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心理学

6.2.1 肯定句与否定句的理解

英语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

Collins和Quillian（1969）让被试看卡片上的句子，要求他们判断句子的真伪。具体过程如下：让被试判断句子所讲的事“正确”还是“不正确”。正确的按一个键，不正确的按另一个键。句子分为两类：一类句子的谓语是表述主语的类属的，如金丝雀是鸟；另一类句子的谓语是表述主语的特性的，如金丝雀会飞。每类句子都分三种语义水平（所谓语义水平是指句子中主语和表语之间的上下位层次），分别是：0级水平，如金丝雀是金丝雀，金丝雀会唱；1级水平，如金丝雀是鸟，金丝雀会飞；2级水平，如金丝雀是动物，金丝雀有皮肤。

在上述各级语义水平的例句中，从谓语是表述主语的类属来看，金丝雀是动物属于上位层次，金丝雀是鸟属于下位层次，金丝雀是金丝雀则属于更下位层次。从谓语是表述主语的特性来看，金丝雀有皮肤属于上位层次，金丝雀会飞属于下位层次，金丝雀会唱则属于更下位层次。

层次越高，外延越大，其信息量就越大，判断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研究发现，反应时随语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长；而无论在哪一级水平，表述主语特性句子所需的反应时比表述主语类属句子所需的反应时长。这表明句子意思判断受句子信息量的影响。

1959年，Wason首先采用句子—图片验证任务（sentence-picture verification task）来探讨英语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过程。在实验中，他给被试呈现一个句子，然后呈现一幅图片，要求被试判断图片是否正确描述了句子的内容。Wason通过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并进行相关的推断统计，探讨肯定句和否定句的阅读理解特点。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是：如果被试能够用图片来验证一个句子，那么就理解了这个句子。验证时间反映了理解句子的时间（张金桥，2008）。因此，这种方法在句子理解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句子—图片验证任务要求呈现给被试的句子内容可以清晰地用图片来表示，因此，研究者常用它来表示两个几何图形空间关系的肯定句和否定句。例如，句子“星号在加号上面”，就是一个表示星号（*）和加号（+）两种几何图形空间关系的肯定句；句子“星号不在加号上面”，就是一个表示星号和加号两种几何图形空间关系的否定句。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句子内容准确反映图形空间关系的肯定句或否定句称为真肯定句（true affirmative，TA）或真否定句（true negative，TN），句子内容不能反映图形空间关系的肯定句或否定句称为假肯定句（false affirmative，FA）或假否定句（false negative，FN）。

Wason（1959）的研究发现，英语句子的种类（肯定句和否定句）影响对其所表达内容的阅读理解。被试验证句子的时间模式是：真肯定句（TA）<假肯定句（FA）<假否定句（FN）<真否定句（TN）。这一结果表明，对于肯定句来说，真肯定句的验证时间比假肯定句的验证时间要短；对于否定句来说，真否定句的验证时间比假否定句的验证时间要长。换言之，被试验证肯定句所需要时间显着短于否定句。

Clark和Chase（1972）提出，从语义结构的角度看，肯定句只包含一个被说出的断言，而否定句除了说出的断言外，还隐含一个与断言相反的没有说出的假定。例如，“某人不是骗子”这句话，就暗含着一个“某人可能是骗子”的假定，然后又推翻这个假定，而断言“某人不是骗子”。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研究者要求被试看图6.1。

根据图6.1，要求被试判断下面四个句子的真假。

第一句：星号在加号之上。（此句为肯定句，判断为真）

第二句：加号在星号之上。（此句为肯定句，判断为假）

第三句：加号不在星号之上。（此句为否定句，判断为真）

第四句：星号不在加号之上。（此句为否定句，判断为假）

从上面的四个句子中，前两句只包含一个简单的断言，后两句则包含了一个假定和一个断言。第三句的假定与图不符合，因为这个假定应该是“加号在星号之上”。第四句的假定与图相符，因为这个假定应该是“星号在加号之上”。所以第三句在被试头脑中的加工时间要比第四句的长。第二句的断言与图不符合，第一句的断言与图相符，所以第二句的加工时间要比第一句的长。这样，第二句与第一句的加工时间的差异，应该与第三句和第四句的相同。假设第二句比第一句的加工时间和第三句比第四句的加工时间都长M单位。由于第三句和第四句既有假定又有断言，假设其加工时间比第一句和第二句的长N单位。如果把第一句的加工时间设定为T，那么第二句的加工时间应为T+M，第三句的加工时间应为T+M+N，第四句的加工时间应为T+N。

研究者依据上述推理和实验所得到的反应时如表6.1所示。可以看出，实验所得反应时与推论所得反应时完全一致。

汉语肯定句与否定句的理解

刘英茂（刘英茂，1982；Liu，1984）采用改进后的句子—图片验证任务，对汉语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进行了研究。在其研究中，为了实现与Wason（1959）研究结果的比较，中文材料也是表示两个几何图形空间关系的肯定句和否定句。

需要指出的是，刘英茂首先对传统句子—图片验证任务所包含的实验逻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典的句子—图片验证任务包含的假设是：如果被试能够用图形来验证一个句子，那么他就理解了这个句子；验证时间反映了理解句子的时间。刘英茂认为，应该将验证时间与理解时间分开，因为验证过程是在理解句子之后才开始的。基于此，他对句子—图片验证任务进行了改进，具体做法是：先呈现一个句子（例如星号在加号上面），要求被试一旦理解句子之后就按一个空格键，接着该句子消失；然后立即呈现一个干扰句子（掩蔽句子），干扰句子的呈现时间是固定的800ms；最后再呈现一幅与第一个句子内容有关的图片，用来验证第一个句子。该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呈现掩蔽句子以阻止被试对第一个句子的进一步加工，这样理解过程与验证过程就被分开了，从而真正检验出被试理解句子的情况。刘英茂提出，如果被试不能对句子建构起一个整体连贯的心理表征，即理解句子的意义，那么句子的表层结构就会很快从短时记忆中消失，被试就不会用图片来验证句子；如果被试能对句子建构起一个整体连贯的心理表征，即理解句子的意义，那么句子的表层结构就不会很快地从短时记忆中消失，被试就能用图片来验证句子。

通过使用上面的方法，研究者得到了与国外研究者一样的结果，即否定句的理解时间要比肯定句的长。基于研究结果，研究者提出，读者能够形成一个关于汉语句子的整体连贯的心理表征，理解一个句子的过程等于把构成句子的一组表层结构成分建构成一个整体连贯心理表征的过程。理解否定句需要将否定标志“不”和一个肯定句结合起来以获得一个新的整体表征，所以否定句的理解时间比肯定句的更长一些。

对于刘英茂的研究，张金桥（2008）提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刘英茂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句子—图片验证任务和掩蔽任务技术的结合，而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与Wason（1959）只用句子—图片验证任务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就此认为英语和汉语中对空间关系简单句的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具有跨语言的一致性，因为两个实验所用方法并不完全相同。第二，刘英茂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仅仅探讨了关于两个抽象几何图形空间关系的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句子理解的实际情况。肯定句和否定句是两种重要的句式，能反映出非常丰富的客观世界和语义内容。经验常识是其中一类重要的语义内容，如“桥梁在河流的上面”、“火车在铁轨的上面”。这类语义内容为经验常识的空间关系简单句的肯定句和否定句，其阅读理解是否与抽象几何图形空间关系简单句的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具有相同的规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陈永明和彭瑞祥（1990）在刘英茂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系列研究，同时还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实验技术与范式的唯一性问题。句子—图片验证任务是一种可用于探讨汉语肯定句和否定句理解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由于任何句子都蕴含一定的语义内容，那么语义内容是否合理可以直接作为判断句子真伪的一个指标。用这种方法，如果其实验结果与句子—图片验证任务的结果一致，则表明实验结果与结论适应于不同的实验方法，具有跨实验方法的一致性。第二，汉语否定句的句式问题。在汉语中，存在着不同的否定句式。一种是否定词在句首，例如，没有鼻子在眼睛上面；另一种是否定词在句中，例如，鼻子没有在眼睛上面。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否定句式，其阅读理解会表现出什么特点？

陈永明和彭瑞祥（1990）以大学一年级21名学生为被试，用反应时和正确率为指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整个研究共由四项实验组成。在实验一中，实验材料如图6.2所示。句子和图形分别印在卡片上（句子在卡片上部，图形在卡片下部）。实验时，从这些卡片中随机地抽取一张从快门中呈现给被试看，要求被试先看句子，再看图形，然后就句子意思和图形空间关系是否一致，尽可能正确和迅速地作出“对”或“错”的反应。

从图6.2中可以看到，有四种基本句型，即真的肯定句（TA）、假的肯定句（FA）、真的否定句（TN）和假的否定句（FN）。“真”和“假”两个术语，是指句子是否描述了图形的实际情况。“肯定”和“否定”两个术语是指句子中是否包含有否定的成分。例如，FA是指该句的意思与图形不一致，但句中没有否定的成分（“不”）；TN是指该句描述了图形的真实情况，而且句中包含有否定的成分（“不”）。

实验一中被试对四种句型的反应时模式是：TA<FA<FN<TN。真的肯定句的验证速度比假的肯定句的验证速度快，但真的否定句的验证速度却比假的否定句慢，肯定句验证的速度比否定句要快。

实验一所使用的图形是星号与加号，这些图形是抽象的。如果图形与常识有关，那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为了探讨此问题，研究者进行了实验二，实验材料如图6.3所示。

如果句子不是用图形来验证，而是直接用存储在记忆中的常识来验证，也就是让被试进行句子—常识验证任务，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为了探讨此问题，研究者进行了实验三，实验材料见图6.4的上半部分。句子印在卡片的上部，卡片下部为空白。

实验二和实验三的结果显示，被试验证句子的时间模式都是：TA<FA<FN<TN。对实验二和实验三中四类句子的平均反应时之间的差异进行变异数分析，结果达到了非常显着的差异。

实验四也是让被试进行句子—常识验证任务。研究的目的是考察简单句的某种句法特征的变化（如否定词前移至句首等），会给句子的理解带来什么影响。

结果发现，实验四中各类句子的验证时间显着长于实验三中各类句子的验证时间。“假前否”句型和“真前否”句型，实际上相当于FN和TN，只不过否定成分移到了句首。实验结果表明，前两者的反应时分别比后两者要长。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只是句中否定成分的位置不同，一个是在句首，另一个是在句子的中间。所以说，这可能是一种否定成分的系列位置效应的现象，或许是由人的思维习惯造成的。被试对“真否否”（即句子描述的事情是真的，但带有两个否定成分）句子的理解时间，比对“假否否”句子（即句子描述的事情是错的，并含有两个否定成分）的理解时间快。实验四表明否定成分放在句首，会增加句子加工的负担。

汉语量词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理解

缪小春和桑标（1992）以20名中国大学生为被试，选择八种句型作为实验材料，如表6.2所示。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实验句包含了量词的肯定句、否定句和双重否定句。实验材料中有四种句型采用包含“所有”和“每一个”这两种量词的两类句子，如所有的花瓶里都插着花，每一只花瓶里都插着花。句子的内容分别是“盘子里有苹果”、“方块是红包的”、“人坐在草地上”和“花瓶里有花”。实验的逻辑是：双重否定句比简单否定句复杂，包括“所有的”、“有的”这类量词的肯定句和否定句比一般的肯定句和否定句复杂。如果双重否定句中包含量词，那么这种句子就更为复杂了。

实验结果发现，全部肯定句和全部否定句的反应时没有显着差异，部分否定句的反应时短于部分肯定句的反应时。

研究者认为，句子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对句子意义的判断时间。如果两者较为一致，那么判断的时间就短；如果两者不一致并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就要经过一系列转换，因此判断时间较长。句子深层结构和图片所蕴含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判断时间。在构造出句子深层结构之后，如果该深层结构与图片命题一致，则判断时间较短；如果该深层结构与图片命题不一致，则需要进行转换，那么就需要更长时间来判断意义。

6.2.2 被动句和主动句的理解

被动句和主动句的类型

在现代汉语中，“被”字句是被动句的典型。被字句在口语中又演化出了“叫”字句、“让”字句、“给”字句三种形式。另外还有一种没有任何词语标志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的表层结构形式与主动句相同，但其深层结构的意义却是被动的，称为“无标志被动句”（张金桥，2008）。

从句子的结构来看，典型的汉语主动句的语序为N1+V（及物）+N2，其中N1为施事，N2为受事，如“老鹰抓小鸡”；典型的汉语被动句的语序为N1+被+N2+V（及物），其中N1为受事，N2为施事，如“小李被小张打了”。

在汉语主动句和被动句中，名词称为项目（item）。在“老鹰抓小鸡”和“小李被小张打了”中施事“老鹰”、“小张”以及受事“小鸡”、“小李”都是项目。

根据名词互换位置后能否成为一个语义合理的句子，将汉语简单句分为不可逆句和可逆句。“老鹰抓小鸡”这个句子就是不可逆句（名词位置互换后为“小鸡抓老鹰”，其语义不合理）。“小李被小张打了”这个句子就是可逆句（名词位置互换后为“小张被小李打了”），虽然与原句内容不同，但语义是合理的。不可逆句中“施事”、“受事”两项目语义关系十分明显，如在不可逆句“老鹰抓小鸡”中，读者易将项目“老鹰”理解为“施事”，项目“小鸡”理解为“受事”，因而其语义水平较高。而在可逆句中，“施事”、“受事”两项目的语义关系不明显，其语义水平较低。这样，汉语主动句、被动句可分为语义水平较高的不可逆主动句、不可逆被动句，语义水平较低的可逆主动句、可逆被动句。

主动句与被动句理解的发展

朱曼殊和武进之（1981）研究发现，中国儿童理解汉语主动句的成绩比理解汉语被动句的成绩好，并且理解两类句子的成绩都随年龄的增大而提高。他们发现，中国儿童在阅读语序为“N1+V+N2”的汉语简单句时，易理解为“施事+动作+受事”结构，在汉语主动句和被动句的理解过程中都采用了这种心理加工策略。

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句子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在阅读句子时，只有首先建立了句子的深层结构，才算是真正理解了句子。从主动句到被动句，或者从被动句到主动句，涉及较为复杂的转换过程。对于语言和思维正常儿童、具备语言能力但思维落后的儿童以及有声语言交际缺失但思维能力正常的耳聋儿童，他们进行汉语主动句和被动句的转换时是否存在差别？唐建（1984）以智力正常儿童50名、智力低常儿童72名、耳聋儿童86名作为被试，探讨了上述问题。研究者设计了十组主动句和被动句的相互转换理解类型，要求参加研究的儿童用不同形式的被动句和不同形式的主动句相互转换，从提供的三个答案中作出选择。具体实验材料如表6.3所示。

结果发现，智力正常儿童的转换理解成绩比耳聋儿童好，耳聋儿童的成绩比智力低常儿童的好。正常儿童主动句、被动句转换能力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转折期，这个转折期出现在10岁到11岁时；低常儿童的明显转折期出现在12岁到13岁时；聋童没有表现出转折期。研究者认为从主动句到被动句、从被动句到主动句的转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正确完成这种转换需要较好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

宋钧和佟乐泉（1984）研究了由七个汉字组成的主动句与对应的被动句理解的难易度。被试为小学二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在实验中，主动句如“老师读完了课文”，被动句如“课文被老师读完了”。每个句子呈现十五分之一秒，各呈现六次，要求被试读出句子。呈现一次就能读出，得6分；每多呈现一次，扣1分。结果如表6.4所示。

从表6.4中可以看出，两个年级学生加工主动句的成绩显着好于加工被动句的成绩。

Gough（1965）给被试读“男孩打女孩”或“女孩打男孩”的句子，在被试听完句子后，再让他们看图片。如果被试认为图片与刚听过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即画的内容是男孩打女孩或女孩打男孩，则按A键。如果被试认为图片与刚听过的那句话的意思不一致，即画的内容是女孩打男孩或男孩打女孩，则按B键。研究者记录被试作两种反应的反应时。结果发现，核心句式是主动的肯定句，反应时最短；其次是被动句，反应时稍长一些；否定句的反应时更长一些；被动否定句的反应时最长。这个实验结果与乔姆斯基的理论观点有一处是不同的，乔姆斯基认为，被动句难，否定句易，即由主动肯定句转换为主动否定句较易，由主动句转换为被动句难。而这个实验表明主动句转换为被动句比较容易，转换为否定句难，转换为被动否定句更难。

Slobin（1966）探讨了对于语义上不能逆转和可逆转的句子，其主动式和被动式的反应时长短有没有差异。如“汽车装着黄瓜被司机开走了”，这个句子是不能逆转的。因为句中这几个名词的位置绝对不能逆转为“汽车装着司机被黄瓜开走了”。对于这类句子的主动式和被动式，被试加工的反应时没有差异，因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反正黄瓜不能开汽车。而另一种句子，如“张三扶着李四被王五撞倒”，在语义上可以逆转。因为张三可扶李四，李四也可以扶张三，谁都可能扶谁，撞谁。被试加工这种句子主动式的反应时短，加工被动式的反应时长。换言之，在句子理解过程中，语义（能否逆转）比句法（主动或被动）起的作用要大。

被动句运用能力的发展

亓艳萍（1996）以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学生各90名为被试，调查他们使用主动句和被动句的情况。研究者先给被试呈现12幅图画，同时还提供一些词卡作为辅助材料。12幅图画描绘的内容如表6.5所示。

图画内容在设计时分别考虑了施事、受事的生命性和非生命性，共有四种情况，如表6.6所示。

研究者让儿童先看图画，然后写出一句话，以恰当表达图中意思。作业形式有三种：（1）自由写，即只出现图画，要求儿童根据图画的内容写一句话，以表达图中意思；

（2）出词写，即图画出现的同时出现一张词卡，词卡上的词指的是动作的受事；

（3）联句写，即图画出现的同时出现四张词卡，分别表示施事、受事、动作和介词（被、叫、让）。实验严格按照自由写——出词写——联句写的顺序进行。

结果发现，（1）无论哪个年级儿童，使用主动句比使用被动句的比率高。其中，二年级儿童使用主动句与被动句的比率分别是74.1%和25.9%；三年级是78.5%和21.5%；四年级是76.8%和23.2%。同时还发现，施事和受事的生命性与非生命性特点影响小学儿童使用被动句的情况。当施事无生命、受事有生命时，选择被动句的比率最高（占所有被动句的59.5%）；当施事有生命、受事无生命时，则几乎不用被动句（占所有被动句的1.2%）。（2）除了二年级学生出词写的成绩较低外，自由写、出词写和联句写的成绩逐渐变好。出词写成绩高于自由写，联句写的成绩又高于出词写。在出词写与联句写中所给的限定，并没有使儿童受到限制，那些给出的词反而使他们的成绩提高了，这表明儿童对被动句的形式非常熟悉。在出词写的作业中，出现的受事词给儿童一个提示，儿童能据此很快找到相应的句式；在联句写的作业中，儿童一旦掌握了这种句式，训练就变得十分容易。总之，儿童完全具备运用被动句进行表达的能力。（3）不同介词出现时，联句写作业成绩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第一，“被”是一个单纯表被动的标志，没有其他含义，而“叫”和“让”除表被动外，“叫”还有“叫喊”、“使”的意思，“让”还有“请”的意思。第二，书面语或教育的影响。

词序在主动句和被动句理解中的作用

Morris、Rankine和Reber（1968）让被试听一个主动句或一个被动句，然后让他们按三个键。三个键分别对应主语、谓语和宾语。结果表明，如果听到用主动句说出的句子，被试按键时间较短；如果听到用被动句说出的句子，尽管是很简单的句子，被试按键所用时间要长。这是因为按语法次序来说，在被动句中，主语在后，宾语在前，次序颠倒了。换言之，被动句的语法次序与这三个键的逻辑顺序相反，所以，被试听到被动句时按三个键的反应时长，而听到主动句时按三个键的反应时短。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简单句，理解主动句和被动句所用的时间还是有所不同。但反应时的这种差异，只在即时反应中才存在。如果过了三秒钟，即经过延迟，反应时的差异就消失了。这表明在这三秒钟内，进行了乔姆斯基所主张的由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的转换。具体来说，就是主动句和被动句的深层结构是一样的，而表层结构不同。因为转换需要时间，所以在即时反应中，由被动句的表层结构转换为深层结构的反应时长，由主动句的表层结构转换为深层结构的反应时短。而经过三秒钟后，不仅主动句的表层结构转换为深层结构已完成，而且被动句从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的转换也完成了，这就是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反应时差异消失的原因。

缪小春（1982）采用让被试先听汉语句子，然后用手操作实物或玩具来表演句子内容的方法，以第一个名词是否作为施事的判断正确率作为因变量指标，考察了词序因素在汉语简单句理解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汉语主动句（词序为N1+V+N2）的成绩略好于被动句（词序为N1+N2+V），达边缘性显着水平。这表明词序因素在汉语简单句理解中起微弱的作用。

江新和荆其诚（1999）用两个实验探讨了词序与语义在主动句和被动句加工中的作用。实验一采用40个句子集，一个句子集包含4个句子，每个句子都是由两个名词和一个及物动词组成的简单句。每集句子包括四种类型：（1）SVO词序，可逆的句子（可逆句中两个名词都是动物名词），例如，凶手抓住了那位军医；（2）SVO词序，不可逆句子（不可逆句中只有一个名词是动物名词，另一个名词是非动物名词），例如，凶手抓住了那把刀子；（3）OSV词序，可逆的句子。例如，那位军医凶手抓住了；（4）OSV词序，不可逆句子，例如，那把刀子凶手抓住了。可逆句和不可逆句的区别只在于受事名词不同，构造句子时，保证可逆句受事名词的频率和不可逆句受事名词的频率匹配。被试在各种条件下对测试句子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如表6.7所示。

对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词序的主效应显着，SVO词序的反应时比OSV反应时短；可逆性的主效应显着，可逆句的反应时比不可逆句的反应时长；词序与可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着。研究者将词序主效应、可逆性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引起的变异统称为实验变异，则词序的变异占实验变异的46%，可逆性的变异占实验变异的47%。由此作者认为，词序的变异和可逆性的变异几乎相等，这表明词序的作用和语义可逆性的作用不相上下。

对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词序的主效应达到显着水平，SVO词序的反应正确率高于OSV反应正确率；可逆性的主效应显着，对不可逆句的反应正确率高于可逆句的反应正确率；词序与可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着。

对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分析一致表明，被试对句子的施事判断既受句法因素的影响，也受语义因素的影响。

实验二为词序和可逆性对句子判断的影响。研究者采用快速句子判断任务，对词序和语义可逆性的作用机制作进一步研究。快速句子判断任务要求被试阅读一个句子，快速地判断句子是不是一个合乎语法且有意义的句子。被试完成这个任务要进行比较完全的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实验材料与实验一相同，只不过增加了40个集的非句子。非句子指不合乎语法的无意义的句子，例如，将“首长看中了那些药品”变为非句子“首长泥泞了那些药品”。表6.8是各种条件下被试进行语法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词序的主效应显着，SVO词序的反应时比OSV反应时短；可逆性的主效应不显着；词序与可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着。

对错误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词序的主效应显着，被试对SVO词序的反应错误率比OSV的反应错误率低；可逆性的主效应不显着；词序与可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着。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在既强调句法分析也强调语义分析的条件下，被试对句子的加工受词序的影响非常大，语义可逆性对句子的加工没有显着影响。

研究者提出，对于形态缺乏、词序固定的语言（如英语）来说，词序策略的作用大；对于形态丰富、词序灵活的语言（如俄语）来说，词序策略的作用小。汉语实际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汉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词序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语法手段。在汉语中，那些彼此相对而又相互依存于同一句法结构的句法成分，例如，主语和谓语、述语和宾语、中心语和修饰语等，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是比较固定的。因此，中国人在理解汉语简单句的时候，要根据词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来判断其句法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建构起对句子的解释。词序策略对于中国人理解汉语句子是非常重要的。

主动句、被动句所形成的命题表征中项目顺序的作用

张金桥和莫雷（2006）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句子—图片验证任务，探讨了大学生理解汉语主动句、被动句所形成的命题表征中的项目顺序特点。结果表明，无论是语义水平较高的不可逆句，还是语义水平较低的可逆句，中国学生理解汉语主动句、被动句所建构的命题表征中的项目顺序均为“施事→受事”。换言之，中国学生理解汉语主动句和被动句时，能根据它们不同的表层结构（汉语主动句的语言表达顺序为“施事→受事”，汉语被动句的语言表达顺序为“受事→施事”）建构相同的深层结构（语义内容的命题表征的项目顺序是“施事→受事”），可能是一个按照“施事→受事”固定方向进行的序列认知加工的过程。

6.2.3 复合句的理解

复合句的定义及类型

复合句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意义上密切相关，结构上互不包含的分句所构成的语言单位（张金桥，2008）。

依据分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借助分句次序、关联词语等形式，可将汉语中的复合句类型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

联合复句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不分主次。在这类句子的关联词中，“还”、“不是……而是……”表示并列关系，“不但……而且……”表示递进关系，“或者……或者……”和“不是……就是……”表示选择关系。

偏正复句的各个分句之间有主次之分，复合句中分句之间的联系通过语序和关联词语来表示。在这类句子的关联词中，“只有……才……”和“如果……那么……”表示条件关系。

儿童对复合句的理解

缪小春和朱曼殊（1989）以4岁、5岁、6岁儿童为被试，实验所用句子所涉及内容都是关于红、黄、绿、蓝、白等五种颜色的圆木块和方木块，要求被试从这些木块中把某一个或某几个木块拿出来给主试。具体实验材料如表6.9所示。

实验结果显示：（1）对于表示并列关系的复合句，4岁儿童的正确反应占77%，5岁儿童的正确反应增至93%，5岁儿童比4岁儿童有明显的进步。6岁儿童的正确反应百分比增加不明显。（2）对于表示递进关系的复合句，4岁和5岁儿童都只有31%的正确反应。到6岁时增加到69%。（3）对于表示条件关系的复合句，4岁和5岁儿童的正确反应百分比分别是28%和34%，没有明显差异。6岁儿童的正确反应增加到71%，有明显的进步。（4）对于表示选择关系的复合句，4岁儿童仅有19%的正确反应，5岁儿童的正确反应为29%，6岁儿童的正确反应增加到44%。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儿童对表示并列关系的复合句的理解成绩最好，其次是表示递进关系和条件关系的复合句，最差是表示选择关系的复合句。如果按照正确反应占三分之二为基本理解指标，4岁儿童基本理解了并列复句，6岁儿童基本理解了递进复句和条件复句。对于这一结果，研究者认为，掌握递进的合取关系比掌握并列的合取关系困难，这是递进复句理解成绩比并列复句理解成绩差的原因。儿童很难掌握关联词“不但……而且……”，是递进复句的理解成绩较差的另一个原因。特别是这个关联词的第一个字是“不”，年幼儿童一听到这个字，就认为前一个分句是否命题，这正好和句子意义相反。而“不是……而是……”开头的分句确实是否定的意思，儿童的理解与此完全一致，因此整个句子也就容易理解。

选择复句中几个分句分别陈述几个事物，表示要在这几个事物中选择一种，它大体相当于逻辑中的析取。析取可分为相容的析取和不相容的析取。前者是两个句子都假时整个句子才是假，两个句子都真时整个句子才是真。在日常语言中，往往把所有选择复句都理解为不相容的析取。如果把“或者……或者……”看成是完全表示相容的析取，那么年龄越小，对这类句子的正确反应百分比也就越高。因此把儿童同时取出前一分句和后一分句中提到的两个木块这类反应归为错误。对于选择复句，6岁儿童对“或者……或者……”句式和“不是……就是……”句式的反应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正确反应所占百分比已达59%，而后者则只有29%。这很可能是受了“不是”一词的影响。因为该词在一般情况下表示否定，儿童对此早已掌握。这表明语言表达方式会影响儿童对复合句的理解。

因果联系是自然界最普遍存在的一种联系方式。因此因果复句是人们语言交往过程中使用极其频繁的复句。典型的因果复句是用“因为……所以……”、“因此”、“由于”等关联词联系起来的。对因果复句的理解和产生，除需要因果推理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知识：第一，体现句子所述事件间因果关系的基本概念；第二，将这种关系用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述出来的语言知识。因此，在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对于因果复句的掌握相对于并列等复句来说要晚一些。

皮亚杰认为，儿童在七八岁前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尚有困难，他们在完成句子时常把“因为”当作“和”或“于是”（张金桥，2008）。例如，小王从自行车上跌下来了，因为他的手臂折断了。缪小春和桑标（1992）研究表明，6—7岁的儿童能够理解因果复句。这与皮亚杰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即中国儿童理解因果复句的时间比国外儿童更早一些。

朱曼殊和华红琴（1992）用两项实验，采用代词指称，系统地探讨了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学生对因果复句的理解。实验一的目的是：第一，了解小学各年级儿童对某些表述心理方面因果关系复句理解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第二，考察小学各年级儿童对因果歧义复句能否作一果多因的多义理解及其所采取的理解策略。实验一的材料为36个因果复句，刺激句内容都是陈述A、B两人处于一定的关系状态中。第一分句描述两人的关系状态；第二分句有关联词“因为”，说明引起所处关系的原因。句子中都包含了称代或复指成分，全部句子的结构形式都是：“A+V（或VP）+B，因为他……”要求儿童看完句子后立即选A、B或者AB。实验一的材料如表6.10所示。

实验一的结果显示：小学一年级学生对非歧义因果复句的理解成绩差；而从小学二年级学生开始，对该实验中的非歧义因果复句的理解正确率已超过80%；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均达到了95%以上。这表明儿童随年级的升高，对非歧义因果复句的理解水平也在提高，并且具有选择第一分句的主语名词的偏好。

实验二的目的是：第一，考察语境线索对儿童理解因果复句的作用；第二，考察句子的不同复杂程度对儿童理解水平的影响。实验二的材料是在原有的歧义因果复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用于解歧的语境句子，具体如表6.11所示。被试为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是20人，男女各半（其中小学五年级组有一名学生因故没有完成全部任务，被剔除）。

实验结果显示：小学儿童已能根据语境线索理解一部分或大部分句子。但与实验一中的非歧义句的理解正确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所有年级均没有达到标准，从中可以看出小学生对因果复句的理解会受句子复杂程度的影响。同时还发现小学生具有选择第一分句的主语名词A的偏好。为什么儿童在理解歧义句和结构较复杂的非歧义句时，都偏向于选择第一个名词A？对此，研究者认为原因既有推理方面的，也有语言方面的。从推理方面来说，国外研究者曾提出过幼儿在进行因果推理时，常常有一种认为事件的原因会产生一定结果的心理机制。儿童常常把动作、人们的意向、目的等看作是各种事件的原因，把主动成分而不是被动成分看成是事件的原因。从语言方面来看，儿童对歧义句和较复杂的非歧义句表现出以A代B的错误偏向。儿童早期接触较多的称代式复指成分因果句，多半属于两个分句中的主语相对应的句子。例如，“小明今天迟到，因为他早上起得太晚了”；“因为王华不好好学习，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儿童可能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出将一个分句中作为主语成分的人称代词和另一个分句中的主语名词相对应的理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