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心理学

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人们根据科学规律创造出来的。因此，词和语义之间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的词往往可以表达同一思想，同一词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语言中的一语二义或一语多义现象大量存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语言中的“歧义现象”。《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对“歧义”一词的解释是：意义不止一个的单词、短语或句子被称为是歧义的。歧义句（ambiguous sentence）指所表达的意思多于一个的句子（周治金，陈永明，杨丽霞，陈烜之，2003b）。歧义可以发生在语言理解的多个水平上，包括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歧义类型（周治金，陈永明，杨丽霞，2002）。词汇歧义是基本的歧义现象。从词汇意义识别到句子理解的一个基本过程是句法分析。句法分析是在词汇识别的基础上，把序列性的词汇转化为结构化的句法表征，使独立的词汇语义组成更大的语义单元，即句子水平的语义（方小萍，刘友谊，2012）。句法分析是句子理解乃至篇章理解的基础。研究者对句法歧义加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揭示了句子理解的机制。

6.3.1 词汇歧义消解

词汇歧义主要包括三类形式：第一类是同音同形异义词，如“杜鹃”，意为“一种花”或“一种鸟”。第二类是异音同形异义词，如“东西”，读dōngxī，表示“东边和西边”；读dōngxi，表示“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第三类是同音异形异义词，如“电源”与“店员”（张亚旭，舒华，2000）。当读者或听者遇到歧义词时，如何准确地选择歧义词的意义，即如何完成词汇歧义消解，这是研究的关键问题。词汇歧义消解（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过程涉及语言理解的多个水平，因此，探究词汇歧义消解过程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对歧义词本身加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助我们了解更高层次的语言加工机制（张亚旭，舒华，2000；周治金等，2002）。

词汇歧义消解过程一般被分为词汇通达和后词汇整合两个阶段（黄福荣，周治金，2012）。在加工歧义词时，句子语境对词汇歧义消解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语境对歧义词消解的促进作用何时得到发挥，是在歧义词识别之前，还是在歧义词识别后的整合阶段？这是研究争论的焦点问题（张亚旭，舒华，2000）。研究者对词汇歧义加工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要包括：（1）多重通达模型（multiple access model），也称穷尽通达模型（exhaustive-access model）或多重意义理论（multiple meanings theory）。该模型认为，歧义词的所有意义都自动通达，语境不直接影响歧义词加工，但对词汇加工的输出起作用（Kintsch & Mross，1985），从而可以选择出合适的意义。语境对歧义词加工的影响发生在歧义词多个意义被激活之后（周治金等，2002）。（2）选择通达模型（selective access model），也称依靠语境的模型（context-dependent model）或歧义词加工的花园路径理论。（3）重排序通达模型（reordered access model）。该模型认为，歧义词可供选择的意义按相对频率高低顺次激活。语境信息通过提高合适意义的激活程度来影响通达（Rayner & Frazier，1989）。对偏向歧义词（其两个意义相对频率相差悬殊）而言，当语境支持偏向歧义词的次要意义时，次要意义的激活水平将得到提高，但主要意义的激活水平仍足够高，此时会造成主要意义与次要意义之间的竞争。对均衡歧义词而言（其两个意义相对频率相差不大），当语境支持次要意义时，次要意义的激活得到提高，可能足以克服主要意义相对频率上的优势性。（4）整合模型（integration model），也称顺序通达模型（order-access model）或顺序激活模型。该模型认为最初的激活是有顺序的，语境只在后词汇的整合阶段影响词汇加工。频率高的意义首先被激活，与语境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则歧义词的其他意义将不被激活；如果匹配不成功，则频率较低的意义被激活，并与语境进行匹配，直至匹配成功。语境只是在整合阶段影响词汇加工器的输出（Duffy，Morris，& Rayner，1988）。

词汇歧义主要体现在同音词或同形词上。其中，同音词在汉语中非常常见，现代汉语同音词的数量占现代汉语词汇总量的10%—20%之间（余云霞，1992）。而且随着新词的出现，该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国内对词汇歧义消解的研究主要以同音词为研究材料。在经典的行为反应时研究中，主要考察了歧义词消解过程中的激活与抑制过程。

舒华、唐映红和张亚旭（2000）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了无句子语境和有句子语境时汉语双音节同音词（同音异形异义词）意义通达的情况。实验一使用了跨通道词汇判断任务，首先以听觉形式呈现启动词，启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歧义词，一类是无关的控制词，所选同音歧义词的主要意义与次要意义相对频率相差较大。随后呈现视觉探测词，探测词类型包括两种，与同音启动词的主要意义有关或与次要意义有关。其中，听觉词词尾点和视觉探测词起始点之间的时间间隔（interstimulus interval，ISI）包括0ms和-150ms两种情况。实验材料如表6.12所示。被试的任务是对探测词进行真假词判断。结果发现在两种ISI情况下，无论探测词是与同音词的主要意义有关还是与次要意义有关，都有明显的启动效应：即语义相关的探测词的反应时短于语义无关的探测词的反应时。这表明无语境条件下，在对同音歧义词加工的较早期，歧义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得到了同等水平的激活。

实验二与实验一一样操控了探测词类型、启动词类型与ISI，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语境条件（语境一致：语境所启动的同音词的意义与探测词所探测的同音词的意义一致；语境不一致：语境所启动的同音词的意义与探测词所探测的同音词的意义不一致）。该实验采用了语义启动技术，具体实验材料如表6.13所示。

结果显示，对于ISI为0ms的情况，在语境一致条件下，探测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的情况均有启动效应；而在语境不一致条件下，探测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的情况均没有启动效应。对于ISI为-150ms的情况，只有在探测主要意义且语境一致条件下有显着的启动效应，其他条件下无启动效应。这说明，当ISI为-150ms时，对于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相对频率相差悬殊的同音词来说，符合语境的主要意义受到激活。尽管次要意义与语境一致，却并未得到激活，这意味着语境的作用受限制于同音词不同意义的相对频率。

这些结果表明，在同音词意义通达的非常早的阶段，语境能引导通达，但是这种引导与同音词的意义频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语境的作用在词汇识别的稍后期变得更强，可能不再依赖于意义频率。

在词汇歧义消解过程中，合理的意义会被激活，同时不合理的意义则可能会被抑制或消退（张亚旭，王黎，舒华，2003）。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了抑制机制能减少歧义词不合理意义的激活（Gernsbacher & Faust，1991），一旦歧义词的一个意义得到确定之后，另一个意义将受到抑制（Simpson & Kang，1994）。为了进一步确定抑制机制在词汇歧义消解中何时发挥作用以及对不同类型的歧义词消解发挥何种作用，张亚旭等人（2003）使用自定步速逐词阅读的移动窗口技术，考察了视觉呈现的均衡型和偏向型两类汉语同音异形词意义识别中的抑制过程，以及快速阅读者与慢速阅读者表现出的抑制功能的差异性。他们根据歧义词不同意义之间的相对频率差异的程度，把歧义词分为均衡型和偏向型两种，并认为相比于偏向型歧义词，均衡型歧义词的两个意义之间“旗鼓相当”，竞争更加激烈。实验同时操纵了同音词在句中的重复性（重复与不重复），其中重复条件指句子第一个分句中的一个词（如表6.14中例句1a中的“评剧”或2a中的“店员”）与第三个分句中的一个词（如1a中的“凭据”或2a中的“电源”）构成一对同音异形词。不重复条件（控制条件）下，控制词（如1b中的“电影”或2b中的“小王”）替换了重复条件下第一个分句中的同音异形词（如1a中的“评剧”或2a中的“店员”）。

（注：用“/”表示自定步速移动窗口技术下每次呈现的阅读内容。来源：张亚旭等，2003）

与不重复条件相比，在重复条件下，被试对第三个分句中均衡型同音异形词之后的第一个区段阅读时间要长，即出现重复性效应。这种效应在偏向型同音异形词中并未出现。这一结果支持研究者提出的抑制控制模块假设：抑制控制模块负责抑制同音异形词的与语境不一致的语义表征，它同时接收不同语义表征（如“评剧”与“凭据”）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结果以及语义合适与不合适分辨结果的信号。此外，上述重复性效应仅出现在阅读速度较快的被试身上，可能是因为正是对无关信息的高效能的抑制，使得被试表现出较快的阅读速度。

另外，在词汇歧义消解中，语境在抑制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周治金等人（2003b）分别设计了词语境和句子语境两个实验条件，采用跨通道启动技术，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通过记录被试对探测词的真假词判断的结果，比较了不同语境偏向条件下有关探测词和无关探测词之间反应时的差异，从而揭示了在汉语同音歧义词消解过程中，合适意义被激活以及不合适意义被抑制的时间进程。实验一设计了不同词语境偏向的同音歧义词（听觉呈现），实验二设计了不同句子语境偏向的同音歧义词（听觉呈现）。两个实验均操纵了探测词（视觉呈现）与歧义词主要意义或次要意义的关联性（有、无），以及歧义词（启动词）与探测词的ISI（50ms和-150ms）。实验一结果显示，在ISI为-150ms条件下，当语境偏向同音歧义词主要意义但探测次要意义时，有关探测词和无关探测词之间差异显着：对有关探测词的反应慢于对无关探测词的反应，即负启动效应。其他各种实验条件下有关探测词和无关探测词反应时之间的差异不显着。这表明，与语境一致的意义没有得到明显的激活，与语境不一致的次要意义却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实验二结果显示，在ISI为50ms条件下，当语境偏向同音歧义词主要意义且探测主要意义时或当语境偏向次要意义且探测次要意义时，对有关探测词的反应快于对无关探测词的反应，即正启动效应；当语境偏向主要意义但探测次要意义时或当语境偏向次要意义但探测主要意义时，有关探测词和无关探测词之间差异不显着（启动量均为正值）。这说明在ISI为50ms时，同音歧义词中与语境一致的意义得到激活，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没有被激活。实验二得到的结果模式与实验一一致。

两个实验的结果表明，在同音歧义词加工早期，语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抑制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阻止其激活；随后，语境促进了歧义词合适意义的激活。另外，相对意义频率对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同音歧义词不合适的次要意义受到的抑制更加明显。

词汇歧义消解的脑机制

（1）词汇歧义消解的大脑半球机制

为了考察大脑两半球在歧义词语义选择中的作用，研究者主要采用视野分离速示法，通过记录被试对呈现在半视野内的探测词的反应，并分析歧义词的多种意义在大脑两半球中激活的时间进程，从而推测大脑左、右半球的语义选择功能。

Burgess和Simpson（1988）较早地考察了大脑两半球能否利用相对意义频率来激活歧义词。实验中，他们首先在中央凹视野呈现歧义词，间隔一段时间（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之后，在左视野或右视野偏侧呈现与歧义词的主要意义或次要意义相关的探测词，要求被试完成词汇判断任务。结果发现在SOA为35ms的条件下，在左半球，歧义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均被激活，但在右半球，只有歧义词的主要意义被激活。当SOA为750ms时，在左半球，歧义词的主要意义仍保持激活，而次要意义受到抑制；但在右半球，歧义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都处于激活状态。这表明，在词汇歧义消解过程中，大脑左半球在迅速激活歧义词的多种意义后，能抑制相对频率较低的次要意义；而大脑右半球可以激活歧义词的所有相关意义，进行粗糙语义编码，但缺乏选择性。

上述研究探讨了单独的相对意义频率在大脑左右半球词汇歧义消解中的作用。那么，在句子情境中，相对意义频率与语境是如何共同影响词汇歧义消解的？在探讨该问题时，通常先在中央凹视野向被试呈现一个包含歧义词的句子（语境），随后在左视野或右视野呈现一个与歧义词的主要意义或次要意义相关的探测词，要求被试完成对探测词的词汇判断任务。Faust等人采用该范式，在呈现句子后，控制SOA为100ms或900ms，再在半视野内呈现探测词。结果表明，当SOA为100ms时，歧义词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在大脑左、右半球中均被激活。当SOA为900ms时，在大脑左半球中只有与语境意义一致的意义保持激活，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被抑制；而在大脑右半球中，歧义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均被激活，与语境无关（Faust & Chiarello，1998；Faust & Gernsbacher，1996）。这进一步说明大脑左半球具有语义选择功能。

也有研究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发现大脑右半球对歧义词的激活也受语境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较弱，即右半球具有较弱的语义选择功能。研究者提出右半球能否表现出语义选择功能，主要取决于实验对语境操纵的强弱：在较强的语境下，右半球会表现出相对较弱的语义选择功能；而在较弱的语境下，右半球则不能进行语义选择（黄福荣，周治金，2012）。

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大脑两半球对于词汇歧义消解中合适意义的选择都是必要的，并且大脑左半球或大脑右半球都不能独立完成词汇歧义消解，词汇歧义消解需要大脑两半球的联合作用。任何一侧大脑半球损伤都会表现出词汇歧义消解障碍（黄福荣，周治金，2012）。

（2）词汇歧义消解的脑功能定位

借助空间分辨率较高的脑成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脑磁图（MEG）、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等，研究者主要通过比较歧义句与非歧义句或者高歧义句与低歧义句理解过程中的脑区激活差异，考察了词汇歧义消解的脑功能定位，发现与词汇歧义消解有关的脑区包括左侧/右侧额下回、左侧/右侧颞上回、左侧/右侧颞叶中下回、左侧颞中回等（黄福荣，周治金，2012）。

根据词汇歧义消解的认知加工理论，词汇歧义消解主要包括语义选择与语义整合过程。其中，语义选择指选择性激活歧义词与语境一致的恰当意义并抑制歧义词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语义整合指将选择的语义与语境整合成完整的语义表征。

在歧义词语义选择脑定位研究方面，Gennari、MacDonald、Postle和Seidenberg（2007）使用fMRI技术，利用启动词来引导歧义词的激活，比较了读者在加工歧义词与非歧义词时的脑区激活水平。结果发现左侧额下回得到显着激活，这说明左侧额下回与歧义词的多种意义的激活与选择相关。Ihara、Hayakawa、Wei、Munetsuna和Fujimaki（2007）采用相同的实验范式，利用MEG技术进行研究，发现与非歧义词相比，歧义词呈现之后约200ms时，左侧额下回前部有显着激活；歧义词呈现后约400ms时，左侧额下回后部被显着激活。研究者据此推测左侧额下回前部负责歧义词的多种意义的激活，而左侧额下回后部则负责与语境一致的意义选择。而且，在句子语境下，尤其是对歧义程度较强的句子，进行歧义词理解时，左侧额下回的激活程度更加显着（黄福荣，周治金，2012；Rodd，Longe，Randall，& Tyler，2010）。

相比于语义选择脑功能定位的研究，对语义整合脑功能定位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关于词汇歧义消解的研究，主要认为左侧额下回是与歧义消解过程中的语义选择相关的，而颞上回或颞中回脑区负责把歧义词的恰当意义整合到语境以形成完整的句意表征（黄福荣，周治金，2012；Rodd，Longe，Randall，& Tyler，2010；Ihara，Hayakawa，Wei，Munetsuna，& Fujimaki，2007）。

6.3.2 句子歧义消解

句子歧义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形但层次不同，即词和词序均相同，但在结构上可作多种层次的切分。这类歧义可归属于句法歧义。句法歧义指句子中的某一个成分可能具有两种或多种句法功能，必须依赖上下文语境来加以确定（李伯约，黄希庭，1999；闫国利，田宏杰，白学军，2004）。另一类是同形且层次相同。这类歧义句在结构上不能作多种层次的切分（崔耀，陈永明，1997）。与词汇歧义消解类似，句子歧义消解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双重加工过程，既需要激活歧义句的适当意义，又要抑制歧义句的不适当意义（周治金等，2003b）。

句子歧义消解的行为机制

为了明确语境对歧义句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提取的影响以及歧义句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激活的时间进程，陈永明和崔耀（1997）以同形且层次相同类歧义句为研究对象，通过两个实验，对汉语歧义句多种解释的意义频率和语境位置在句子歧义解析过程中的效应进行了考察。实验一中的歧义句或偏向歧义句的主要意义，或偏向歧义句的次要意义，语境或在歧义句之前（前语境），或在其后（后语境）。因此，歧义句类型包括四种，如表6.15所示。实验中刺激句采用逐字呈现的方式，字间间隔350ms（已呈现的字仍保留在屏幕上，直至刺激句的末尾句号呈现后再清除刺激句），随后呈现一个测试句，要求被试判定该测试句的意思与刺激句是否一致。结果显示：（1）被试对歧义句主要意义的平均反应时（1050ms）显着快于对次要意义的平均反应时（1133ms），对主要意义的反应正确率（80.4%）高于次要意义（69.2%）。（2）对带有前语境的歧义句的反应时（1056ms）快于带有后语境的歧义句的反应（1127ms），前语境条件下的正确率（76.5%）高于后语境条件（72.9%）。（3）被试在作出测试句与刺激句意思一致判断时，语境位置效应很显着；而作出不一致判断时，则没有语境位置效应。被试作出一致判断时的正确率（81.4%）高于作出不一致判断时的正确率（68.3%）。这些结果说明歧义句的多重意义的可提取性是不均等的，歧义句的主要意义比次要意义易于被提取。同时，前语境对被试理解歧义句的意思所起的促进效应大于后语境。

实验二选取了具有多重意义（三种意义）的歧义句，进一步验证在无语境条件下，相对意义频率对歧义句多重意义提取的影响及其加工的时间进程。操纵歧义句的相对意义频率（主要意义、次要意义）及测试句与刺激句之间的时间间隔（100ms、1000ms）。例如，歧义句“送村长的是老李的儿子”（无语境）有下列三种可能的解释（依其相对频率列出）：

（1）老李的儿子为村长送行。（主要意义）

（2）老李把儿子送给了村长。

（3）老李的儿子送村长东西。（次要意义）

实验程序同实验一。结果发现，被试对歧义句主要意义的反应速度远快于对次要意义的反应速度，且对主要意义反应的正确率高于次要意义；在延迟间隔为1000ms条件下的平均正确率（78.5%）明显高于100ms条件（50%）；随着延迟时间的延长，被试对歧义句次要意义的反应正确率明显提高。

两个实验结果表明：（1）前语境为被试提供了某种预期信息，它对句子歧义解析的效应大于后语境；

（2）在句子歧义消解过程中，不管有语境还是无语境，不管是前语境还是后语境，被试提取歧义句主要意义的速度比提取次要意义的速度快；

（3）歧义句多种解释的激活有一个时间进程，在短延迟间隔条件下，歧义句的主要意义可以被激活并形成表征，但次要意义的激活和表征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探讨汉语歧义句的歧义消解过程及抑制机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周治金、陈永明、杨丽霞和陈烜之（2003a）在崔耀和陈永明（1997）研究基础上，同样以同形且层次相同类歧义句为实验材料，采用同样的实验任务，操纵了语境位置（前语境、后语境），句子类型（实验句为含歧义句，控制句为不含歧义句），测试句出现的时间点（ISI：300ms、1000ms）。在实验中，实验句的意义都偏向歧义句的次要意义，测试句都是针对歧义句的主要意义设计的。具体实验材料如表6.16所示。

结果发现，当ISI为300ms时，在反应时上，没有出现任何显着的效应。但在正确率上，发现了非常显着的句子类型主效应，对实验句反应的正确率显着地低于对控制句反应的正确率，说明歧义句的不适当意义干扰了被试的正确判断；语境位置与另外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着，表明语境位置对被试的反应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当ISI为1000ms时，在反应时上，有句子类型的主效应：对实验句的反应时长于控制句。且发现了语境位置与句子类型的边缘显着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后语境时，对实验句的反应慢于对控制句的反应，说明歧义句的不适当意义仍然影响被试的判断反应，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还未完成；在前语境时，句子类型主效应不显着，说明语境在前时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干扰作用已被消除，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基本完成。在正确率上没有发现任何显着的效应。这些结果显示，（1）在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作用方面，前语境优于后语境。（2）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有一个时间进程，ISI为300ms时，歧义句的不适当意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ISI为1000ms时，对歧义句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程度进一步加强。

不过，在句子歧义消解中，抑制功能存在个体差异，这体现在个体工作记忆能力的差异及其对认知资源的不同分配上。低工作记忆广度的读者不能有效地抑制加工过程中无关信息的干扰，他们是以并行的方式同时保留了对歧义的多种表征，导致工作记忆负荷的加重，而且没有句法的再分析过程；而高工作记忆广度者只选择了一种句法表征，并表现出显着的句法再分析效应，即在发现选择的表征行不通的时候，他们能够马上对句子进行句法再分析，增加了句子加工效率（Ferreira & Henderson，1991；Rosen & Engle，1997；王沛，蔡李平，2010）。另外抑制功能的个体差异也表现在不同认知方式上。例如，李寿欣、陈慧媛和张建鹏（2013）采用固定速度的阅读范式和自控速的阅读范式，从行为判断反应时及眼动指标上，考察了语境位置对不同认知方式个体歧义句理解过程中抑制内部干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作用方面，前语境优于后语境；在歧义句理解的初始阶段，场独立个体能够更好地利用前语境信息抑制内部无关信息的干扰，而场依存个体要到句子加工的后期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对内部干扰的抑制。

对于同形但层次不同类型歧义句消解过程的研究，研究者除了关注语境的作用，也比较关注书面边界韵律线索的作用。标点作为书面边界韵律线索的一种，能协助书面语言表达停顿、重音等信息。已有研究表明阅读中的逗号能够消除句法歧义（Steinhauer，2003；于泽，韩玉昌，2011）。于泽和韩玉昌（2011）考察了逗号在读者理解层次分割（同形但层次不同）类型歧义句时所起的作用。实验操纵了语境（支持主要意义、支持次要意义）和标点偏向（偏向主要意义、偏向次要意义、无偏向）两个变量，具体的实验条件及实验材料举例如表6.17所示。实验中，研究者使用眼动仪记录被试在阅读句子时的眼动轨迹，分别以第一个逗号之前的句子内容及其之后的句子内容作为兴趣区1和兴趣区2进行了分析。分析指标包括兴趣区内的首次注视时间（反映形成一个初始表征的过程）、凝视时间（反映句子中词语充分加工的早期阶段）和总注视时间（反映对整个句子进行整合、理解的过程）。

结果发现，对于兴趣区1，在首次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上没有发现语境与标点偏向效应。而在总注视时间上发现了显着的语境与标点偏向主效应，即为语境支持主要意义或标点偏向主要意义时，阅读时间短于其他条件。同时发现了两因素的交互作用，表现在语境偏向与标点偏向一致时，总注视时间短于其他不一致情况，并且当语境与标点同时偏向主要意义时，总阅读时间最短。对于兴趣区2，在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上有边缘显着的标点偏向主效应，并且均有显着的语境类型和标点偏向类型的交互作用，且交互作用模式与在兴趣区1总注视时间指标上的情况类似。这些结果说明，逗号作为书面韵律信息促进了句子的加工，有标点消解歧义的句子阅读时间少于没有标点消解歧义的句子阅读时间。当有书面韵律信息为句子消解歧义时，被试更依赖于韵律信息，语境信息与书面韵律信息的交互作用发生于句子加工晚期。在句子加工早期，语境的效应还没有显现。在句子加工的整合期，被试对于没有标点消解歧义的句子会更多地寻找语境信息的支持。当语境信息与有书面韵律信息消解歧义的句子的意思相矛盾时，加工更加困难。

句子歧义消解的脑机制

句子歧义消解的研究主要涉及句法歧义消解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对句子理解过程的研究思路主要从句法歧义的角度进行考察。在句法加工的脑机制方面，对于句法加工的脑功能定位和时间进程都有大量的研究。根据以往研究，具体参与句法加工的脑区包括左侧额下回岛盖部、左侧额下回后部、左侧颞上回/颞上沟后部、左侧颞叶前部以及基底神经节（方小萍，刘友谊，2012）。另外，句法加工主要涉及的ERP成分有两个：一个是150—250ms左右出现的左前负波（ELAN），ELAN的潜伏期会根据词语违反类型的不同而变化，如短语结构违反会诱发早期的左前负波，而一致性违反会诱发LAN。此外，违反词缀所在位置也会使ELAN潜伏期有所不同。另一个为600ms左右出现的晚期正成分P600，分布在中央顶区，多种类型的句法违反，比如短语结构违反、句子成分移位限制违反、违反动词亚类语等均能诱发出P600成分。ELAN代表了句子句法结构的初步建构，而P600标志着对句法结构的再分析或整合，可以认为ELAN和P600共同反映了句子的句法加工进程（徐晓东，刘昌，2008）。具体相关内容可参考本章6.1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