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露头角的独立运动领导人
一九四七年香港成为逃亡的台湾人最安全的暂时避难所,英国法律对中共及国民政府有所限制。上海则仍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是在占领下,这占领,中国也有份。一些幸运的逃亡者,在香港有私人投资或银行存款,或能求助於已住在当地的亲友,而大多数的人却是贫穷的,他们必须在这拥挤的地区立刻找到工作,否则无法生存。
摩擦、口角、分裂、不合作丛生。我们曾经提过一些对台湾幻灭的台湾人倾向中共,不久便投奔中国大陆;其他的人则为国际干涉、自治或独立而奔走;另一些人不参与积极活动,但仍献出他们的所能,资助献身工作的人们。许多人默默庆幸生还,但随时准备再作冒险。
台湾人和中国人最大不同的特徵便是他们对台湾岛深厚的感情。当我战前执教台湾时,时常听到人们提起这一点,而这,现在又一再出现。我引用从香港来信中的一封,该信写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正是国民政府及中共最後交涉破裂之际:
现在国民政府与共党再度相互开火,一些报纸提及台湾的将来,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厌倦了三年多的暴政。
有些人说「台湾人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不能谈独立」,但是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可以说美国人是英国人(即台湾人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是「英国人」有相同的意味)。
我相信如果美国愿意援助中国,实应先把持台湾,如台湾人能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不但可以抵御共党,并可援助华南中国⋯⋯
现在我在香港,因为我不愿回到台湾看到那麽多不愉快的情形。但如我能对台湾做点事,我将尽力为之。
我期待不久的将来,你能帮台湾的忙,你的老学生们将在值得纪念的美丽宝岛上欢迎你。❶
有一段时期,香港是出入台湾、转往上海而至日本的重要一站,但当时英国政府鉴於中国大陆边界的不安定,并不允许中共、国民政府或台湾的组织在香港生根或滋事。
蒋氏知悉此事,企图危害流亡的台湾人,雇用人员在九龙、香港制造「事端」(有些严重到带有暴力性质)而嫁祸给台湾领导人物。经由官式交涉,蒋介石要求引渡一些着名的寻求国际干涉的人士。但英国政府并无任何行动。就在日本占领结束後,许多居留香港的台湾人移到日本,倡议「解放」台湾。
上海是倡议国际干涉者特别危险的地方。共党及国民政府双方均企图阻止台湾人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二二八发生之际,上海有数千台湾人,当暴动消息传到,即有数百人前往基隆,那些没去成的人,後来被迫加入共党或遭歼灭。
事变时,廖文奎恰巧在上海,廖文毅在台湾,这结束他们对於地方自治教育、改革、以及由联邦方式和中国重合的梦想。他们的生命是保全了,但他们的土地丢掉了,他们的家族陷於危境,他们又再度亡命海外。
三月中旬,廖文毅逃抵香港,呼吁香港台胞协助逃难而来的台湾人。八月他向魏德迈中将请愿,要求美国协助救援台湾,同时他的同夥并尝试与亲共台湾人合作而遭失败。共产党领袖坚持他们自己的条件:依以往的方法,台湾必须由共党来解放,他们绝不容忍乞求美国。他们只有趣於马克思主义。
一九四七年末,廖文奎在上海极力反对托管的建议,因为这等於表白台湾人无法管理自己,势将无限期延长达成地方自治之日,他解释,托管乃是殖民延长的新外貌。他仍然寄望蒋介石改良,使台湾由政治的负担变成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资产。他的观点及有关联邦地位的分析及大纲於一九四八年元月初发表於上海报刊,他愿意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有充分的自由按地理、经济环境去尽速发展,他建议一种省级宪法乃仿效美国的州法制度。
二二八事变的一周年前夕,廖文奎突遭逮捕,囚禁於吴淞警备总部,他被控参与及教唆事变、挑衅美国之干预及托管、并与共党合作。前二项之控告并非事实,第三项事实仅限於党代理及其同情者时常设法说服他与他们合作。
当他被捕的消息传开来,他的非共党同僚都逃至香港,住在他的弟弟廖文毅处。
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立即促请上海市长吴国桢注意,吴氏便劝警备总部释放已监禁百日的廖文奎。出狱之後他便前往香港。
八月之际,廖氏两兄弟派遣一群台湾年轻人至日本集会,并准备向外国政府及联合国上诉,下狱的经验使廖文奎博士体会到对蒋介石上诉是无益的。在日本的一群,经人指引,利用发行传单、日报,以引起大众的了解,影响舆论,并公开游行以推进下列的主张:
一、台湾应如韩国受同等待遇,台湾人应给予美援以达成独立。
二、联合国应调查一九四五年後的虐政及凌虐台湾人的真象。
三、台湾人乃一混合民族,与附近国家无政治关系。
四、经日据五十年後,台湾应在和平会谈上有代表权,台湾不应该被当做一个不动产来处理,而全不顾到台湾人的利益。
基本的论点是简单的:台湾属台湾人所有。一八九五年满清无权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被当做牺牲品来挽救满清,现在又为蒋介石利益而牺牲。
台湾人并非纯中国人而是一种混合民族,此一论调为海外台湾人所共有,使在台北的国民政府甚为震怒,有人怀疑并非所有台湾人都喜欢此种论调。
虽然国民政府的领袖心里头可能认为台湾人乃「低级民族」,但在向外宣传中都强调台湾人在血统、语言及社会组织上都是中国人,他们同属汉族,但台湾人现在称他们有印尼、马来、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的血统,实在不可思议而无效果。台北政府仅承认一些马来、印尼系的高山族——约十五万人,对於这些原始的少数民族,大陆人正在教化他们。
为证明台湾人之身份,流亡的台湾人借用罗马拼音的闽南方言,以音译文字而不采用国民政府所采用之制度。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他们在追求共同理想的过程中极难除去分裂及个人的偏见。中国当时极其混乱,无人可以预知将来,所以不知如何去应付恶言攻讦以致党派林立。外国记者开始向美国大众做一些不利的报导。亲蒋报纸欢欣地利用此弱点。
一九四八年仲夏,廖氏兄弟进一步组织「台湾再解放同盟」,并於九月呈送第一次请愿书至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干涉台湾地位问题,成立临时托管政府,进而伺机准备独立。自此,他们与左派合作之企图乃告结束。
同盟里,廖文毅与谢雪红派系倾轧,意见相左,谢氏坚持只有中共能够并应该救援台湾。一位台湾人来信道:「因为两派互相辱骂,同盟逐步瓦解,全部人员离开香港。」当国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五月败退,全世界瞩目於老蒋下台之际,廖文奎发表一篇长论预测在台湾之中国军队有叛变之可能,他说为防止内战殃及台湾,美国必须派军镇压国民党军,同时遏阻共党渡过海峡;台湾自卫队必须建立,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并代表联合国采取行动。
他对美驻联合国代表吉赛普博士保证,台湾如同爱尔兰人争取独立一般随时准备为自由而战,但他希望达成台湾自治之日不必经过多年。
廖文毅飞往马尼拉徵求当地领袖之支持,他相信他们深切关心台湾的命运。不久一连串之文章即在马尼拉之报纸刊出。
十月十四日,驻东京的菲律宾大使(同时也是驻韩代表,亚非利加(Bernarbe Africa)博士)建议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他说:
人民附属於土地而为财产之一部分的说法已成过去,今日的人民更重要於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所以把台湾如私人财产般由一个国家转给另一国家是不公平的。
当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吸引国际视听之努力节节成功之际,共党痛骂他们的努力和措施;国民政府方面短期内则采取「怀柔」的路线。
他们呼吁独立运动领袖回台湾就职於政府机关,那时正是一九四七年蒋军抱头鼠窜,而吴国桢和孙立人之「改革」运动行将公诸於世的时候。
十二月,流亡东京的台湾人发表给联军最高统帅的长达十七页的请愿书,要求联军直接占领台湾,以等待在国际监督之下,举行公民投票。
这件事给予联军统帅十分的困惑,但因其系来自非官方团体,压力不重,但从东京独立运动总部发给世界各地的信函——给联合国的赖依(Trygve Lie)、尼赫鲁、饶麦内格(Benegal Rau)爵士、罗慕洛(Carlos Romulo)、艾奇逊、马歇尔将军、塔虎脱参议员及其他许多人,使联军统帅感到更为难堪。信中要求正式否认开罗宣言之承诺,要求应用大西洋宪章的条款;要求阻止蒋介石在台湾报复性的捕捉批评者,而这些人恰巧是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人。他们主张举行公民投票,并应给台湾人有下列选择的自由:
⑴维持现状,⑵以非暴力手段与中共联合,⑶联合国托管,进而导致独立。
廖文奎说:「我们将服从多数,但胜利後来台的中国人不准投票。」我於一九五〇年在香港收到他死前最後的一封信,信内说:
乔治:关於台湾问题,解决办法应是文胜於武。我看不出有使各方关系的人感觉满意的解决方策——不只台湾人及中国人,并包括附近的民主国家的人民,像菲律宾人、韩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及有意成为民主人士的日本人。我相信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韩国人等了三十五年,我们不必等那麽久⋯⋯
- 1949年4月间致Kerr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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