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影响句子理解的因素
6.4.1 语境效应
句子阅读的语境效应是指句子语境对词汇识别与认知产生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促进作用，又包括抑制作用（张金桥，2008）。目前关于句子语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语境的作用点，即语境的作用发生在前词汇阶段还是后词汇阶段；第二，语境的作用机制，即语境是怎样作用于词汇加工的。
Schuberth和Eimas（1977）采用词汇决定任务，研究句子语境中单词的视觉识别时间。结果发现，句子语境能缩短与其一致而且高度可预测词的词汇决定时间（这就是句子语境的促进作用）。对于与语境不一致但是未必可预测词的词汇决定时间，则没有影响。对于与语境不一致的可预测词，其词汇决定时间显着增加（这就是句子语境的抑制作用）。Potter、Stiefbold和Moryadas（1998）设置了三种语境条件：前语境、后语境和延期语境，探讨在这三种语境条件下词汇选择时间是否受到影响。结果发现，在前语境条件下，词汇选择时间比后语境、延期语境条件下的选择时间要短，而后语境与延期语境条件下的选择时间则没有显着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前语境在阅读中起到一种预期作用，使得被试能更快作出反应。
语境的具体性程度不同，会对句子的加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为双重编码理论，主张句子理解后，在头脑中可形成两种心理表征，一是具体表征，一是抽象表征（Marschark & Paivio，1977）。具体语言材料在表象系统中贮存，其信息在形象和结构方面得到较多的加工，在提取时将会得到更多的意义；抽象语言材料贮存在语义系统中，其信息缺乏形象和结构方面的精细加工，提取时得到的意义较少，因而产生具体性效应，即具体材料比抽象材料容易理解和记忆。第二种观点是语境有效模型，主张对某个信息产生促进作用的特殊语境将会增加人们的理解和记忆，对抽象句附加一段语境，将使抽象句的理解和记忆得到改善。在合适的语境条件下，具体性效应会消失（Kieras，1978）。
为了考察语境信息对汉语具体句和抽象句意义提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张浩和彭聃龄（1990）设计了两个实验来研究此问题。在实验一中，作者主要考察不同语境对不同性质的句子是否有不同的理解和记忆效应。实验材料由语境句和目标句组成，它们都是有意义的真实语句，具体如表6.18所示。
从表6.18中可以看出，目标句分为两种：抽象目标句和具体目标句。语境句由目标句之前的三个句子构成。语境分为两种，一种是主题语境，另一种是随机语境。在主题语境中，语境句在意义上彼此相关，并和目标句的意义衔接较好，形成具有一定主题的语段。在随机语境中，语境句在意义上无关联，并和目标句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每段随机语境的三个语境句是由不同主题语境段中随机抽取的句子混合而成。
结果发现，在随机语境条件下，具体目标句的正确回忆率为70%，而抽象目标句的正确回忆率为35%。在主题语境条件下，抽象句的正确回忆率为69%，比随机语境条件下的抽象句的正确回忆率高。这说明适当的语境能够明显地改善抽象句的回忆，而语境对具体目标句的回忆没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随机语境中有抽象句时，因为可利用的确切语境信息较少，所以抽象句回忆成绩低；而具体句本身具有较为明确的语境信息，因此即使在没有多余的语境信息时，回忆成绩并没有下降。如果抽象句和其他句子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语境，那么阅读理解和记忆过程中所必需的语境信息很容易被利用，这些句子的回忆成绩与具体句的回忆成绩就比较接近了。
那么语境信息对抽象句和具体句的不同促进作用是如何产生的？是作用于词汇因素，即语境信息通过激活目标句中的个别概念从而促进了回忆的效果，还是作用于文本的因素，即一个完全整合的语境详细说明了目标句中有关概念的关系，从而激活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为此张浩和彭聃龄（1990）又设计了实验二来研究上述问题。在实验二中，构成随机语境和完全整合语境的方式与实验一相同。部分整合语境的构成方法是：把完全整合语境中的前三句加以改变，使它与目标句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因而具有不够完整的主题。结果发现，语境对抽象句的回忆具有明显的影响。其中，在对目标句意义的回忆上，抽象目标句的正确回忆率在随机语境中为37%，在部分整合语境中为57%，在完全整合语境中上升到72%。相反，具体句的回忆率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分别为70%、70%和76%。在完全整合语境中，抽象句和具体句的回忆分数之间没有差异；在部分整合语境中两者存在差异。在对目标句的逐字回忆上，带有部分整合和完全整合语境下的抽象材料的回忆成绩比随机语境下的抽象材料好，分别为36%、47%和49%，而语境对具体句的回忆没有影响，分别为58%、55%、57%。这表明，语境对抽象目标句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课文水平上。
张浩和彭聃龄（1990）认为，语境信息不仅激活了目标句中的个别概念，而且激活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部分整合语境为目标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但没有详细说明目标材料的特定意义，因此比完全整合语境产生的促进作用要小。
张浩和彭聃龄（1990）的研究结果支持语境有效模型。在通常情况下，抽象句缺乏明确的语境信息，记忆较困难；如果增加相关语境信息，则其记忆成绩将会大大改善。具体句具有容易激活的确定的语境信息，即使在孤立状态下，它的记忆成绩仍比抽象句好得多，增加语境只是提供多余的信息，对改善记忆成绩没有影响。
朱晓平（1991）以20名中国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命名法，系统地探讨了汉语句子语境对词汇识别的作用。具体地讲，即考察了汉语句子的语境条件、目标词的词频和笔画数等对词汇命名作业的影响以及语境限制强度和目标词识别难度对句子语境效应的影响。在实验中，采用的材料由96个不完整句子语境和48个目标词（单字）组成。实验材料如表6.19所示：
实验结果发现，汉语句子语境类型对目标词识别速度产生了明显影响，即相关语境条件促进被试的词汇识别速度，无关语境条件则抑制被试的词汇识别速度。高限制相关语境条件下的反应时快于低限制相关语境条件，高限制无关语境条件下的反应时则慢于低限制无关语境条件。这表明不仅句子语境与目标词之间是否存在语义关系会影响对目标词的识别，而且语境和目标词之间语义联系的不同强度也将改变对目标词的识别速度。实验结果还发现，在汉语句子语境条件下存在极其明显的词频效应和笔画数效应。这表明在汉语句子语境中，词频和笔画数仍是影响词汇识别的重要因素。
根据实验结果，朱晓平（1991）认为，既然Meyer、Schvaneveldt、Ruddy（1975）的研究指出词频效应发生在词汇提取阶段，语境效应作用在刺激编码阶段，那么根据Sternberg（1966）的加法因素分析逻辑，语境和词频效应是相加的。
朱晓平（1991）利用汉语句子作为语境材料时也发现语境条件和词频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在高限制语境条件下，语境和词频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其显着；在低限制语境条件下，它们则表现为相加关系。这说明语境和词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它们将随着语境限制强度的改变而改变。
朱晓平（1991）认为，只有当目标词笔画数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语境和笔画数才会发生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在笔画数差异较大时，语境将作用在特征分析阶段；而在笔画数差异较小时，语境则不作用在特征分析阶段。这说明词汇识别的速度影响了语境效应作用点的变化。
另外，被试在利用语境信息进行词汇识别时，能够根据语境对目标词的不同限制强度采取不同的策略。在高限制相关语境条件下，目标词基本上可以依据语境来预测，被试将采用一种完全的预期策略来期待目标词，因此，高限制相关语境产生较大的促进效应，而高限制无关语境则导致较大的抑制效应。在低限制相关语境条件下，被试只能采取一种大致估计的策略来期待目标词，因此，这时的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都较小。低频词的整体语境效应大于高频词，高频多笔画词的整体语境效应大于高频少笔画词。由于词频和笔画数影响词汇识别的速度或难度，所以这个结果表明整体语境效应随目标词识别难度的增加而变大。
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句子阅读过程中的词汇知觉是一个包含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信息流的复杂的交互作用。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导致语境对词汇识别效应的作用点随着这两种信息流的不同条件而改变，被试可能会采用不同的使用语境信息的策略。
6.4.2 世界知识
姚明是国际着名的篮球明星，曾经是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员，身高226cm。如果我们读到“可口的姚明是明星”这个句子时，语言学知识告诉我们这个句子没有连贯的意义，因为人物“姚明”不可能是“可口的”。但当读到“矮小的姚明是明星”这个句子时，尽管这个句子在词法与语法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能理解其表述的事件，但我们同样意识到这个句子是有悖于真实意义的。因为通过联系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事实的知识（语用学知识），我们会发现这一句子描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那个成为明星的姚明非常高大。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要想准确地理解句子意义，不仅要提取与整合句子中所含单词的语义，在语言学水平上形成对句子的理解，建构句子的意义，还必须激活与整合相关的世界知识，在语用学水平上形成对句子的理解，判断句子所表达的意义的真实性（金花，钟伟芳，徐贵平，蔡梦娴，杨玉芳，莫雷，2009）。
读者是在何时进行这种世界知识整合的？这种世界知识的整合是随着句子的展开而即时进行的，还是在句末才进行的？如果是即时进行的，那么，随着句子后续内容的展开直到句子完成，已得到整合的世界知识是否会被重复整合？世界知识和单词意义在句子理解中的整合是否存在相同的时间特性？
事件相关电位中的一个负成分——N400——被认为是语义异常信息再加工的电生理信号（Kutas ＆ Hillyard，1980；Van Berkum，2008）。Hagoort、Hald、Bastiaansen和Petersson（2004）利用这一负性成分对句子理解中单词意义和世界知识整合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实验中，他们让荷兰被试阅读三种类型句子，同时记录句末单词（斜体）诱发的脑电活动：
（1）The Dutch trains are yellow and very crowed .（正确句）
（2）The Dutch trains are white and very crowed .（世界知识背离句，因为荷兰的火车都是黄色的。）
（3）The Dutch trains are sour and very crowed .（单词意义背离句，因为火车不可能是酸的）。
研究发现，世界知识背离和单词意义背离都诱发了N400，而且两者在潜伏时间、波幅及脑地形图上都是相似的。
Hagoort等人（2004）由此提出：在句子理解过程中，与单词意义的整合相同，世界知识的整合也是即时进行的。该研究很好地揭示了世界知识在句末的整合机制，为世界知识在句末的即时整合提供了神经生理学证据。
但是，将目标词（产生世界知识背离信息的单词）放在句末就难以将目标信息的整合与整个句子意义的整合分离开来；而且与单词意义背离条件不同，在世界知识背离条件下，句子局部语境是连贯的，读者只有读完整个句子后才能判断句子内容是否真正背离了世界知识。因此，很难将Hagoort等人（2004）的结论概括为“句子理解过程中世界知识的整合是即时进行的”。换言之，很难因为世界知识在句末整合时表现出的即时性及与单词意义整合的相似性，而认为句中出现的世界知识的整合也是即时发生的，与句中单词意义的整合有着相似的时程。因此，金花等人（2009）提出只有让目标词离开句末位置，才可能有机会考察世界知识在句子理解中的整合时程，探讨前面提出的有关句子理解中世界知识整合的一系列问题。为此，金花等人（2009）在研究中将可能出现的世界知识背离放在句首的名词性短语中，实验以四词句子为实验材料，如表6.20所示。
每个句子由4个词（8个字）组成，句子结构为：主语（修饰词+名词）+谓语（系动词）+宾语（名词）。同一主题的三类句子的词汇除句首修饰词外都相同。三种类型的句子组成三个系列，每个系列包含正确句、世界知识背离句和单词意义背离句各60个。同一主题不同类型的句子不出现在同一系列中，同时每一系列分别加入60个与实验句结构类似的句子作为填充句（也可表达为无关句，旨在不让被试猜出实验目的）。每个系列共240个句子，其中每个句子的第二个词为目标词，第三个词为目标后词，第四个词为句末词。
被试为15名母语为汉语的大学生。实验流程图如图6.5所示。
结果发现，（1）与正确句比较，世界知识背离条件下目标信息呈现时即刻诱发一典型的N400。这个结果表明，在句子理解过程中，世界知识的整合是即时发生的，不用等到句子完成、对句子整体内容作出真实性判断后才进行整合。（2）世界知识被即时整合后，随着句子的展开，其后续词汇的呈现不再诱发类似的N400，但随着句子的结束，句子末的正常单词又诱发出一个类似N400的负波。鉴于目标后词与句末词均没有引入任何新的背离（包括句法背离、单词意义背离、世界知识背离等），研究者推测句末词诱发的这种类N400效应极可能反映了读者对整个句子内容真实性的判断。此时，已经被整合的世界知识再次被放在整句的语境中进行考察。（3）世界知识背离和单词意义背离两种条件下的目标词和句末词均诱发出N400，二者的峰值潜伏期无显着差异，而且两种条件下的目标后词均不产生明显的N400效应。唯一的差异是世界知识背离条件下目标词诱发的N400波幅显着小于单词意义背离条件下目标词诱发的N400波幅。这一结果表明，世界知识背离条件和单词意义背离条件诱发的脑电活动非常相似，在句子理解过程中，世界知识的整合时程与单词意义的整合时程是一致的，但即时发生的整合强度可能有所差异。
总之，对于世界知识在句子理解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者认为，世界知识的整合与单词意义的整合相似，可能是随着句子理解过程展开而即时进行的，整合的结果不影响后续信息的加工。但到了句末，读者在对整个句子内容作真实性判断时会对先前进行过的整合内容再进行考察。
6.4.3 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对信息进行暂时存储和操作的一个记忆系统，它包含中央执行系统以及语音回路和视空间画板等两个从属系统（Baddeley，1986）。其中，中央执行系统控制两个从属系统的使用，既负责把信息放到这些系统中和从这些系统中提取信息，也负责控制注意的分配以及协调两个辅助系统的活动（Baddeley，Della Sala，Gray，Papagno，& Spinnler，1997）。在两个从属系统中，语音回路负责暂时存储言语材料，而视空间画板负责暂时存储视空间材料。与这两个从属系统相应的两种工作记忆分别称作言语工作记忆和空间工作记忆。对于言语工作记忆来说，存储是指维持句子理解的中间或最终产品，而执行是指句法分析或施事、受事等题元角色（thematic role）的指派。
句子的句法复杂性影响对工作记忆的要求。在句法复杂性高的句子中，无论是句法结构的计算，还是题元角色的指派，都会显得困难。其中，题元角色的指派是一个句法结构和词汇信息匹配的过程，可能对言语工作记忆中一连串词的可用性有要求。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专门用于句法加工的工作记忆资源，即支撑语言理解的工作记忆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特异性？有关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两种理论。
第一，独立言语资源理论（separate verbal resource theory）认为，存在两个独立的、更加专门化的语言资源（Caplan & Waters，1999）。其中一个资源是指心理语言学资源，它用于更加自动化的言语加工。使用这一资源的认知操作是强制性的或自动的，包括词汇通达、句法分析和题元角色指派。另一个资源用于更具控制性的言语加工任务，如言语推理，在语义记忆中精细搜索一个特定的信息。因此，在独立言语资源理论看来，存在一个专门用于句法加工的工作记忆资源。
Waters和Caplan（1996）提出，语言理解需要两种类型的认知资源。其中一种负责“解释性加工”（interpretive processing），即通过句法、韵律信息和句子水平的语义特征来提取句子的意思；另一种负责“解释后加工”（post-interpretive processing），这一加工资源只有在被试需要利用句子的命题内容来完成理解任务时才被调用。
支持独立言语资源理论的研究是由Waters 和Caplan（1996）完成的。他们将被试分为工作记忆容量高和低两组，比较了包含局部句法歧义和不包含这种歧义的句子的加工。实验句子如“The experienced soldiers warned about the dangers conducted the midnight raid.”包含局部或暂时句法歧义，因为在读到“conducted”之前，“warned”既可以按过去式，也可以按过去分词分析。相比之下，由于句子“The experienced soldiers who were told about the dangers conducted the midnight raid.”使用了关系代词“who”，所以并不包含暂时句法歧义。Waters和Caplan要求被试判断这些句子是否可以接受。结果发现，与不包含歧义的句子相比，被试对包含歧义的句子判断的错误率更高，表明句法复杂性影响句子加工。然而，句法复杂性与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之间并没有交互作用，即对于句法复杂性对句子加工的影响，工作记忆容量高低两组被试之间没有差异。
第二，单一言语资源理论（single verbal resource theory）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言语工作记忆资源（Vos，Gunter，Kolk，& Mulder，2001）。独立言语资源和单一言语资源两种理论均预期句法复杂性对句法加工有负面影响，但是，关于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和言语工作记忆广度两个因素对句法加工的影响，两种理论有相反的预期。独立言语资源理论预期，句法加工不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单一言语资源理论预期，当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高时，句法加工会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言语工作记忆广度低的被试，更是如此。
支持单一言语资源理论的实验是由King和Just（1991）完成的。研究者同时操纵言语工作记忆广度、句法复杂性与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等三个因素。他们利用经典的阅读广度任务来估计被试的言语工作记忆广度。该任务要求被试首先大声朗读一套彼此无关的句子，然后回忆每个句子的句尾词，一套句子所包含的句子数目逐渐增加。阅读广度的操作定义是：一套句子中，被试所能回忆的句尾词的最大数目。对于句法复杂性这一因素，他们通过使用主语/宾语关系从句来操纵。例如，句子“The reporter that attacked the senator admitted the error publicly.”中包含主语关系从句，句法相对简单。然而，句子“The reporter that the senator attacked admitted the error publicly.”中包含宾语关系从句，句法相对复杂。此外，他们还操纵了三种不同水平的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即在阅读上述句子时，在记忆中维持一、二或三个句尾词。结果发现，言语工作记忆广度、句法复杂性与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均影响被试对句子的阅读时间和理解准确率。更重要的是，同言语工作记忆广度高的被试相比，对于言语工作记忆广度低的被试，句法复杂性效应更大。此外，当所阅读的句子句法复杂，并且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高时，言语工作记忆广度低的被试的句法加工更加困难。这些结果说明，无论是言语工作记忆广度，还是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均与句法复杂性存在交互作用，因此支持单一言语资源理论。
Vos、Gunter、Kolk和Mulder （2001）考察了句法复杂性、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和言语工作记忆广度如何制约包含形态句法违反（morphosyntactic violation）的句子的加工。形态句法违反通常与两个ERP 成分相联系，一个是前部负波（left anterior negativity，LAN），另一个是中央顶部正波（称为P600）。研究结果发现，LAN的波幅既受句法复杂性和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共同调整，也受言语工作记忆广度的调整。此外，对于言语工作记忆广度小的被试，在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高的条件下，P600的始潜时（onset latency）延迟。实验结果表明，实时句法加工受额外的工作记忆负荷和言语工作记忆广度的制约，因而没必要假设一个专门用于句法加工的工作记忆资源。该实验结果支持单一言语资源理论。
6.4.4 句法预测
人们对句子的加工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的影响。自下而上的句法分析器遵循逐渐整合的加工原则，在词汇输入的基础上将节点放置于短语标记中，相关的子节点有助于高水平节点的构建。
具有预测功能的句法分析器能够在输入全部语言信息之前，基于自上而下的规则，运用文法或者概率信息预测相关节点信息，并使之尽可能合理地进入句法结构或者短语标记的心理表征中（Crocker，1994；Schneider，1999；Hale，2003）。如果读者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某些句子成分，如短语、从句等，会在后续句子加工中出现，那么尽管还不能确认其将要出现的位置或者是否存在其他嵌套结构，仍然很可能会作出相关预测。因此，句法预测会增加读者的工作记忆负荷，从而导致额外的加工代价。
Gibson（1998）考察了句法依存结构句子的加工过程，结果发现影响句子加工复杂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在工作记忆中保持不完整句法依存关系所付出的代价，进而提出了句法预测局域性理论（syntactic prediction local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填充语一旦被识别，就会激活一种不完整的依存关系，并预期一个动词来给它指派题元角色。这种句法预测必须保持在工作记忆中，因而产生存储代价。Miyamoto（2002）考察了中心语后置的日语句子的阅读理解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从句初始主格—主格序列的句子所需加工时间显着长于主格—宾格或者宾格—主格序列的句子。基于可预测的句法中心语假设（predicted syntactic head hypothesis），研究者认为，主格—主格生成了两个动词及其相关补语成分的预测，而在其他两种结构中，读者只需预测一个动词，因此前者的认知过程更复杂。
Chen、Gibson、Wolf（2005）提出了关于句子阅读理解的自上而下的存储/预测代价假设（top-down storage/expectation cost hypothesis），认为在句子阅读理解过程中，某一区域存在的可被预测成分的数量影响其加工时间，预测越多，加工时间越长。研究结果表明，不包含动词预测的句子所需加工时间显着低于包含一个或者两个动词预测的句子；在填充语—空位依存关系句子加工中，wh-填充语区域的加工时间显着长于没有对应成分的句子。
Nakatani和Gibson（2008）采用移动窗口技术考察了日语句子理解过程中的句法预测代价，结果表明，可预测的动词及其补语成分会产生加工代价。研究者认为，跨语言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自上而下的存储/预测代价假设。
相较于句子理解中预测代价的研究，自上而下的句法预测性是否更有可能产生促进效应？Frazier、Munn和Clifton（2000）采用自定步速移动窗口技术考察了语言理解中并列结构的句法预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句法预测有助于句子加工，有句法预测句子的阅读理解时间显着低于没有句法预测的句子。但是该项研究存在几个不足：（1）自定步速阅读范式存在固有缺陷，有可能放大了自然阅读过程中的句法预测效应（Rayner，1998）。（2）Frazier等人（2000）把句子末尾的词组作为关键区，通过对该区域加工过程的考察来反映句法预测效应。而Rayner、Kambe和Duffy（2000）研究发现，句子末尾成分的注视时间和回视次数显着增加，表现出句子结尾效应（effect of clause wrap-up），因此Frazier等人的研究结论很可能受到这种因素的污染。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Staub和Clifton（2006）采用眼动技术考察了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句法预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具有句法预测功能的词出现时，不同类型句子的加工速度明显提高，注视时间和回视概率显着低于没有句法预测的句子。研究结论进一步支持了预测性句法分析理论，即在实际输入相应词汇前，句法分析器能够构建预测性的句法结构，从而促进对句子的认知加工。
陈庆荣、谭顶良、邓铸、徐晓东（2010）认为，Staub和Clifton（2006）的研究存在问题，尽管他们采用了更符合自然阅读情境的眼动技术来研究句法预测效应，但通过对实验材料进行合理性评价，陈庆荣等人发现有句法预测的句子的合理性显着高于无句法预测的句子。因此，句法预测所产生的效益可能受到句子合理性的影响而被放大。
为此，陈庆荣等人（2010）利用眼动记录法，采用现代汉语并列结构中表达析取关系的句子。并列结构是指由同等语法地位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所构成的结构体。析取表示从两种或者多种事物情况中选择其一。现代汉语中最主要的析取连词为“或者”，只要求所连接的两个句子成分在语法上是平行的，可以是句子并列（SVS）、动词短语并列（VP V VP）、名词短语并列（NP V NP）等。实验包括四种不同版本的句子，分别是有句法预测无暂时局部歧义的句子、无句法预测无暂时局部歧义的句子、有句法预测有暂时局部歧义的句子和无句法预测有暂时局部歧义的句子，每种版本有6个句子，共24个句子，如表6.21所示。
从表6.21中可以看出，实验构造了两种类型的有无句法预测的并列句，一种包含暂时局部歧义，一种不包含暂时局部歧义。不同于已有研究，如果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句法预测具有促进作用，那么有句法预测会有助于被试基于初始信息构建预测性的句法结构，进而推动对暂时局部歧义和后续具有解歧作用的句子成分的认知加工。反之，无句法预测使得被试不能基于已有信息构建正确的句法结构，因此更有可能产生句法再分析。有无句法预测的并列句子的结构表征具有分离性，即句子并列和短语并列。从语法和认知层面来看，读者选择以何种结构表征并列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句子初始是否出现具有句法提示作用的“或者”的影响。句子初始如果出现“或者”，后续成分是一个句子，那么读者会基于自上而下的语法规则以句子并列的方式提前构建并列句的结构表征；反之，如果句子初始不出现“或者”，那么读者无法基于已有信息，提前构建并列句的结构表征，因此更有可能偏爱短语并列结构表征。
实验结果发现，（1）有无句法预测没有明显影响名词短语区域的加工，不同眼动指标的差异不显着；（2）有无句法预测显着影响被试对包含暂时局部歧义的关键区和具有解歧作用的关键后区域的阅读理解，首次注视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回视路径时间和第一遍回视率在有句法预测条件下明显减少。具体如表6.22和表6.23所示。
在有句法预测条件下，有无暂时局部歧义不会明显影响关键区和关键后区域的加工，早期和晚期眼动指标差异不显着；无句法预测会显着增加暂时局部歧义关键区域和关键后区域的加工难度，首次注视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回视路径时间和第一遍回视率显着增加。这说明句子初始是否存在句法预测会影响初始句子结构的构建，因此有无句法预测的并列句的结构表征机制可能并非英语中的短语优先法则，而呈现出结构表征的分离现象。有句法预测有助于被试在句子初始加工阶段构建预测性的句子结构，推动了对歧义区域的结构和句法诊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潜在干扰，避免产生花园路径效应，减少句法再分析，合理整合相应句子成分，因此其阅读理解过程优于无句法预测的句子。对于无句法预测的句子，被试在初始加工过程中无法通过已有信息构建预测性的句法结构，因此不能形成对句子结构的确切表征，即SVS或者NP V NP，只能基于信息的逐步整合，形成可能的句子结构。在暂时局部歧义条件下，被试很容易将第二个分句的主语看成先前句子动词的宾语，即形成NP V NP的句法结构表征。一旦关键后区域的信息无法整合到已有句法结构中，被试会放弃先前的表征，重新构建新的句法结构，即形成SVS的句法结构表征，最终正确理解句子。这种句法再分析过程会使被试产生大量的回视性眼球运动和耗费更多的加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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