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秘密：我和肯尼迪总统的婚外情

就算是在大学寝室里，大家年龄相仿，都是19岁青春韶华，我也不记得曾和同学谈起过“性”，更不要说和总统的性事。那时性还是个禁忌，电影里没有裸露画面，电视很纯洁，有益身心健康，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当时的广告，那简直是老土得很，中规中矩。海伦·格蕾·布朗（Helen Gurley Brown）⁽⁸⁷⁾破天荒一般的《单身女孩》⁽⁸⁸⁾尽管1962年就出版了，且据说出版头三周里就大卖两百万本，但当时性这个主题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就连这本书在出版前也拿掉了关于避孕的一章。不仅如此，她在电视上出现时也经常被禁止说出“性”这个词。不论如何，我从没读过这本书，我也没读过当年流行的桃色小说，比如格蕾丝·梅塔利亚斯（Grace Metalious）的《冷暖人间》⁽⁸⁹⁾或是罗纳·贾夫（Rona Jaffe）的《最好的事》。当年这些小说只要和性有关就能一炮而红。但在我的圈子里，就算是很疯的男生——当然也有些女生这样——“性”这话题也是禁忌。那时候保持贞洁就好像是种时尚，越久越好，最好就是直到洞房花烛夜。

我也没和母亲或姐姐谈起过这话题。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我家并没有怎么重视我。他们觉得我就是个品行良好的女孩，暑期在白宫干着令人艳羡的工作，平时就在大学追求学业。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没开放到那种她会期待我对她坦承一切的地步，或是我可以拿最私密的问题去问她。很多事都随风而逝了。她还有十几岁的男孩女孩要抚养，还要忙着做家务、忙社交，等等。倒不是说她有意忽视我，她只是不担心我罢了，她觉得我能照顾好自己。

如果说我想告诉谁的话，我想会是巴菲姐姐，她长我4岁，当时在费城⁽⁹⁰⁾工作。我想我或许会在和总统第一次相遇之后就立刻告诉她，谈话可能不太愉快，我可能只是跟她说起这话题，但或许只是突出我失去了处女之身，而不会提是谁。但我觉得这会是个潘多拉魔盒⁽⁹¹⁾，而且一旦打开就永远关不上了。要是我告诉了她，她准会缠着我问我究竟和谁睡了，而且她可能会觉得有责任做些什么，然后她就很有可能会告诉我父母，然后他们可能会命令我结束在白宫的实习，但我不想这样做。

所以我就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

秘密就此成形。

要是总统不过是夏天的匆匆过客，快乐完了就完了，那么把秘密瞒过我在惠顿的同学就会相对简单。但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关系秋天、冬天都在继续，我去了很多次，这让我变得只要人们一提到他我就会很敏感。我害怕会不小心吐露些什么，所以就开始故步自封，结果变得有点离群索居。我不参加学校活动，也没交很多朋友。我也不会去和“瘾君子”鬼混，姑娘们会到宿舍地下室抽烟间里吞云吐雾，放松一下，顺便八卦八卦。我几乎不谈及自己的生活，我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感觉像是在说谎，我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保持安静。

我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总统和自己的名誉，所以我甚至和室友保持着距离，她们也是我在佛明顿的同学。我怀疑她们甚至都没觉得我性情上有过什么巨大变化。我没有整天待在床上，没有撅着嘴，也没有偶尔深深叹过气，我没有显得很像为情所困的样子。我只是和人保持一些距离，显得对人有戒心，这就像是乌云，多年来笼罩在我和朋友的友情之上。

然而我和总统的关系整个冬天都很密切，他一直召唤我去白宫，并要求我参加总统出访。这些访问并不全是快乐回忆，有一次深深铭刻在我记忆之中，那次快乐的时候确实忘忧，但低落的时候，也是排山倒海的。

12月上旬，总统计划出访西部十一州。戴夫·波瓦斯给我打了电话，问我能不能在访问快接近尾声时在新墨西哥州⁽⁹²⁾阿布奎基市⁽⁹³⁾和总统随行队伍会合。然后我们会去平·克劳斯贝⁽⁹⁴⁾在棕榈泉市⁽⁹⁵⁾的房子休整一下，旅途劳顿，这是亟须的。于是又一次，我又要从惠顿签字走人，又要去华盛顿赶搭空军一号的备机，但有一点不同——这也至关重要——我不再是新闻办公室一员了。我是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搭乘了一架白宫飞机。肯尼迪图书馆里的匿名口述历史中，不止一名记者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现在看起来，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大二学生在总统专机上？和所有擅长打消记者疑惑的人一样，皮埃尔·萨林格肯定含糊其辞，糊弄了过去，因为什么后果都没有造成。

我们抵达阿布奎基市之后，我和菲德一起去沙漠中骑马，那真是棒极了。我们直到日落才回来，我回到宾馆等候总统和戴夫·波瓦斯。看到他们之后我兴奋不已，迎上去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下午的活动，我们一起在总统套房里用了晚餐。那天的确很完美，总统看上去也是打心里高兴。

第二天，我们出发前往平·克劳斯贝在棕榈泉市的住处，许多娱乐圈人士已经在那里聚齐，办了派对，等着见肯尼迪总统一面。我感觉好像自己被什么奇妙、隐秘的俱乐部接纳了一般。

但那晚却成了噩梦。

我之前曾略微领教过总统心中阴暗的一面，这很少出现，也只会在熟人之间。他觉得他需要对我动用权力时就会这样。尽管到那天我对他的崇拜还是坚定不移的，但他性格中较为阴暗的那部分，让我觉得和他别的优良品格格格不入，很难想象那竟是同一个人。现在再揭露他这一面的时候，我发现我还得给这记录再加上一笔，但我无法忘却，或忽略他在那些时候做出的事。这深深烙刻在我记忆之中。

克劳斯贝家宅很现代化，似沙漠中一处单层、肆意蔓延的大牧场，派对也很喧嚣。跟我在华盛顿所在相比，那简直就是另一个地球。人很多，都是好莱坞圈内人，吵吵嚷嚷，围着总统挤成一团，总统和以往一样，总是人群注意力的焦点。我当时在起居室里，坐在总统身边。有一位客人递了几粒黄色胶囊，很有可能是亚硝酸正戊酯⁽⁹⁶⁾，人们一般叫“爆米花”的玩意儿过来。总统问我想不想试试这药，这是刺激心脏的药物，据称也有春药的效果。我说了不，但他还是固执己见，把药丸拿到了我鼻子底下。（总统已经习惯了在饮食中掺入许多药物一起服用，且据说还靠甲基安非他命⁽⁹⁷⁾来提神，那晚他自己没有吃药，我反倒成了试验的小白鼠。）吸入药粉几分钟之后，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双手也开始颤抖。这是前所未有的感觉，我一下子惊慌失措，惊恐万分，哭叫着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祈祷这一切能快点结束、我也不会突然心脏病发作。戴夫·波瓦斯（上帝保佑他）跟着我冲了出来，把我护送到房子背面一个安静的角落，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药效完全过去。

那晚我没有和肯尼迪总统一起过。他住在一处套间里，现在那里已经改名叫肯尼迪侧楼了，从克劳斯贝家有自己的专用入口出入。他是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认识他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没见到他让我觉得那么如释重负。我一个人睡在了一间客房里。

然而，这并不是我和总统之间的第一场噩梦。此前，大概是夏日将近的时节，在中午游泳的时候，他在白宫泳池里主演了一出更加无情、不可饶恕的闹剧。那次我和总统在泳池里相互游着圈子，懒洋洋地，相互泼水闹着玩。戴夫·波瓦斯坐在泳池边，整个空间里很暖和，他脱掉了外套，也松掉了领带，但除此之外他衣着完好。他垫着一块毛巾坐着，卷着裤脚，双脚垂在池水里。

总统冲我游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咱们的波瓦斯先生看上去有些紧张，你想照顾一下他吗？”

他在激我，但我懂他的弦外之音……我不觉得总统认为我会愿意这么做，但我不得不承认，尽管让我脸上蒙羞，我这么做了。那场面真是不堪入目，我笨拙得可怜，现在我想都不愿去想。我站在泳池浅水处，做着该做的，戴夫显得很享受，也很顺从，总统在一旁静静看着。

我竭尽全力也无法回想起当时为什么，出于何种感性冲动或是理性思考，我不假思索地服从了总统的命令。可能我是被在他身边感受到的那种愉快冲昏了头脑，也可能我是被他的魅力和权力俘虏了。但显然我自己缺乏安全感，想从他那里获得认可也是起了一部分作用的。也有部分原因是我们仨都觉得相互很亲近，是那种同谋犯之间、那种一根绳上牵着的蚂蚱一般的感觉。戴夫·波瓦斯和我，我们和肯尼迪总统的关系都是休戚与共，而在这偷情中，戴夫的牵线搭桥也起了关键作用。但现在这个我们向之全然效忠的人却走得有些太远了，他在感情上羞辱了我，也贬低了戴夫。他想干什么？看看我给戴夫做，然后向他显摆，说我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这事结束之后我很尴尬，我从泳池里爬出去直接去了更衣室。我能听到戴夫对他老板说话，用的语气如此之严厉，之前我从没见过。

“你不应该让她这么做。”戴夫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听到总统说。

此后，变乖了的肯尼迪总统对我们俩都道了歉。

我很喜欢戴夫·波瓦斯，他后来在波士顿当了肯尼迪图书馆整整30年馆长，之后于1998年去世。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男人，也是个聪明人。他天性活泼愉快，但灵巧地改变了自己，忠于肯尼迪总统，严肃而不惜一切代价。理查德·W·史蒂文森后来在《纽约时报》上为他写了讣告，用这则小故事完美地抓住了他的性格：

有一次被问及他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最艰难时刻，他说，那是在195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⁹⁸⁾上肯尼迪本来要用黑鞋搭配蓝套装，但他忘记带黑鞋了，这让肯尼迪不得不只能穿着棕色鞋子发表电视演说。

“结束之后，”波瓦斯先生接着说，“我要帮助他放松下来，我说：‘参议员先生，我得说，我从没见过棕色效果那么好。’”这就是我了解的戴夫·波瓦斯，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如此忠心耿耿，以至于会因为他的老板穿着棕色鞋子错搭蓝色套装而感到挫折失败，尽管当时只有黑白电视转播，但他们却能转危为安，也能用一个小小的玩笑挽回他的尊严。但我也很同情他。我能想象到在总统吩咐下他要承担哪些不甚愉快的差使，因为他不得不面对的，也和我有关。

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件差使发生在1962年秋天，我回到惠顿数周之后。当时我越来越担心自己怀孕了，“迈克·卡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也实话实说了。我说我很担心，我的月经已经两周没来了，但总统听到消息后显得很从容。倒也是，他没什么好惊讶的。避孕这事我一点也不懂，他也从来不用任何保护措施，但这是因为他的天主教信仰⁽⁹⁹⁾还是因为他一点也不害怕，我就不清楚了。

一个小时后，戴夫·波瓦斯给宿舍打来了电话，给我介绍了一位在新泽西纽瓦克认识医生的女士。当时流产还是非法的，但如果你有现钞，有关系能找到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这还是相对简单的。我给这位女士打了电话，摊牌了自己的身份，拿到了医生的资料和电话号码。戴夫肯定之前给她打过预防针，不然任何肯尼迪总统和流产医师的点滴线索都能掀起轩然大波。即使是平素温驯的白宫记者团也不可能放过这事的。

这就是纯粹的戴夫·波瓦斯：他做事雷厉风行，且实际到残忍的地步。他根本没有谈及我想要什么或是我的感受，或者是流产可能带来的风险。一切就这么安排好了。我只要想坐下来放松一下，深呼吸然后过一下我脑子里的所有可能性，我脑子就一片空白。我没法理智地思考现在所处的境地，也没有谁能倾诉，我坠入了焦虑的深渊。

最后这不过虚惊一场，我根本就没和纽瓦克的医生联系。几天后月经就来了，我提着的心也放下了。不论戴夫还是总统都没有再提起这事。

但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到我和总统待在一起的大多数时间中来看，这样的时刻不过是九牛一毛。他还是个可爱周到、慷慨大方的男人，无论何时我们在一起，他都能让我兴致高昂，老实说，我真心觉得白宫里每个人都这么觉得。然而，他确实有魔鬼的一面，我都不敢想戴夫为他老板还干过什么擦屁股的事情。戴夫实在是太好好先生了，他都不会好好想想这些差使，我觉得要是他能就此帮助总统放松心情，他也不会为这些事情过多失眠的，只要是和总统有关，我不相信戴夫的第一反应会是明辨是非。

圣诞节前一周，我到了巴哈马⁽¹⁰⁰⁾与总统会合，他在那里会见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¹⁰¹⁾。这一次我没搭乘空军一号或是白宫备机。新闻办公室肯定有人，也许是克里斯蒂娜·坎普向皮埃尔·萨林格抱怨，让他知道了记者团对我在官方飞机上的出现很感兴趣。我持预付票搭乘了商业航班，倒没觉得有什么差别。当时是12月，马萨诸塞州冰天雪地，我很希望早点享受到莱福德海礁俱乐部的阳光，当时总统随行队伍正在那里。

离了新闻办公室官方安排，旅行显得有些复杂。我的意思是我必须在莱福德海礁俱乐部全程保持隐形，不能让人知道我在那儿。这其实做起来很简单，我只要一个人在豪华别墅里放松就好了，晚上总统官方职务履行完毕后戴夫·波瓦斯会来接我去他租借的宅邸。大多数白宫的人都会待在俱乐部房间里，所以从我住所到总统那里往返也不会为人察觉。

但当时间到了周五，该去机场离开了，戴夫却犯了非典型性技术错误。我应该是坐戴夫的车去机场，我们可以先开到总统下榻处和随行队伍会合，然后再跟着车队去机场。但他还是想让我保持隐形，他叫我提前上车坐在前座上，还要我蹲在车里，确保没人看到我，他却忘记了我有五英尺九英寸高。我竭尽全力缩在汽车仪表盘下面，但当车离开总统别墅前去接总统时，我还是曝光了。

根据肯尼迪图书馆里芭芭拉·贾玛勒凯恩的口述，萨莉·贝戴尔·史密斯（Sally Bedell-Smith）在《恩惠与权力》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的：

“周五下午，当肯尼迪总统将要离开拿骚⁽¹⁰²⁾时，米米·比尔兹利简直是一下子冒了出来。随行车队在别墅前面停下等待总统，”芭芭拉·贾玛勒凯恩回忆道，“皮埃尔·萨林格和他的助手克里斯蒂娜·坎普看到了在车前座上坐着个孩子，克里斯蒂娜对皮埃尔说：‘那会是谁？’然后他们走过去往车里望，米米就坐在地板上！她坐在汽车地板上，以为这样谁都看不到她了，显然她之前就在（拿骚），已经待了几天了。他们看了一眼，然后就走回去离开了，什么也没说。”

这就是事实：上面这段文字里每句话都是事实，毋庸置疑。我就在那里，可以作证。但我当时毫不知情，我正在炎炎烈日之下，躲在仪表盘下面。我听不到窗外的谈话声，也感觉不到有人正伸长脖子想从我头顶往下看上一眼，我只是乖乖照戴夫·波瓦斯说的去做：我蹲在了下面，然后，就像我一直做的——等。

一开始，我很不理解戴夫为什么要把我藏起来，如果我彻头彻尾是个秘密的话，总统要从拿骚去棕榈滩，为什么我的名字还会出现在去佛罗里达的一架备机乘客名单上，和戴夫·波瓦斯，肯尼·奥堂内尔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姆森在一起呢？为什么飞回国的时候我反倒获准在光天化日之下坐在飞机尾部了呢？

我关注这一细节是因为这揭示了记忆对我们玩的一些小把戏。

人们无论记住什么都是有目的性的，他们如何重述之也是如此。芭芭拉·贾玛勒凯恩说出这故事是因为她觉得这是个“哈！我抓住你了！”的时刻，似乎她和别人离获得“枪口冒烟”（指证据确凿无疑——译者注）式证据以证明总统和我有些什么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对我而言，这展现了我们是怎么漂染记忆的，但不会全然清洗记忆。这强迫我们为了自保，变成选择性记忆的人。我要是没在贝戴尔·史密斯的书里读到这段和我有关的记录，我不认为我能以这种方式回想起“蹲在车中事件”，就像是那周我旅行喜剧般的最亮点。因为我平时周末一般都和同学一起待在新英格兰⁽¹⁰³⁾室内，我或许会回忆起三个整天都在加勒比阳光之下奢侈而颓废地虚度时光。或许我也会回忆起总统是多么放松，和他连着过三晚对我又是怎样不同寻常。我或许会回忆起当我回家过圣诞时，家人是如何赞叹我天然晒出的棕色皮肤。但对像鸭子一样蹲在车里的那一刻，我故意让它从记忆中消散，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大多数人在面对过往岁月中所受羞辱时都会这么做。唯有我读到了，它才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之中。

我现在想起当天我被羞辱了两次，第一次是被迫躲在车里，第二次则是新闻办公室里的人知道我之后在我背后戳戳点点，背着我议论、嘲笑我。

我不清楚哪次对我伤害更深，但我很清楚我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很久。我不仅仅是对我身边的每个人隐瞒，也在对我自己隐瞒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