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之乐
观测星斗的人该算是最有敬畏心和好奇心的。苏格兰科学家玛丽·桑莫维尔（Mary Somerville）是第一位在《皇家协会哲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发表实验结果的女性。她在1831年写道：“天空提供了科学上最崇高的研究课题，星体巨大又壮丽，移动的速度快得难以理解，彼此之间的距离奇远无比，这得要何等的能量才能维系这样的恒久运行！这股能量真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继续写道，大自然的宏伟跟人类的发现能力相辉映，“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伟大的宇宙原动力何等仁慈，它赐给人类官能，让人不仅能欣赏它宏伟的创造，还能精确查证它的运作法则”。
不管是研究天还是地，多数科学家那股发现的丰富之情得追溯到他们幼年，而且这股感觉会再三浮现，引导他们继续前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等几位学者，把这种知识上的欢乐时刻命名为“明朗化体验”（crystallizing experience），也就是孩子头一次爱上某个特定想法或思考方式的那一刻。早年的强烈热情往往会影响人一生之久，这让人想起刘易斯所说的话，只要是体验过欢乐的人，都想再来一次。经历过爱、可卡因或躁狂症所带来之狂喜的人，或是那些在运动场上经历过得胜快感的人，都会试着重温激情。那些体验过发现之乐的人也是如此。
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Cecilia Payne-Gaposchkin）就是这样的人。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在天文学上有许多重要贡献，其中包括发现宇宙中多数天体都是由大气构成的。她的博士论文讨论了恒星的大量元素，论文后来成书，名为《恒星大气》（Stellar Atmospheres）。这本书是天文学的经典之作，它“跨出重要的一步，以科学方式展现了一项哲学概念，即大自然界的天体，如恒星、太阳、地球等全是由相同物质构成的”。她的第二本书《明亮之星》（The Stars of High Luminosity）也是先驱之作，一位同僚指出，这本着作让人看到什么叫做“以勇敢及探险的心探索未知世界”。
佩恩–加波施金从小就展现对科学的热情。5岁时，她看到一颗流星，当下就立志要当天文学家。她还决定尽早开始，免得等到她长大，“已经没研究可做了”。她在英国长大，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已凭着女性特有的天赋学会了初步的科学知识，而且从此满怀热情地投入科学生涯：“兰花园的蔓草堆里长了蜂兰，一只昆虫跑进紫色星状叶片上的花朵。我母亲以前讲到利维拉这个地方时，提到过隐身蜘蛛、含羞草和兰花，我因此灵光一闪，一下子就认出来这只昆虫。我第一次懂得那种突然明白某事后心脏怦怦跳的感觉，这就是我的热情。我想，我的科学家生涯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那时我大概8岁吧。70多年过去了，我能够努力不懈，是因为盼望再得到那样的启示。结果，我并没有失望。这种时刻很少，而且会毫无预警地在‘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里来临。对浏览大自然面貌的人来说，这是难以形容的回报。”
佩恩–加波施金身处由男性主导的学术圈，她之所以能克服这种处境下的困难，靠的就是对科学的澎湃热情。在剑桥大学念学士时，她被迫一个人单独坐在演讲厅的第一排（早几年前，女生得在年长女性作陪下才能听演讲），而且当时的女性是拿不到大学学位的。她凭着热情前行。1919年她踏入剑桥，那时候念物理“纯粹为了好玩”。她说当时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全是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有伟大的汤姆森（J. J. Thomson）、制造质谱仪的阿斯顿（Francis William Aston）、研制出“云室”的威尔逊（C. T. R. Wilson）……以及名气最响亮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她在三一学院听到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教授演讲，说到他1918年带领探险队到巴西观测天蚀现象的事，让她非常兴奋：“回到寝室后，我发现我可以把演讲内容逐字写下来……我非常震撼，大概连续三天没睡觉，有类似精神崩溃的感觉。”（很多认识佩恩–加波施金多年的人都说，她常工作到筋疲力竭的危险地步。她母亲有一回发现，她这个女儿“大体上是靠热情支撑才活下来的”。）但她说，爱丁顿“为我打开了天门”。
之后，她听了哈佛大学天文台新任台长哈罗·沙普利（Harlow Shapley）的演讲，随即大胆请求她口中这位“与星斗同行的人”让她投入门下，跟他做研究，他答应了。于是佩恩–加波施金1923年去了美国，她后来回忆说：“新英格兰这个地方有股率性的气氛，好像没有事是做不到的。”她以“狂喜的心情”在6星期内写完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被誉为“天文学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论文”），并获颁哈佛大学天文台授予的第一个天文学博士学位。
身为女性，佩恩–加波施金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哈佛大学对女性的歧视尤其严重。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 Lawrence Lowell）不认为女性可担任教职，因此佩恩–加波施金只能当沙普利的技术助理。她在自传《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里写道：“女性非常不利，薪水低、地位低、升迁慢……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前进，走向一个不抱期望的目标，沿途的美景是我的奖励。”
尽管困难重重且歧视明显，但对科学的热情支撑她继续向前。她在《星体的形成》 （Stars in the Making）的导言里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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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都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仰观澎湃的大气，凝视永远遥不可及的星体与银河；他们讲的是几百万度的高温、比我们的最低真空还要小的密度；他们研究已经离开光源200万年的光。他们靠稍纵即逝的一瞥，重新建构出一部完整的历史……宇宙进化的戏码在延展无限的舞台上演，人的视野无法看尽一切。这戏码步调缓慢，自有人类以来，还看不到有任何动作。
学术界虽犹如冰河，但从天文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的速度倒也没那么慢。事情终究会有转变。1952年，也就是她进入剑桥大学3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学位。4年后，她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个晋升为教授并受聘为系主任的女性。有一个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此外，1977年，她成为美国天文学会第一个在罗素奖讲座发表演说的女性，她的谈话体现了科学发现所带给她的终身乐趣。她说，科学家的奖赏就是：“当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看到或知道某事物的人时，那种情绪上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它会制造出赫胥黎所谓的‘神圣嗜酒狂’（Divine Dipsomania）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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