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

在《塔杜施先生》中名为《鼓动与围猎》的一章里，密茨凯维奇赞美了立陶宛的比亚沃查维森林，这里是古代大公爵们的狩猎场。1991年12月8日，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u Shushkevich）、鲍里斯·叶利钦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终结了苏联69年的历史。这三位共和国领导人是苏联的创始成员代表，他们宣布苏联不再是国际法的主体。苏联解体确立了民族国家遍及原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整个领土。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以及立陶宛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一道形成新东欧。这五个国家共有的地方——诸如比亚沃查维/别洛韦日——会遭遇什么？波兰，这个在苏联解体前的边界保守主义拥护者会对东部邻国的最后瓦解做出何种反应？

1989—1991年波兰的双轨政策当时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但很实用），因为在几乎没人认为苏联会解体时，它就和几个苏联共和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92—1993年的欧洲标准新政策看起来也是乌托邦式的（但也很实用），因为波兰利用了西方机构的吸引力，而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机构会扩张。直到1993年，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还是拒绝支持向东扩张的政策。北约的地位没有那么绝对，但是在这段时期也没有提出增加东部盟友的提议。然而，波兰在西方机构扩张中的规范性参与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延续——规范性参与终结苏联的延续。双轨政策推动了东欧民族国家的创建，而欧洲标准政策改善了这些国家间的关系。

以欧洲的名义

为了理解欧洲标准政策的动因，我们必须从波兰利益开始讲起。波兰首要的东部利益是东部邻国不能阻碍波兰与西方的融合。1992年和1993年，波兰的后团结工会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加入欧盟和北约。^[1] 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深知和东部邻国的嫌隙将成为阻止波兰进入这些机构的理由，他寻求通过尽快处理关系的方式阻止这些困难出现。波兰的第二种东部利益是维护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国家。这是对未来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好防御。波兰的第三种东部利益是保护在苏联的波兰少数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在短时期内波兰人在东部的待遇问题占据波兰国内政治的中心，但是在外交政策中这个问题和重返欧洲、东部邻国独立相比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这三大利益——融入西方、巩固东部、保护少数民族——将通过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家条约形式得到进一步促进。这些条约基于1990年和1991年与苏维埃共和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即在双轨政策时期，这些条约也包括波兰外交官所谓的“欧洲标准”。

“欧洲标准”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波兰对任何东部邻国的领土都没有提出所有权声明，并希望东部邻国也放弃此类针对波兰的要求。波兰将设法保护那些居住在其他民族国家的波兰公民，但是反对波兰全体少数民族寻求领土自治的努力。同样，波兰会给予境内的少数民族同等权利，但是反对他们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这些原则也被运用在条约协商中。承认波兰东部邻国以及确认既有边界不会成为协商少数民族权利的筹码。和西德不同，波兰立刻无条件确认了既有边界。

这一路径的三种含义很快显而易见。首先，这项政策的重要范畴是国家及其公民，而不是民族及其成员。正如斯库比斯茨维奇所说：“少数民族权利并非特殊权利，而是少数民族成员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利用这些权利和自由，国家有义务确保少数民族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是国家内部的平等——对全体人民一视同仁，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群体。”^[2] 第二，这项政策基于国际法，并非基于对历史的民族主义解读。斯库比斯茨维奇态度明确：“历史不是，也不能成为个人如何看待如今现实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形成如今现实的决定性因素。”^[3] 欧洲标准政策并不理会以各个受虐待的少数民族的名义，或设计不佳的边界问题的名义提出的特殊主张，即各个国家在现有边界内立刻达成全面的法律协议。第三，这是一项关于自愿欧洲化的政策。比起等待欧洲介入，这项政策试图在欧洲意识到存在分歧之前先抑制分歧，而且在其他选择明朗化之前就在东欧引入欧洲规范。^[4] 关键是“鼓励我们的东部邻国理解，那些多年来我们视为指导的欧洲模型或标准，也应该在他们的新国家中实现”。核心问题是“欧洲对待少数民族权利的标准”。^[5]

波兰在引入规范的同时也在界定规范。严格说来，当时并没有针对少数民族的欧洲标准。尤其在1991年夏天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后，欧洲机构向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提出了逐渐清晰的目标。然而这些规范性目标并不能简单地体现在欧盟内部盛行的标准上。少数民族权利的概念是极富争议的：欧洲主要成员国的宪法对少数民族存在这一问题十分不利。斯库比斯茨维奇在1990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哥本哈根文件中的呼吁，被引为1991年德国-波兰条约中少数民族权利条款的“标准”来源之一。波兰企图以该条约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激烈辩论中挖掘出一个清晰的立场。按照这项政策，少数民族把自身定义为一个特定群体，他们在文化和领土权利上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波兰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波兰与德国的磋商中逐渐成形——波兰当时处于弱势。波兰之后与东部邻国的磋商中也运用了这些概念，此时波兰处于强势地位。在主张呼吁一系列逐渐被接受的“欧洲标准”时，波兰事实上巩固了这些标准。这种方法必定得到了波兰西部邻国的同意。关于领土完整问题也是如此。诚然，欧洲国家和组织会对国家边界变动持保留意见，但因为德国统一，西德称波兰边界先于统一的声明，爱尔兰关于收复失地的宪法，西班牙亲欧政党野心勃勃的领土计划，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的争议，使得欧洲国家和组织很难提出一种清晰的边界“标准”。但是，战后的一般惯例已经足够清楚，而且人们希望东欧保持稳定的期望更加清晰——特别是在1991年6月的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后。斯库比斯茨维奇认为让东欧国家被接纳为欧洲国家的最佳方式是避免领土争端，他是对的。

“欧洲标准”标志着波兰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间缔结的最重要的协议：德国-波兰的边界条约（1990年11月）以及两国的睦邻条约（1991年6月）。^[6] 斯库比斯茨维奇确保了波兰不会对东部邻国要求什么，也不希望德国对波兰要求什么。通过再次确认波兰和德国的边界，斯库比斯茨维奇清楚地表明波兰不会向东部邻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波兰政策将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与波兰公民一视同仁，这形成了一种境地，即如果波兰在东部邻国对待波兰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提出比这更多的要求，那将是非常尴尬的。波兰驻立陶宛大使回想起他应对当地波兰少数民族的抱怨：“在我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总是问自己，作为一名波兰官员，我会如何应对德国驻波兰代表的抱怨。”^[7] 德国的例子也有积极的一面。总体来说，波兰的东部政策对“欧洲”的运用和德国的波兰政策对“欧洲”的运用是相似的。在两个例子中，对欧洲未来的许诺和20世纪的民族矛盾是相悖的，“欧洲”提供了促使国家和解的理念和修辞。^[8]

欧洲标准是一种标准吗？

“欧洲标准”的理念预设通往欧洲的道路上布满了指示牌，某些路径是必须被采纳的，另一些则必须被规避，此外波兰握有地图，是一个可靠的向导。波兰对东部邻国如是说，如果你们像我们一样遵从欧洲标准，你们就会和我们一样将来加入欧洲。这个观点对波兰邻国的国内政治界很有效果，考虑到这些国内政界的参与者渴望重返欧洲，而且他们认为波兰在这条路上比他们走得更远。当然，波兰主动提出确认现存边界、互相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这对波兰自身来说也有吸引力，而且一个实际的因素是快速提交的条约草案加速了磋商进程。这一切似乎只是应对国际环境的规范和理性的反应。要弄清楚这个政策路径的特别之处，比较波兰的东方政策和同时代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也许会有帮助。

1.欧洲标准政策把少数民族权利视为他国的公民文化权利，该权利可列入国际条约中。外部仲裁者的产生——被编入条约的“欧洲标准”——总体上避免了出现在该地区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以牙还牙式的陷阱。

2.欧洲标准政策强调对主权国家来说，少数民族的命运是一个国内议题，少数民族属于该国公民，而其他路径意味着向邻国的主权提出质疑。匈牙利在修辞上扩大了其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把1990年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乌克兰的匈牙利人口都包括进来。俄罗斯代表苏联各加盟国的浮夸言论吓坏了邻国。代表塞尔维亚种族的南斯拉夫激进主义导致四次战争发生，北约两次介入，造成超过100万的难民以及几万人死亡。

3.类似地，欧洲标准政策排除了少数民族问题的领土解决方案。这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白俄罗斯的早期立场有所不同，它们认为和平修改边界是可能的；这和俄罗斯支持武装占领摩尔多瓦部分领土不同；这和叶利钦早先暗示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未定不同；这和俄罗斯议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为乌克兰必须把克里米亚还给俄罗斯的态度也不同。欧洲标准政策和南斯拉夫的武力纠正边界政策有最明显的不同。

4.欧洲标准政策企图在欧洲机构意识到潜在问题之前就引入欧洲规范。波兰和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形成显著对比，这两个国家等着欧洲方面的压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1995年的巴黎会议），强迫它们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歧；和南斯拉夫也不同，后者在90年代中后期击退了北约的干预；和俄罗斯相比，后者无视西方机构的偏袒，发起了两次针对车臣极度野蛮的战争，定期入侵高加索地区，并占领了摩尔多瓦部分领土。

5.欧洲标准政策企图让历史远离外交。虽然很多局外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知道1389年科索沃战争，但是很少人了解1386年波兰和立陶宛的王朝联合。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让公众开始关注40年代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但是40年代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同样野蛮和普遍的种族清洗一直是专家的研究课题。

从基本原理来看，波兰的政策路径和俄罗斯的大相径庭，后者认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迷途的“俄罗斯”土地，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基辅罗斯的“后代”。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根本没有历史基础：在基辅罗斯瓦解后，现代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立陶宛大公国（1289—1795）和波兰-立陶宛王国（1569—1795）的部分领土。几百年来，如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曾是立陶宛大公国或波兰-立陶宛王国境内的罗斯。莫斯科公国（1721年后被称为俄罗斯帝国，1922年后被称为苏联）确实慢慢横跨罗斯的土地，但是直到1667年莫斯科才开始统治基辅，这已是基辅罗斯灭亡后的4个多世纪；利沃夫直到1939年才被莫斯科统治，这已是基辅罗斯灭亡的7个世纪后。维尔纽斯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olodomyr Volyns’kyi）是中世纪罗斯使用的斯拉夫官方语言的重要发源地，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这两座城市属于波兰。它们今天分别是独立的立陶宛的首都和乌克兰西部的城市。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后代”和外交相关，波兰外交官和俄罗斯外交官一样有权利来谈“家族纽带”。事实上，波兰避免了这种元历史，把东部邻国当作平等的民族国家。

以上是欧洲标准政策要避免的五大陷阱。为了理解这种脚踏实地的价值，我们应该牢记在本书第1章到第10章中了解到的内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或塞尔维亚人一样，和他们的邻国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在20世纪这种历史关系包含公开的复仇主义、正式的战争状态以及大规模种族清洗；而且关于战争和不公正的记忆在波兰东部邻国的精英们和波兰人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确实，当波兰的东部邻国在1991年赢得独立时，苏联-波兰边界两边的领导人、外交官和公民只是旧事重提而已。在苏联解体后，不顾突然复兴的民族主义要求——关于有争议的立陶宛祖国和被包围的乌克兰腹地——欧洲标准政策开始推行。这项政策的成功不能让我们忽略那些挑战确实存在的事实。

乌克兰，1992—1993

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没人忘记20世纪40年代发生过的大规模种族清洗。乌克兰游击队给波兰平民造成了恐怖记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强迫乌克兰人定居别处，这也给乌克兰人的记忆蒙上了可怕的阴影，波兰东部政策针对的区域由此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氛围。如今来自乌克兰的波兰人和来自波兰的乌克兰人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并否认另一方的故事）。密探们到处售卖关于种族清洗的可怕故事，并配上照片，在这些故事中一方是无辜的，另一方则是罪人。在波兰，调查显示波兰人对乌克兰人的恐惧更甚于对俄罗斯人或德国人的恐惧。在普热梅希尔——这里在20世纪40年代曾发生过恐怖的波兰-乌克兰内战，一群波兰人声称对一处曾属于乌克兰人的教堂拥有所有权，他们成功地无视了波兰教宗的公开愿望。1991年，UPA兄弟会在乌克兰西部开始建立，波兰司法部长提出UPA在沃里尼亚的种族清洗应该归入反人类罪，和斯大林主义罪犯所应受到的审判一样。^[9] 乌克兰民族活动家肯定会反对，他们为UPA感到骄傲，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比对波兰人的所作所为知道得更多。同时，波兰国内的乌克兰人组织运动要求当局对1947年被迫移民做出赔偿。他们的要求包括现在的波兰民主国家为维斯瓦河行动道歉，该行动是由共产主义政权在1947年发动的重新定居行动。乌克兰的民族活动家支持他们的要求。

事实上，波兰上议院在1990年6月已就此道歉。波兰代表感到失望，因为乌克兰议会在1990年10月的回复中没有对1943年的沃里尼亚恐怖事件做出相同的致歉。^[10] 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一个新的波兰主权国家为前任共产主义政府的行为致歉，比一个新的乌克兰独立国家为游击队的行为致歉更容易。这就是说，乌克兰议会的回复看起来在说斯大林主义应该对降临在双方的灾难负责，每个记得UPA所作所为的波兰人都不能接受这种描述。乌克兰人想知道为什么波兰下议院没有联合致歉，那是因为在1990年下议院还不是完全民主的，仍然被前共产主义者们所主导，他们不愿意批评20世纪40年代的政策。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就是参加维斯瓦河行动的老兵！1992年，乌克兰外交又重提波兰为维斯瓦河行动道歉的问题。^[11]

波兰的欧洲标准政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作用的。它起作用不是因为企图解决这些历史分歧，而是因为它假设一份合法的协议应该优先于处理历史问题。法律如何能在变化多端的历史分歧中找到政治牵引呢？乌克兰民族活动家通常是那些来自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的人，他们亲眼看见或听闻过“二战”中乌克兰-波兰的争端，有些还是OUN成员或UPA士兵的后代。正如最后一章将谈到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接受“法律先于历史”的前提是因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团结工会的联系，以及1989年后和新波兰的联系。那些记得20世纪40年代血腥事件的西乌克兰人正是那些把波兰视为通往欧洲未来的道路的人。^[12] 1989—1991年参与非正式的第三轨道联系的乌克兰人中有未来的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驻波兰大使、独立后乌克兰的第一届政府顾问、利沃夫市长以及乌克兰人民运动最初的两位领导人。比方说，伊万·德拉奇（Ivan Drach）曾是乌克兰独立前乌克兰人民运动的领袖，之后他负责海外乌克兰人政策。就在独立前，他解释说：“我们想走波兰的道路。我们知道通往欧洲的道路（也许这让我们和立陶宛有所不同）确实是由波兰带领的。”加利西亚人德米特罗·帕夫雷奇科（Dmytro Pavlychko）之后成为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独立前说服民族激进主义同伴们，波兰已经改变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13]

就20世纪40年代的问题，1992年5月的波兰-乌克兰条约没有提到也没有达成一致。1992年9月17日—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纪念日——经历了一场关于维斯瓦河行动的激烈争论后乌克兰议会批准了这项条约。帕夫雷奇科最后发言，他争论说如果因为历史分歧而阻碍两国开始友好关系，这正说明了“一种低等的政治文化”^[14] 。关于谁应该为20世纪40年代的种族清洗道歉的争议依然存在：在波兰总理汉娜·苏霍茨卡（Hanna Suchocka，1946— ）1993年1月到访基辅时（“总理先生，我并没有说过波兰政府会谴责维斯瓦河行动。我是说波兰政府会客观地解释维斯瓦河行动的问题，我也希望你，总理先生，能在对待乌克兰西部的沃里尼亚波兰人问题上表现尊重”），在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主席在2月来到克拉科夫时（“我们永远不相信苏联历史学家散布的关于UPA的谎言和诽谤”）。^[15] 这些后来发生的事很好地证明了历史争论如何揭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波兰人同意这种观点，即“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远远比维斯瓦河行动要糟糕。西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人民运动则表达了他们对在波兰的乌克兰少数民族的担心，对官方能为1947年强制迁徙乌克兰人道歉的渴望，以及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对波兰人在利沃夫的复兴感到恐惧。乌克兰活动家感谢波兰对乌克兰独立的支持，希望和波兰的条约能帮助乌克兰重返欧洲，他们认为历史问题没有国家安全重要。^[16] 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承认波兰是乌克兰回到欧洲的途径。按他的说法，1992年5月签署的条约让波兰成为比俄罗斯更重要的伙伴。波兰总统瓦文萨用更微妙的语言指出，这份条约对三方都很重要。^[17]

在华沙-基辅-莫斯科的轴心，一些基本共识确实达成了。华沙承认乌克兰的地位，确认了乌克兰的西部边界，继以传达出波兰是东欧的一个既存力量，而且少数民族问题不会成为介入乌克兰事务的借口。俄罗斯政策刚好相反，叶利钦表示必须重新划定乌克兰的边界，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生活的俄罗斯人是俄罗斯精英政治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生活的俄罗斯人希望与俄罗斯统一，俄罗斯议会很快宣布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是俄罗斯城市。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官方声明的主旨改变了1992年的局势，这是这两个国家独立的第一年。困惑的俄罗斯政治家不习惯把乌克兰当作一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他们拒绝认真对待乌克兰独立这件事。^[18]

1992年末，克拉夫丘克决心加紧与波兰联盟以反对俄罗斯在东欧的统治地位，乌克兰可能用它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武器提供核保护伞。当时，除了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1993年春天，乌克兰提出了一个“波罗的海到黑海协定”（Baltic-to-Black Sea Pact），该协定将促成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核伙伴关系。这个长期受到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欢迎的想法并非仅仅出于平衡俄罗斯力量的考虑。它还旨在保持俄罗斯统治（这并不受欢迎）和欧洲融合（这需要多年时间）之间中间地带的稳定。该协定参考了在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波兰和乌克兰的共同经验，毕竟这是一个夹在西欧和沙俄之间的大国。^[19]

正如我们所知，波兰外交的核心是民族国家，而诉诸波兰-立陶宛王国是没有说服力的。俄罗斯的挑衅对波兰国家地位来说是不利的威胁，波兰政策对乌克兰很友好，但是远没有到支持克拉夫丘克这个愿望的地步。波兰确实向西方国家解释过为什么乌克兰独立对欧洲稳定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乌克兰犹豫要不要把核武器交给俄罗斯。1993年4月，波兰总统瓦文萨和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向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提起这些议题。尽管波兰支持乌克兰独立，也解释了乌克兰的利益，但是波兰同时希望乌克兰能解除核武器。波兰同意与乌克兰达成军事合作，前提是乌克兰并不指向俄罗斯。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分歧，波兰的政策是不偏不倚的，尽管斯库比斯茨维奇曾明确地谴责俄罗斯议会的领土要求。^[20]

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和乌克兰都因为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而受到牵制。波兰财政部部长宣布俄罗斯-乌克兰争端可能限制给波兰的燃气供应，这个可能性让他“感到恐惧”。1993年8月，波兰同意帮助俄罗斯建造一条绕开乌克兰的西欧燃气管道。大约在同一时间，波兰当局逮捕了一名乌克兰安全局少校，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叶利钦（临时）同意北约扩张，乌克兰人开始害怕俄罗斯-波兰轴心。^[21] 到1993年年末，波兰和乌克兰发现两国关系中的限制不是关于乌克兰-波兰边陲的分歧，而是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乌克兰历史节点上乌克兰-波兰战争的先例被打破了，而关于东欧地缘政治的基本共识的新惯例已经建起。

白俄罗斯，1992—1993

波兰1989年后的乌克兰政策，在不顾20世纪40年代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历史争议的情况下成功了，类似地，纵使出现了新的维尔纽斯/维尔尼亚/维日诺争端，波兰1989年后的白俄罗斯政策也成功了。1991年和1992年，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四分五裂，外交部部长一边推进针对立陶宛的领土要求，议会议长一边撤回这些要求。外交部部长彼得·克劳先卡（Petr Krauchanka）得到了白俄罗斯小型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条件支持，该运动认为在立陶宛的波兰人是白俄罗斯人，1945年维尔尼亚被从苏维埃白俄罗斯亚排除出去是一个错误，独立的白俄罗斯要尽快纠正这个错误。^[22] 1992年，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被民族独立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支持，在政治上也几无经验。议会议长斯坦尼斯劳斯·舒什克维奇（Stanislau Shushkevich）是一个少见的人物：他是一位白俄罗斯爱国者，相信实现白俄罗斯利益的最佳途径是在现有边界内、作为白俄罗斯民族国家融入欧洲机构。因此他向立陶宛人保证不会提领土要求，而且把波兰当作通往欧洲的最可行路径。^[23]

舒什克维奇的主要抗议是白俄罗斯农民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变得波兰化。波兰神父用波兰语布道，并用波兰民族象征装饰他们的教堂。^[24] 白俄罗斯人口中五分之一——1000万人——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传统上，罗马天主教在白俄罗斯被认为是“波兰人的信仰”，但是罗马天主教家庭培育了历史上大多数优秀的白俄罗斯活动家。他们面对的问题是，要让罗马天主教教徒相信他们也是白俄罗斯人，而不是波兰人或“来自这里”的波兰人。罗马天主教神父在反宗教改革之后一直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白俄罗斯独立后的特殊情况下，争议之处在于罗马天主教教徒是选择自我认同为白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1992年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波兰神父严加管束。^[25] 对梵蒂冈来说这成了一个问题，这意味着白俄罗斯人的担忧并不是真的关于少数民族之类的问题。尽管当时大概有21.5万白俄罗斯人在波兰，有41.7万波兰人在白俄罗斯，但问题不是这些少数民族形成了某些政治团体或提出了有争议的要求。问题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会如何认同他们自己。就像舒什克维奇理解的那样，白俄罗斯人和说白俄罗斯语的人仍然在经历从近代早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如同我们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看到的那样。^[26]

白俄罗斯爱国者的其他忧虑已经被世俗因素消解了。1991年10月签署的波兰-白俄罗斯共同宣言减少了关于波兰会对白俄罗斯领土宣示主权的担忧，也标志着白俄罗斯人不会再对波兰领土宣示主权。同时，立陶宛人的努力让白俄罗斯人的复仇主义软化了。立陶宛历史学家和白俄罗斯同行进行了一次对话，内容关于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问题。这些讨论产生了一个观念，大公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继承者，即现代白俄罗斯国和现代立陶宛国。换言之，立陶宛人帮助白俄罗斯人从对大公国更具历史准确性的理解（面积广袤、多民族共存、领土模糊）转变为和现代国家更为一致的理解（面积小、单一民族、领土有限）。为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变得不那么危险，近代早期的白俄罗斯民族迷思必须变得不那么真实。虽然立陶宛大公国仍然是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的整体回忆，但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再相信白俄罗斯的领土必须拓展到包括维尔尼亚的地方。^[27]

1992年，伴随着白俄罗斯独立来临，波兰的东部政策给重要邻国白俄罗斯提供了一份条约，条约内容包括确认现存边界以及确立明确的少数民族权利原则。所有的重要当事人都能接受这些提议：修正主义者、外交部部长克劳先卡，坚定的议长舒什克维奇以及共产主义者、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切（Viacheslau Kiebich）。条约在1992年4月签署后，波兰总理扬·奥尔谢夫斯基（Jan Olszewski，1930—2019）做了一番看似无伤大雅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可以作为本地区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模范。”^[28] 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波兰和白俄罗斯就确认了两国边界，这个简单的事实对该地区而言非常重要。它向明斯克传达了民族国家建立的规范，确认继承而来的边界的规范，并且预示了波兰不参与任何白俄罗斯针对立陶宛的收复失地行为。它也向立陶宛人传达了信息，波兰不会对1939年失去的东北部大部分领土宣誓所有权。最重要的是，这向俄罗斯人表明收复失地的倾向将不会赢得任何西方合作者。1992年年中，华沙合法确认了93%的东部边界（5月与俄罗斯确认了206公里，5月与乌克兰确认了428公里，6月与白俄罗斯确认了605公里，还剩有待与立陶宛确认的91公里），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波兰没有兴趣向东拓展。通过这些方式，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快速签署的条约实现了《文化》曾提出的东部计划。

斯库比斯茨维奇对《文化》大战略的主要贡献是利用“欧洲标准”让波兰规范向东部传播。当舒什克维奇于1992年6月在华沙签署了白俄罗斯-波兰条约时，他把和波兰的关系与白俄罗斯的入欧命运联系起来，接受欧洲标准是少数民族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后，白俄罗斯的第一个驻外大使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华沙。^[29] 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波兰向舒什克维奇和与之想法相似的白俄罗斯人提供了一扇西方之窗，帮助白俄罗斯加入区域性机制，并开创了军事合作。波兰官员意识到两大吸引力——对民族国家地位和通往欧洲的支持——的脆弱性；当舒什克维奇的地位被削弱了，白俄罗斯向东部倾斜时，他们感到担忧。1992年11月，波兰总理苏霍茨卡在访问明斯克时直接挑明了问题：“波兰对白俄罗斯的独立感兴趣，希望成为连接白俄罗斯和欧洲的因素之一。”^[30] 这是不明智的说法，却是症结所在。在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未遂后，保守的白俄罗斯共产党宣布共和国独立，以保护本国地位不受莫斯科改革者的影响，这让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享受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影响力。白俄罗斯活动家给新国家赋予了一种民族主义形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国家机构，更不用说赢得人民的支持了。他们只有大约30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令人气馁的任务。白俄罗斯的民主让民族性问题搁置了。1994年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a）通过直接选举成为白俄罗斯总统，他的当选终结了和波兰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开始了苏联式的独裁统治。波兰针对白俄罗斯的欧洲标准政策的永久成功在于，及早创建了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法律框架。

立陶宛，1992—1993

波兰与立陶宛关于维尔纽斯的历史争议最为尖锐。在第3、4、5章中，我们留意到波兰占领维日诺后两国在1920年到1938年间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当斯大林在1939年把这座城市给了立陶宛之后，波兰政府勃然大怒；1944—1946年间，波兰人的维日诺不再存在；在苏联统治下，维尔纽斯开始立陶宛化。我们也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立陶宛民族运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苏联中央当局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亚都在争夺维尔纽斯地区。波兰国家（作为事实上在1939年丧失这些领土的实体的继承者）是唯一声明放弃领土所有权的一方。1991年8月的莫斯科叛乱让五方竞争者中又少了两方：莫斯科不再进行操纵，明斯克的地位也改变了。同时，政变把波兰少数民族、波兰国家和立陶宛民族运动的紧张状态推至最高点。

波兰少数民族的几位领导人把1991年8月的政变视为苏联的复兴，并计划着他们对立陶宛的复仇。^[31] 他们没有得到波兰的支持。1991年8月26日，波兰政府正式承认立陶宛独立。9月4日，立陶宛政府解散了波兰人占主要人口的地区的政府。9月14日，立陶宛和波兰关于共同宣言的磋商再次失败。波兰坚持要求允许立陶宛的波兰人选出新的地方政府以替代亲苏精英；立陶宛当局要求无限期保留立陶宛官员统治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地区的权利。在立陶宛人占主要人口的地区，当局允许他们选出自己的地区政府，而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地区的行政管理是和别处分开的。兰茨贝吉斯现在是立陶宛议会的议长，也是立陶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谈到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32] 。

只有立陶宛人承诺在维尔纽斯和沙尔奇宁凯地区举行选举，斯库比斯茨维奇才同意到维尔纽斯签署两国友好关系宣言。在维尔纽斯签署该宣言揭示了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艰难立场。他白费心力，同时受到立陶宛右翼和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攻击。立陶宛议员发起请愿，抗议共同宣言“使侵略合法化”，因为宣言没有谴责波兰军队在1920年占领维尔纽斯。^[33] 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一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所持有的历史主张进入政治层面，会引起另一方何种意想不到的反应。波兰人回想起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让波兰失去了维日诺，包括立陶宛人在内的所有人将其视为侵略。因此如果有人真的在意不要“使侵略合法化”，那么他不得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确立的所有边界发出质疑。当然，这样做就意味着维尔纽斯是波兰的合法领土。把“1920年”从历史的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立陶宛右翼无意中把“1939年”也释放出来了。波兰激进主义者宣称斯库比斯茨维奇由于避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手无寸铁，他是“一路跪着”来到维日诺的。^[34] 另有人写道，波兰政府“甘愿拿在立陶宛的波兰人权利做利益交换”^[35] 。

斯库比斯茨维奇没有任凭这场历史争论传播到波兰，而是敦促立陶宛代表不要只想到过去，要想一想未来，并重申他保证波兰不会提出领土所有权要求，也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位泽里格斯基将军。^[36] 他直接提到在1920年占领维日诺的波兰将军，是有意证明他意识到立陶宛的历史忧虑，也有意安抚他们。然而，立陶宛执意要求波兰就1920年提出正式道歉。这对波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反对通过外交修改历史的考虑，部分原因是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诠释是带有偏见的，还有部分原因是在立陶宛的波兰人的财产权利有赖于两次大战间的文件的合法性。更本质的原因是，任何国家只要承认它之前的边界是非法的，这将开启外界提出各种领土所有权要求的可能性，为本国和邻国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比方说，如果波兰彻底放弃它在两次大战间对维日诺的合法领土要求，那么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有针对当代立陶宛国家的进一步论据。显然，对立陶宛人来说，波兰彻底放弃以往对维尔纽斯的所有权要求，将自动确认立陶宛的所有权。但是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不会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说明立陶宛人对1920年事件的解释在历史层面上是错误的，这并不怎么有趣。1920年，维尔纽斯根本不是一座在种族上属于立陶宛的城市，而它被排除在立陶宛之外使得立陶宛在两次大战间成为一个拥有小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1939年的独立立陶宛以及1945年的苏维埃立陶宛把这座城市归功于斯大林。在这座城市的主要社区、犹太人和波兰人都被毁灭之后，大约到1980年为止，维尔纽斯在苏联统治下其人口变为立陶宛人。（1941年，波纳尔森林——密茨凯维奇杜撰说这是维尔纽斯的起源——成为维尔纽斯的犹太人在被谋杀前的最后栖息地。）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把这些深层的转变视为维尔纽斯的“回归”，他们可以宣称维尔纽斯从来都是一座立陶宛城市。当民族产生时，它们开始建构历史，破坏那些学者感兴趣的传统，而实际发生的事件进程将不得不重新构建。这说明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观点。波兰就1920年所做的任何道歉都是毫无逻辑的，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时，双方之中没有任何人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追溯到1920年，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完全明白维尔纽斯几乎没有立陶宛人。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宣称是历史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人们恐怕是通过两次大战间和苏维埃立陶宛的教育政策才“认识到”当维尔纽斯在1920年被波兰占领时是一座种族上属于立陶宛的城市。类似地，1920年毕苏斯基和泽里格斯基不是作为波兰民族主义者、立陶宛的敌人，而是作为波兰的立陶宛人来兼并维日诺的。他们的行动根据的不是“种族”民族国家的范式，而是设想立陶宛大公国能够以联邦的形式再次复兴。70年后，他们当时的动机和身份都被遗忘了，由于波兰更大的民族胜败的叙事而变得模糊不清。1920年到1992年间，国家的种族概念在立陶宛和波兰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到20世纪90年代，独立的立陶宛和波兰可以自由地再次处理维尔纽斯问题，每个人都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推论出发。然而，从这样的理解中至少可以推出两个不同的结论。一方面，这符合对国际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理解，20世纪末的国际法概念和欧洲合作使这种理解变得温和。这是斯库比斯茨维奇的路径。另一方面，对那些接受单一民族的现代原则的人来说，一个国家能够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他们对自身历史的解释。单一民族历史一旦被引入政治的世界，一定会召集邻国民族历史的幽灵（doppelgänger）。立陶宛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让波兰人舍弃他们对1920年的（错误）理解，并接受立陶宛（更加错误）的理解。斯库比斯茨维奇拒绝这个路径，他继续从未来的角度把民族国家当作国家来看，而非从历史的角度把它们当作民族来看，并且给波兰的东部邻国提供了一副欧洲未来的图景。这确实奏效了，但是这次斯库比斯茨维奇需要来自欧洲的推力。

北约

1993年8月24日晚，醉醺醺的鲍里斯·叶利钦在华沙以书面形式宣布波兰加入北约不会损害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虽然第二天叶利钦看起来有些后悔，并且之后在莫斯科收回了这个说法，但这开启了关于北约扩大的国际辩论。正如很多立陶宛政治家很快注意到的，波兰加入北约会让立陶宛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块微小的缓冲区。由于此时俄罗斯军队已经撤出立陶宛，立陶宛发现本国的联盟政策有了更多的操纵空间。选择北约重新改变了立陶宛精英的观点，他们抛弃了对波兰的历史所有权要求。立陶宛社会主义者（前共产主义者）自1992年11月起就在政府中任职，他们反对北约扩张，但是支持和波兰重新接触。他们的领导人、时任总统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1932—2010）倡导与俄罗斯和西方保持同等的距离。立陶宛民族主义政党现在是反对党，他们支持北约扩张，但是反对和波兰重新接触。1993年10月，右翼就北约问题向社会主义者总统施压，同时要求社会主义政府再次推行对波兰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强迫波兰为1920年道歉。1993年11月，争论再次升级，一些民族主义政治家认为要两者兼得是很困难的。1993年12月13日，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i）^[37]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中的表现及时提醒世人，国际政治关乎生存也关乎威望。12月29日，立陶宛议会建议政府申请成为北约成员。1994年1月4日，总统布拉藻斯卡斯遵从了这个建议。^[38]

即便在一个俄罗斯看起来更具威胁，而北约似乎更受欢迎的世界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对波兰依然意见分裂。1991年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跨过了这道门槛——波兰应该被视为一个友好的国家，而非敌对国家——而1993年年末的立陶宛民族主义活动家还未跨过去。前民主改革运动的活动家们也形成了分裂。对于不谴责泽里格斯基而和波兰缔结条约的希求，兰茨贝吉斯直到1993年年底才改变主意。民主改革运动第二重要的活动家罗穆亚尔达斯·奥佐拉斯（Romualdas Ozolas，1939—2015）和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人兰茨贝吉斯一样，反对在新形势下和波兰缔结条约。奥佐拉斯是一位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他在1990年编辑民主改革运动的报纸，却同时坐在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席位上。在立陶宛独立后，他对波兰少数民族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并利用这个议题成为立陶宛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当立陶宛和波兰签署一项没有提及泽里格斯基的条约时，奥佐拉斯宣称波兰把立陶宛看成一个“半主权国家”。他称这项条约是“一次战略性失败”^[39] 。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群体是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逐渐从战略方面思考，而且有和波兰接触的经验。这些人在1991年对波兰充满怀疑且无人屈服，在1993年之前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当时机到来时迈出了通往合作的一步。一个关键的例子是奥德留斯·布特克维丘斯（Audrius Butkevičius）^[40] 。作为立陶宛民族运动中非暴力抵抗的协调人、立陶宛未被承认前的全国国防局局长、独立的立陶宛国防部长，他从保存立陶宛国家的角度思考许久。他从典型的立陶宛人角度看待1920年发生的事件，他在任职之初把波兰视为威胁。1991年11月，当时仍有3.5万名苏联军人驻扎在立陶宛，布特克维丘斯当时已经称波兰是“对立陶宛安全的最大威胁”。与波兰政策和北约打交道的经验改变了他的想法。到1993年7月为止，在接受了一批波兰赠予的武器后，布特克维丘斯称这一举动是“最能显示诚意的姿态”^[41] 。当北约问题在1993年8月末公开时，布特克维丘斯建议立陶宛和波兰一起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他同时亲波兰和亲北约的立场获得胜利，当时公众和大多数右翼（反对党）是反波兰但亲北约的，而大多数左翼（执政党）是亲波兰但反北约的。

一旦这一立场成为共识，所有条约谈判中的困难很快消解了。尤其是左翼领导人、时任总统布拉藻斯卡斯，他在1994年4月签署条约的仪式上回忆起立陶宛版本的战前历史，以此安抚兰茨贝吉斯和右翼人士。历史争论尘埃落定的同时，他们企图微妙地转变历史争论的意义。他们谈到了未来的历史学家的观点，谈到了“二战”后欧洲取得了和解，谈到了拥有悲惨历史的弱小民族间的争吵如何吸引了外部强权的注意。^[42] 这种修辞显示并影响了新的立陶宛国家的政策转变。独立的立陶宛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把未来的国家利益置于历史上的民族利益之前。波兰耐心处理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有幸得到的欧洲机构的支持，加快了这一进程。1994年10月，立陶宛议会批准了条约91-19-8，同一天的稍早时候波兰议会以295比0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条约。

波兰，1992—1993

波兰的一致投票令人瞩目。此前，立陶宛一直追求一种针对波兰的特殊外交政策；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命运在议会引起了右翼和左翼的兴趣；波兰彻底放弃了针对立陶宛的波兰人的特殊地位的要求；波兰最终确定了苏联创造的东部边界；波兰彻底放弃了对维日诺的一切所有权要求。295比0的投票及之后的长时间站立鼓掌证明了在波兰议会，广泛的、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胜过爱国主义怀旧情结，证明了波兰人的怀旧情感已被引导为对现代立陶宛的支持。这是由斯库比斯茨维奇实施的《文化》大战略的一部分。

1989年到1993年之间，斯库比斯茨维奇在中间偏右的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四年里，他只丢掉过一次议会选票，那次投票的议题并无实际重要性。如果仅仅说斯库比斯茨维奇经历了三次全国选举，历任四届联合政府，这低估了他极度变化莫测的工作环境。就此而论，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普遍绝缘性令人瞩目。^[43] 考虑到在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议会中，关于重新与波兰接触的讨论都曾引起争议，波兰本身在实施双轨政策和欧洲标准政策时没有遇到意味深长的议会反对，这是非凡的成就。波兰人忘记的历史并不比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或白俄罗斯人多，乌克兰依然是波兰邻国中最恐慌的一个，波兰学童依然对《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话“立陶宛！我的祖国！”熟记于心。^[44]

事实上，东部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分离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利益和民族记忆之间的不同。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也分裂成了竞争党派，但80年代与东部邻国休戚与共的传统保留了下来。^[45] 1989年到1993年间所有执政的中右翼后团结工会政党都接受了这一共识，除了基督教-民族联盟（Christian-National Union），后者在1991年获得了8.7%的选票，直到1993年起开始参与执政。这个政党的议员和部长是唯一质疑斯库比斯茨维奇的东部政策的一群人。基督教-民族联盟的政治家主张在与东部邻国的关系中“互惠互利”：波兰应以国外的波兰少数民族的处境比波兰的少数民族的处境糟糕为由要求让步；波兰应该搁置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直到乌克兰为20世纪40年代UPA的行动做出道歉。^[46] 这些明显违反了欧洲标准政策。^[47]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是平等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存在符合波兰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应该先于历史分歧，波兰在要求对方道歉的同时也应该道歉，这些概念是议会辩论的重点。如果议员的祖先来自波兰丧失的东部领土，且他基于个人经历对这些领土做出特别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总体而言，波兰右翼支持波兰东部邻国的独立。^[48] 尽管下议院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缓慢，亚采可·库容（当时在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充当了少数民族利益的非正式代表。^[49] 必要时，外交部部长斯库比斯茨维奇就把东部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当作西部政策的自然产物来对待。当波兰议会施压要求进一步保护海外的波兰少数民族时，斯库比斯茨维奇斥责他们不明白欧洲的标准。因为加入欧洲机构是大多数政治派别共同的愿望，而且这个论据对1992年到1993年间团结工会政府中的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部长都很有效。^[50]

斯库比斯茨维奇享有五位总理和两位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莱赫·瓦文萨的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在1990年12月之前一直担任总统，他不仅是一位在1981年实施戒严的共产主义将军，在1947年强制要求乌克兰人重新定居的行动中，他还是参与的士兵之一。在他任内，他在波兰外交政策上的中立态度是他对1989年后波兰民主的突出贡献之一。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莱赫·瓦文萨在雅鲁泽尔斯基之后一直担任总统，直至斯库比斯茨维奇的任期结束。虽然瓦文萨曾提议组织“第二个北约”阻碍了斯库比斯茨维奇的工作，而且他和莫斯科的接触一直不顺利，但是他从没有利用过任何可能削弱后者的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议题。瓦文萨一直致力于让乌克兰议题远离国内选举，在1989年重要的议会选举中，他支持一位乌克兰候选人，作为一名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后者一直在打民族主义牌。在出访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时，瓦文萨总统强调波兰没有领土所有权的要求，并告诉当地的波兰少数民族，要把自己看作他们生活的国家的公民。^[51] 而在后共产主义欧洲，别国的总统——以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最为突出——利用边界议题和流散议题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虽然斯库比斯茨维奇并不是一位克里斯马式的人物，没有一家主要媒体把他当成攻击的目标，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的东部政策是受到媒体支持的。《选举报》（Gazeta Wyborcza ）一开始在1989年是团结工会的选举通讯，之后成为波兰最受欢迎的报纸。它的主编亚当·米奇尼克是耶日·吉德罗耶茨的伙伴，是《文化》计划的学生，也是乌克兰和立陶宛民族运动的朋友。作为波兰媒体的领导人物，他支持妥协与原谅。虽然米奇尼克的方法经常遭到驳斥，他的报纸设定了辩论的界限。除了媒体，罗马天主教会也支持东部政策。比如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号召信徒为领土而战，而波兰教会则追求一种更为和平的事业。诚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罗马天主教教区摧毁了在波兰东南部剩余的乌克兰定居点，而且广受欢迎的神职人员在布道坛和广播中散播反犹和排外的思想。但是，波兰教会最终的领袖——在教会层级中和信徒心中——是波兰教宗卡罗尔·沃伊蒂瓦，即若望·保禄二世。沃伊蒂瓦和米奇尼克一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东部和解。尽管人们并非一直听从，但他始终耐心地传播关于爱和包容的讯息。作为第一位斯拉夫教宗，作为第一位用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俄语和乌克兰语（还有波兰语）布道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做出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但不可能被误解的表率。

1993年年末，在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结束时，东部大战略的精英共识已成为大众的智慧，波兰人区分了已经丧失的民族领土和当下的国家利益。^[52] 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波兰社会中大部分人怀念立陶宛祖国，担心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们最关心的是波兰本国的安全。这种态度的巩固与现代波兰民族性的多样化所取得的成功是一致的，这种民族性不仅关注波兰力量的延伸，波兰文化的传播或波兰国家的复兴，还关注在现有边界下如何保存波兰这个民族国家。

[1] 1993年之前，欧盟（EU）一直被称作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为了避免混淆，我在全书中都使用“欧盟”。直到1992年，波兰才清楚表明要加入北约的愿望，而且总理扬·奥尔谢夫斯基和汉娜·苏霍茨卡一直比斯库比斯茨维奇更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最早在1991年（如果之前没有的话）波兰加入北约就成为波兰与西方伙伴的对话议题。

[2] Krzysztof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i odzyskanie niepodległosci, Warsaw: Interpress, 1997, 205.

[3] Krzysztof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i odzyskanie niepodległosci, Warsaw: Interpress, 29。

[4] 关于政策的基本声明，见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14), 8 May 1992, 152–159; 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74, 282, 299–308。又见波兰大使在1992年到1997年间的观点，见Jan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Kultura, 602 (1997), 46; Žilvinas Norkunas, “Steering the Middle Course,” Lithuania in the World, 4, 2 (1996), 18–23; 以及下任外交部部长Andrzej Olechowski的讲话：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20), 12 May 1994, 27。

[5] “Polska——Ukraina——Bialorus,”Polska w Europie, 12 (1993), 111–112.

[6] 后者在1990年哥本哈根声明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中被清晰陈述。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Republik Polen über gute Nachbarschaft und freund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17 June 1991, article 20, available at www.auswaertiges-amt.de.

[7] Polityka (Warsaw), 3 February 1996, 40. 又见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126, 206; ́Mirosl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a ̨zek Ukrain ców w Polsce, 1993, 278。

[8] Hans-Dietrich Genscher,Rebuilding a House Divided,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8, 525; Helmut Kohl,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Berlin: Ullstein, 1996, 446– 447. 关于1991年德国-波兰条约中的“欧洲”特征，见Dieter Bingen, Die Polenpolitik der Bonner Republik von Adenauer bis Kohl, Baden-Baden: Nomos, 1998, 292–306。大致可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In Europe’s Na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9] Czech,Ukraińcy w Polsce, 34;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5. But see also Kultura, 542 (1992), 119–122. 关于波兰人对邻国的担心见下文的资料来源。

[10] 波兰的道歉和乌克兰的回应，见Czech,Ukraińcy w Polsce, 130–131。

[11]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140.

[12] Dmytro Pavlychko的评价，见Holos Ukrainy (Kyiv), 13 February 1992, 5; interview with Ivan Drach, Kyiv, 27 May 1997。

[13] 引自Bur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Regional Context: Poland and its Eastern Neighbors,” Europe-Asia Studies, 45, 3 (1993), 410。

[14] “Shosta sesiia Verkhovnoi Rady Ukrainy, 12 sklykannia,”Biuletyn 5, 1992, 36 – 56.

[15] 分别引用自Hanna Suchocka, Dmytro Pavlychko, Hennadii Udovenko：Władysław Gill and Norbert Gill, Stusunki Polski z Ukrain ą,Toruń: Marszalek, 1994, 28; Kultura, 547 (1993), 92–93; Życie Przemyskie, 17 March 1993, 1, 3。又见Holos Ukrainy (Kyiv), 14 January 1993, 2。

[16] 见the resolution “Kontseptsiia Derzhavotvorennia v Ukraini,” from the Rukh congress of 4 December 1992; 以及Literaturna Ukraina, 17 December 1992; Kultura 528 (1991), 80–81。

[17] Holos Ukrainy (Kyiv), 20 May 1992, 1–2; Warsaw Radio Warszawa Network, 18 May 1992, in FBIS-EEU, 19 May 1992, 8; Izvestia, 19 May 1992, 5,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49, 20 (1992), 24–25; Bohdan Osadczuk, “Od Belwederu do Kamieńca Podolskiego,” Kultura, 538 – 539 (1992), 140.

[18] 见以下声明文集中的例子：A Russia That We . . ., Kyiv: UCIPR, 1993。

[19] “To strengthen Regional Secur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krainian Embassy in Warsaw, 22 April 1993; ［Dmytro Pavlychko］, “Oświadczenie,” Kultura, 537 (1992), 90 – 91.又见Ivan Drach, Polityka, Kyiv: Ukraina, 1997, 197; Larrabee, East European Security, 19, 108–109; 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nstytat Spraw Publicznych, 1997, 30–31;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177。

[20] 关于各方对协定的反应，见Stephen Burant, “Ukraine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in Lubomyr Hajda, ed., Ukraine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2。波兰对乌克兰政策的解释：Kultura, 568 – 569 (1995), 41; Skubiszewski, Poliyka zagraniczna,282。同等距离：Jan de Weydenthal, “Economic Issues Dominate Poland’s Eastern Policy,” RFE/ RL Research Report, 2, 10 (5 March 1993), 24; Warsaw TVP, 13 January 1993, in FBIS-EEU, 14 January 1993, 28; RFE Daily Report, 4 February 1993。

[21] 不久，华沙为了支持乌克兰修改了立场，背弃了与莫斯科的协定。2000年，波兰的能源政策比乌克兰的能源政策都更有利于乌克兰；2001年这种姿态很难维持下去。当历史的这一卷被翻过后，这些议题还是没有重新得到解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会成为欧洲安全的重要方面。对燃气争议的担心：RFE Daily Report, 3 April 1992; 关于乌克兰的能源问题和外交政策，见Arkady Torits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Foreign Policy in Post-Soviet Successor St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1999. “Anti-Ukrainian act”: Stephen Burant,“Poland’s Eastern Policy, 1990–1995,”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3, 2 (1996), 52. Major Lysenko: Burant, “Ukraine and East Central Europe,”55。

[22] 关于克劳先卡：Gazeta Wyborcza, 28 July 1997, 16; Jacek Gorzkowski, “Litwa,” in Marek Beylin, ed., EuropaŚrodkowo-Wschodnia 1992, Warsaw: ISP, 1993, 252; Kultura, 535 (1992), 102–106; 关于知识分子们，见Stephen Burant, “Belarus and the Belarusian Irredenta in Lithuan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5, 4 (1995), 646 – 647。

[23] 关于舒什克维奇：Siergiej Owsiannik and Jelena Striełkowa, Władza i społeczeństwo, Warsaw: Presspublica, 1998, 64 – 96; 关于立陶宛：Gorzkowski, “Litwa,”253。

[24] Tadeusz Gawin,Ojcowizna, Hrodna: Fundacja Pomocy Szkołom Polskim, 1993, 127– 128; Stanisław Bieleń, “Kierunki polityki wschodniej III Rzeczypospolitej,” in Patrząc na wschód, Warsaw: Centrum Badań Wschodnich, 1997, 35; “Polska——Ukraina——Białorus,”140; Thomas Szayna,“Ethnic Poles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Rand Report, August 1993, 42.

[25] 通过与当代白俄罗斯边界相匹配，重新划定主教教区的边界；以及通过挑选出对白俄罗斯问题更敏锐的大主教的方式。

[26] 早期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比如：Narodnaia gazeta (Minsk), 4 January 1992, 1; 12 February 1992, 1。对1992年波兰国内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估计引自Piotr Eberhardt, Między Rosją i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31。在白俄罗斯的波兰少数民族的人数计算是根据1989年苏联的人口普查和1999年白俄罗斯的人口普查结果。

[27] Kathleen Mihailisko, “Security Issues in Ukraine and Belarus,” in Regina Owen Carp, 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9–230; Burant, “Belarusian Irredenta,”645 – 648.

[28] Warsaw PAP, 24 April 1992, in FBIS-EEU, 28 April 1992, 15.

[29] Bur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407;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147.

[30] 引自Tadeusz Kosobudzki, “Stracone szansy,”Kultura, 560 (1994), 20; 又见Warsaw PAP, 19 November 1992, in FBIS-EEU, 19 November 1992, 16; RFE Daily Report, 23 November 1992。

[31] Interview with Czesław Okińczyc, Vilnius, 7 April 1994;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50.

[32] Gazeta Wyborcza, 14–15 September 1991, 1; 16 September, 17; 兰茨贝吉斯的话引自24 September 1991, 6。在兰茨贝吉斯转机途径华沙时，这两人曾非正式会面。

[33] Tass World Service, 12 January 1992,SWB/SU, 14 January 1992; PAP, 14 January 1992, SWB/SU, 16 January 1992.

[34] Warsaw PAP, 15 January 1992, in FBIS-EEU, 22 January 1992, 20.

[35] Timothy Snyder, “National Myth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and and Lithuania, 1989–1994,”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9, 2 (1995) 326–331; 原文引自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52。

[36] Skubiszewski,Polityka zagraniczna, 191–193.

[37]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1946— ）是俄罗斯政治家，于1990年创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极端民族主义主张闻名。在199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自由民主党取得23%的得票率，日里诺夫斯基欲冲击总统职位，对时任总统叶利钦造成不小的冲击。

[38] Vilnius Radio, 3 September 1993, in FBIS-SOV, 8 September 1993, 105; Rzeczpospoli ta, 16–17 October 1993, 9; Tallinn BNS, 21 October 1993, in FBIS-SOV, 22, October 1993, 88; Dokumentation Ostmitteleuropa, 20, 1–2 (April 1994), 116–119.

[39] Gazeta Wyborcza, 27 April 1994, 1. 关于他对波兰文化的历史观点，见Barbara Christophe, Staat versus Identität,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7, 234–236。

[40] 奥德留斯·布特克维丘斯（1960— ）是立陶宛政治家，他是立陶宛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立陶宛政治犯和被驱逐者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

[41] 原文引自Warsaw Słowo Powszechne, FBIS-SOV, 27 November 1991, 36; RFE Daily Report, 27 July 1993。又见Audrius Butkevicius, “The Baltic Region,” NATO Review, 41, 1 (1993), 7–11。1994年，当加入北约成为立陶宛国家政策后，他似乎改变了关于北约扩张的看法。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对立陶宛国家利益的观点变得不明晰了，当时他被指控在担任议员时收受贿赂，而他指控兰茨贝吉斯为克格勃工作。在这里提到具体某人并非为了制造英雄，而是为了描述国内政治中的战略决议。

[42] Snyder, “National Myths,”334. 在斯库比斯茨维奇任期结束后，与立陶宛达成共识的特殊任务是瓦文萨的副手Andrzej Zakrzewski以及波兰首席代表Iwo Byczewski促成的。今天我们仍可把这视为1989—1993年的成就之一。

[43] Louisa Vint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89–1993,” in Ilya Prizel and Andrew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24;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3–1994, 18.

[44] 公众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看法：Grzegorz Babi 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 skie, Cracow: Nomos, 1997, 166–168; Andrzej Zie ̨ba, “Ukraińcy w oczach Polaków,” in Teresa Walas, ed., Narody i stereotypy, Cracow: Międzynarodowe Centrum Kultury, 1995, 97–98; Antonina Kłoskowska, Kultury narodowe u korzeni, Warsaw: PWN, 1996, 196; Warsaw PAP, 14 February 1992, in FBIS-EEU, 18 February 1992, 31; Życie Warszawy, 1 August 1992, 23。又见Marek Skórka,“Wspólne s ąsiedztwo czy nie chciani intruzi?” Więź, 473 (1998), 70 – 81。

[45] 关于这一传统如何被保留下来的一个信号是当时右翼激进工会“战斗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 Walcz ąca）进入国际政治舞台时依照一份亲乌克兰的指南，其中的行动包括为维斯瓦河行动道歉。Stosunki Polsko Ukraińskie 1917–1947, Warsaw: Perturbancii, 1990.

[46] Jacek Raciborski,Polskie wybory, Warsaw: Scholar, 1997, 42; Kultura, 520 – 521 (1991), 145; Gazeta Wyborcza, 9 September 1991, 1;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2, 20;Prizel, “Warsaw’s Ostpolitik,” in Prizel and Michta,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112; Rzeczpospolita, 15 January 1994, 22; Gazeta Wyborcza, 11 January 1994, 3.

[47] 另一个大的例外是波兰上议院对一个名为波兰人共同体（Polish Community）的组织的资助，该组织反对斯库比斯茨维奇的政策，其反对方式是物质援助声称代表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的组织，无论该组织有着怎样的政治目的。这个群体中的波兰活动家认为波兰应该把波兰少数民族的利益放在与东部民族国家的友好关系之上。Interview with Agnieszka Panecka, Warsaw, 27 February 1998; Andrzej Stelmachowski, “O debacie,” Wspólnota Polska, 58 (April 1997), 39. 又见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and Natalla Piatrowicz, “Katolicyzm na Białorusi,” Więź, 467 (1997), 83.

[48] 这个论断基于1989—1994年的议会记录。关于右翼，见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51), 14 February 1991, 15–54; (14), 8 May 1992, 152–199; (31), 13 October 1994, 108–114。

[49] 之后，因为他扮演的这个角色，乌克兰授予他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勋章（Order of Prince Iaroslav the Wise）。Polityka i kul’tura (Kyiv), 10–16 September 1999, 38–39.

[50] 正如他对上议院所说的：“让我们回想起许多政治家已经遗忘的、目前还未记起的事情：一个和东部邻国没有建立起规范的、良好的和友善的国家关系的波兰，算不上西方世界的伙伴。”Skubisz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247.

[51] Lech Wałęsa, “List do wyborców,”27 April 1989; Literaturna Ukraina (Kyiv), 3 June 1993, 1; 27 May 1993, 2; Lithuania, 11–12 (1994), 140–141; Moscow Itar-Tass, 29 June 1993, in FBIS SOV, 30 June 1993, 64; Kultura, 550–551 (1993), 106–113.

[52] “Security for Europe Project Final Report,”15; 以及K łoskowska, Kultury narodowe u korzeni, 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