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

在1989年协商革命后，团结工会建立了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该政府很快制定了东部政策。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波兰和独立的立陶宛、乌克兰的关系迅速改善。立陶宛政治家渐渐把他们的西部邻居看作融入欧洲的关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前往华沙寻求历史和解。与立陶宛人关于维尔纽斯的争端、与乌克兰人关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争端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以至于这些争端几乎不存在了。正如我们所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打破了波兰和东部的联系，促进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也许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为90年代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也许种族清洗为民族和解提供了条件？

如果欧洲东北部不存在后共产主义纷争，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此种假设在回顾历史时才可能成立。这片区域的和平图景并非来自波兰政策所继承的秩序，而是来自波兰政策所创造的秩序。^[1] 波兰政策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解民族主义，并且将其向区域稳定的方向引导。1989年到1991年期间，当苏联依然完整时，波兰的政策行为就好像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即将成为民族国家一般。波兰外交官补充了一个附加条件：独立意味着接受苏联时代的边界。这立刻成了对苏联消失后的未来的预言，也是为即将出现的稳定区域秩序所做的准备。这也反映了波兰在移民问题上新的重大战略，这项战略在1989年之前已经争论了15年之久。战略的起草者是耶日·吉德罗耶茨（Jerzy Giedroyc）和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Juliusz Mieroszewski），他们在对波兰民族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制定了战略框架。考虑到这项战略诞生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讨论的争论背景下，而战略带来的和平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因此他们对现代民族性的不同理解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波兰国家的东部利益

耶日·吉德罗耶茨（1906—2000）——无论是因为命中注定还是个人选择——参与了两次大战间波兰遗留下来的所有东部问题。他出生于明斯克的一个旧波兰-立陶宛王国贵族家庭，那时明斯克还是沙皇俄国某个省的首府。吉德罗耶茨在莫斯科的学业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中断，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当波兰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军队在1919年争夺沙皇俄国的西北部领土，即旧立陶宛大公国的土地时，吉德罗耶茨和他的家人离开明斯克来到华沙。正如我们所知，联邦主义者毕苏斯基领导的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民族主义者格拉布斯基确立了和平。波兰的谈判者把吉德罗耶茨的家乡明斯克让给了布尔什维克俄国。和许多之前来到这里的立陶宛波兰人一样，吉德罗耶茨发现华沙贫穷而沉闷。吉德罗耶茨在大学里学习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他结识了当时的乌克兰民族激进主义领导人。^[2] 他和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人物取得联系，从信奉完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德米特罗·东佐夫到左翼民主机构UNDO的领导人瓦西里·穆德伊（Vasyl’Mudryi）。吉德罗耶茨着迷于大主教舍普季茨基，后者当时是希腊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作为一名记者和公务员，吉德罗耶茨敦促罗马天主教会改善与舍普季茨基的希腊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主动拜访胡楚尔人（Hutsuls），后者生活在波兰东南部，是一个说乌克兰语的贫穷民族。

吉德罗耶茨受到信奉完整民族主义的民族民主党人的排斥，被毕苏斯基及其怀旧式的波兰民族性所吸引。作为毕苏斯基的下一代人，吉德罗耶茨也是一个对乌克兰感兴趣的立陶宛波兰人。和毕苏斯基一样，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其最高目标是波兰的国家地位，从不将波兰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波兰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对吉德罗耶茨来说，波兰人的历史附属物和其他民族性，只有在与波兰国家建立联系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吉德罗耶茨相信少数民族会毁灭波兰，他务实地得出结论：波兰国家必须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民族期望。其中尤其涉及恪守之前的承诺，即使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获得政治自治权。总体而言，为了确认波兰国家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地方民族主义者不会提出反对波兰国家的论据，这需要与所有少数民族做出约定。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缺少一项针对东部少数民族的总体政策，但还是有波兰人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吉德罗耶茨和沃里尼亚长官恩里克·约瑟夫斯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在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上的民族矛盾，导致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血腥种族清洗。而战后又发生了大规模驱逐，波兰失去了两座最重要的城市：利沃夫和维日诺。吉德罗耶茨在战时依然保持了对东部问题的兴趣，和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其他民族代表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的波兰军队中完成服役后，他前往巴黎，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文学机构并创办了其评论刊物《文化》（Kultura ）。1947年到1989年间，《文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波兰移民出版物。吉德罗耶茨很有可能是40年来波兰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对待移民的特殊方式，他在波兰国内影响力巨大。远在巴黎的吉德罗耶茨意图影响共产主义波兰的国内政治，而不是在国外创造一个波兰的代替物。如此，他与当时的大多数波兰海外移民不同，后者寻求维持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政治机构（当时流亡伦敦）。出于思乡的原因，许多在伦敦的波兰人不明白为何要批评旧秩序或放弃割让给苏联的领土。^[3] 吉德罗耶茨相信一个新的独立波兰国家与复兴两次大战间的波兰是不同的，为此应该立刻着手准备。他理解“二战”在未解决波兰东部问题的情况下终结了，并致力于建立一个能让未来的波兰统治者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的平台。尽管吉德罗耶茨很少写作，他在编辑《文化》时的抉择勾画出他的东部政策。^[4]

《文化》将战后波兰的东部边界视作未来波兰国家主权的东部前线。这个结论似乎合乎常识，但在波兰人中产生了争议，东欧移民也认为此举不同寻常。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了这条边界线，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再次确认了这条边界线，波兰人将此视为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外交背叛。吉德罗耶茨的创新在于他没有把这些领土视为割让给苏联的波兰领土，而认为这些有争议的领土能满足波兰民族之外民族的需求。虽然由于红军的胜利和斯大林的选择，利沃夫和维日诺现在成了别国的领土，《文化》分别将其视为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立陶宛的一部分，并最终分析认为它们属于乌克兰和立陶宛。^[5]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1973年到1974年，吉德罗耶茨最亲密的合作者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1906—1986）为未来的波兰主权提供了东部大战略的理论证明。最重要的事务依然是未来波兰国家的利益，而引导性的设想是战时做出的某种改变不应被修改。长久以来，吉德罗耶茨坚决主张挑战目前的领土边界对波兰没有任何好处；米罗茨维奇试图证明波兰人能从维持目前边界中获利。他提议，立陶宛民族、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应在各自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变得强大，其共和国包括1945年从波兰获得的领土。他主张未来的波兰主权应该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国家的独立。这一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建议包含了一种预言：波兰主权国家很快会兴起，它必须面对独立的东部邻居。米罗茨维奇是为数不多的做出正确预言的政治学生之一，他写道：“东欧和苏联在20世纪都将迎来民族的春天。”^[6]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种观点看起来很浪漫主义。当时苏联是超级核大国，很可能在“冷战”中获胜。波兰是苏联的卫星国，1968年和1970年发生的最近的两次动乱都被共产主义政权轻松地镇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境内的少数异见者不断遭到骚扰。苏联传统的强大军事力量正集中在争议区域。然而，苏联最终的命运已经清晰可见，国际关系中的现实（the real）不仅包括某一时刻的状态，还包括该状态接下来会向何处发展，理解多种发展方向是可能的，以及认识到个人会基于不同理念迫使状态朝着某一方向而非其他方向发展。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种分析模型必须是务实的，但同时它必须包含（除非为了避免自相矛盾）符合实用主义的目标意识以及可通过务实手段达到的目的。这些目的自身并非现实的，它们无法从目前的世界中产生，而必须从个人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意识中产生。失去理念支撑的利益是前后矛盾的。

因而，表面上看起来是理想主义的其内核可能是现实主义的。米罗茨维奇关于苏联命运的判断是正确的，关于波兰提前需要东部政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他对波兰未来利益的考量——正因其目标和手段如此清晰——跳出了旧波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两难境地。他并未依据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与波兰民族的传统关系来看待这三个国家，而是在未来波兰国家安全的语境下来看待它们。米罗茨维奇想象了这个波兰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他预期可能的威胁会来自（1）一个独立的俄国；

（2）波兰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米罗茨维奇害怕波兰与俄国的矛盾——而非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矛盾——会催生俄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的有害面。米罗茨维奇的计划不是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表达同情，而是一项防止领土争端、使俄国和波兰民族主义转变方向的计划。他注意到在苏联内部建立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为这一战略创造了智识开端。因为这三者可以被视为政治单位，他认为可能说服波兰人相信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离民族国家只有一步之遥。卫星国波兰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类比并不贴切，但是在苏联的结构内，这种类比是可能的。因为这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国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波兰在地图上是可见的，因此在未来的民族国家秩序中主张保留现存边界线是可能的。^[7]

从他对俄国中心地位的承认以及他对苏联组织结构的理解，可以推出的结论是：被米罗茨维奇称为“ULB”（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国家是保障未来波兰主权的关键。如果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国家有能力保全自身，它们就能使古老的波兰-俄国之争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波兰的利益正在于提高这些国家幸存的可能性。同时米罗茨维奇认为调整东部领土不符合波兰的利益，这种调整领土的倡议将使下一代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精英变得疏离。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主张，波兰人不仅应该立刻放弃收复东部失地的计划，还要支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的独立国家梦想。尽管这个结论出自现实考虑，米罗茨维奇认为它也能为波兰外交政策增加道德维度。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这种道德维度可能鼓舞波兰人去行动。

波兰传统与《文化》计划

联邦主义。 吉德罗耶茨出生于明斯克，米罗茨维奇在加利西亚度过了青年岁月，因此我们很容易将《文化》计划视作毕苏斯基以及更早的密茨凯维奇所主张的近代早期精英爱国主义的延续。吉德罗耶茨确实从小敬佩毕苏斯基，而米罗茨维奇相信密茨凯维奇比同时代的波兰人更能理解自由的含义。但是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与近代早期传统不同的现代形式。密茨凯维奇怀念波兰-立陶宛王国，而王国时期的民族性和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毕苏斯基希望建立一个由波兰高雅文化粘合起来的联邦。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帮助波兰人为迎接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世界做好准备。米罗茨维奇设想独立的波兰将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会成为民族国家。他蔑视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思旧，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怀念难以引起共鸣，而是他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这种怀念只会被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爱国者视为帝国主义。当他意识到，一旦人们决心把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作平等的民族，而不是波兰国家传统的斑斓附属物，那么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遗产就会不攻自破。

我们已经知道，立陶宛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毒害了立陶宛文化这一观点上，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理想化了针对王国的叛乱。波兰人自己则倾向用现代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因此会认为东部领土是历史上就属于他们的领土。^[8] 所有的这些解读错得如此离谱以至于没有任何学术妥协能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但是，一旦人们接受了多民族的政治原则，这些民族主义观点就能被放在一系列平行的民族历史解读中。这就是米罗茨维奇的提议。在他的观念中，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国民的同情在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中表现得十分含蓄，而这种同情已成为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尊重。波兰联邦主义者的预设是波兰文化在东部具有优越性，而米罗茨维奇对不同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精英表示欢迎。波兰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年轻的民族——无论其历史价值如何——这种观点在政治中是不被接纳的。取代它的是用一般现在时态表达的提议，即这四类国民是值得拥有国家的民族。《文化》计划可视作升级后的联邦主义：假设一个人承认和东部邻居合作的关键资格其实是建立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问题，而获得这些国家认可的前提是波兰放弃原有联邦视角中的领土雄心和文明所有权声称。联邦主义采纳的是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文化》计划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适应。

民族主义。 把波兰视作众多现代民族中的一个，其实并无任何新意：这是民族民主党人的前提。类似的，放弃东部领土的建议也无创新之处。1921年民族民主党人格拉布斯基在里加与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中放弃了明斯克、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和别尔基切夫，并在1944年和斯大林讨论后，敦促波兰人从利沃夫撤离，这就是格拉布斯基当时努力的方向。民族民主党人认为东部领土可以给俄国，以换取俄国精英的青睐。民族民主党把现代民族的分类引入波兰政治生活，但是将俄国人和波兰人视作华沙和莫斯科之间仅存的民族。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被当作人口原材料或干脆被彻底无视。在民族民主党人看来，波兰精英应该越过人群的重重阻碍，和俄国对手达成妥协。虽然这种观点总是被塑造为现实主义，但实际上是由民族偏见和民族战略所决定的。由于预设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不可能创造独立的国家，民族民主党人被其现实主义的框架牢牢束缚。“现代波兰人”通过把现代性和波兰性联系起来，揭示了这种政治视角的传统局限。

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吸收了波兰民族主义的这一面，在1945年后主张和苏联达成的现状是符合波兰民族利益的。米罗茨维奇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大战略指出，应该永久承认目前的边界并废弃波兰的东部任务。但是和两次大战间波兰的民族民主党人及其战后共产主义继承者相比，米罗茨维奇的创新有三点。最明显的一点是，他推断波兰会重获主权，苏联将最终崩溃。第二，他建议为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利益，而不是俄国人的利益（这是民族民主党人的传统）或苏联人的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传统）放弃部分领土。第三，他认为莫斯科精英的态度是阴晴不定的，但可以被波兰政策所影响。影响他们态度的最好方式不是授予俄国人他们渴求的东西。独立波兰的领导人保护波兰安全的上策是放弃领土所有权声明——无论俄国是否做了相同的事情——并支持波兰和俄国之间的民族国家。这表现为对俄罗斯民族的尊重。

《文化》综合了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传统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传统，呈现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计划，未来的状态是共产主义东欧的民族将作为独立国家迈入当代国际体系。《文化》从毕苏斯基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归入浪漫主义的类别——尽管《文化》将此用于实际用途。《文化》从德莫夫斯基那里得出了现实主义原则，但反对德莫夫斯基不切实际的倾向，即以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代价与莫斯科达成妥协。《文化》从斯大林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建立战后秩序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在民族标准上划定的国家边界具有持久性和吸引力。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的智慧成就在于将对国界线的承认和共产主义崩溃的预言结合起来，并构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需要新的大战略。他们的理论成就在于清晰地证明了这种战略的必要性，并勾勒出它的轮廓。他们的政治成就在于这一计划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1989年革命前，那些之后将举足轻重的波兰人对此计划已习以为常。

波兰政治与《文化》计划

战后的波兰移民认为《文化》计划是异端。在西欧的绝大部分波兰移民相信利沃夫和维日诺必须重返波兰。在1989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解散之前，它的官方立场都是波兰应该重新商榷东部边界。这种立场根植于理想主义的信念，即波兰受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公正对待，在“二战”中被灭国，在雅尔塔被盟军出卖，多年来受到共产主义的压迫，因此波兰理应在未来的欧洲规划中讨回公道。《文化》计划也面临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些反对者自称是现实主义者，把俄国视为东部唯一的强权。他们对因感情因素而重获领土并不（必然地）感兴趣，这些现实主义者争辩称独立的波兰国家能够通过和俄国达成协议——越过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使本国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斯特凡·基谢列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1911—1991），他是战后波兰最受尊敬的散文作家之一。和主张在战后秩序中恢复失地的理想主义者不同，这些现实主义者所持有的和解主义（accomodationism）解释了战后秩序的一些基本变化，并且寻求与那些逐渐适应这些变化的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建立沟通。和现实主义者的和解主义类似，《文化》计划也从利益出发，因此可以在争论的平台出现时理性辩论。^[9]

即便在共产主义波兰，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波兰共产主义经验中一个重要的特质是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团体可以对社会施加广泛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反对派在东欧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为共产主义改革、经济低迷和历史不公正以及其他问题提供了讨论的平台。波兰反对派横贯四个方面：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讨论和辩论事实上能够推动进步；从广度上来看，这些讨论涉及了数万人（在团结工会时期）或者说数百万人；从长度上来看，许多相互竞争的组织也参与其中；从深度上来看，许多个人都过着反对派的生活，有空间来思考未来波兰主权的各个方面。^[10] 例如波格丹·博鲁塞维奇（Bogdan Borusewicz，1949— ）、亚采可·库容（Jacek Kuroń，1934—2004）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7— ），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都关注东部政策，1980—1981年在团结工会内部名声大噪，在1989年后的民主波兰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们不是异见者——如同在苏联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而是反对者、大潮流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米罗茨维奇在波兰反对派中的影响力清晰可见。1976年，波兰独立协约（Polskie Porozumienie Niepodległościowe）发布了一份计划，其东部政策紧跟《文化》。1977年起，工人防卫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简称KOR）的报刊对东面的邻国予以密切关注，而其下属的一份信息公报刊登了一份呼吁与乌克兰和解的公开信。到1980年为止，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明显达成了支持《文化》计划的共识，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1] 《文化》计划出现在巴黎，但它与波兰的政治、宗教和学术的重要趋势保持一致。《文化》计划始于某种假定——这种假定由波兰政权亲自推广，即波兰的边界就在现存之处。某些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和世俗知识分子关系密切，比如卡罗尔·沃伊蒂瓦主教（Karol Wojtyła），他于1978年成为大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一直传播波兰在过去的东部争端中也负有责任的观念，并强调和东部邻国和解的必要性。1972年，扬·杰贾（Jan Zieja）神父向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传达了“我们原谅并希望被原谅”的讯息。^[12] 与此同时，经过审查的（合法的）波兰编年史打破了共产主义强加在乌克兰研究上的一些限制，而未经审查的（非法的）历史著作不仅向共产主义政策的公正性提出质疑，更向整个波兰东部扩张的传统提出质疑。^[13]

1980年和1981年，作为拥有千万成员的群众运动（其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党员），团结工会为支持《文化》计划的精英们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平台，而《文化》计划在整个波兰社会被视为民族解放计划的一部分。关于波兰反对派以及波兰社会和东部邻国的反对运动有诸多共同点的观念广为流传。相当数量的波兰人认为他们目前的东部邻居和他们是平等的，这在现代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团结工会的媒体发布的重要文章和诸如库容等团结工会领袖的讲话，都表达了这种新的观念，最终在1981年的团结工会议会决议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团结工会发布的《给东欧劳动人民的一封信》面向的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而是苏联内部各民族。在当时这一举动异常地、过分地、愚蠢地大胆。当然，团结工会时期形成的讨论自由在各东部邻国的状况是不同的。几乎没人提到白俄罗斯。波兰人发现同情立陶宛人比同情乌克兰人更让人感到称意，尽管乌克兰反对派比立陶宛人更受团结工会模式的吸引。^[14] 对很多重要的乌克兰思想家和活动家来说，《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一种新的波兰模式，这种模式在1980年的团结工会中得到了印证。^[15]

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981年12月强制推行军事法以镇压团结工会后，更多反对派出版物指出了波兰与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问题。在一些文章中，团结工会的落败被视为波兰人需要与东部（和南部）邻国结盟的证明。最彻底的爱国者——独立波兰联盟（Konfederacja Polski Niepodległej，简称KPN）——将东部邻国视为和波兰享有同等地位。1987年，“自由与和平”（Wolność i Pokój）的年轻激进主义者们签署了对维斯瓦河行动表示强烈谴责的宣言，并要求波兰社会包容乌克兰人。其他地下组织在互相认同既定边界的基础上，开创了和立陶宛、乌克兰反对组织以及移民团体的对话机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米罗茨维奇提出的论据被更细致和深入地思考。及至1989年，和东部邻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渴望反映出许多反对派的观点，也成为被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视为政治正确的观点。多亏了《文化》计划、历史修正主义、地下出版物和团结工会，波兰共识不仅反对恢复失地，而且支持东部邻国的独立。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政治理念，在80年代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传统。^[16]

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文化》计划

吉德罗耶茨和米罗茨维奇是左翼人士，他们相信在波兰重获完整的主权后，国内的共产主义将有所改善。他们的东部计划对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亚当·米奇尼克，吉德罗耶茨对他极为崇敬——很有吸引力。米奇尼克当时是团结工会的领军人物，1989年后他编辑了波兰最重要的报纸。然而《文化》理念的主导权不仅被诸如米奇尼克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还被那些认为自己是最初的、最重要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波兰反对派所接受。许多波兰右翼人士在70年代经历了《文化》、在80年代经历了团结工会，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东部邻国的独立对波兰是有利的。比如说格热戈日·科斯切娃-佐尔巴斯（Grzegorz Kostrzewa-Zorbas，1958— ）当时是波兰右翼反对派，但是他为《文化》相关理念的传播做了很多贡献。1985—1989年，他编辑了一份非法出版物《新联盟》，致力于传播以下观念，即未来的东欧将出现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自由合作。科斯切娃-佐尔巴斯为团结工会的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他在1989年写了一份粗略勾勒波兰第一阶段东部政策的备忘录。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切娃-佐尔巴斯和米奇尼克——两人在其他事情上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在实施和普及针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友好外交政策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激进的世俗波兰爱国者都加入了独立波兰联盟。他们在70年代把波兰独立直接提上反对派的议事日程，当时大多数反对派认为这种直接的做法是没有帮助的。他们的领袖莱谢克·莫丘尔斯基（Leszek Moczulski，1938—）认为波兰东部邻国的爱国主义和他本人的爱国主义一样值得赞扬，并设想独立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未来会和波兰一起加入波罗的海到黑海联邦（Baltic-to-Black Sea federation）。由于对波兰现在的东部邻国的尊重，这个预言值得注意。尽管莫丘尔斯基将他自己定义为遵循毕苏斯基传统的联邦主义者，但是他和毕苏斯基不同，他在论及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时，把它们视作和波兰有着相同意义的民族。莫丘尔斯基并没有将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当作波兰帝国主义的基础，他对波兰东部邻国的民族精英的恐惧非常敏感。虽然1989年后作为国会议员的莫丘尔斯基因反复无常而臭名昭著，但是他支持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友好政策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17]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媒体为与波兰东部邻国——尤其是乌克兰——达成和解的事业做出了实际的贡献。^[18]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罗马天主教活动家在1989年后重提乌克兰人种族清洗波兰人的事件，并将波兰的少数民族政策和邻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提并论（所谓“互惠”）。但即便在波兰右翼阵营中，他们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不到罗马天主教统治阶层的支持。总体而言，波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非常关心波兰的东部邻国。虽然波兰人对他们的教宗的关注是不牢靠的，这仍然给波兰境内对罗马天主教的接纳态度设立了限制。再没有主张波兰权利的政治力量全面仇视波兰的东部邻国。和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相比——当时罗马天主教和民族民主党人有很强的联系，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了。

在1989年革命后的东欧，不稳定的民族主义往往不是世俗爱国者或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成果，而是试图维持地位的前共产主义者的成果。^[19] 就算不是全部，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暴力冲突都是由那些曾在共产主义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领导人发起的。这一点不仅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车臣的战争中得到验证，还适用于在这片区域的选举中，为了得到选票而操纵民族问题的行为。^[20] 在这里，波兰也是特殊的例子。波兰共产党人在1947年对乌克兰人的种族清洗中已经解决了最后的重大民族问题。这使得任何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伪装者都无法把一个实际存在的少数民族当作一种威胁或替罪羔羊。此外，波兰反对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规模也创造了某种特殊的共产主义政党。该政党允许一些附属机构举行民主选举，并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精英，改革的时机成熟后，人们期望他们能代替雅鲁泽尔斯基和他那代人。同时，其中许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反对派也在阅读相同的非法出版物，尤其是《文化》。关于乌克兰的文章给了年轻而富有野心的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克瓦斯涅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1954— ）许多值得深省的启发。^[21]

1989年6月的选举让由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同年8月上台掌权，波兰共产党继续面对改革自身的挑战。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克瓦斯涅斯基在转型关头接管了共产党。1990年1月，波兰共产党不仅更换了领导人，还换了名字和纲领。^[22] 在克瓦斯涅斯基的带领下，1993年的议会选举后社会主义者再次掌权。克瓦斯涅斯基在1995年被选为波兰总统，并在2000年再次当选。波兰的后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就依靠他们的竞选活动和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在这点上他们不仅和整个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有所区别，而且和1989年之前的波兰共产党也有所区别。波兰共产主义传统上是反乌克兰的，波兰后共产主义（克瓦斯涅斯基作为其化身）务实地走了亲乌克兰路线。诚然，在1995年当选总统后，克瓦斯涅斯基主导了和乌克兰的历史和解。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文化》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克瓦斯涅斯基和吉德罗耶茨来往通信，并前往巴黎对他表示敬意。

这意味着《文化》和团结工会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正如波兰共产党的转型来自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团结工会的竞争，波兰社会主义者也继续推行团结工会政府在90年代的外交政策。当社会主义者重新掌权后，他们也享受着和统一的德国之间友好的关系。在1989年，团结工会政府面临的是一幅不甚激动人心的图景：统一的德国所推行的东部政策远远没有波兰的政策令人宽慰。

[1] 1989年，观察家们对波兰与其东部邻国的关系并不感到乐观。见Daniel Nelson, “Europe’s Unstable East,” Foreign Policy, 82, 1991, 137–158;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 (1990), 5–56; Andrew Michta, East Central Europe after the Warsaw Pac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2, 82; Józef Lewandowski, “Między Sanem a Zbruczem,” Kultura 519 (1990), 128–134; Józef Darski, Ukraina, Warsaw: Sorograf, 1993, 69; Yaroslav Bilinsky, “Basic Factors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Ukraine,” in S. Frederick Starr, ed., The Legacy of Histor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174, 186。

[2] 当时在华沙大学有乌克兰历史的讲座，华沙有乌克兰研究学会，这些不重要的提示物提醒着1920年波兰-乌克兰的结盟历史。这个学会出版了《塔杜施先生》的第一部乌克兰语版本（译者是Maksym Ryl’s’kyi）。

[3] 很多的伦敦移民者来自割让给苏联的东部领土，因此他们心怀家仇国恨。当然，吉德罗耶茨的出生地明斯克也在1921年的里加会议上被波兰民族主义者免费赠给布尔什维克俄国。这一点也许影响了他对1944年后波兰民族主义者针对利沃夫和维日诺的游说运动的态度。

[4] 事实引自Jerzy Giedroyc,Autobiografia na cztery r ̨ece,Warsaw: Czytelnik, 1996; Jerzy Giedroyc的采访，见Maisons-Laffitte, France, 7 November 1998。关于他的影响力，见Andrzej Friszke, Opozycja polityczna w PRL, London: Aneks, 1994, 242，以及下文引用的《文化》在当时的地位。

[5] 在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担忧让位给当时建立一个中欧联邦的计划。然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文化》开始关注共产主义失败以及苏联解体后欧洲的地缘政治问题。Janusz Korek, Paradoksy paryskiej Kultur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98, 93–96; Marek Suszko, “Kultura and European Unification, 1948–1953,” Polish Review, 45, 2 (2000), 183–195.

[6] 以下章节涉及尤利乌什·米罗茨维奇的文章：“Polska ‘Ostpolitik,’”和“Rosyjski‘Kompleks Polski’ i ULB,” in Materiały do refleksji i zadumy,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76,110–122, 175–186。又见他的“ABC polityki Kultury,” in Zdzisław Kudelski, Spotkania z parys ka ̨ Kulturą, Warsaw: Pomost 1995, 131–144; Krzysztof Kopczyński, Przed przystankiem niepodległo ści, Warsaw: Więz ̇, 1990, 11; 以及Rafał Habielski, “Realizm, wizje, i sny romantyków,” in Juliusz Mieroszewski, Finał klasycznej Europy, Lublin: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Marii Curie-Skłodowskiej, esp. 50。对比Adam Bromke, Idealism vs. Re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7] 历史学家Roman Szporluk大约在同一时期对同一问题产生了关注，见1971年、1973年和1975年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再版为以下著作的前三章：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Hoov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Timothy Snyder,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since 1989: National Narratives in Relations among Belarus, Lithuania, Poland, and Ukraine,”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4, 3 (1998), 1–24.

[9] 关于现实主义者，见Stanisław Bieleń, “Kierunki polityki wschodniej III Rzeczypospolitej,” in Patrząc na wschód, Warsaw: Centrum Badań Wschodnich, 1997, 12。关于流亡政府，见Radio Free Europe Report, 7 September 1990。

[10] 关于团结工会之前的时期，见Friszke,Opozycja; Andrzej Paczkowski, Pół wieku dziejów Polski, Warsaw: PWN, 1996; Grzegorz Ekiert,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团结工会，见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99; Roman Laba,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n Kubik, The Power of Symbols against the Symbols of Power, University Park: 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Michael Bernhard, “Reinterpreting Solidarity,” Studies in Compara tive Communism, 24, 3 (1991), 313 – 330; David Mason, “Solidarity as a New Social Move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1, 1 (1989), 41–58。

[11] 关于波兰独立协约的计划以及工人防卫委员会的出版物，见Friszke,Opozycja, 423, 491–493。关于公开信，见Jan Lózef Lipski, K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87. 又见Antoni Kamiński and Jerzy Kozakiewicz, Stosunki Polsko-Ukraińskie, Warsaw: ISP PAN, 1997, 5; Ilya Prizel, “The Influence of Ethnicity on Foreign Policy,” in 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108; Polityka (Warsaw), 7 March 1998, 42。

[12] Jacek Kurón,Wiara i wina, London: Aneks, 1989, 347–349.

[13] 关于经过审查的（合法的）编年史，见I.T. Lisevych, “Ukrains’ko-pols’ke kulturne spivrobitnytstvo v 70-kh rokakh,” Mizhnarodni zv’iazky Ukrainy, 4 (1993), 58–68; L.O. Zashkil’niak, “Ukraina i ukrains’ko-pols’ki vidnosyny u pisliavoiennii pols’kii istoriohrafii,”同上书，145–156. 重要的未经审查的（非法的）文本是Kazimierz Podlaski ［Bohdan Skaradziński］,“Bialorusini——Litwini——Ukraińcy: Nasi wrogowie czy bracia?” and Tadeusz Olszański, “Notatnik bieszczadzki”。

[14] 关于团结工会时期的乌克兰问题，见Iurii Zaitsev, “Pol’s’ka opozytsiia 1970 – 80 rokiv pro zasady ukrains’ko-pols’koho porozuminnia,” in Iurii Slivka, ed., Deportatsii ukraintsiv ta poliakiv, L’viv: NAN Ukrainy, 1998, 54; Taras Kuzio, “The Polish Opposition and the Ukrainian Question,”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12, 2 (1987), 51; Friszke, Opozycja, 321; Mirosł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 ązek Ukraińców w Polsce, 1993, 269; Garton Ash, Polish Revolution, 133。

[15] 见Bohdan Osadczuk, Iaroslav Hrytsak, Myroslav Popovych, Ivan Dziuba, Mykola Zhulyns’kyi, Miroslaw Czech和Roman Szporluk的回忆：Nashe Slovo (Warsaw), 8 October 2000。

[16] 关于独立波兰联盟见下文。The declaration of Wolność i Pokój in Stosunki Polsko Ukraińskie 1917–1947, Warsaw: Perturbancii, 1990, 122–123. 涉及这些问题的出版物包括：Karta, Znak, Spotkania, Obóz, Międzymorze, and Nowa Koalicja。一份重要的文件是［Zdzislaw Najder et al.］, “Polska-Ukraina,” internal position paper, Polskie Porozumienie Niepodległościowe, November 1981。见Krzysztofłabęd ź, Spory wokół zagadnień programowych w publikacjach opozycji politycznej w Polsce, Cracow: Księgarnia Akademicka, 1997, 181–187; Jerzy Pomianowski, Ruski miesiąc z hakiem, Wrocław: Wydawnictwo Dolnośl ąskie, 1997, 47; Józef Darski, “Kronika białoruska,” Kultura, 471 (1986), 96; Jan Widacki, “Stosunki polsko-litewskie, Kultura, 602 (1997), 37–38。

[17] Antoni Dudek and Maciej Gawlikowski,Leszek Moczulski bez wahania, Cracow: Krakowski Instytut Wydawniczy, 1993, 268; Życie Przemyskie, 29 April 1992, 1, 3; Sprawozdanie Stenograficzne z 25 posiedzienia Sejmu Rzeczypospolitej,6 July 1994, 13–14 (hereafter session (25) in parentheses); 同上书 (31), 13 October 1994, 113。

[18] Stefan Kozak, “Polsko-Ukrai ńskie dylematy i dialogi,” Polska w Europe, 10 (January 1993), 47.

[19] Milada Vachudová and Timothy Snyder, “Are Transitions Transitory?”East European Poli tics and Societies, 9, 1 (1997), 1–35.

[20] 这逆转了古老的东欧和中欧的模式。两次大战间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是前社会主义者。而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是前共产主义者。

[21] Interview with Aleksander Kwaśniewski, Warsaw, Poland, 17 May 1999; interview with Jerzy Giedroyc, Maisons-Laffitte, France, 7 November 1998; also Gazeta Wyborcza, 3–4 January 1998, 10.

[22] Anna Grzymala-Busse,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fter 1989,”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