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
苏格拉底：这是大实话。朋友，总之我们得到的结论还和以前一样，只看我们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不光是要活着，还要活得好，这是必须考虑的最重要一点。
克里同：是要坚持这一点。
苏格拉底：活得好和活得正当是一致的，我们坚持不坚持这一点？
克里同：坚持这一点。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就是说，雅典人判我有罪，我却企图逃走，到底正确不正确？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就可设法走掉；如果这是错误的，我们干脆打消这个念头。[2] 以上节选自苏格拉底与其好友克里同的殉道之辩，就是在这一串连续提问中，苏格拉底说服了劝他越狱逃走的克里同，使其认识到慷慨赴死的合理性。苏格拉底的漫长，正是他三段论的演绎逻辑：
生存最重要的一点是活得好活得好和活得正当一致逃走就活得不正当了，也就不能活得好——所以我必须去死对于一位忠于真理的哲人来说，生死都可以在中自行裁决，这就是逻辑的强大力量。
逻辑、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是著名逻辑学家约翰·范本特姆（Johan van Benthem）的研究方向。他指出：逻辑研究抽象的推理模式，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自然语言推理。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在专业访谈中，虽然无法像苏格拉底那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作为提问者，却要在与受访者的交流中，注意自然语言间的逻辑推理，否则非常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议。
“到底在多长的时间内重建国家保健体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就这个问题与记者陷入无谓争议的泥潭。
记者：你说“劳动党政府5年内，将重建国家保健体制”。
布莱尔：我们在待解决的事情清单上做了具体的决议。我们说过我们要根据所需，进行良好的国家保健服务的重建。结果我们也确实增加了医生和17000名护士。
记者：但是你说过“劳动党政府5年内将重建国家保健服务”，你当时是低估了这项任务吗？
布莱尔：我认为我们没有低估这项任务。
记者：那为什么说5年内就能做好呢？
布莱尔：我们没有那样说。
记者：你说过将在5年内重建国家保健服务体制。
布莱尔：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在第一任期内做所有的事情。
记者：那你为什么那么说？
布莱尔：如果你看一下全文，我们说得很清楚……记者：在宣言里面。
布莱尔：在宣言里面。我们做了具体的决议，我们要减少清单上的待解决事情。我们已经达成了决议，但是很显然我们必须……很显然我们不能一夜之间完成一切。当然这需要时间。
记者：那么当时那么说就是错误的了？
布莱尔：不是。我们确实必须要重建国家保健服务体制。我们现在也正在做。[3] 是记者没有认真读过宣言，为了制造热点掩耳盗铃，还是布莱尔模糊处理既有言论，逃避责任？
记者和布莱尔到底谁在偷换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双方就直接进入了诡辩的旋涡。提问者应该在倾听中保持高度警惕，准确识别逻辑错误。一些常见的推理错误，如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循环论证、回避或忽视问题的推理，这些对于倾听者来说都是一种欺骗，倾听者应该仔细识别这些错误的推理。[4] 1999年1月，山西省绛县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确定为第三个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仅仅过了一年，人们便从媒体上获悉，绛县已建成142个科技示范区，2687个科技示范点。[5]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于2001年4月7日播出的《绛县的经验》节目却为观众揭穿了繁荣假象。
记者针对当时绛县极力宣传的成功项目——无籽西瓜，采访了一位绛县农业科技示范工作的负责人，他也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
记者：您告诉我一个确切的数字，全绛县种了多少亩的无籽西瓜？
副县长：5300亩，比较成功的是3700亩。
记者：比较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副县长：成功标准就是老百姓的收入。
记者：收入怎么衡量呢？
副县长：去年好的卖两千五六，单亩收入2500块钱。
记者：普遍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副县长：普遍是1500元左右，成功的是1500左右。
记者首先就询问确切数字，得到了副县长对种植范围和普遍收入斩钉截铁的回答。
“我们在这个无籽西瓜丰收的乡里采访了二十几位村民，多数人反映每亩收入仅在三四百元左右，有的没有收入。这不仅和县里的统计差别极大，与乡里的说法也有很大出入。”那些看起来像是随机应变产生的追踪问题，实际上常常是事先分析的结果。[6] 记者事先分析了采访得知的村民实际收入，与副县长提供的统计数据相差甚远，于是再次副县长农民收入问题。
记者：关于农民收入的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副县长：这个数字我们下去以后一家一户走，问你卖了多少钱，他卖了多少钱。有的笑得跟花一样，有的很满意：还不错！
差不多！明年继续干！
记者：这样的户多吗？
副县长：十个人种西瓜八个人挣了钱了，一般不向外张扬。
记者：为什么不张扬？
副县长：一个是收入一两千块钱有啥张扬的。如果收入十万、八万，老百姓还有点儿小思想，真正有两户不好，他就吵得特欢：政府让我咋了咋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副县长告知记者，农民收入的数据靠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得来。但是一旦被问及“这样的户多吗”，副县长给出的数字开始模糊起来，引得刨根问底的记者再次发问。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地告诉我这个统计是怎么做出来的？
副县长：因为总共我们是八个乡镇就是几十个村子，而且面积就三千多亩，我们有包乡镇的干部，有包项目的领导，没有准确到像测量小麦产量那样，因为也没有必要把它弄那么准确；农业动态，只要把整个动态了解清楚，以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指导农业工作。
问起统计的具体操作，副县长打起了太极，开始强调精确统计的繁重和不必要，引发记者的又一轮质疑。而这次，副县长的回答开始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之前挨家挨户的认真调查到这里变成了“基本上统计情况都能弄出来”。
记者：不经过精确的统计，怎么能够知道种得好的有多少，种得不好的有多少？
副县长：因为我们熟悉农村工作的，基本上统计情况都能弄出来。像你吧，你肯定弄不出来，你就要靠一家一户统计，走访调查。
记者：您觉得通过这几种统计方法统计出来的数字可信、可靠吗？
副县长：比较可靠。
绛县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支撑来自农户收益的“确切”数字，而在记者的连环下，副县长用自己“比较可靠”的统计推翻了最主要的论据，进而推翻了自己的论点。
质疑式提问在逻辑论证中带领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真相，不仅由具体的数据和事实组成，更有历史深处迷雾一般的内幕。
在大英帝国的扩张时期，大量的海外文物被搜罗至大英博物馆，其中又以埃及、希腊和中国的最多。2001年，我采访了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馆长罗伯茨·诺茨（Roberts Knotts）。
针对海外文物，我向罗伯茨馆长展开了多轮提问。访谈中双方的机锋和攻防不断转换，就像是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
在这场“击剑比赛”的开端，我以不带褒贬却又暗藏深意的问题开始。
杨澜：博物馆是从什么时候起大量收集中国文物的呢？
罗伯茨：我想是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比较积极地收集。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主要是瓷器，我们有很大的贸易，人们对瓷器有偏爱。
罗伯茨接下了这一番出击，强调英国偏爱瓷器，并且以正当贸易方式收集。而我的关注点一转，落在了带走中国大批文物，给中国文物界造成永久伤害的考古学家亚伦·斯泰因爵士身上。
杨澜：那亚伦·斯泰因爵士呢？他从敦煌带走了成千上万件文物。
罗伯茨：亚伦·斯泰因是个伟大的考古学家，有着很重要的学术地位，举足轻重。在印度北部，他受到人们的尊重。
杨澜：不过在中国人眼里不是这样。
罗伯茨：是的。但在同辈学者当中，他有很高声望，也有不少重要学术著作。他曾在印度、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工作，当然也去过中国和中亚。请记住，中国的艺术对人们有很大吸引力，你们不可能独享。中国人应当记住，其他人也深爱中国艺术，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我们的。
罗伯茨极力强调亚伦·斯泰因的学术成就，并且声明中国的艺术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但罗伯茨绕开了文物流失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痛，不提及空空的敦煌墙壁，还强调大英博物馆并非中国文物的唯一国外收藏者：“当中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发生战乱时，文物流失并散布到欧洲各地，最终进入博物馆。比如美国在近100年里，就迅速收集了许多文物。”
我与罗伯茨都肯定了中国艺术的国际性，但是对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的归属问题，看法显然不一致。于是，我聊起联合国公约，进一步大英博物馆对非法获取的外国文物的立场。这时，罗伯茨给出了大英博物馆的明确态度。
杨澜：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公约，认为所有被非法从其所属国拿走的财产和文物都应当被归还。因此后来希腊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这些文物，特别是帕台农神庙里的。大英博物馆对此的立场是什么？
罗伯茨：大英博物馆对此立场很明确。它们在法律上实际上是我们的财产。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财产。
杨澜：只是因为这是年代久远的事吗？
罗伯茨：是的，年代久远，而且我们能证明，这些文物在法律上属于我们，这毫无疑问。大英博物馆不打算把它们交回去。
提问中我的逻辑是：中国文物是被盗抢的，按照联合国公约，大英博物馆应该归还中国。
馆长的逻辑也一样明晰：中国文物是我们搜集的，我们有合法的证据，因年代久远，我们不会归还中国文物。
对话中无法交集的两套逻辑，折射出历史深层的积尘。正因为它的复杂和模糊，才更能撩拨起观众探究的愿望。也许，这就是继续追问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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