦的保证：俄罗斯不会让德国人定居在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州，在“二战”后，苏联从德国那里拿走了这部分领土。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272–273.
[28] Kostrzewa-Zorbas, “Russian Troop Withdrawal,”121–125;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 granicznej 1991, 80 – 81;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189; Dudek, Pierwszelata III Rzeczypospolitej, 255.
[29] Yitzhak Brudny,Reinventing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2以及全书各处。
[30] Wojciech Roszkowski, “Polska,” in Marek Beylin, ed.,Europa środkowo-wschodnia 1992, Warsaw: ISP, 1993, 273; 关于1992年5月的条约，见Kostrzewa-Zorbas, “Russian Troop Withdrawal,”132。
[31] Kultura, 512 (1990), 87–88; Stephen Burant, “Belarus and the Belarusian Irredenta in Lithuan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5, 4 (1995), 645; Alfred Erich Senn, Gorbachev’s Failure in Lithua nia,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73, 115.
[32] 关于1989年，见Algimantas Prazauskas, “The Influence of Ethnicity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Western Littoral States,”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165。关于1990年，见Kultura, 517 (1990), 120。
[33] 关于这次访问，见interview with Jacek Czaputowicz, 9 September 1997,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72; Tadeusz Gawin, Ojcowizna, Hrodna: Fundacja Pomocy Szkołom Polskim, 1993, 65; Gazeta Wyborcza, 16 October 1990, 1; 18 October 1990, 6; 22 November 1990, 6; Kultura, 519 (1990), 102–106; 同上书，560 (1994), 19。关于领土和少数民族，见“Interview with Vintsuk Vyachorka,” Uncaptive Minds, fall 1991, 39–49; Kultura, 505 (1989), 106–107; RFE/ RL Research Report, 1, 37 (18 September 1992), 41–45。
[34] Gazeta Wyborcza, 4 September 1991, 6; Kultura, 560 (1994), 19; Moscow Interfax in English, 10 October 1991, in FBIS-SOV, 11 October 1991, 63; Moscow Tass in English, 11 October 1991, 同上书，17 October 1991, 76; Le Monde, 8–9 March 1992, in FIBS-EEU, 10 April 1992, 25–28; Jan Zaprudnik, Belaru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216。
[35] Zdzisław Winnicki, “Polacy na Białorusi,” in Jacek Pietraś and Andrzej Czarnocki, eds.,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aństw Europy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WS, 1993, 199.
[36] Juozis Lakis,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Lithuania,”Inter national Sociology, 10, 2 (1995), 179–180. 1953年，有2.7万名学生在波兰语学校上学或在非波兰语学校学习波兰语。到198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0133名。Grzegorz Błaszczyk, “Polacy na Litwie,” Przegląd Wschodni, 1, 1 (1991), 156.
[37] Eberhardt, “Przemiany narodowościowe na Litwie,”478.
[38] Thomas Szayna, “Ethnic Poles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Rand Report, August 1993, 35.
[39] Jacek Kuśmierz, “Między ‘wschodem’ a ‘zachodem,’” Przegląd Wschodni, 1, 3 (1991), 512– 513; Lech Mróz, “Problemy etniczne w Litwie wschodniej,”同上书，496; Szayna, “Ethnic Poles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vii。
[40] Senn,Lithuania Awakening, 99; Vesna Popovski,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Citizenship Rights in Lithuania, Houndmills: Palgrove, 2000, 132–133; Piotrłossowski, “The Polish Minority in Lithuania,”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 1–2 (1992), 83; Kultura, 499 (1989), 106–112;Chajewski, “PolitykapolskawobecLitwy,”96; Gazeta Wyborcza, 27 September 1989, 6.
[41]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41–44;Gazeta Wyborcza, 5 October 1990, 6.
[42] 正如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说：“遗忘、犯下历史错误，这对创造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Qu’est-ce qu’une nation? Paris: Calmann-Levy, 1882. 又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199–201。
[43] Grzegorz Kostrzewa, “Stare i nowe,”Gazeta Wyborcza, 22 September 1989, 6.
[44] 信件见Gazeta Wyborcza, 15–17 September 1989, 2。Vladivostok mockery同上书，8–10 September 1989, 1. 又见同上书，11 September 1989, 6; 5 June 1990, 6。
[45] “Aide Mémoire w sprawie potrzeb mniejszości polskiej w Republice Litewskiej,”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6 November 1990. 领土自治运动在西方没有受到关注正是因为它缺少（用Rogers Brubaker的术语来说）一个“民族化的外部家园”来支持它的领土要求。Nationalism Refra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主张自治者的要求，见Nasza Gazeta (Vilnius), 22 October 1989, 3; 22 October 1989, 1; 8 November 1989, 1, 3; 4 December 1989, 2; 8 April 1990, 1–2; 23 April 1990, 2; 13 May 1990, 1; 3 June 1990, 2; 15 October 1990, 2。
[46] Senn,Gorbachev’s Failure, 145; 又见脚注516。
[47] Gazeta Wyborcza, 23 May 1991, 7; 18 January 1992, 1; Rzeczpospolita, 11–12 April 1992, 7; Chajewski, “Polityka polska wobec Litwy,”102.
[48]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49), 11 January 1991, 111.
[49] Timothy Snyder, “National Myth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and and Lithuania, 1989–1994,”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9, 2 (1995), 318–319; Gazeta Wyborcza, 14 January1991, 3.
[50] RFE Daily Report, 20 February 1992.
[51] Gazeta Wyborcza, 12–13 January 1991, 1; 15 January 1991, 1; 21 January 1991, 11.
[52] 同上书，14 January 1991, 1; 15 January 1991, 1; 18 January 1991, 3; Leszek Jesie ń, personal communication, 9 April 2000。
[53] 同上书，12–13 January 1991, 1; 14 January 1991, 3。
[54] Compare F. Stephen Larrabee,ca, Calif: RAND, 1993, 11–12. East European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Santa M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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