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的动机理论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既要满足理论要求,也要符合已知事实、临床观察和实验结果。然而,最直接的来源是临床经验。
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通常,作为动机理论出发点的需要就是所谓的生理驱动。新近的两项研究表明,有必要对需要的习惯观念加以修正:其一是关于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其二是食欲(人们对食物的优先选择)作为身体实际需要或缺乏的重要指标。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需要中,生理需要最为重要。这意味着,对于在极端情况下失去一切的人来说,最大的动机可能就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求。一个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很可能对食物的渴望最为强烈。
如果所有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那么,机体就会被生理需要所支配,其他需求则可能变得不复存在,或者“退居二线”。简言之,整个机体被饥饿占领,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取代。人的全部能量用于消除饥饿,而这些能量的组织调配几乎完全由消除饥饿这个单一的目的所决定。现在,感受器官、反应器官、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都可以简单地视为消除饥饿的工具,而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用处的能量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被推到后台。写诗的欲望、拥有私家车的愿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渴望,这些在极端的情况下都会被遗忘或变得不那么重要。对于一个极度饥饿的人来说,除了食物之外,其他兴趣根本就不存在。他梦见的、记得的、想到的、想要的统统都是食物。而其他如饮酒、性行为等常见的生理需要此时可能被完全淹没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相关行为,目标也很单一,就是消除饥饿。
当机体被某种需要支配时,它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未来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对于长期处于极端饥饿状态中的人来说,乌托邦可以看作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在他看来,在有生之年,只要食物有所保障,就会非常幸福。除此之外,别无所求。生活就是吃饭,其他的都不重要。自由、爱情、社团意识、尊重、哲学,这一切都可能被当作无用之物,进而被置之不理,因为它们无法填饱肚子。可以说,这样的人完全是为了面包活着。
无可否认,上述情况的确存在,但并不普遍。一般而言,在一个正常和平的社会中,这种极端情况十分罕见。
显然,让人长期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只能把“更高层级”的动机弄得含混不清,由此得出的有关人的能量和本性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任何人,如果试图把个例当成普遍现象,如果拿人在生理需要遭到彻底剥夺的情况下的行为来衡量其一切目标和愿望,那么,他必然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的确,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人的眼里只有面包。然而,在面包充足、衣食无忧时,人的愿望又有哪些呢?
此时,立即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而非生理上的渴望,主宰着机体。当这些需要依次得到满足时,更新或更高的需要再次出现。这正是我们要说的,人类的基本需要是分层次的。
这就意味着,在动机理论中,满足与剥夺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将机体从更具生理需要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从而出现了更具社会性的目标。当生理需要及其部分目标长期得到满足之后,它们便不再成为活动的决定因素和行为的组织者,而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受到阻碍,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主宰机体。但是,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便不再成为需要了。换言之,机体只受尚未满足的需要支配。如果饥饿得到满足,那么,它在个体当前的动态中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安全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得到了相应的满足,那么,就会出现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安全需要。前面我们谈到的与生理需要有关的东西,也适用于安全需要,尽管程度不一样。机体很可能完全被它们所控制。它们几乎成为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动机体的所有能量为其服务。因此,可以公平地说,整个机体就是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感受器官、反应器官、智力和其他能量,这一切也都是寻求安全的工具。另外,我们也在饥饿的人身上发现,他的主要目标不仅决定了其目前的世界观,而且,也决定着他未来的人生观。实际上,一切看起来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被满足的生理需要也被低估了。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他基本上完全是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探讨成人的需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婴儿和儿童的表现更好地了解成人的安全需要,因为对婴儿和儿童来说,这些需要更加单纯,更加明显。当婴儿遇到威胁或危险时,他们会直接表露出来,根本不会有意去克制。社会上的成人则不然,他们早已懂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表现出来。因此,即使成人确实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我们也很难从表面上看到这一点。然而,婴儿如果受到干扰,如突然跌落,受到噪声、闪光或其他不寻常感官刺激的惊吓,受到粗暴对待,从母亲怀里滑落等,他们会做出剧烈反应,仿佛人身受到威胁似的。在婴儿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各种身体疾病更为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疾病看起来有直接威胁,让他们感到不安。例如,呕吐、肠绞痛或其他剧烈疼痛似乎会改变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刻,对儿童来说,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成漆黑一片,变成了一个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以前稳定的事物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此,一个因吃了不洁食物而生病的孩子可能会在一两天内产生恐惧,做噩梦,需要保护,需要安慰,而这在他生病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儿童对安全需要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喜欢稳定的、常规的生活节奏。他仿佛需要一个可预测的、有序的世界。例如,父母的不公正、不公平或不一致似乎会让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因为不公正本身及其带来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做法有可能使世界看起来不可靠、不安全或不可预测。年幼的孩子似乎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系统中会成长得更好。在这个系统中,有一个不仅在现在,而且在未来都可以依靠的固定的时间表和生活规律。准确地说,儿童需要一个组织严明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
父母和正常家庭结构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家庭内部的激烈争吵、人身攻击、分居、离婚或死亡尤其可怕。此外,父母对孩子的暴怒、惩罚、威胁、辱骂、训斥,甚至体罚有时会在孩子心里引起莫大的恐惧,其危害完全超出了身体上的疼痛。诚然,在一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表明他们害怕失去父母的爱。但是,恐惧也可能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他们似乎纯粹是为了安全和保护,而不是希望得到父母的爱。
当孩子遇到全新的、陌生的、奇怪的、无法控制的刺激或情况时,一般会出现危险或恐怖的反应,如迷路或与父母短暂分离,面对新的面孔、新的情况或新的任务,看到陌生的、不熟悉的或无法控制的物体,疾病或死亡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会对父母产生疯狂的依赖,而这有力地证明了父母是孩子的保护者。(当然,他们也是食物和爱的给予者。)
通过对上述和类似情况的观察,可以肯定地说,通常,处在社会中的儿童普遍喜欢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测、有组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有所依靠;在这个世界中,意想不到的、无法控制的或其他危险的事情不会发生,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全能的父母保护他免受伤害。
这些反应很容易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中,儿童太没有安全感了,或者说,成长环境太不好了。在没有威胁、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通常不会出现上述反应。在这样的儿童中,危险反应往往来自成人也认为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正常、幸运的成人的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一个和平、平稳、良好的社会通常会让其成员有充分的安全感,不会受到野生动物、极端天气、罪犯、攻击、谋杀、暴政等的侵害。因此,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他不再有任何真的安全需要,就像一个吃饱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安全的人不再感到危险一样。如果我们想直接而清晰地看到这些需要,必须去找神经质或接近神经质的个体,以及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弱势群体。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看到安全需要的某些现象,例如,对固定职业的偏爱,对银行储蓄和各种保险(医疗、牙科、失业、残疾、老年等)的渴望。
对安全稳定的寻求还体现在人们会选择熟悉的而不是陌生的、已知的而不是未知的事物。拥有某种信仰或世界观,即把世界上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和哲学也是受安全需要的驱动而产生并发展的。
否则,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官能症、脑损伤、恶劣环境等),对安全的需要才被视为机体资源的积极主要的调动者。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神经质的成人在许多方面都像没有安全感的儿童一样,尽管他们的表现各不相同。在一个充满敌意、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他们通常会对未知的心理危险做出反应。从他们的表现来看,仿佛一场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且经常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会对紧急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的安全需要表现为常常在寻找一位保护者、一个可以依靠的强人或者一位无所不能的领袖人物。
神经质的人可以描述为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是一名成人,但依然保留着对世界的幼稚态度。也就是说,一个神经质的成人可能会表现得“好像他真的害怕挨揍、害怕妈妈不同意、害怕被父母抛弃,或者害怕食物被抢走”。他对危险世界的恐惧和对威胁的幼稚反应似乎已经转入地下,没有受到成长和学习的影响,随时会被任何让孩子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刺激唤醒。
寻求安全的最强烈的形式是强迫症。强迫症患者疯狂地试图让世界变得稳定有序,这样,就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意想不到或十分陌生的危险;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仪式、规则和方式来保护自己,以便应对任何一种偶然情况,同时防止新的偶然情况的出现。
他们与戈德斯坦描述的大脑受伤的案例十分相像。他们设法保持平衡,避免一切陌生的事物,并以整洁、规律、有序的方式安排自己受限的世界,从而寻求各方面的依靠。这样安排的结果是不想看到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发生。一旦看到并非是自己的过错引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便会产生恐慌反应,好像这种意外事件构成了严重的危险。然而,对于健康人来说,即便是在非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事物的偏爱也不会十分强烈,不至于把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变成生死攸关的需要。
爱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得到很好的满足,那么,就会出现对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并且,前面描述的整个周期将随着这个新的中心不断重复。此时,个体会非常渴望拥有朋友、甜心、妻子或孩子。他渴望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即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且会为此积极努力。他太渴望爱了,甚至忘了当他饥饿时曾经嘲笑过爱情。
在社会中,这些需要受到阻挠最常见的病例是适应不良和精神错乱。人们在对待爱情、情感和性欲方面常常出现矛盾心理,或压抑,或回避。几乎所有精神病理学理论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中,爱情的挫败最为突出。因此,许多临床研究都是针对这种需要进行的,我们对它的了解最多(生理需要除外)。
在此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爱不是性的同义词。性可以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通常情况下,性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仅由性冲动决定,还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情感需要。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爱的需要包含得到爱和付出爱两方面。
尊重的需要
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者除外)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稳定、牢固、极高的评价,需要自尊,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所谓牢固的自尊,指的是建立在真正的能力、成就和他人尊重基础上的自尊。这些需要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对实力、成就、信心、独立和自由的渴望。其次,是对名誉或声望(来自他人的尊重)、认可、关注、重视或欣赏的渴望。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及其追随者非常重视这些需要,而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则忽略了这些需要。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需要的核心重要性。
人的自尊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就会十分自信,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有能力,对社会很有用处。反之,这些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自卑、软弱和无助的感觉。这些感觉反过来会导致人变得沮丧或者神经质。从严重创伤性神经症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人需要有基本的自信,否则,很容易变得软弱无助。
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满足,新的不满和新的不安也很可能(不能说“一定”)很快就会出现,除非这个人正在做着适合自己的事情。音乐家必须创作音乐,画家必须作画,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们最终很难得到幸福。不管是谁,都要做相应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称为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这个说法是由科特·戈德斯坦创造的,本文在使用时更加具体,指的是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即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趋势,也就是说,渴望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或者说,渴望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一切。
这些需要的具体表现因人而异。有人渴望成为理想的母亲,有人渴望成为运动健将,也有人渴望成为画家或发明家。这并非一种创造的冲动。不过,对于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子。
这些需要的明确出现,取决于对生理、安全、爱和尊重需要的优先满足。我们将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人称为“基本满足的人”,同时,期待他们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由于社会上算得上“基本满足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实验上还是临床上,我们对自我实现这个概念都了解不多。所以,这个课题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
有些条件是满足基本需要的直接的先决条件。对这些条件的危害几乎等同于对基本需要本身的直接危害。言论自由、随心所欲又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调查和收集信息的自由、捍卫自己观点的自由,以及正义、公平、诚实、群体秩序等都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这些自由一旦受到阻挠,将遇到威胁或激烈的反应。这些条件本身不是目的,又胜似目的,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密切相关,而基本需要显然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必须得到保护,因为没有它们,基本满足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受到严重损害。
如果我们记得,认知能力(包括知觉、智力、学习能力)是一套调节工具,除了别的功能以外,还具有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功能,那么,很明显,对它们的任何危害,对它们自由的任何剥夺或阻挠,也必然间接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好奇心问题、知识、真理和智慧的探索问题以及对宇宙奥秘的永恒渴望等问题。
因此,必须引入另一个假设,并谈论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愿望(部分目标)或多或少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接近基本需要。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有助于基本需要的直接满足,那么,它在心理上是重要的。从动力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贡献越不直接,或者说,贡献越弱,行为就越不重要。至此,对于各种防御或应对机制也可以做出类似的陈述。有些与保护或实现基本需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和遥远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讨论更基本的和不太基本的防御机制,然后,可以肯定地说,对更基本的防御的危险比对不太基本的防御的危险更大。(永远记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
求知和理解的欲望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顺便提到了认知需要。获取知识和分类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实现世界基本安全的手段,或者,对聪明人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现。调查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视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虽然这些表述方式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构成好奇心、学习、哲学思考、科学实验等动机作用问题的明确答案,它们充其量只是部分答案而已。
这个问题特别难,因为我们对事实了解得太少。好奇心、探索、对事实和知识的渴望,这些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人们经常探索这些问题,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这从一方面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讨论是很认真的。不过,作者必须承认,尽管足够的临床证据可以让我们假设,求知欲是聪明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动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收集到与普通人相关的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智商较高造成的结果。因此,为了激发讨论和研究,我们暂时假设一种基本的愿望,即想知道、看到现实、获得事实、满足好奇心,或者,用韦特海默的话来说,想看到真相,而不是视而不见。
然而,这一假设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也要被迫去了解更多的细节;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地了解世界哲学和宗教流派。我们所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不连贯的,必然会上升到理论,或进行分析,或进行组织,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对“意义”的探索。接着,我们会再假设一种去理解、分类、组织、分析、寻找关系和意义的欲望。
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些欲望,并加以讨论,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也形成了一个小的层级。在这个层级中,求知的欲望优于理解的欲望,这些特征与前面描述的优先等级完全相符。
必须注意,切勿将这些欲望从前面讨论的基本需要中简单地分离出来,即在“认知”和“意动”需要之间进行尖锐的二分法。求知和理解的欲望本身是意动的,也就是说,它具有奋斗的性质,和前面讨论的“基本需要”一样,也是个性需要。
基本需要层次的固定程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个层次结构是一个固定的顺序,但实际上,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严格。的确,与我们共事过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这些基本需要的顺序与上面提到的差不多。然而,也有例外。
1. 例如,对有些人来说,自尊似乎比爱更重要。这种等级关系中最常见的颠倒通常是由于这样一种观念所致,即最可能得到爱的人是一个非常强大或有权有势的人、一个让人敬畏的人、一个自信或好斗的人。因此,那些缺乏爱却又想寻求爱的人可能会努力摆出一副咄咄逼人、十分自信的架势。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寻求的高度自尊及其行为表现,更多的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手段本身;他们为了爱而寻求自我肯定,而不是为了自尊本身。
2. 还有一些人,天生具有创造才能。在他们身上,激发创造才能的动力似乎比任何反决定因素都更为重要。他们的创造力看起来可能不像是基本满足所释放的自我实现,而是恰恰相反。
3. 某些人的志向可能会永久地降低。也就是说,那些不那么优越的目标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失去了,也可能永远消失了。这样一来,一个生活水平长期很低的人(也就是长期失业的人)只要能得到足够的食物,一辈子也就满足了。
4. 所谓“心理变态人格”乃是爱的需要永久丧失的另一例证。根据现有的最佳数据,这些人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就缺乏爱,因而永久丧失了给予和接受爱的欲望和能力,这和动物在出生后不久就失去了吮吸或啄食的反射能力一样。
5. 需要层次发生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某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这个需要的价值往往就被低估了。从未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饥饿的影响,不把食物当回事。如果他们被更高的需要所支配,那么,这种更高的需要似乎就变得最为重要了。这样,他们就很有可能(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为了这种更高的需要而放弃某种更为基本的需要。可以想象,在更为基本的需要被长期剥夺之后,会出现一种重新评估这两种需要的趋势。这样,原先轻易放弃的基本需要就会变成优先考虑的需要。因此,一个宁愿放弃工作也不愿失去自尊的人,在饿了半年左右之后,可能会愿意重新接受工作,即使这样做是以失去自尊为代价。
6.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层次逆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我们一直在用有意识的需要或欲望而不是行为来谈论优先等级。关注行为本身可能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们常常认为,当两种需要都被剥夺时,人们往往追求的是更为基本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此,我们重申,除了需要和欲望之外,决定行为的因素还有很多。
7. 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涉及崇高的理想、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念。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人们就可以成为殉道者,甘愿为了特定的理想或价值放弃一切。这些人的行为通过下面这一概念(或假设)得到诠释,这一概念叫作“通过早期满足增加挫折承受力”。那些一生中(特别是早年)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似乎能够开发出非凡的能力,承受眼前或未来在需要方面所遇到的阻力,这是因为他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形成了强大的、健康的性格。他们很强大,能够轻易地经受住非议或反对,能顶住舆论的压力,并能不惜代价捍卫真理。正是这些深爱过和被深爱过的人,这些有过许多深厚友谊的人,才会反对仇恨、排挤或迫害。
说了这么多,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在讨论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时,还要将习惯行为考虑在内。例如,长期忍饥挨饿的人也许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食物匮乏。如何在这两种倾向(一是习惯行为,二是过去的满足感产生的抗挫能力)之间达到平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假定,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它们并非相互矛盾。就增强挫折承受能力这一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满足感似乎源自人生的头几年。也就是说,在最初几年变得十分强大、很有安全感的人,在面对任何威胁时,仍旧会非常强大,非常有安全感。
相对满足的程度
迄今为止,我们在理论上的这些讨论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这五种需要是一种阶梯式、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关系。我们说过,“如果一种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这种说法也会给人留下一种错觉,即一种需要必须得到百分之百满足之后,才会出现另一种需要。事实上,社会中大多数正常人的所有基本需要也只是部分得到了满足。对于这几个层次较为现实的说法是,越往上,满意度越低。例如,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随意给出一组数字的话,那么,普通人的生理需要能满足85%,安全需要能满足70%,爱的需要能满足50%,自尊的需要能满足40%,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只有10%。
说到一种需要在得到满足后又会出现新的需要这种现象,应当指出,这种出现不是突然的或突变的,而是由无到有逐渐出现的。例如,如果优先需要甲只满足了10%,那么,需要乙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然而,当需要甲满足了25%时,需要乙就可能出现5%;当需要甲满足了75%时,需要乙就可能出现10%。以此类推。
需要的无意识特征
需要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总的来说,在一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大都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大量数据表明,无意识动机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去深究。目前,仅凭经验就可以得知,无意识动机比有意识动机更为重要。我们通常称为基本需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尽管专业人员通过适当的技术也能使之变成有意识的。
需要的文化特殊性和普遍性
这种对基本需要的分类促使一些人试图考虑不同文化中特殊愿望表面差异背后的相对统一性。当然,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一个人有意识的动机内容通常与另一社会中一个人有意识的动机内容截然不同。然而,人类学家得出一条共同经验,那就是,即使在不同的社会中,即便是初次接触,人们的相似度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随着了解日渐深入,共性似乎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意识到,最为惊人的差异只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服装、食物、口味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其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不同文化中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然而,对所有文化来说,这种分类并非终极的或普遍的。这种分类只是说明,相对而言,它比不同文化中的表面的有意识的愿望更透彻、更普遍、更基本,并且,更接近人类的共同特征。基本需要比表面愿望或行为更为常见。
行为的多重动机
在任何行为中,都能找到生理动机,比如,吃东西、性游戏等。临床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决定因素流动的渠道。换言之,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引起的。在动机决定因素范围内,任何行为都是由几种或所有基本需要同时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一种决定的。后者比前者更为特殊。吃饭,部分是为了填饱肚子,部分是为了舒适和改善其他需要。男人做爱,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性释放,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为了展现征服欲望,为了感到强大有力,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中看到他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与朴素的特质心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质心理学利用特质或动机来解释行为,如攻击性行为是由攻击性特征引起的。
行为的多种决定因素
不是所有行为都是由基本需要决定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不是所有行为都是有动机的。除了动机以外,行为的决定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另一类重要的决定因素叫作“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行为可能完全由“场”来决定,甚至由特定、孤立的外部刺激决定,如大脑的联想或某些条件反射等。如果在听到“桌子”这个词时,我立刻联想到桌子的画面,那么,这种反应肯定与我的基本需要无关。
其次,我们可以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或“动机程度”这一概念。有的行为动机很强,有的行为动机很弱,有的根本就没有动机。不过,所有行为都离不开决定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表达行为和应对行为(努力奋斗、有目的追求)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表达行为没有任何目的,它只是个性的反映。一个愚蠢的人做出愚蠢的举动,不是因为他想如此,或者有什么动机,而仅仅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蠢人。我用低音说话或用高音说话,同样也是如此。一个健康孩子的随意动作、一个乐天派独处时的微笑、一个健康人轻快的脚步及其挺直的身躯,都是一种自然表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此外,一个人的行事风格,无论是否有什么动机,都属于表达性行为。
我们可能会问,是不是所有行为都是表达性行为,或者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答案是否定的。机械的、习惯性的、自动的或传统的行为可能是表达性的,也可能不是。大多数“受刺激约束”的行为也是如此。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行为的表达性和目标导向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般的行为通常都是二者兼而有之。
目标作为动机理论的中心原则
观察发现,我们分类中的基本原则既不是鼓动,也不是动机行为,而是行为的功能、效果、目的或目标。各类研究人员都充分证明,这是任何动机理论中最适当的中心原则。
人类中心主义原则
这一理论始于人类,而不是任何“低等”或“简单”的动物。调查表明,在动物身上的诸多发现只适合于动物,而非人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动物身上研究人类的动机。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常常揭露这种“伪简单”的普遍谬误背后的逻辑,或者说是“非逻辑”。在研究人类之前研究动物,并不比在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生物学之前研究数学更有必要。
当然,我们还会拒绝陈旧天真的行为主义。他们认为,用动物标准来评判人类是很有必要的,或者,至少说是更为“科学”的。这种主义的一个后果是,人们把动机心理学里的目的或目标概念彻底摒除了,仅仅因为我们无法询问一只老鼠的目的是什么。托尔南在动物研究中早就证明了这种摒除是毫无必要的。
动机和心理病理学的理论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内容或相对重要或不重要,因为它或多或少与基本目标密切相关。实际上,对冰激凌甜筒的渴望或许是对爱的渴望的间接表达。果真如此,那么,对冰激凌甜筒的渴望便成为极其重要的动机。然而,如果冰激凌甜筒仅仅是一种清凉的食物或偶然的食欲反应,那么,这个欲望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欲望被视为症状,作为更基本需要的表面指标。如果从表面上看待这些肤浅的欲望,便会陷入一种永远无解的混乱状态,因为要认真对待的是症状而不是症状背后的东西。
次要欲望得不到满足不会产生心理方面的结果。相反,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确实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任何心理病理理论都必须基于合理的动机理论。冲突或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威胁或阻挠基本需要或者与基本需要密切相关的部分需要时,才会如此。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才有了下面这个大胆的假设,即一个人在任何基本需要都未得到满足时,就是一个标准的病人了。这与我们将缺乏维生素或矿物质的人称为“病人”相当相似。谁说缺乏爱不如缺乏维生素重要?既然我们知道爱情饥饿的致病效应,谁又能说我们是在以一种不科学或不正当的方式引发价值问题?这一点就和医生诊断和治疗糙皮病或坏血病一个道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想说的是,一个健康人的主要动机是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最大潜力和能力。如果他一直还有别的基本需要,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样的话,他肯定是生病了,就像突然缺盐缺钙一样。
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同寻常或自相矛盾,那么,读者诸君可以放心,这只是在我们修正对人类深层动机看法过程中的一个悖论罢了。当我们探讨人类对生活的期望时,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小结
1. 我们把至少五大目标称为基本需要。简单地说,就是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此外,我们的动机是创造或维持这些基本满足所依赖的条件以及更高级的愿望。
2. 这些基本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是按照优先等级排列的。这意味着,最优先的目标将支配着意识,并自行调动机体的各种能力。次要的需要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或否定。但是,当一种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时,另一种优先或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进而主导意识生活,并成为行为组织的中心,因为需要一旦满足,便不再成为积极的动机因素。
可见,人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动物。
通常,这些需要的满足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普通人的愿望通常都是部分得到满足,部分未能满足。凭经验可知,层次原则的要义是,层次越高,满意度越低。有时,会出现层次逆转。有时,在特殊条件下,一个人可能会永远失去更高层次的愿望。日常行为不仅具有多种动机,同时,还有其他决定因素。
3. 任何对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阻挠或可能的阻挠,任何危及其防御措施或其赖以生存的条件,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除了个别情况以外,所有的心理病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这种威胁。事实上,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都可以称为“病人”。
4. 正是这些基本威胁导致了常见的应急反应。
5. 由于篇幅有限,某些基本问题没有触及,其中包括:
(1)确定性动机理论中的价值问题。
(2)欲望、需要与利好机体因素之间的关系。
(3)基本需要的病因学原理及其早期来源。
(4)动机概念的重新定义,即驱力、欲望、愿望、需要、目标等。
(5)我们的理论对享乐主义理论的影响。
(6)未完成行为、成功、失败以及愿望层次的性质。
(7)联想、习惯和条件的作用。
(8)与人际关系理论的关系。
(9)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对社会理论的影响。
(10)自私理论。
(11)需要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
(12)这一理论与奥尔波特功能自主理论之间的关系。
如果想要动机理论变得非常明确,那么,上述问题及其他次要问题必须考虑在内。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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