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秘密：我和肯尼迪总统的婚外情

总统很是自恋，尤其喜欢自己的头发。

那个夏天，他总是会把我召唤到椭圆形办公室，在他开电视新闻发布会之前给他做个头发护理。显然这是打1960年竞选起延续至今的“仪式”，他坚持只用弗朗西斯·福克斯（Frances Fox）品牌的产品，那家公司在纽约州北部。他喜欢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让我用精华液和某种琥珀色油膏按摩头皮，然后我总是用刷子——从来不用梳子——让效果变得均匀。有时候还在按摩的时候就有人走了进来，总统会让我继续，然后边享受边和客人说话。

不给他做护理的时候，我还是在新闻办公室里干活，跑跑腿，接接电话，整理下办公室用品，剪剪电报，帮忙分发新闻稿，把新闻照片归档什么的。但随着夏日渐渐逝去，我越来越多地在想我和总统的关系，而不是把心思用在工作上，我也越来越深入他的私人圈子了。

尽管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之间也越来越熟悉，然而我从没摆脱过从属、乖乖听话的地位，我们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差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要叫他杰克，就算我们最私密的时候，我也叫他总统先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想这是种思维定式，永远也改不掉的。这并不奇怪，想想在他身边环绕的权力光环，这些象征无处不在，就算不在公共场合——他的男仆、厨子、特勤局特工，哪怕就是戴夫·波瓦斯这些他的密友，全都叫他“总统先生”。我要是叫别的会很不合适的。

那个夏天，一旦总统去了海厄尼斯，我周末的日子就变得无所事事，不知所措，空虚模糊。我室友周末一般都不在，我就完全是一个人了。白天我洗衣服，在乔治城⁽⁶²⁾逛街看看橱窗，晚上就在床上阅读。我没什么社交生活可言。我只记得有一次去了小约翰·洛克菲勒在乔治城办的鸡尾酒会，他后来成了西弗吉尼亚的州长和参议员。好像每个酒会上的人都刚从大学毕业，都在为大人物全职工作。我也在为大人物工作，我暗自心想，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位置。我和这市里最大牌的人物有罗曼史似乎没什么用，这不是能光明正大拿出来说的。所以我只是小口啜着酒，明白我不过是个局外人，然后很早回家了。我盼着周一早早到来，都快等不及了。

后来夏日即将结束，工作日下午总统总是稍微提前一些离开办公室，带着客人到总统游艇红杉号（Sequoia）上游览波托马克河⁽⁶³⁾。红杉号建于1924年，是艘很漂亮的船，104英尺长，有个很大的主沙龙厅和几层甲板，客人可以到上面边小酌鸡尾酒，享受微风拂面，逃离华盛顿令人压抑的热浪。戴夫·波瓦斯总是作陪，马萨诸塞州众议员托伯特“托比”麦克唐纳德也是，他是总统在哈佛大学时的室友，还有“红人”保尔·费，他是海军部副部长，也曾是总统的行伍老友。船上的氛围就像是同学会一样，止乎礼，同时男人也比女人多，也不一定就都是夫妻。我经常被介绍成“米米，皮埃尔新闻办公室的手下”。

一天下午，我被介绍给了一位女士，她立刻感觉到我不是什么做新闻的。她显然一点也不“天真”。她为佛罗里达参议员乔治·司马赛尔工作，也有传闻说他们俩之间有些什么。我们在上层甲板喝饮料的时候，她拉着我走到了一边。

“你太年轻了，不该在这儿。”她说，“你会后悔的，这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然后那时候你就已经25岁了，你生活就全完了。”

我突然觉得心口上被狠狠戳了一下，她怎么知道的？我勉强做出我在佛明顿学到的最好的姿势，说：“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当时我就是个涉世未深的女孩，被总统的权力和魅力光环弄瞎了眼睛，全心全意要为我们的关系保密。除了装出若无其事、无辜的样子，我还能怎么回应呢？某种意义上，我跟她说的也没错，尽管我当时的话显然隐含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的意思，但我确实不明白她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认为我太过年轻，不认为在放纵自己，或者这关系上面笼罩的光环会随着时间慢慢褪去，不晓得被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这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很不好，也不知道我做的这一切到底会有什么结果。我根本没法想象25岁时的生活——我才19岁，应该活在当下，享受人生。25岁还早着呢。

8月中旬，总统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做着头发护理，然后他就问我想不想看看约塞美提国家公园⁽⁶⁴⁾。他当时口气那么随便，就好像问我想不想去看电影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内政部长史都华·优多尔（Steward Udall）一直在催他，要他更加关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燃眉之急，要他唤醒公众意识，而去几处重要地点访问一下已经被提上了议事议程。他说我肯定会喜欢那里的，那里很漂亮，他问我想不想去。

这当然很好，简直让人无法拒绝。我从没见过约塞美提，再说我坐飞机的次数也少得可怜，一只手就能数得清。我点了头，说我想去。总统接着说戴夫·波瓦斯会安排的。

8月17日，周五，总统就起程开始了这次旋风式访问，只有相关各州州长、先遣组和空军知道。他首先在南达科他州首府皮耶尔做了停留，为欧爱荷水库大坝（Oahe Dam）揭幕，一天后转赴科罗拉多州中部普艾布罗，也是去视察另一处水利工程，还从一名当地政客手中接过了一口铸铁平底锅——这是老西部的象征。他从那里转飞加利福尼亚，在约塞美提国家公园过夜，然后很快去加州的洛斯巴诺斯访问圣路易斯大坝项目。

我则在空军的辅助飞机上，和行李、新闻办公室物资和其他办公职员在一起。我一下子被总统出行的宫廷腔调迷住了。什么都不会留给命运来决定，什么都不用担心。通知甚至包括了我该在白宫哪里放下行李箱，该坐哪辆车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总统不和我们一起去，他坐直升机过去。不用被票子搞得七荤八素，也不用自己费力拖箱子。我的名字和所有人一样印在了正式乘客名单上。如果新闻办公室里别的女士看到名单之后感到什么不快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们由军队护送，坐在车队里直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们直接停到了跑道上，然后沿着楼梯爬上了飞机，进入机舱后有一盘盘食品饮料在等着我们。快到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行李会直接送到我们房间。

约塞美提很漂亮，看上去像在月球表面，我在东海岸根本没见过，但很不幸的是，我似乎很快就对此司空见惯了。我开始觉得这就像是个等候游戏，我在外面坐着，等到总统需要我的时候。这就是我的角色。所以当跟着总统的所有日常工作人员都得出空闲，可以逛逛阿瓦尼酒店⁽⁶⁵⁾的时候，我没有出房间。这是一座粗犷的山间旅社，有许多石头壁炉，还有木头扎起来的屋顶，坐落在约塞美提的日落阳光中。

“留在原地，”我们到的时候戴夫对我说，“总统要你的时候我会打你电话的。”

我就照做了，待在原地，坐在椅子里，盯着窗外看着不到1英里远的瀑布，它有1 100英尺长，像条水丝带，沿着陡峭花岗岩峭壁跌落。日光渐渐退去，夜幕降临，我叫了客房服务，一个人呆坐着一点点吃着东西，意兴阑珊，等着总统的电话。现在再来描述这一幕，就好像我在画一幅忧郁的图景一般。但要说当时房间里是不是充满了自欺自怜或是孤独感的话，我确实记不起来了。真相是，能成为总统随行人员之一我很兴奋，离开8月中旬压抑之极的华盛顿特区我也很兴奋，最重要的，能和肯尼迪总统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很兴奋。我分到的房间离他的套房只有三扇门之遥，这是我们在白宫之外一起度过的第一晚。

那天晚上大约八点半，戴夫·波瓦斯出现了，把我护送到了总统的房间。我敲了敲门，总统应了一声。我走进去的时候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事实上，我不记得总统有哪次吻过我，不管是打招呼的吻、告别吻，还是在做爱的时候。相反，他用活泼的“你好”跟我打招呼，就好像我在门口他很讶异一般。然后他坐回椅子上放松，开始恭维我的穿着，接着问我这天过得怎么样。聊天的时候，在房里等了一天的事我根本没提，终于他挪了过来坐在床边上，脱掉了鞋子。他背痛，所以脱衬衫的时候需要人帮忙保护背部，那时我们都知道，他根本不用问，我便会过去帮忙——我也是这样做的。

我不能说我们的关系很浪漫，我们只是性关系，不是亲密无间，只是激情而已。但我们之间总有那么一层保留，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从没接吻。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年龄、权力、经历，就像一层层壁垒，确保了我们的风流韵事不会升级成什么更严重的事。我想都没想过。

我很了解自己的角色，也做得很好。我是他的好伴侣，部分可能因为他讨厌一人独处，但也可能他从我这样的人身上能换换节奏，年轻，充满活力，他能对我为所欲为。我们开新闻办公室成员的玩笑，讨论记者团里谁在说谁怎么样怎么样。总统很八卦，越有料的他越喜欢。

他也很喜欢笑。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还记得在波特小姐那里读书时的校歌是什么，这让我很惊讶，这要求很古怪，但我还是顺从了。我一开始唱，他就开始咯咯地笑。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这样反应，但我能理解。不仅仅是因为我五音不全，听上去像青蛙叫，还因为这唱歌女孩的背景里，有那么几位社交界名人录里的人物。

朋友们一向很喜欢问我是不是爱上了肯尼迪总统。为了自我保护，我总是习惯性回答：“我不这么觉得。”但真相是：“我当然爱上他了。”这感情，一部分是英雄崇拜主义，一部分是学校女生的疯狂，还有一部分是距离权力人物那么近的兴奋，是三者强有力而令人迷醉的混合体。还有就是我的自我感觉，无论何时我和他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更有存在感了，有他陪着我，我觉得自己变得特别了。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根本不平等，我的爱也只是一厢情愿。要知道他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已婚领袖。而我，连投票年龄都没到。

约塞美提之后，我们飞去了洛杉矶，我被安排搬进了比弗利山庄⁽⁶⁶⁾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周六和周日下午总统都和他妹妹帕特丽卡和妹夫彼得·劳福德在一块儿，在他们圣塔莫尼卡的海滩别墅度假，而我则一个人待在酒店里，“玩着”等候游戏，直到他晚上回来见我。事实上这一点都不难。酒店高档华丽，游泳池也很出彩，足以让我消磨时光。

从加州回华盛顿的旅途是我唯一一次搭乘空军一号⁽⁶⁷⁾。那实在是侥幸，一名职员提早回华盛顿了，所以就空出了个位子，然后就给我了。按照所有空军一号乘员的惯例，我们登机远比总统要早。我坐在后部，再往后就是厨房，和其他低级职员在一起。在我们和总统座舱之间有一间会议室，只有总统核心集团才能坐在里面，这次就是肯尼·奥堂内尔、戴夫·波瓦斯、皮埃尔·萨林格，还有拉里·奥布赖恩，他是总统与国会的联络专员，以及优多尔部长。座位很宽敞豪华，所有一切都打着总统玺。头一回乘坐空军一号的乘客，拿点什么餐巾、杯垫、纸板火柴之类的作为纪念品很正常，但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访客，所以就拒绝了。

那个夏天我还和总统一起出行了一次，这次就没约塞美提和比佛利那么风景优美了。当时他日程表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苏联的空间竞赛，他决意要让美国成为第一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所以这次的行程就包括了国家主要的航天航空设施：阿拉巴马州汉茨维尔⁽⁶⁸⁾的国家航天航空中心；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⁶⁹⁾；休斯敦新建的载人航天中心；最后是圣路易斯的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⁷⁰⁾——国家航空航天局⁽⁷¹⁾水星计划⁽⁷²⁾和双子星计划⁽⁷³⁾部分设备就是在那里建造的。这次旅行为期两天，中间没有停站，只在休斯敦有一天过夜。我又一次坐上了辅助飞机，这次这里面装满了重要人物：副总统林登·约翰逊、陆军部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⁷⁴⁾、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伯。还有个人看上去不太协调——广播电视名人亚瑟·戈弗雷，他曾是名飞行员，也是航空行业坚定的代言人。

这次旅行只剩下了关于抵达和离开的模糊记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佛罗里达到休斯敦航程间到我位子前来了。他俯视着我，很有礼貌地介绍了他自己，我却挣扎着解开安全带想站起来。最后站是站起来了，安全带还是没全部解开，很是狼狈。当我晚上在酒店里告诉总统我见到了他的副总统时，他似乎一下子按捺不住，不再沉稳，他说：“离他远点儿。”那时我觉得他这样反应很古怪，但我现在明白了，他把我放在私人那一块儿，但这件事让他警觉到我可能会逾界，而同时他能觉得像林登·约翰逊那么敏锐的政客，简直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活榜样，他或会察觉到我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在飞机上，可能还会借题发挥。

时间流逝，离我回惠顿城继续大二学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向父母申请退学，留在华盛顿。我愿意放弃教育，从事这样卑下的工作，他们好像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古怪——要是我能实习一结束就在白宫觅得一份工作的话。白宫有着“离权力很近”的光环，肯尼迪政府也极有魅力，我绝不是第一个被诱惑的人。内部人士管这叫“白宫狂热症”，而据我所知，每个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得了这病。我父母觉得我肯定是爱上了政治，而我是在追寻我内心真正渴望的职业道路，绝没怀疑过我留在华盛顿的原因远远比这更私人化。但最终他们还是因财务上的原因拒绝了我的提议，他们已经付了我这年的学费，不想让这钱打了水漂。

我可以理解，但却不很高兴。这个夏天我过得很兴奋、很自在，一想到要回惠顿，那个安安静静、全是女生、规矩森严的学院，实在沮丧。

我把之后的安排告诉总统的时候，他答应我回学校后会给我打电话。当我说电话或许会给他带来麻烦，他说他早想到了。他会用化名迈克·卡特。他挑逗我说回学校就像是抛弃——抛弃了他，然后他在官邸立体声播放机上放起了纳京高⁽⁷⁵⁾（Nat King Cole）版本的《秋叶》⁽⁷⁶⁾，我当时注意到，当歌唱到“但亲爱的，当秋叶开始飘落，我最想念的还是你”，他一下子显得有些多愁善感，也没有试着去掩饰。

我走之前，又给他带去了一张这碟片，封面上用我在公园里捡的树叶做装饰，算是告别礼物。

“你是想让我哭出来。”他说。

“我没有想让你哭，总统先生，”我说，“我只想确保你能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