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怎 样 才 能 更 好 地 理 解 邪 恶 呢 ？ 罗 伊 · 鲍 迈 斯 特 （ Roy Baumeister）在其著作《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Evil: Inside Human Violence and Cruelty）的开篇中说，书中所有案例都来自真实的生活。

对鲍迈斯特而言，虚构的形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是那种“纯粹邪恶的神话”，与真实生活中的邪恶相去甚远。例如，美剧《汉尼拔》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和连环杀手汉尼拔·莱克特，他的行为实在是恐怖至极。但在很多人眼中，他依然是个魅力十足的人。他修养出众、对人彬彬有礼，下手的对象往往是罪有应得之人，而且他有自己的底线，比如从不对他人进行性侵害。

汉尼拔的形象与普通人大相径庭。我们给这样的人起了不少外号，比如怪物、猛兽或者超级恶煞（superpredators）——最后一个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专指某些暴力的青少年。

这种纯粹邪恶的神话有很多来源。

纯粹邪恶神话的一种来源是被史蒂芬·平克称为“德化差距”的倾向，即总是认为自己所做的坏事的严重程度远远不及他人所做的。

我们可以在很多罪犯身上看到这种倾向。最极端的例子是弗雷德里克·特里什（Frederick Treesh），一个“狂欢虐杀三人组”的成员。在被捕的时候，他堂而皇之地问警察：“我们不过就是杀了两个人，伤了另外两个人，然后又用枪托砸破了一个女人的脑袋，往几个人嘴里塞了些电灯泡，其实并没太伤害什么人啊！”

共情研究室

在一项研究中，鲍迈斯特及其同事要求被试回忆两个场景，一个是对某个人感到愤怒的场景，另一个是自己引起某个人愤怒的场景。结果发现，当回忆自己是侵犯者的场景时，被试往往会把伤害行为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并强调自己的初衷是善意的。当回忆自己是受害者的场景时，被试往往会把伤害行为说成是至关重要的，有持久的不良影响，并强调对方的动机是非理性或恶意的。总之，我们对他人的侵犯不是不得已的就是没想到的，他人对我们的侵犯却总是疯狂的或残酷的。

如果仔细想想暴力或伤害行为对受害者远大于侵害者的影响，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的了。如果约翰打了比尔一巴掌，不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看，这件事对比尔的影响往往都要大于对约翰的影响。有些暴力行为可能会改变受害者的一生，但对施暴者生活的影响就要小得多。有些刻薄的讽刺或者轻率的否定可能会让听到的人受到很大的伤害，讲话的一方却可能说完马上就忘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些人对侵犯行为过于关注，老觉得自己伤害了别人，其实对方对此毫无察觉；还有些罪犯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感痛苦，在受害人早已忘却了的时候还活在内疚中。但是，当事情的性质非常严重时，这种行为对受害者的消极影响几乎总是远大于对侵害者的影响。

正是这种德化差距导致了自然而然的报复行为。这些报复行为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亲朋好友或家人之间的争执，也包括国际冲突这样的大事。你惹我不高兴了，你做的事情对我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对你的。然后，我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程度所实施的报复，对你而言却可能是非常过分的，于是你就会加倍反击，这样循环升级，往复不休。如此这般，夫妻之间的争执就会不断升级，冲突两国之间的人民就会对彼此的不可理喻感到震惊和愤怒：明明我们的行为是公平合理的，为什么对方的回应如此丧心病狂？

也是因为德化差距，我们才会很少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一方。正如鲍迈斯特所说的：

“如果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我们只把注意力局限在邪恶行为本身上，那就没什么值得去研究的了。”有件事非常令人惊奇，就是那些最差劲的人中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比如在监狱服刑的强奸犯。他们把自己看成无辜的肯定不对，但我们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也是不对的。

如果想对真正的邪恶展开思考，那这么做可能是有用的：不要去想他人对你做了什么，而是回想一下自己伤害他人的一些举动，比如那些他人希望你为之道歉并改正的行为；不要去想敌对国家对你的祖国犯下的罪行，而是回想一下自己的祖国对他国做了什么。

你的回应可能是：其实，那些都未必真的是邪恶。的确，我是做了些让自己感到后悔或受到他人谴责的事情，我的祖国也可能对其他国家做过一些不义之举，但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甚至完全是无心之失，总之绝不是因为恶念而有意为之的。这是人们对自己所做的恶行的典型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