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剥洋葱
[德]弗烈兹·珀尔斯
现在,我们可以对方法和结果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首先,我们要明确某些观察结果,这些本身构成了程序背后的大部分理由。
在前面有关“现在我觉察到了”的实验中,患者的意识区域通常局限于其第一次尝试时的外部感官印象。随着实验的继续,这个区域逐渐开始包括许多其他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换句话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意识增加了潜在的操作领域,提供了更广泛的方向与更大的选择和行动自由。
这个事实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极为重要。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神经症患者并不缺乏操纵环境的能力,但他明显缺乏的是行为的方向。他对自己、对外部环境都所知甚少,结果束缚了他的手脚,使其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是,随着意识的提高,他的方向感和操作能力也就提高了,他的接触感也增加了,因为接触需要面向当下。
这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十分重要。他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他总是干扰自我;他理解有问题,因此,很难表达自己。即使是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也是一大进步。
我相信,觉察方法本身就能产生颇有价值的治疗效果。如果治疗师的工作仅限于问三个问题,那么,他最终会在所有患者中取得成功。当然,重症患者除外。从本质上讲,这三个问题都是“现在我觉察到了”这句话的重新表述。它们是:“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和“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增加两个问题:“你想避免什么?”和“你期待什么?”这显然是前三个问题的延伸。对治疗师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五个问题都与健康有关。也就是说,患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意识水平来作答。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使他变得更加清醒,让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要求他集中力量,自力更生;它们给了他自我意识,因为所有问题都指向了他的自我。
他对这些问题的口头回答可能来自智力,但是,除非他完全麻木不仁,否则,他的总体反应应该来自他的整个人,是其整个人格的标志。除非他总能轻易得到现成的答案,否则,总会出现一些额外的反应,如困惑、犹豫、皱眉、耸肩、尴尬、低低的一声“多么愚蠢的问题”、一个不想被打扰的愿望、一句“哦,天哪,又来了”、一个急切的前倾等。其中的任何一种反应都比口头回答要重要无数倍,都是患者自我的标志和风格的标志。起初,患者的行为对治疗师来说可能比对他自己更有价值。治疗师有更广阔的认知领域,可以将行为视为整体人格的反映。患者的意识仍然有限,除了口头回答之外,很可能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说,即便他仍能记住,也可能无法理解其回应方式的意义。但是,最终,患者的意识也将被触动。这将是他在治疗方面迈出的第一大步。
治疗师可以像放大镜一样帮助患者进行自我发现。但是,治疗师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帮助患者自己实现这一目标。他可以通过提问让患者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帮助患者自己确定那种行为究竟代表着什么。
敏锐的治疗师可以在鼻子底下找到大量的材料,他只需要观察就行。不幸的是,即使这样也不容易,因为观察需要治疗师完全空无一物和不带偏见。由于接触总是发生在表面,所以,治疗师必须对表面进行观察。但是,请不要搞错,这个表面比正统的治疗师认可的要广泛得多,也有意义得多。首先,他们的成见使其无法观察到更多的东西。其次,他们常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轻蔑地说道“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他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只要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且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丝毫做出改变的意愿,也没有工具去实现改变。
但是,请考虑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患者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是自我的表达。他的前倾和后仰、徒劳的踢腿、坐立不安,吐字的方式、言谈间的犹豫、他的笔迹、他对隐喻和语言的使用、对人称代词的选择,这一切都是表面的,都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有意义的。这些都是治疗师需要处理的独一无二的真实材料。他的成见对患者毫无帮助。
因此,治疗师的问题将以观察为基础,并将某些因素纳入患者的意识范围。他采用提问的方式,而非陈述的方式,以便将认可和行动的负担放在该放的地方,即患者身上。然而,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自己观察的诠释。比如,“你意识到自己说话的特点了吗?”这可能代表下面的观察,也可能变成下面的陈述:“我知道你说话速度很快,我也注意到你一直呼吸急促。对你来说,能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有益,这样,我们才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
然而,在我看来,大多数正统治疗师所使用的一种提问方式没有什么治疗价值。这些都是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我以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我打算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只会带来简单的答案、防御、借口、合理化以及一个事件可以用单一原因来解释的错觉。“为什么”并不区分目的、来源或背景。在“探究”的面具下,它给人类带来的困惑比什么都多。然而,“如何做”就不一样了。“如何做”探究的是事件的结构。一旦结构清晰,所有的“为什么”都会自动得到解答。一旦弄清楚了头痛的结构,我们就可以随意回答所有“为什么”的问题。患者头痛,是“因为”他抑制住了哭泣,是“因为”他没有表达自己,是“因为”他收缩了肌肉,是“因为”他打扰了自己,是“因为”他内化了不哭的命令。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寻找原因而不是结构上,还不如放弃治疗的想法,加入焦虑不安的祖母的行列,用诸如“你为什么会感冒?”和“你为什么这么调皮?”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来攻击患者。
当然,治疗师的所有问题都是对患者身上正在进行的过程的干扰。那是一种入侵,通常是微小的冲击。这就导致了一个明显不公平的局面。如果治疗师一方面拒绝患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提问,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吗?难道不是一种专制程序吗?难道不是与我们将治疗师从权势人物提升为人类的努力完全相反吗?诚然,要找到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方法并非易事。
治疗师当然并不是唯一能够提问的人。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列出患者利用这种方法所能做出的所有事情。治疗师的问题可以是充满智慧的,有益于治疗的,也可以是令人恼火的,唠唠叨叨的,当然,还可以暗含着“你说了什么”和“你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语义。患者的问题也不总是能让人明白它们是源自哪一个混乱的区域。有时,患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信任治疗师,所以,他会用问问题来考验他。如果患者非常怀疑,便会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
患者的问题大都是与口头解释代替理解的概念有关,只要给这样的患者灌输各种各样的解释(尤其是当其情绪受阻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待在自己神经官能症的茧里。
干扰患者提问的想法和心理治疗本身一样古老。即便像“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样简单的回答都是意在让患者重新拾起自己的资源。我们想引出患者问题的结构及其背景。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自我。所以,我们的方法是让患者把他们的问题转化为命题或陈述。
一开始,他们只会用其他表达方式来限定问题,但会坚持提问:“我很好奇……”然后,我们会重复我们的请求。现在,患者可能会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或那样的,你觉得怎么样?”这至少向前迈出了一步:现在,患者开始表现出犹豫不决,需要得到智力支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要求他进行信息重组。此时,患者可能会变得放松一些,许多原先压抑的信息可能会释放出来。举例来说:
患者:支持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你能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吗?
患者:我想知道你所说的支持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这还是提问。你能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吗?
患者:要是可能,我真想在这个问题上狠狠地揍你一顿。
现在,有了直接的自我表达。没错,他的语气很不友好,从社交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让人接受,但是,这让患者的自我意识增强了,从而他的自我支持也得到了增强。虽然治疗师可以提问本章前面提到的五个问题,但他并非局限于此。由于治疗师最初的那些与意识有关的问题都是接触患者自我的一种方式,所以,患者的陈述和操纵治疗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抗所谓“存在性崩溃”的神经机制。通过患者的陈述,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且是更具体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患者通过这些机制所做的就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推卸责任。对他来说,责任意味着责备。由于他害怕别人责备,所以,他随时准备责备别人。他似乎在说:“我的态度与我本人无关,都是我的神经官能症所致。”但是,责任的确意味着反应能力,或者选择自我反应的能力。
无论神经官能症患者是通过投射、内射、融合还是反射使自己与自己分离,他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在放弃了责任之后,他也放弃了反应能力和选择的自由。
为了让神经官能症患者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其愿意承担的任何责任。治疗师也是如此。他必须对自己对患者的反应负全部责任。他不对患者的神经症负责,也不对他的痛苦或误解负责,但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动机和对患者的处理以及治疗情况负责。
治疗师的主要责任就是质疑不代表自我的任何陈述或行为,这是患者缺乏自我责任的证据。这意味着他必须处理每一种出现的神经机制。患者必须合理利用每一种机制,将其转化为自我的表达,这样,才能真正发现自己。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机制呢?前面给出的哭泣—头痛和喘息—焦虑的例子表明了处理融合的一些方法。这两种心身症状本质上都是融合的证据。在第一种情况下,受害者通过控制哭泣的需求来锁定对眼睛周围肌肉的控制;在第二种情况下,受害者通过控制情绪反应来锁定对呼吸的控制。在两个不同关系的两个不同术语之间建立了同一性之后,他们通过干扰每个术语的前半部分来干扰后半部分。我们帮助患者通过对症状的体验发现自己如何人为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用症状代替自我表现和自我体验,从而化解这种纠缠。
回射的证据都有哪些?我们经常在患者的身体行为及其对“自我”语言的使用中发现这一点。比如,假设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正坐着谈论某件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击打自己的手掌。很明显,这是一种回射行为。假如治疗师问他:“你想揍谁?”患者起初可能会一脸茫然地看着治疗师,然后答道:“嗯,那只是一种紧张的习惯罢了。”换句话说,此时此刻,他是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但是,随着治疗的深入以及患者意识范围的扩大,他的责任也将扩大。如果这种紧张的习惯持续下去,患者总有一天会回答治疗师的问题,给出一个来自“自我”的直接回答。那可能是,我想揍的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老板”或者“你”什么的。无论是什么,患者都会在此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象和自我。
对那些对格式塔疗法不甚熟悉的人来说,当他们看到患者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如此清晰、如此顺畅时,往往会大吃一惊。患者似乎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样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这不仅让观察人员感到吃惊,也常常让患者本人感到吃惊。
当患者做了一个在治疗师看来是投射的陈述时,我们可以让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并依此进行应对。如果患者说话时一直用第三人称代词“它”,如“它让我很困扰”,就像头痛一样,我们必须先让他把自己和头痛联系起来,让他发现头痛是如何产生的。这样,头痛就不再是“它”了,而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他表达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些都是投射),如“他们不喜欢我”或者“他们总是试图摆布我”,这时,我们就要求他来个大反转,如“我不喜欢他们”或者“我总是试图摆布他们”。我们可能会要求他不断重复,直到它们成为一种自我表达。
对于内射,我们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方式加以应对,让患者意识到他对此的态度。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整体吞咽的情绪意识会很快转化为现实中的身体恶心和呕吐的欲望。
我们常常要求患者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材料是由我们在观察其行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之后提供的。实验的目的是帮助患者发现他是如何干扰自己,如何阻止自己取得成功的。
患者会通过一些行为来操纵治疗师,而且,患者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他会一直坚持下去,主动应对可以忍受的挫折,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另外,如果患者真的情感受阻,他也会表现出上述迹象。他可能会脸红,或者说话结巴。现在,我们继续在幻想中进行实验,因为患者还无法在真实或表演的层面上开始实验。
治疗师:如果你说了,你能想象出我会有什么反应吗?
患者:能。你会认为“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家伙”。
治疗师:你能不能想象出这样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对我说:“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家伙。”
患者:(声音高昂)能。这也正是我的想法。你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把我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治疗师:你能详细说说我是如何让你陷入尴尬境地的吗?
患者现在比以前更加自由了。他可能准备在幻想中表演一场让人陷入尴尬的心理剧,从而把另一个投射(治疗师想让我尴尬)变成自我表达。当疗程结束时,患者可能会意识到,他通过让自己尴尬干扰了他从让别人尴尬中获得的快乐。
现在,我们已经把投射的冲突内化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整合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干扰和尴尬。例如,我们可能会发现,患者觉得,阻止我进行治疗会让我感到难堪。于是,他就会设法控制我,让我感到无能为力。显然,这里有一种态度。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会破坏整个治疗过程。所以,我们建议他幻想自己需要去控制别人。我们可能会发现,他有着把人压垮的疯狂幻想,这样,他自己就不会受到伤害了。现在,我们可以内化投射的伤害,整合压垮和伤害,就像之前我们整合了干扰和尴尬一样。
此时,治疗师可能会注意到患者开始展示自己的肌肉了。也许,他会握紧拳头;也许,他的手臂或腿会突然发力。现在,他的整个人格更多地参与到他的自我表达之中。虽然之前他可能从肘部开始就已经僵硬了,但是,现在,他的肩膀第一次开始活动了。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动辄感到自己被压垮了。相反,他觉得自己正在压垮别人。这意味着,他可以用手臂和牙齿进行攻击了,或者说,他正式向着破坏和同化迈出了第一步。
尽管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是,它表明了三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治疗师总是可以处理当前的事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幻想中。其次,他可以立即整合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情况,而不必让未完成的事情堆积起来。最后,治疗师可以凭借经验工作,而不仅仅是凭借语言或记忆。事实上,在格式塔治疗中,几乎所有患者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前几个疗程中获得的体验比在数个月的分析中获得的更多。即使患者可能会通过奉承来操纵治疗师,然而,由于同样的话听得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
格式塔疗法有一个问题。当然,其他疗法也不例外。那就是,患者会主动适应我们的疗法。然后,他可能会用编造的和毫不相关的经历来操纵治疗师,目的只是取悦他,同时避免触碰自己的问题。这时,治疗的重点从真实的经历转向了虚假的经历。所以,治疗师必须知道如何应对患者这种虚假的态度。
我们要求所有患者都去尝试做一些功课,这因此加快了许多人的治疗速度。当然,当提出要求时,他们都充满善意,都承诺会忠实地完成任务,但是,其中许多人都失败了,一旦他们接近危险区域(意识疗法就是为此研发的),他们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绕道而行。
从理论上来说,这项作业非常简单。可是,患者却千方百计地回避它。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毕竟,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尽管神经症患者希望康复,可他也觉得,有神经症比没有神经症更安全,更能得到好的对待。他害怕成功的治疗会使自己陷入无边的困境之中。他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面对未知。但是,最终,随着治疗的进展,随着他发展了更多的自我支持领域,患者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作业。
这项作业的其中一点是根据意识疗法的系统应用对疗程进行评估。每一种疗法都需要评估。有些患者会记得疗程中的一些有趣事件,有些会对疗程做出反应,如高兴、怨恨、沉思或沮丧等,还有一些患者一旦离开诊室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按照我们的整个方法,我们要求患者做的是,想象自己回到了诊室。他会经历什么?他能轻而易举地评估整个疗程吗?他能找到空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是否能意识到这些空白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是否感觉到有什么他无法触及的令他不安的东西?他是否向治疗师表达了所有他想表达的东西?此时的他能够做到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吗?他能意识到自己避免和干扰了整个表达的哪个方面吗?换句话说,他是否全心参与了自己的情绪、动作、感觉、想象或言语?他说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吗?他感受的是自己所说的那样吗?
我所给出的例子和我所概述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相当平凡,相当无趣,与正统分析中的考古探险完全相反。在考古探险中,头一天可能会发现阉割情结,第二天可能会发现恋母情结,第三天可能会回忆原始场景中所有的创伤性事件。但事实上,格式塔疗法的每一次治疗,无论其主题多么平凡,其情感负荷都是极高的。如果(像我所假设的那样)情感是激发所有行动的基本力量,那么,它必定存在于每一种生活情境之中。现代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最强烈的情感反应之外,他对一切都已经麻木了,麻木到失去了感受能力,麻木到无法自由选择,无法采取相关的行动。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愚蠢琐碎,也不费时费力。由于治疗的目的是给患者提供一个工具(自我支持),用它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有效地处理每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一次打开一扇门,一次剥下一层洋葱。每一层都是神经官能症的一部分。当它得到治疗时,便会改变问题;当问题改变时,细节也会改变。由于患者的自我支持在每一次治疗中都有所增加,因此,下一步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译自弗烈兹·珀尔斯的《格式塔治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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