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秘密：我和肯尼迪总统的婚外情

没想到总统竟然真的记住我了。

1962年仲夏，我已经回到了学校，搬进了二年级宿舍，开始上课了。不到一周，我就接到了“迈克·卡特”的第一个电话。

肯尼迪总统每天开会，在公众面前露面，忙得不可开交，但据说他平均每天还是要拨50通电话，许多是在他早上离开官邸之前，许多在晚上他回去之后。他告诉我，电话是他连接日常世界的生命线。我们一起在白宫的时候，他总是在给朋友、国会议员或是他家的兄弟姐妹打电话，他根本坐不住，也不会让空闲时间白白溜走，总是在打电话搜寻信息或是和电话那头一起大笑，这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法。

他知道我晚上会在房间里，所以就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我猜他也是一个人。寝室里没有电话，我得去接一楼的壁橱里安的内部电话。总统打的就是那个号码。有时候值班的女孩会把来电者姓名叫出来。总统有波士顿口音，他说“卡特”总是听上去像“可塔”，这名字就会回荡在整个大厅里：“米米·比尔兹利，迈克·可塔找你。”

居然从没人听出他的声音，这让我很是惊讶。每次聊的时候，他似乎从没担心会被认出来。他对风险很敏感，很清楚他该走多远、他这样做什么时候会很危险或可能暴露。他的生存本能肯定让他做出了判断：没有年轻女孩会怀疑一个给宿舍打电话的、叫“迈克·卡特”的男人可能会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总统在电话里会问我无数琐碎的问题，铺天盖地一般，就好像他时间根本用不完一样：我上什么课？老师好吗？我在读什么书？同伴们有意思吗？她们在聊些什么？我晚饭吃了什么？他就是这样。从性格上来说，他就是个好奇宝宝，精力无穷，永远不满足。他会盯住任何人发问，从内阁大员到小助手，只要这人能给他带来新鲜资讯，或是一丁点新闻。

显然他也把这好奇心拓展到了惠顿的二年级班。他似乎很喜欢听我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总是听得很耐心，从不打断我，也不会显得意兴阑珊。感觉他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我的世界里一般。当他特别问及我的社交生活时，我还是顶住了追求乐趣的压力，或是和年轻小伙约会什么的，这些从没发生。事实上我还是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只有一两次盲目的约会，在这里或者那里，印象都不长久。我只是个大学二年级生，怎么可能对总统不抱一丝幻想呢？

或许正因为我年轻而天真，他才那么享受和我说话。我们不会谈政治、国家安全或是当天新闻，我不会用关于白宫生活或是他周末计划的问题去烦他。我只是聊我的生活，一天天的琐碎闲事、怎么与麻烦室友相处、怎么对付乏味教师等，而他似乎也能偷得浮生半日闲。

“你什么时候能回华盛顿？”每次谈话，总统总是在结束的时候这么问我，然后我就把日历拿出来，和他商量个日子。

戴夫·波瓦斯就会从华盛顿安排好一切，会有车到我寝室来接我，开上三小时把我接到纽约拉瓜迪亚机场⁽⁷⁷⁾。一路上我可以做些作业，或是在罗得岛一家沙龙略作停留，做一下发型，车会在外面等我。抵达机场之后，总会有一张东方航空⁽⁷⁸⁾机票已经准备好等着我了。等到在国家机场（现在叫里根机场⁽⁷⁹⁾）降落之后，举着“迈克·卡特”牌子的司机就会迎上来接我，然后就驶出机场，直奔白宫。

50年以后，这幅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1962年，我坐在黑色豪华轿车后座，赶着家庭作业，完全不去想我只有19岁，正在往首都赶，为了一头扑到总统的床上去。前后二元对立，看似极不协调。我简直成了两面派：一方面我是乖乖女，按部就班，不管外部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我想我也从总统那里学到了怎么切割我的生活。

只有当我在豪华车上，奔赴白宫的路上，我的思绪才会飘到总统那里去。我会在钱包的化妆镜里检查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脸庞，尽管我还没化妆或是用什么唇膏。我会在心里默默过一遍我要和总统分享的一个或几个段子。让我想要放弃大学教育、到华盛顿去工作的那种“白宫热”尚未消散，只是被默默藏了起来，成为放在心底的巨大秘密，我在惠顿不能与任何人说。在那里我忙着把平均分保持在均线以上，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图书馆，或者是寝室。但当我跨过波托马克河大桥，从弗吉尼亚州进入哥伦比亚特区，然后白宫渐渐进入视线，当时的那种感觉就会猛地冲回来。那时我就会意识到，我有多想念在白宫里的人，还有我在那里感受到的活力。

很奇怪，我的华盛顿之旅从没让学校里的朋友起什么疑心。学校一直要求所有女生在离开校园的时候在宿舍正门一本本子上做记录，写明我们去哪儿、会待在哪里、计划什么时候回来。老师和训导主任看到“目的地”一栏里写着白宫的时候大为吃惊，他们从没敢问我会去白宫住在哪里。如果有人问起，我就会告诉他们住在“乔治城一名女性朋友”那里，然后声称白宫新闻办公室周末总是要人搭把手。尽管白宫严格来说确实需要帮助，但“我”这一部分就不是真的了。我去那里的时候很少去新闻办公室，我待在官邸里。

1962年10月，当我第二次赴华盛顿“约会”的时候，周日下午迎接我的是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总统。他不再热情洋溢，倒是略显紧张，安安静静，心事重重，眼睛下面还有黑眼袋。我们在一块儿的头半个小时，我都开始疑惑为什么我会被叫来陪他了。那天晚上，他显然心不在焉，总是在打电话。

他要担心的事很多。几天前，在一连串判决甚至上诉至最高法院之后，詹姆士·梅雷迪思成了密西西比大学⁽⁸⁰⁾录取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但当他去上课的时候，该州州长和副州长命令阻止他进入大学，这迫使肯尼迪总统对州长采取法律行动，并派了军队去保护梅雷迪思。后来这导致了骚乱，两人死亡，最终梅雷迪思还是在密大开始了学业。就这样，总统在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上展现了他的决心，虽说这是他自就职一来就试图避免的。结果就是他的受欢迎率飙升，我到的时候，他应该挺高兴的才是。

但我不知道的是，当时总统正处在整个任期中最戏剧化、最紧张的阶段中：古巴导弹危机。

那个周日我离开他之后，整整两周都没有再接到电话，这实在是不寻常。我当然不知道，当时总统授权了U-2间谍机⁽⁸¹⁾在古巴上空侦查，结果发现苏联人正在秘密建设核导弹基地，距离美国大陆仅有90英里之遥。到了10月22日，新闻突然就爆发了，我终于恍然大悟。当时是周一早晨，我在上比较政府学课程，明顿·F·戈德曼教授突然中断授课，开始讨论总统计划于晚上7点发表的全国讲话。我们都知道了他会谈和苏联的冲突，关于古巴的导弹。

宿舍里没有电视机，我就去了学生会堂，在黑白电视屏幕上我看到了总统，比我任何时候见到的他看起来都更严肃。房间里恐惧的气氛显而易见。有些女孩相互握住了手，我站在后排双臂交叉。很难描绘当时总统说出我们所处的绝境时那种紧张的感觉，他解释了我们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他提醒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多么想在华盛顿和他在一起，但不得不和别人一样，在电视上看看他而已。我环顾房间，意识到没有一个女孩会和我想的一样。

走回宿舍的路上，我一点也没觉得怕，反而很着急。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在惠顿的时候把我白宫生活的秘密掩藏起来，但我突然之间很想身处华盛顿，我想待在新闻办公室里，我想成为“事件”的一部分。这或许是第一次我用历史的眼光，而不是私人的眼光看肯尼迪总统。那是，他不是我的情人，他是一个男人，手握大权，国家安危系于一身。

那晚我打给了白宫，总机接线员那时候已经很熟悉我了，直接就把我接给了戴夫·波瓦斯。

他显然身处巨压之下，没多少时间说话。“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米米”，他简短地回答，“周末左右我会给你回电的。”

接下来四天过去了，进展缓慢。古巴导弹危机，人们都这样叫，新闻上到处都是，某些人深为忧虑，另一些则陷入了彻底的歇斯底里。我们得到警告：防空洞不足。我们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各种预测，说美苏核大战会带来怎样末日般的场面、多少多少人会死去，等等。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很绝望，如果不是惊恐的话，我的想法很是天真：如果我能去华盛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一点逻辑都没有，但我觉得如果能离总统近一些，能待在做出决定的那座建筑里，我就能更有安全感。

接下来的周五，戴夫·波瓦斯给我打了电话，我跑着去接的电话。“来华盛顿，肯尼迪夫人去格林欧拉了，我会派车的。”

我整理了些过夜的东西，第二天早上签字离开了。

当我在南门廊下车后，我如往常一般直奔楼上。戴夫和我在官邸起居室里玩起了“等待游戏”，隔壁就是总统卧室，当时总统还在楼下和一组心腹谋士开会。人们管这些人叫“×委员会”⁽⁸²⁾，就是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他们在白宫开会，就是为了讨论怎么应对古巴危机。总统在会议开始后没多久加入了他们，但显然他心思不在那里。他说的话让人感觉很沉重。一般来说，他会把总统身份抛到脑后，喝上一杯，尽量把房间气氛搞活，让每个人都很轻松。但他那晚没有这么做。他连开玩笑都心不在焉，像是在葬礼上一样。有那么一会儿，他离开会议室去接另一个紧急电话，回来的时候摇着头，对我说：“我宁可让孩子受伤流血，也不要他死掉。”这不是什么政治宣言，也不算什么轻浮的话，他深爱着他的孩子，无法忍受他们受一点伤害，这只是一位父亲的心里话。

晚上稍晚些，他催着戴夫和我去吃为我们准备的烤鸡肉晚餐，它们现在已经冷掉了。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巴比·肯尼迪打电话来说他在来的路上。他到的时候，我已经躲到了卧室里，没有被看到。因此，我就没能亲眼见证理查·瑞夫1993年传记作品《肯尼迪总统：权力白描》中提到的戴夫和总统间的谈话，瑞夫在这本书里完美描绘了戴夫作为第一朋友的形象。事实上他们聊的时候，巴比一直在描绘一幅灰暗、末日般的灾难图景，而戴夫一直在吃。

“上帝啊，戴夫，”总统说，“看看你狼吞虎咽吃鸡肉的样儿，还把我所有的葡萄酒都喝完了，谁都会觉得这就是你最后的晚餐⁽⁸³⁾。”“看巴比说的，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戴夫说。

总统和他兄弟一起下楼参加另一场×委员会会议时，戴夫告诉了我刚才发生的事情。总统有信心——至少比巴比有的多——这次危机能和平解决。他刚刚给赫鲁晓夫⁽⁸⁴⁾写了封信，提出结束海军封锁，且保证如果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导弹，他就不会入侵古巴。现在他在等，和全世界一起在等苏联总理的回复。

那晚我在官邸里。一切让我觉得像是超现实小说一样。我并不属于那里，我知道，但这就像中毒一样。那时候，地球上任何地方我都不想去，只想待在那里。

但即使总统很是公私分明，古巴导弹危机也让他乱了阵脚。我们的约会很大程度上总是因性而生，这时候显然也不合时宜。戴夫和我又等了总统一会儿，但他的会议一直到晚上11点还没结束，我就决定先上床休息了。他终于结束上楼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那晚，他和戴夫一起看了《罗马假日》⁽⁸⁵⁾，寻点轻松。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因为要回学校。总统已经起了，坐在床上，忙着讲电话，我大概早上8点左右和他挥手道别。因此，那个周日早晨他就是一个人待着。10月28日，也是全世界都明白莫斯科早上9点会发布一个重要声明的日子。总统得知苏联人接受他的条件，同意从古巴撤回导弹时，我正在火车上，大致在华盛顿和普罗维登斯市之间。和全体美国人一样，他是通过电波听到播音员从莫斯科读出赫鲁晓夫的信件的。

白宫当时肯定好似卸下了千斤重担。这次离“确保相互摧毁”⁽⁸⁶⁾前所未有地近。许多总统顾问——我后来从皮埃尔·萨林格的回忆录里读到——包括新闻办公室的成员，都睡在了办公室里。皮埃尔本人搬进了一座旅馆，离白宫只有一个街区之隔，这样就能和他的助手们轮流值夜班。芭芭拉·贾玛勒凯恩后来在2001年《纽约时报》专栏上回忆说，她当晚被安排第一个值夜班，后来睡在地下室的防空洞里。“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她写道，“是收到了个白色信封。”信封告诉她一旦要疏散就去北门廊那里报到。当她隔天早上回家换衣服时，她的一名室友正忙着把车开往佛罗里达，试图逃离华盛顿。整个首都都处于恐慌之中。

我并不记得事情到了那种地步。我记忆里，当时总统和他选来一起处理危机的人，包括“最好最有智慧的人物”，例如国防部长罗伯特·迈克纳马拉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乔治·班迪，正在一起开会。而我就像个婴儿一样在睡觉，裹在柔软的亚麻织物里，陷在白宫二楼一间卧室床上。那时，我觉得那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