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此时此地疗法
[德]弗烈兹·珀尔斯
正统心理治疗的重点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神经症患者是曾经有过问题的人,而心理疗法的目标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观点始终贯穿着记忆疗法的整套方案,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与神经症和神经症患者有关的一切是截然相反的。根据格式塔的观点,神经症患者不仅仅是曾经有过问题的人,而且,也是此时此地依旧有着问题的人。尽管他现在的行为可能与过去的经历有关,但是,他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与现有的行为方式有关。他在困难面前无计可施。除非他学会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否则,将来也会一筹莫展。
因此,治疗的目的必须是给患者提供解决当前问题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的方法。这个工具是自助性的,患者可以通过现有的手段处理自身的问题,从而实现自助这一功能。如果他能在每时每刻真正意识到自己及其在任何层面上的行为(如幻想、言语或身体等),他就能找出困难及其源头,就能帮助自己立刻找到解决方案。而且,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会使下一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增加他的自立能力。
如果治疗成功,患者就会处理好遗留问题的后遗症,因为这些后遗症必定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制造麻烦,如精神分裂、神经质和幻想等。然而,正是这些后遗症阻碍了患者对当前问题的解决。
根据公认的定义,所谓神经症病患者,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因生活中的困难而变得狼狈不堪。此外,根据我们的定义,神经症患者长期处于自我矛盾之中,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因此,不能正确区分自我和外部世界),缺乏独立性,心理失去失衡,而且,为了取得平衡,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往往会南辕北辙。
在这个大的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神经症患者很难融入现实中来,这是因为过去遗留的问题妨碍了他。他的问题就在于“此时此地”,然而,他常常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当前问题的解决中来。治疗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学会活在当下,而治疗过程必须成为其完成未竟之事的首次实践。因此,格式塔疗法是一种“此时此地”疗法。在治疗过程中,要求患者把精力全都集中在“此时此地”的事情上来。
格式塔疗法是一种经验疗法,而不是语言疗法或解释疗法。我们要求患者不要谈论过去的创伤和遗留问题,而是要在“此时此地”重新体验这些问题和创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仍是未完成的情结。如果患者要彻底解决过去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在此时此地进行解决,因为,他必须认识到,如果过去的问题真的已经过去了,便不会成为问题,当然,也不会再次出现了。
此外,作为一种经验疗法,格式塔疗法要求患者尽可能多地体验自己,尽可能充分地体验此时此地的自己。我们要求患者像感受自己的思想一样去感受自己的手势、呼吸、情绪、声音和面部表情。我们知道,他越能意识到自己,就越能了解自我是什么。当他体验到阻止其体验现在的方式(干扰自己的方式)时,他将开始体验被干扰了的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会根据其从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东西进行调整。至于治疗师的作用,我们将在别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讨论。在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治疗师要对患者的外部表现非常敏感,这样,患者的意识才能随着治疗师的意识得到提高。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要求患者记住一句话,那就是“我现在觉察到了”。这句话不光要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还要深入到血液中。“现在”二字让我们活在当下,并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现在”,或者说,除了“当下”,任何体验都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体验。一旦使用了“现在”二字,患者将很容易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现在时态”,并且,根据现象学理论提供过去经历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对于“实现完形、消化记忆和恢复机体平衡”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句中的“我”增强了患者对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责任感。“现在”是他存在的标志,让他意识到,他的所有经历都是其当前存在的一部分,也是成就其未来的一部分。他很快就会明白,每一个新的“现在”都与前一个不同。
句中的“觉察”二字让患者感受到了自己的能力、才能及其在感觉、运动和智力方面的天赋。“觉察”不是有意识的(因为意识纯粹是精神上的),它是通过头脑和语言筛选后的经验。“觉察”还提供了意识以外的一些东西。根据患者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尚未发展或已经失去的东西,“觉察”为治疗师和患者提供了患者现有能力的最好画面。因为觉察总是发生在当下,它为行动带来了可能。常规和习惯都是业已形成的东西,任何改变它们的需要都要求其重新成为观察的焦点,而仅仅改变它们的想法就包含着对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没有觉察,就无法认识选择的意义。“觉察、接触和当下”只是“自我实现”这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正是在“此时此地”,我们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选择,从微小的病理判断(这支铅笔够直吗?)到终生事业的选择或业余爱好的选择,无不如此。
这种“现在我觉察到了”的此时此地疗法是如何起作用的?让我们以一个神经症患者为例。他未完成的情结就是对死去母亲的无休止的哀悼。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患者总是幻想着他的母亲还活着,还在身边,还用那些过时的方法指导着他的生活。如果他想自立,想完全参与当下,就必须放弃这种指导,必须与他的母亲彻底话别。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走向病榻,面对生离死别。他必须把过去的想法转化为现在的行动,就像此时就是彼时一样。因此,仅仅把当时的情景复述一遍是不够的,必须重新体验一番。他必须经历和吸收被打断的感情,这些感情大多是极度悲伤的,但其中也可能包含着胜利、内疚或其他成分。仅仅回忆过去的事情是不够的,必须回到当时的情景中去。就像谈论自己是对体验自己的一种抵抗一样,对经历的记忆(简单地谈论它)只能使其作为过去的沉积物而被孤立起来。这一点就像庞贝古城的废墟一样,你可以对其进行巧妙的重建,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其充满生机。神经症患者的记忆不仅仅是我们称之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人类行为考古学家的猎场,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情结,还有生命,但是,其生命的进程却被打断了,正等待着同化和整合,而这个同化的过程必须在此时此刻完成。
精神分析学家凭借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可能会向患者解释道:“你仍然没有把你的母亲放下,因为你对她的去世感到内疚。你小时候曾经盼着她死,后来,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如今,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又觉得是你害了妈妈。”他的这番话可能有些道理。但是,这种象征性的或理性的解释并不能影响患者的感受,因为这些感受并不是他负罪感的结果,而是在他母亲去世时他中断了这种负罪感的结果。如果当时他能让自己充分体验一下负疚感,那么,现在他就不会感到苦恼了。因此,在格式塔疗法中,我们要求患者像身临其境一般和他死去的母亲交谈。
由于神经症患者难以活在当下,难以体验当下,因此,也就很难接受此时此地疗法。他会用过去的回忆打断当下的体验,他会不断地谈论过去的回忆,仿佛它们真的已经成为过去。他发现联想比专注更容易,专注比自我体验更容易。无论是专注于肉体感觉还是幻想(尽管起初他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那未完成的情结总会使专注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他不再清楚自己需要的先后顺序,而是给予所有需要同等的价值。他就像斯蒂芬·利科克曾经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一样,“骑上马,漫无目的地四处飞奔”。
我们让他集中精力,并不是为了使他的生活变得更难。如果他打算充分参与当下,打算向有益的生活迈出第一步,就必须学会集中精力。
此外,专注方法(焦点觉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度(而非广度)治疗的工具。通过专注于每一种症状和每一个意识领域,患者将对自己和自己的症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他将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着什么,如何去体验。他还会意识到他在一个领域里的感受和行为是如何与在其他领域的感受和行为相关联的。
让我们暂且回到头痛这个经典的身心现象上来吧。患者经常把它列为最讨厌的症状之一。他们常常抱怨说,头痛特别烦人。现在,当他们前来就诊时,他们想用自己的症状来烦扰我。当然,他们的做法我并不反对。只是,我反过来也会烦扰他们一下,即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少吃阿司匹林。我要求他们通过体验来发现头痛是如何造成的。(恍然大悟是治愈头痛最好的药剂之一。)我要求他们首先找到疼痛的部位,然后带着紧张的情绪坐着或躺着。我要求他们专注于疼痛,而不是忙于如何处理。开始时,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紧张。大多数人会立即用解释、联想打断我,或者嘲笑我正在做的事情。因此,治疗师必须能够排除干扰继续工作,并把干扰变成动力。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着手解决头痛问题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整合工作。比如,治疗师常常要求患者忍受疼痛,而患者常常会说“这毫无意义”。如果他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那么,他就向前迈出了一小步。通过这小小的一步,我们已经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化为一种接触功能和自我表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要求患者做进一步说明。这将使他有机会说出内心深处的怀疑和猜忌,而这些正是阻碍他全面参与当下的未完成的情结。
但是,最终,患者将能忍受头痛,忍受具体部位带来的痛苦。这种忍耐使之有望与自我接触。如果他能忍受疼痛,就可能发现,自己的某些肌肉一直在收缩,或者说,他有一种麻木感。换言之,他发现疼痛与肌肉收缩有关。于是,我们要求他加剧肌肉收缩。结果,他会发现,他可以主动制造和加剧自己的痛苦。根据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结果,他可能会说:“这就和绷着脸哭一样。”治疗师可能会问:“你想哭吗?”如果要求他当着我们的面回答,他很可能会立刻大哭起来。“我不想哭,该死的!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显然,头痛干扰了哭泣的需要。很明显,他已经无须通过头疼来干扰自己的哭泣了。最好的情况是,患者可能失去哭泣的需要,因为如果能对此进行长期治疗的话,他也许能克服过去的干扰,而正是这些干扰导致了他现在哭泣的需要。然而,在到达这一阶段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进展。患者已经从部分卷入(头痛)转变为全部卷入(哭泣)。他已经把一种心身症状完全转变成了一种自我表现,因为在他短暂的绝望当中他完全彻底地卷入其中。因此,通过集中精力的办法,患者学会了如何充分参与(至少一次)当前的体验。与此同时,他也了解了自我干扰的过程以及自我干扰与全部经历之间的关系。他已经发现一种自我处理问题的手段。
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神经症患者是自我干扰者。心理治疗的所有流派都考虑到了这一事实。事实上,弗洛伊德就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才创立了他的治疗方法。在自我干扰的种种形式中,他选择了一种决定性的形式,即“潜意识压抑力”。他说:“不要干扰联想的自由流动。”但是,他也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是“困境的仆人”。因此,他说:“不要陷入困境。”恰恰是这两个禁忌干扰了患者对困境和走出困境的体验。这直接导致了患者敏感度降低,无法对“困境”乃至“过度补偿的厚颜无耻”的体验(最后一点更适用于接受里奇疗法的患者)。治疗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那些压抑的东西,而是压抑本身,是自我干扰的形式。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由内而外,只能由外而内。
治疗(通过整合分裂的人格重塑自我)必须使患者达到不再干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不再神经兮兮了。如何能在“不干扰患者自我干扰”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了弗洛伊德的“不要压抑潜意识”的戒律,而这本身就是对潜意识压抑的压抑,是对潜意识压抑这一过程的干扰。我们所要做的是观察和处理每一次干扰的方式,而不是对潜意识进行压抑(这就是弗洛伊德假设的干扰的原因)。如果我们处理了干扰本身,就是处理了直接的临床症状,处理了患者正在经历的体验。而且,我们处理的是表象本身。我们听到患者突然不说话了;我们注意到患者屏住了呼吸;我们看到患者握紧了拳头,好像要打人,或者摆动着双腿,仿佛要踢人;我们观察到患者如何通过移开视线来中断自己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无须猜测,无须解释。
他察觉到这些自我干扰了吗?这一定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吗?随着他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打扰的方式,他也就必然会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打扰的内容。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头痛的例子一样,患者正是在忍受干扰(头痛)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如何利用这种机制来干扰自己哭泣的。这个例子表明,患者通过专注于干扰本身(干扰的方式,而非干扰的原因)逐渐认识到他正在进行自我干扰,以及自我干扰的内容。他也变得能够化解自我干扰,去经历并完成未完成的体验。
内射、投射和回射的神经机制本身就是内射机制,通常是在外界干扰下发展起来的。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通过反复试错来学习,通过尽可能自由、连续地考察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来学习。
假设有一只小猫在练习爬树。它一点一点地试验着,企图保持身体平衡,测试自己的力量和敏捷程度。但是,猫妈妈不放心,坚持要小猫从树上下来。“小淘气,你会摔断脖子的。”它嘶吼道。这对小猫的成长快乐该有多么大的干扰啊!它甚至会干扰成长过程本身。但是,猫当然不会这么愚蠢,它们把安全问题交给了人类。
相反,像其他动物和明智的人类一样,猫把“促进外部力量转化为自我支持”看成养育后代的基本内容。刚刚出生的小猫既不能自己进食,也不会行走,更无法保护自己。为此,它需要猫妈妈的帮助。但是,它会通过天性和外部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人类而言,将外部力量转化为自我支持当然更为复杂。想想看,光给孩子换尿布、穿衣、做饭、选择职业、获取知识,是不是就已经让父母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通过教育学到的东西比通过本能学到的东西要多,因此,有关“正确程序”的直觉判断大都丧失了。结果,所谓的“正确程序”成了由世代相传、不断修正的复合想象建立起来的。它们对社会交往的诸多方面都起着支持作用,其中包括行为的方式和准则(伦理学)、导向手段(阅读、世界观)、审美标准(美学)和社会地位(态度)等。然而,由于这些程序通常不是以生物学为导向的,因此,它们常常会破坏我们生存的根本,并且,会导致退化。精神病史一再表明,对性欲的贬低倾向会导致神经官能症。但是,无论这些程序是反生物学的、反个性的,还是反社会的,它们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障碍。如果这些进程不受干扰的话,最终都会形成自我支持。
这样的干扰对培养下一代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孩子一天到晚耳边听到的都是“别动这个”“别干那个”之类的干扰声。要不,就是孩子一直在说“别烦我!”“让我一个人静静!”而这样的话又干扰了他干扰妈妈的愿望。他的退让也会受到干扰。比如,妈妈会说“你现在那儿别动,好好做作业,别胡思乱想”或者“饭没吃完,不能出去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遵循完全不加干涉的方针呢?像任何动物一样,年轻人必须体验这个世界,寻找机遇,扩大视野,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其加以限制,防止他对自己或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他必须学会应对干扰。
如果父母干扰孩子的成长,或溺爱孩子,妨碍其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过度保护,破坏其对现阶段自立能力的信心,那么,问题就真的来了。父母常常把孩子当成一种财产,或保存起来,或到处展示。在第二种情况下,父母往往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造成孩子心理早熟,而此时的孩子心理还没有那么强大,还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在第一种情况下,父母往往会阻止孩子成熟,剥夺其利用自己能力的机会。第一类孩子长大后可能会过于自信,第二类孩子则可能会依赖他人,但是,不管哪一类,都无法自立。
患者来找我们时,已经把父母的干扰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是内射。这类患者会对我们说,“男人不哭!”他们否认自身存在触犯他人的东西,即那些在童年时代被干扰的东西,这是投射。“该死的头痛!我为什么一定要受这个罪呢?”他们可能会拿父母认为不好的品质及其被干扰的表现与自己作对,这是回射。“我一定要控制自己。我不能哭!”他们可能已经被父母的干扰弄得焦头烂额,以至于完全失去了自我,忘记了自己的内在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外部手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结果就是合二为一。“别人一冲我喊,我就头疼。”
让患者集中精力,意识到此时此刻都有哪些干扰,都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使其实现真正的整合,消除其无休止的烦恼。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做回自己的机会,因为他们将开始体验自我。这将使他们能够对自己和他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评价,并使他们能够与世界进行有益的接触,因为他们将认识到这个世界究竟在哪里。理解的基本含义是看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对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认清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有益的接触。
(译自弗烈兹·珀尔斯的《格式塔治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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