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魔在人间：华尔街的风云传奇

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格林斯潘和以往一样盲目地相信空想。萨默斯则因想要被人看做成功人士而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人士意味着毫无批判地接受现代金融的复杂性。至于鲁宾则是被自己的骄傲自大蒙蔽了。

1999年2月，《时代》杂志封面上出现了格林斯潘、鲁宾和拉里·萨默斯的照片。格林斯潘是当时美国，甚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财政部长鲁宾和他的副手萨默斯也同样非常著名。5个月后，萨默斯取代鲁宾出任财政部长。杂志封面上，格林斯潘站在中间并且靠前的位置，微笑的鲁宾和严肃的萨默斯分别站在两边。三人看起来都很自信、很伟大。当然，他们可被称道的行为确实很多。自从1995年1月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以来，三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

第一次是1994年墨西哥危机。这次危机让墨西哥的债权人承担了违约的国家债务，并动摇了全球经济。在连续数周昼夜不停地努力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决定让外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给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该贷款由美国政府担保，美国从而避开了这次危机。不久，俄罗斯（拖欠还款）、亚洲、拉丁美洲爆发了全面危机，还有埃及、南非和乌克兰的准危机等等。每次危机出现时，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都能帮忙控制危机并防止其影响美国经济。同样在1998年秋，大型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的时候，他们也作出了同样的努力。一次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这样的事件本足以摧垮华尔街，因为华尔街大型公司作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贷款者和交易对方，会因其倒闭而负债几百亿美元。

“深夜电话中、马拉松会议上、吃点心喝茶时，这三人……都在努力预防经济恐慌带来的灾难。”《时代》杂志写道，“他们努力避免一个又一个的公司破产带来的影响，并且努力让经济政策免遭政治干预，他们维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让投资者兴奋地享受着经济增长过程带来的好处。”听到这样的描述之后，谁不会自满呢？《时代》杂志称他们为“拯救世界委员会”。

然而，《时代》杂志的报道略过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些危机会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拯救世界委员会”的回答和封面上的照片一样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他们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信任市场作用的商业模式是全新的。而且，这些发展中国家很不一样，因为美国有高效的市场经济。“泰国银行家给自己的姐夫10万美元，这明显不符合规矩，从而使整个体制出现危机。”《时代》杂志报道的作者乔舒亚·库珀·拉莫这样总结“拯救世界委员会”的看法。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并未挫伤这三人对市场发展模式的热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完全依靠现代金融工具，其中主要有衍生品、风险模型和债务。它的杠杆借贷比率为250∶1。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上的1美元所对应的公司贷款为250美元。公司衍生品账目上的名义价值超过1.25万亿美元，并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交易基本上都是衍生品交易，这使公司债台高筑。衍生品不要求准备金数额。衍生品交易可以完全建立在贷款的基础上，而且，在隐秘的对冲基金掩盖下的衍生品产品头寸，甚至是那些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头寸，都没有被要求公开。

然而，当被问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时，格林斯潘只提到这是现代化的代价。他告诉拉莫，增长过快的市场带来“更多的错误”，可他没有指明是什么错误。拉莫解释了格林斯潘的话，接着说：“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使得交易中一个简单的按键操作也会直接带来几十亿美元财富的损失。”很明显，衍生品交易合同数量惊人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让格林斯潘晚上睡得不安心，1999年初衍生品的名义价值就已经达到50万亿美元。格林斯潘很喜欢衍生品，更希望这些衍生品不受到管制。国会的一位助手后来说，格林斯潘对衍生品市场的态度近似于“欧洲人看待新世界的方式。新世界拥有未开发的市场，一个诱人的、未被管制的、自由的市场”。萨默斯的看法也与此相似。

但是，鲁宾的想法不一样。衍生品交易的剧增让鲁宾感到焦虑。在担任高盛的交易员和高管期间，他看到衍生品交易不断增加并可能最终失去控制。他知道如果事情出错的话，很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我认为衍生品和高额借贷都能引发问题。”鲁宾在1993年的回忆录《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中写道。然而，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快要倒闭的时候，他和其他委员会成员站在一边，使出全力阻止政府中的任何人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前市场上的衍生品。

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格林斯潘和以往一样盲目地相信空想。萨默斯则因想要被人看做成功人士而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人士意味着毫无批判地接受现代金融的复杂性。至于鲁宾则是被自己的骄傲自大蒙蔽了。

1966年，鲁宾已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两年，他加入了高盛。那年，高盛并不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华尔街巨头，甚至连个大公司都算不上。尽管现在公司的历史已有百年之久，高盛在这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奋斗成为精英公司。在大萧条期间，冲动的资深合伙人瓦迪尔·卡钦斯几乎毁了公司，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毁灭性投资，这让公司在接下来的20年间损失惨重。根据查尔斯·埃利斯所著的讲述高盛历史的《高盛帝国》（The Partnership）^①所讲的，公司摆脱这次危机首先是得力于萨克斯家族（Sachs family）的宽容，该家族承担了这20年间的所有损失，而另一位机智的资深合伙人西德尼·温伯格也为拯救公司付出了很多。这位资深合伙人在1907年加入高盛时只担任管理员，瓦迪尔·卡钦斯被免职后他接手了公司，并一直在位直到1969年过世。

温伯格是一位华尔街巨人，媒体称他为“华尔街先生”。他将公司客户与高盛投资银行家之间的关系看得至高无上。在多数情况下，高盛投资银行家就是温伯格他自己。1956年，温伯格已经65岁，那时福特公司上市，他担任该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这也使高盛成为华尔街上的顶级公司。

接替温伯格的资深合伙人名为格斯·利维。利维严肃、实事求是，他几乎是从头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公司的交易部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利维成为了风险套利的创始人之一，公司也拥有了华尔街上顶级的套利交易室。

在公司的现代史上，高盛主要培育了两种文化，一种是以温伯格为代表的文雅的投资银行文化，另一种是以利维为代表的混乱的交易文化。在很多方面，这两位代表人物都极其不同。利维是23岁加入高盛的大学辍学生，尽管在很多方面他与温伯格不同，但在公司运营方面，他和温伯格的想法完全一致。不管是银行家还是交易员，高盛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努力地认真工作，他们从不享受名车靓服，只是完完全全地投入到工作中。作为高盛人，他们也许比华尔街上的同行要聪明一些，但是不会因此张扬。高盛里的同事也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高盛人不会吹嘘学校里的事迹，只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但是这种骄傲必须是安静低调的。高盛的资深管理者没有带私人浴室的殿堂般的办公室。地毯和家具甚至显得有些寒酸。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公司办公楼几乎没有任何标志，仅仅有一个招牌显示这是高盛的总部。

最重要的是，利维赞成温伯格终生的信念，即客户对公司最重要。公司不鼓励任何表面看上去像是在和客户起冲突的事情，甚至对此明文禁止。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像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和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这样的公司企图收购别的公司时，高盛拒绝为他们提出建议，即便他们愿意支付高额费用。高盛认为，恶意的收购行为并不利于企业客户。1976年利维过世。几年后，他的接任者约翰·怀特黑德写下了14条高盛经营准则。第一条是“客户利益至上”。

利维是鲁宾的指导者。鲁宾在高盛的第一个岗位是风险套利交易室，他发现这项工作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利维也看到了这点，他郑重地鼓励鲁宾，并将他引见给高盛其他的合伙人。5年后，鲁宾被任命为公司的合伙人。

鲁宾拥有罕见的本事：他得到了高盛历史上最快速的晋升，并且没有因此引起任何嫉妒或敌对情绪。上司、同僚、下属都非常敬佩他。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出骄傲自满的影子。会议中，甚至是那些重要合伙人参加的会议，鲁宾也特别注意让年轻职员发表观点，并且重视发言中的每一个字。他让上司相信自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同事们则被他不可思议的冷静所吸引。当问题出现而问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回答说，“你是怎么想的？”

“没有人比鲁宾更谦虚，”一位钦佩鲁宾的前同事说，“‘纯属个人意见’这句话他每天要说十几次。”鲁宾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忠诚感。

同时，他也不负众望。1981年，高盛收购杰润（J. Aron），该公司管理层中有一位名为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高管，他现在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鲁宾负责监督这次收购，在他的帮助下，该公司迅速开拓了一条带来巨额利润的道路。他推动高盛进行期权交易，高盛此前一直回避该种交易。鲁宾还聘请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著名的毕苏期权定价模型的发明者之一。高盛的期权交易也迅速开始获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鲁宾担任固定收益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将固定收益部门从二线玩家变成了能和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等债券大本营相比拟的竞争者。截至1990年，他成为了公司的高管之一。（公司的高管还有史蒂夫·弗里德曼，他同样也是固定收益部门的负责人。）1993年，鲁宾离开高盛加入克林顿政府时，高盛是让整个华尔街羡慕的对象。鲁宾是这个最受钦佩的公司中最受钦佩的人。他加入克林顿政府，首先担任了两年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然后出任财政部部长。

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一年半后，即1996年8月的时候，克林顿任命布鲁克斯利·波恩律师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波恩在华盛顿法律圈中很有名。她是阿诺德—波特公司（Arnold ＆ Porter）的长期合伙人，通常处理监管和金融服务问题。波恩同时活跃于国家法律界，是国家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理事，乔治敦大学法学院和天主教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在克林顿出任总统后，有传闻说她是总检察长候选人之一。

作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学习法律的女性，波恩遭受了厄运的打击。她是第一位担任《斯坦福法律评论》的女性主编，但是那时一位学院院长告诉她，“如果她有丝毫的犹豫，该学院随时准备接手这个法律评论”，这是她后来对《华盛顿邮报》的描述。波恩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尽管有如此优异的成绩，学校还是拒绝将她推荐到最高法院实习。波恩想办法得到了和波特·斯图尔特法官一起喝茶交谈的机会，但是波特·斯图尔特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他不接受女性助理律师。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练就了她钢铁般的意志。尽管平时很有礼貌、热情、有学生气质，但是牵扯到自己在意的事情，她的态度就会变得很强硬。她充满自信地接任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这个新职位。

上任后不久，她将工作重心放到了衍生品交易上。自从温迪·格拉姆规定衍生品不属于期货以来，这些年衍生品交易呈现爆炸式增长。日本商品交易商住友（Sumitomo）被发现使用场外交易衍生工具来垄断铜市场。人们依旧清晰地记得宝洁公司和奥兰治县事件。上任后不久，波恩开始听到一些传言，说众多公司正使用掉期交易来更改每季度的财务报表。

波恩深入地调查了解了这个问题，并开始怀疑格拉姆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否仍适用于当前的情况。毕竟，格拉姆的规定只适用于经验丰富的衍生品交易商。而事实上，掉期交易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很多掉期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并且在使用成形的合同语言。于是波恩想到，如果衍生品一步一步实现标准化，那它们的交易是否应在交易所进行？它们是否应被划分为期货？难道它们不应受到管制吗？

虽然住友的市场操纵案例在波恩上任前被曝光，但在她的监管下，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高额的罚款。这次经历让她明白，“我们努力地去规范任何快速增长的市场来预防市场操纵和欺诈，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市场”。她之后说，“没有在案的记录，也没有上报的要求，这块市场是完全不透明的。”

波恩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说明她在政治上很天真。她的机构中工作人员不到600人。她既没有权力基础也没有政治技巧来左右国会和其他的监管者。波恩只知道衍生品市场非常庞大，而且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危机事件，这也意味着类似的事件很可能在将来发生。但是，政府中没有人清楚这块市场。波恩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开始称衍生品为“地毯下的河马”，意为“隐藏的危机”。

任职一年后，波恩聘用华盛顿顶级诉讼律师迈克尔·格林伯格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交易与市场部门的主管，让他作为自己主要的副手之一。这件事也说明了波恩对于政治非常不敏感，因为格林伯格从来没有接触过商品交易，他在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美国农业委员会中也没有结识同盟。波恩和格林伯格是在一个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共事而互相认识的。但他绝非泛泛之辈。格林伯格在事业生涯中处理了几起非常复杂的诉讼案，并在最高法院为不少诉讼案辩护过。和新上司一样，必要时他的态度也非常强硬。格林伯格后来说，正因为自己不是商品交易行业出身，所以在这个职位上他比别人更占有优势。“因为我并不依赖于期货行业，所以我也不在意期货行业的人怎么看我。”在进入委员会后不久，格林伯格与波恩进行了一次会谈。“我记得她当时告诉我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是我的工作重心首先要放在场外交易衍生品上。”他说道。

工作就从这里展开了。

鲁宾对于衍生品的担忧并不是进入政府工作后才开始的，在高盛的固定收益交易室时他就已经察觉出了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进行衍生品交易，毕竟他当时进行期权交易，这也是衍生品的一种，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不知道衍生品作为规避风险工具的价值。然而，他总是抱有一种合理的恐惧，因为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危机中过大的杠杆作用和交易对方的结合是一股巨大的摧毁性力量。

“20世纪80年代在高盛工作的鲁宾总是说，”一位前同事说，“‘我不清楚公司衍生品账目上的主要风险有多严重。’当上面是10亿美元时，交易员想要将它变成20亿美元。鲁宾虽不情愿但还是同意增加交易。当他离开高盛时，账目上有约100亿或120亿美元。但是，鲁宾对此总感到很担忧。”

鲁宾的担忧来自其亲身经历，即衍生品交易崩溃的实际经历，这是政府中的其他人没有体验验过的。该衍生品交易崩溃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利率突然发生了变化。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利率的变化，高盛的风险模型也没有预测到，这给债券和衍生品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利率的变化带来了极其罕见的市场环境，交易员们并没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处理问题的经验，因此债券的衍生品开始在相互的影响下向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鲁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弗里德曼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们不明白状况也不足为奇。但是，交易员也不明白产品的发展方向，这就让人担心了。每天去工作都忍不住想，‘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钱，但是最糟糕的情况就在眼前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自然而然就引出了另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他总结说：“这件事情反映出了人性的弱点，我们总是不够重视那些离得很遥远却很有破坏力的灾难。”

进入政府后，鲁宾发现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原因是他对衍生品交易没有太多的热情。大多数由他带入财政部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一提起衍生品就来劲。包括年轻秘书和助理在内的几位核心人士也非常赞同衍生品交易，这其中包括37岁的财政部奇才蒂莫西·盖特纳。萨默斯曾当面评价鲁宾对于衍生品的态度就像是一个网球选手在别人都用石墨球拍时自己却坚持用木质球拍。况且，还有格林斯潘在位，要知道他对衍生品的热情是无止境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衍生品大战期间，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几十位来自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官员都支持发行金融衍生品，并主张说政府最好站在一边，别阻挡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对于衍生品疑虑重重，但是鲁宾从没有公开说过任何与克林顿政府政策不一致的观点。

奇怪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响了第一枪。1997年1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议说由它监管的投资银行须将衍生品交易划分到独立的部门，并且各个银行自愿到委员会来注册。在这个提案的要求下，衍生品交易者则需要拿出准备金（比母公司的数额低。）并且交易者必须使用风险模型来评估衍生品账目上的风险程度（但是这些交易者可以使用公司内部的风险价值模型）。实际上，衍生品交易本身并没有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该提案被称为“经纪自营商计划”（Broker-Dealer Lite）。

当证券交易委员会将该计划公开面对公众评论时，格林伯格立刻起草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回应。该回应中说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提案引发了严重的“管辖权”问题，如果某个机构有权管理衍生品，那么这个机构将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波恩之后说到她并不关心谁管理衍生品，只要管好就行。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计划”基本是没有资格生效的。波恩让格林伯格起草了一份指导文件。这份33页长的文件被称为“概念函件”。该函件向市场参与者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放式问题，旨在重新检查机构对于衍生品的处理方式。这些问题中包括：掉期市场中的交易者是否应将头寸上报给政府？掉期交易是否应通过某个中央结算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是否应规定衍生品交易必须有一定的资本准备量？衍生品交易者是否应强制性地遵守某些内部控制标准？

1998年3月，“概念函件”完成。作为一名独立的监管者，波恩本可以直接发布该函件，接下来就看市场怎么反应了。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由于想要和其他的监管者取得合作，她把这份函件发给了所有的监管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如游说家、主要的国会议员、财政部，并期待他们的反馈。

反馈？不如说是反攻。“一天我走进波恩的办公室，”格林伯格说，“她正好挂上电话，面色苍白。她说，‘刚刚打电话的是萨默斯。’他在电话里冲波恩吼叫。”萨默斯告诉她，刚刚有一批银行家找到他并表明如果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坚持发布“概念函件”，他们将会把衍生品交易转移至伦敦进行。“萨默斯想要我们罢手。”格林伯格说。波恩接着说：“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衍生品交易者一点儿也不希望这块市场被监管。对于某些公司来说，衍生品交易为他们创造了40％的利润。”

一个月后，总统工作小组成员会面讨论了波恩的“概念函件”问题。总统工作小组包括四位监管者：美联储主席、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部长。但是，这次会面在华府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兴趣，所以实际上所有的监管者都到场了，包括萨默斯、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霍克、储蓄机构监理局局长埃伦·塞德曼、纽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这次会面气氛紧张。”一位在现场的人回忆道。那天是1998年4月21日。

很快，这次会议的目的变得显而易见，即劝说波恩并让她放弃监管。众多监管者还是老调重弹，不断地强调将衍生品划分为期货的危害性。然而，波恩则努力说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远不是要监管衍生品，该机构只是想要提出一些有用的问题并找到有用的答案。“格林斯潘认为甚至提出疑问都是危险的。”波恩回忆道。

鲁宾是什么态度呢？考虑到他一直对于衍生品的担忧，你可能会认为这次他应该是和波恩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鲁宾向一位助手询问过美国金融机构在韩国衍生品的交易量。“我们查不出来。”这位助手说。鲁宾惊愕了。但是，在这次会议中，鲁宾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大部分监管者一方。他对波恩观点的强烈反应确实发自内心。鲁宾因善于倾听而受到大家尊重，而这次他的反应十分强烈。对于那些习惯了他平常参加会议的态度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次会议他对波恩的威吓简直就不像他本人做出来的事。“那是一股加以克制的怒火，”格林伯格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回忆道，“我从来未见过他有那种反应，那是仅有的一次。”

会议快结束时，鲁宾向波恩粗鲁地说道，“我的法律顾问说你没有管辖权。”

“我们的观点则是我们拥有专属管辖权。”她回答道。

鲁宾：“能不能在发布这个‘概念函件’之前和我们的法律顾问谈谈呢？”

波恩：“当然没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鲁宾想要借此使“概念函件”事件销声匿迹。相反，这个机会让波恩重新获得希望。她毕竟是一流的律师，这次与美国法律总顾问的会谈将是直入主题并且富有成效。财政部的反应良好，它帮助波恩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只是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财政部律师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这时候，她钢铁般的一面出现了。在波恩的眼中，如果总顾问不屑于解释财政部的法律推理，她也没有任何必要推迟“概念函件”的发布。1998年5月7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了该函件。

这惹怒了总统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鲁宾、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联名向国会提交了一封信，要求国会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继续努力地征求各方意见。传言说波恩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态度尖锐而没法和“拯救世界委员会”那些令人敬畏的成员们共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波恩就“概念函件”在紧张的国会听证会上证言次数超过15次。情形非同一般：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听证会上，克林顿政府的多位监管者站成一排公开谴责政府的另一位监管者的行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在7月份一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声称衍生品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监管：“我认为货币监理署署长、专管银行的我们、监管其他机构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管制，并且在我看来，现有的这些监管非常合理、合适、和谐。”

这次听证会的召集人利奇针对霍克的发言，重申了波恩在她的证言中提到的观点，即立法议案“将会把管理衍生品市场的联邦法律权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专管银行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中没有一个是衍生品和市场管制的专家”。利奇接着说，“我想向霍克先生提问，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拥有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参与的背景吗？”

“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会说明他有27年进行金融监管和参与金融市场的经验。”霍克回答道。

利奇继续问道：“我想继续向您提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拥有金融市场参与的经验吗？

霍克说：“我相信他有。”

十多年之后，你依然可以听见他们这次会话中发出的轻笑声。

“概念函件”就这样没有任何进展了。在格林斯潘等人的劝说下，国会在农业法案中增加了一个条款来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六个月内进行任何干涉衍生品的行为，正好六个月后波恩的主席职位就到期了。

三个月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运营失常。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给华尔街带来的恐惧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俄罗斯的危机在同一时间段爆发，实际上俄罗斯危机引发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里的问题。市场动荡不安。8月下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下降了512点，这次下降的点数在历史上排名第四。在9月上旬的某一天，道指回升了近400点。很明显，大家非常害怕横扫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会危及美国。

金融危机没有危及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纽约储备银行将华尔街上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召集起来，要求它们想出一个救助方案。最后，14家公司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入资金接管了该公司。（只有贝尔斯登拒绝参与。）也就是说，这次阻止危机的其实是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规律。

华府和华尔街一样恐惧。衍生品潜在的巨大摧毁力已经慢慢显示出来。就这一点来看，所有的现代金融工具都显示出了缺陷，包括过高的杠杆率、风险概率分析模型、被隐藏的交易对方风险等等。当华尔街最终看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账目时，它震惊了：该公司的总交易对方敞口额为1290亿美元。在这次账目被披露之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贷款者知道的数额和这相比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1998年10月1日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人着急地询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是否预示着另一场储蓄贷款业危机。如果鲁宾想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解决他长期担忧的衍生品问题，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那些态度强硬的政府监管反对者也许都会跟随他的领导。但是，鲁宾没有这样做。在10月的听证会上，主席利奇向波恩说道，“我们需要向你道歉。”最后一次，波恩请求国会尽力解决“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未知风险”。尽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件已经发生，政府里仍然只有她愿意说明监管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

六个月后，总统工作小组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重点强调了公司过高的杠杆率，而非衍生品账目，而且该报告仅仅提出了一条监管建议，即未注册的衍生品交易者需要定期上报公司的金融风险组合。在报告的一条脚注中，格林斯潘表示自己并不赞同这条建议。

尽管波恩也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字，但是她并不开心，因为她觉得这份报告只会加强政府对衍生品的自由放任度。当白宫找到她，问她愿不愿意继续第二任期时，她拒绝了。1999年6月，波恩回到了阿诺德—波特重操旧业直到2003年退休。

波恩离开政府后数周，鲁宾也离开了。在1998年4月的会议之后，鲁宾再也没有和波恩说过话。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垮台后，她立即联系了财政部高级官员加里·金斯勒，请他帮忙向鲁宾转达信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之后金斯勒成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看来我们现在在同一条战线上了。”她告诉金斯勒，并希望他帮忙告诉鲁宾，说她很想在衍生品的问题上与他合作。鲁宾没有给予答复。这之后不久，波恩参加了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她想祝贺鲁宾在抑制危机上作出的努力，鲁宾却擦身而过，一句话也没有说。

多年以后，鲁宾的辩护者们宣称鲁宾没有理会波恩的原因是她的做事风格太顽固了。他们说她太尖锐、太墨守成规，对财政部长不够尊敬。“如果她当时能够更合作一点，”一个辩护者说道，“鲁宾可能就会成为她的同盟者。”

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莱维特就从财政部听说波恩非常尖锐而无法与她共事。然而在多年后，他和波恩共同在某项目中工作，发现她非常具有合作精神。之后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前线》（Frontline）中，莱维特说感觉财政部误导了自己。关于这点，格林伯格相信，鲁宾没有将波恩看成有真正实力的人从而没有认真对待她。

可是，为什么波恩的性格与背景会成为事情的关键因素呢？衍生品要么是个问题，要么不是。鲁宾要么理解了衍生品的潜在破坏力，要么没有理解。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即他很清楚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回想起来，他让自己的工作由波恩对自己的敬意程度来决定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鲁宾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显示出了一种无私管理风格。然而，在对待波恩的时候他更看重个人的情绪而非衍生品引发的公共政策问题，这意味着他其实并不是像展现给大家的那样无私。

最后，由萨默斯来保证衍生品再也不会受到像波恩这样的监管者干扰了。

鲁宾离开财政部后作为“高级咨询顾问”加入了花旗集团，虽然这个岗位没有运营责任但是仍能获得1500万美元的年薪。克林顿任命萨默斯接任鲁宾。几个月后，在波恩的“概念函件”喧闹事件的驱使下，总统工作小组发表了一份让人盼望已久的关于衍生品的报告。“法律的不确定性一直笼罩着近年美国的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市场。”报告的附信中写道。该报告建议国会解决这个不确定性。菲尔·格拉姆推动了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的生效，在萨默斯的强烈支持下，克林顿签署了该法案。这项新的法律明确规定，衍生品不是期货因而不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政府监管部门的管制。这是克林顿离任前签署的最后一个法案。

一年前，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部法律，废除多年前用来区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部叫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新法律也得到了萨默斯的强烈支持。其中一个条款显示该法对现代金融的支持，该条款“明确地承认并保护全国性银行直接参与资产抵押证券化活动的权利”，多年后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指明了这点。

然而，在很多方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只是象征性的行为，这只是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已。截至1999年，所有的大型银行都拥有自己的投资银行和交易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分隔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墙被拆了，也不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被阻止监管衍生品市场。核心的问题在于旧的管制体系消失后，没有出现新的体系来取代。如果说鲁宾和萨默斯认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没有权力监管衍生品市场，那么他们应该让其他信得过的机构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的辩护者宣称因为是共和党人牢牢地控制了国会两院，事实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来支撑美国金融体系。另外一个原因是克林顿的财政部和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一样骄傲自满。

金融危机后，财政部里和鲁宾走得非常近的一位官员称：“天啊，真希望自己当时多做点事。”

注释

①《高盛帝国》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