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收获重生
接近死亡时，究竟是万念俱消，还是留下最后启示的痕迹，那只有死过了的作家才说得上来。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
在苏醒后的那一周，无论我去哪里，大家看我的时候都好像我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医生。他并未直接参与我的治疗，但我被推进急诊室的那天他看到了我的状况。
“你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他问出了医学界的人都可能问的这个问题，“你是埃本的双胞胎兄弟，还是……”我微笑着，跟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好让他相信我还好好的。
尽管他问我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兄弟的时候，是在开玩笑，但他的这个玩笑恰恰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我现在的确有两个身份。如果我要实现对厄本的承诺，用我的经历去帮助别人的话，我必须将自己的濒死体验和科学视角融汇在一起，这样才能将“科学的我”和“相信濒死体验的我”合二为一。
我忽然想起来，几年前的某个清晨，我曾接到过一个病人母亲的电话，那时我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脑瘤摘除手术查看数字光片。打电话给我的女人叫苏珊娜，她已故的丈夫乔治曾患有脑瘤，是我的病人。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但确诊一年半后，乔治还是去世了。那时，苏珊娜的女儿的乳腺癌已经部分转移至脑部。当时根据我们的判断，这个女孩的生命也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并不太适合接电话，因为我的注意力正全部集中在眼前光片的数据上。我必须根据这些数据确定自己的手术细节，以防在摘除肿瘤的时候伤害到周围的脑组织。但我并未挂断电话，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想了解些什么，好让自己应付当下的情况。
我一直相信，当你面临潜在的致命性疾病的重压时，柔化事实是不错的选择。不让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去抓住一些幻想来帮助自己接受死亡的降临，就像不给病人止痛药一样残忍。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苏珊娜扛过这一切。
“亚历山大医生，”苏珊娜说，“我女儿做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梦。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在梦里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用担心生命的结束。”
我在病人那里已经听过无数次这种故事。在病人的痛苦难以承受时，这种梦境或者幻想，会缓解他们的压力。我告诉她，这个梦真的很美妙。
“但这个梦最不可思议的是，亚历山大医生，我女儿梦见她父亲穿着黄色的衬衣，戴着一顶软呢帽！”
“这样，苏珊娜，”我很有耐心地说，“我觉得在天堂里大家穿什么没什么区别吧？”
“不，”苏珊娜说，“不是。我们俩刚确定关系的时候，我曾送给乔治一件黄色的衬衣。他很喜欢这件衣服，还常常搭着我送他的软呢帽一起穿。但这件衬衣和软呢帽在我们度蜜月的时候随着我们其他的行李一起丢了。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很爱他这套打扮的样子，但我们从那以后再也没买过类似的替代品。”
“我相信上帝已经听过很多关于那件衬衣和那顶帽子的精彩故事，苏珊娜，”我说，“当然还包括你们恋情初期……”“不是这样的，”苏珊娜笑了，“这件事之所以这样奇妙，是因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在那件衬衣和那顶帽子丢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提起过。我们的女儿克里斯汀也不可能从我们俩嘴里听过这些。她特别怕死，但现在她知道自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类似苏珊娜和她女儿这样的案例。
这种托梦的方式很常见。但在我接到苏珊娜的电话时，我还没有经历过自己的濒死体验。所以，那时的我心里认为，她所说的不过是一种缓解悲伤的幻想。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遇到很多有过非同寻常经历的病人，他们的故事常常发生在昏迷后或手术中。每当这些病人像苏珊娜那样向我讲述他们的奇遇时，我总是对他们报以完全的同情。而且我非常确定，这些故事确实发生过，只不过发生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大脑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复杂、最善变的器官，对它稍微做出一些改变，或者减少几托[1]大脑的供氧量，大脑主人的现实世界就会变更。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就会变化。考虑到脑外伤以及为了治疗脑部疾病而使用的那些药物，你不可能保证一个病人醒来后没什么特别的记忆。
这种情况下，记忆的异常反而更显正常。我的大脑曾遭到严重且致命的细菌感染，在治疗过程中我也服用过有可能改变意识行为的药物。所以，在我身上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除了我在昏迷中绝对真实的经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想到苏珊娜，想到当时那么明显的事情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发现的时候，我的确有些沮丧。那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让我安抚她，实际上，她是在试图安抚我，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觉得假装相信她的故事，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她展示我的好心好意。可事实并非如此。回望此事，再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场景，我忽然意识到，要我的作为医生的同事们来相信我的经历，我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
- 一种压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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