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魔在人间：华尔街的风云传奇

虽然全美国上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上，但是美联储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职能，它对大型银行控股公司有监督权。美联储应当是“安全稳健”的银行体系的守卫者。它成立了消费者与公共事务部来保障银行客户的权益。换句话说，美联储是监管者之一。然而，格林斯潘却不是。

美国第一次次贷繁荣不可避免地跌到了谷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后期，次贷经历了第一个循环，并显示出了典型泡沫经济的特征。次贷公司纷纷上市，并且股票价格飞涨。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通过贷款变得富有，而这些公司的借款者本来是不够资格获得抵押贷款的。劣等的经营方式成为惯例，而没有人在意。和其他泡沫经济一样，人们的危机心理被贪婪取代。然后，“砰”的一声泡沫破裂，一切都结束了。

许多专门发放汽车次贷的公司由于债务拖欠而破产，这是次贷市场出现的第一个事件。这让投资者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为基于次贷的证券化产品感到非常担忧。1998年秋天，一场金融危机横扫亚洲并搅乱了华尔街。华尔街上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每时每刻都非常小心谨慎。

出乎意料的是，次贷公司开始减低资产账面价值，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次贷公司将贷款卖给华尔街并且保持一定量的残差（residuals），这是存在已久的惯例。这些都是证券中风险最高的部分，一般没有人想要这部分。很多时候，随之而来的提前还款风险也最高。会计准则要求公司估算资金流的未来价值并将之定为预付利润，公司非常愿意这么做。但是，更多的公司进入市场，它们开始通过借款者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来互相竞争。更多的再融资意味着更多的人要预付抵押贷款，这摧垮了定价过高的残差。随着次贷公司一个接着一个地大量降低残差的账面价值，原本计划得到的利润没有了。当时奥本海默证券公司（Oppenheimer Securities）的分析师乔希·罗斯纳帮助了很多这样的次贷公司上市。“那会儿它们都是骗子。”他现在如此评价。

受到减低资产账面价值行为的影响，华尔街开始切断与次贷的联系，并不断地撤回作为公司生命线的质押贷款。这些次贷公司一家接着一家倒闭了。最终，原本想要得到的利润都是一场空。对冲基金经理吉姆·夏诺斯在一份报告中说，一个名为“一嘉金融”的公司在1997年的前9个月上报利润为860万美元，但是被金融危机吃掉了9.94亿美元，因此必须通过华尔街再融资10亿美元的资金。这种现象只在泡沫经济中出现过。2000年，第一联合银行关闭了其金融商店公司，而仅在两年前，第一联合银行花费21亿美元买下了金融商店公司。“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说这次收购的确很失败。”第一联合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尼迪·汤普森对《纽约时报》这样说。

伴随着公司倒闭而来的是大量的诉讼案和消费者权益倡议人士的抱怨。这些人谴责次贷公司进行掠夺性放贷。他们说，消费者被无法无天的放贷者骗入昂贵的抵押贷款交易，从而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很多次贷中的再融资取代了简易且可负担得起的30年定期抵押。“我和其他人都不断地找到美联储、州议员等华府里任何愿意听我们说的人，告诉他们贷款行业已经失控了。”加州再投资联合会（California Reinvestment Coalition）的副董事长凯文·斯坦这样说道。

那时候，甚至有一个正式的关于最终谁该受到责备的辩论：贷款者还是借款者。毕竟，贷款者很想把钱放出去，借款者也同样急于用到这笔钱。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被骗进行交易，很多借款者利用房屋的升值过上了原本负担不起的生活。很多投机者认为他们能足够快地抛售房产来避免支付抵押贷款。掠夺性放贷和快速致富投机行为（或者说，对现金的急切需求）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

从长远角度来看，最终该怪罪谁的问题真的重要吗？关键是：即便无力偿付，很多人仍申请借款。这不应该是真正的问题吗？

在证券化之前，贷款者会考虑借款者的资信状况。贷款者们将贷款记录在账本上，如果某个借款者违约，那么他们将承担这个后果。因此，资金不足的借款者不会去申请抵押贷款：贷款者害怕他们会违约。证券化成为了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关键的纽带。贷款者将抵押贷款卖给华尔街之后，偿还与否就成了别人的问题。这个转移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安全的贷款是稳健银行体系的关键。不安全的贷款必将带来灾难。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证券化推动的劣质贷款浪潮发出的危险信号。

那时候的次贷市场相对较小。几十个次贷公司的倒闭远不会威胁到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市场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它带来的后果很严重。银行监管者负责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而次贷公司的倒闭就像是煤矿井里的金丝雀，预示着金融体系将出现严重的错误。

或者说，应该是会出现严重的错误。

格林斯潘的回忆录《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几乎没怎么提到“次级抵押贷款”和“掠夺性放贷”等词。这本厚达500多页的书在金融危机前一年出版。格林斯潘在这本著作中得意地讲述了18年半的美联储主席生涯。他说在这期间他自己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危机，良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率，并巧妙地调控利率使经济增长、市场繁荣。在金融危机毁掉他的名誉之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作为经济超人的形象得到广泛认同。每半年出现在国会的时候，国会议员都抓住机会对他万分称赞。他决定的利率水平一直都受到好评。很多经济学家视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甚至强于20世纪70年代控制住了疯狂通货膨胀局面的沃克尔。少数几个受到偏爱的记者通过非正式渠道见到格林斯潘并将他的想法传递出来，就像是在传达德尔菲神谕（Oracle of Delphi）^①。对很多人来说，格林斯潘曾经就是德尔菲神谕。

虽然全美国上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上，但是美联储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职能，它对大型银行控股公司有监督权。美联储应当是“安全稳健”的银行体系的守卫者。它成立了消费者与公共事务部来保障银行客户的权益。换句话说，美联储是监管者之一。然而，格林斯潘却不是。

当格林斯潘还是个年轻的经济学家时，他深受安·兰德（Ayn Rand）的影响。兰德写了两本歌颂资本主义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著作，分别为《源泉》（The Fountainhead）和《地球战栗》（Atlas Shrugged）。她深信资本主义，用她的原话说，“资本主义应是圆满、纯粹、无拘无束、自由放任的”。这样的资本主义不会给那些热血的企业家们设置路障。20世纪5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遇见兰德，并成为她的核心集团的成员之一。直到1982年兰德去世，格林斯潘一直跟她走得很近。

像格林斯潘这样保守的经济学家总是会尝试着挑战监管。但是，兰德为他的这种行为倾向提供了哲学基础，并将他成功地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绝对论者。格林斯潘慢慢地开始相信监管总是会带来不可预见的消极后果，而且与任何善意的政府指令相比，他相信市场能更好地做到优胜劣汰。这就是他所谓的市场规律。

然而，格林斯潘反监管的理念并没有阻止他为政府工作。1968年，在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竞选阵营的顾问时，他主张“最好从内部推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用小册子宣传”，这是《动荡年代》中的原话。1974年，福特总统请格林斯潘出任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当时就知道我必须维护宪法和国际法律，虽然这之中有很多我觉得是错的。”他说道。（他总结说，“公共议题上的妥协是文明的代价，而非原则上的舍弃。”）

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时，格林斯潘接下这个职务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局外人，是反对大多数监管行为的自由意志论者”。因此，他的计划是集中管理货币政策，美联储的其他理事们去管理监管事项。然而，事情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格林斯潘主导性的存在让他的观点广为人知。坚信市场规律优越性的美联储经济学家在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中很吃香，而那些不相信市场规律的人则没有市场。

回顾以前，毫无疑问，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应该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采取措施来拯救充满问题的次贷市场。它拥有这个权力。有一个成文的法案，即《住房所有权及权益保护法案》（Home Ownership and Equity Protection Act，简称HOEPA），授权美联储可以果断阻止不公平或欺骗性的抵押贷款行为及任何逃避本法案规定的行为。“美联储有足够的权力去管理法律条文范围内的任何抵押贷款。”雷蒙德·纳特尔写道。纳特尔是一位律师，曾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工作。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次贷市场中的问题并不是个秘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事发之前没有人预见到。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各州检察长提出了控诉。住房提倡者一直在敲警钟提醒。国会和监管者，包括格林斯潘，多次被告知关于市场情况的详尽细节。

纳兹达是当时绿色通行线学会的法律顾问。该学会提倡保护不同社会背景的消费者。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纳兹达开始与美联储主席会谈。他指出，许多抵押贷款处于银行体系之外，并且没有受到任何联邦政府机构的监管。“我们不讨论联邦政府的监管者是否到位，”纳兹达当时这样对格林斯潘说，“让我们看看那些未受到监管的贷款者是怎样的情况。”

“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不停地说他无法采取措施，”纳兹达回忆说，“他很亲切、彬彬有礼，但是他身上也有一股傲慢的气质。”

几年之后，纳兹达和绿色通行线学会的执行董事约翰·甘博亚再次和格林斯潘会面。在这之前，甘博亚给美联储送去了大量有关贷款的材料，格林斯潘阅读了这些材料。“就算有数学博士学位也看不懂这些金融工具和它们的隐含意义。”格林斯潘在会面时说道。这位美联储主席可是刚发表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强烈推荐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甘博亚问格林斯潘是否拥有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没有，”格林斯潘回答，“我喜欢确定的东西。”

另一位关心住房的热心人士是来自美国国家社区再投资联盟的约翰·泰勒，他也经常和美联储打交道。“他们回答说市场会解决所有问题，”泰勒说，“特别是格林斯潘，他坚信不合理的贷款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即便出现了，投资银行也不会购买这些贷款。他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任何一个了解次贷市场的人都很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典型的例子是第一联盟抵押贷款公司（First Alliance Mortgage Company，简称Famco）。作为次贷市场早期的一颗新星，第一联盟于1996年上市，并让创立者和他的妻子从公司拿走了1.35亿美元。然而，两年以后，公司滥用职权尽人皆知，数位州检察官进行上诉迫使公司停止滥用职权。

公司的弊端并不是几个大坏蛋造成的，而是公司商业模式的问题。格雷格·沃林在宣誓书中解释说，第一联盟聘用顶级汽车销售人员，而他们对抵押贷款却一无所知。他们只需要记住“流程”，这就是强迫推销时的基本指南。他们被告知千万不能告诉客户诱惑利率意味着他们支付的利息会上涨，也不能向客户透露贷款的实际本金金额。如果知道实际本金金额的话，客户就会意识到第一联盟收取了过多的费用。同时，销售队伍也希望收取的费用越高越好，因为费用超过15个点时，他们能获得高额佣金。马萨诸塞州诉讼案中提到，第一联盟在马萨诸塞州发放的35％的抵押贷款交易中，对客户收取的费用超过了20个点。

华尔街知道事情发展的状况吗？它当然知道。第一联盟告诉投资者们，公司的次贷客户信誉良好，这意味着借款者实际上被敲诈了，因为他们本不需要支付这么多的费用。1995年，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高管埃里克·希伯特写了一张字条，后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得到了这张字条，上面写着第一联盟专门“对弱势群体进行硬性推销”。他还写道，“销售必须先抛开道德再谈工作。”

那么，雷曼兄弟是否与第一联盟这样低劣的公司断绝商业来往了呢？当然没有。1998年开始，正好是各州开始提出诉讼案的那年，其中某一诉讼案中提到，雷曼兄弟给第一联盟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并帮它卖出了4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第一联盟的看法一样，雷曼兄弟并不认为这些劣质的贷款有任何问题。既然能够将贷款转给投资者们，华尔街也不必担心这些贷款能不能得到偿付。

2000年，第一联盟抵押贷款公司宣告破产。陪审团后来发现，公司在整个运营系统上存在欺骗借款者的嫌疑。雷曼兄弟因“支持了这个骗局”而被认为有罪。但是，500万美元的罚款对公司来说微不足道。这也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吗？良好的做法能将不正之风驱逐出市场吗？事实恰恰相反：不正之风正驱赶良好的做法。至少在抵押贷款市场，格林斯潘钟爱的理论正一天天地被摧垮。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采取行动。

实际上，说他完全没有采取行动也不正确。2000年春，格林斯潘宣布由九个机构组成的特殊小组调查掠夺性放贷，这些机构中包括银行监管者。那个时候，华府官员再也无法无视大量的抱怨和诉讼案了。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包括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高级民主党官员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在内的三位著名参议员提出议案禁止掠夺性放贷。美国财政部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共同组成了国家掠夺性放贷特殊任务小组（National Predatory Lending Task Force）。2000年该小组在一个报告中说：“财政部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认为新的立法和监管非常必要和重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开始提起诉讼。

萨班斯很清楚掠夺性放贷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他的家乡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就因为很多人被取消赎回权而深受影响，这些案例中有很多都是次贷公司滥用权力的结果。但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格拉姆反对任何监管次贷市场的行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中提到，因为对掠夺性放贷本身没有清晰的定义，所以监管掠夺性放贷的任何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件事情上，格林斯潘的特殊小组更像是向国会示好，而不是要努力解决实际问题。行动胜于语言，而格林斯潘恰恰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美联储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公开更多的资料和规定，这样借款者能够了解与贷款相关的信息从而作出明智的决定。公开更多的资料也符合格林斯潘信奉的自由主义。但是，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公开更多的资料实际上并不会消除放贷者的弊端。多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公开资料被纳入法律体系中。但是，对于普通的房屋购买者，抵押贷款文件基本上是难以读懂的。“我不相信哪个借款者能做到对贷款文件一清二楚。”20世纪70年代成立第一富兰克林次贷公司的比尔·达拉斯在1998年告诉《美国银行家》杂志，“基本上，借款者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了次贷公司手中。”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助理菲尔·雷曼向美联储官员形容公开资料实际上是“恶棍们的救命稻草”。

根据1994年《住房所有权及权益保护法案》的规定，美联储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召开听证会了解贷款市场上的最新问题。2000年，美联储在旧金山、夏洛特、波士顿和芝加哥召开了一系列的《住房所有权及权益保护法案》听证会。对于那些想要弄明白为什么监管者要解决掠夺性放贷问题的人，这一系列的听证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主持听证会的人是美联储理事爱德华·格拉姆利克。格拉姆利克是非同一般的理事。尽管几十年前在美联储担任过经济研究员，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事业放在研究复杂的货币政策上，公共政策才是他的热情所在。格拉姆利克还写了一本广受尊重的关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教科书。在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之前，他是密歇根大学教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教授。格拉姆利克宽宏大量、为人谦卑，美联储大楼里的人都喜欢他。

1997年格拉姆利克进入美联储之后不久，格林斯潘让他负责美联储的消费者与公共事务部。美联储理事并不是个有威望的职位，而且格拉姆利克对工作的内容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热切地开展工作，成为美国顶级的次贷市场专家之一，同样也是主要批评者之一。2007年，格拉姆利克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次贷：美国最近的繁荣与萧条》（Subprime Mortgages: America's Latest Boom and Bust）。“次贷市场，”他写道，“是一个亟须监管的地方，然而实际上大部分贷款都没有得到监管。这就像是一个拥有刑法的城市里却没有执法的警察。”

然而，格拉姆利克在气质上就不适合扮演“执法的警察”的角色。听证会召开的时候，他解释说，举行听证会的目的是要看《住房所有权及权益保护法案》管理条例是否该变得更严格来迫使贷款者“考虑消费者偿还能力”。考虑到事情的发展，或者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态，这是最重要、最需要得到重视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大多时候被避开而没有得到正面回答，而格拉姆利克太温和，所以并没有继续追问。

听证会证人之一是桑德尔·塞缪尔斯，他是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有人认为借款者应该提供收入情况信息，因为贷款者提供几十万美元贷款的时候可能会想知道客户的收入情况，但是塞缪尔斯反对这种观点。“让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认为这个领域非常危险。”被问到关于收入信息公开问题的意见时，塞缪尔斯这样回答，“因为现实情况是，在很多社区中，包括不少少数族裔和移民者的社区，将人们的收入情况做成文档是非常困难的。”

格拉姆利克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不清楚他们的收入状况，那怎么知道他们是否能偿还贷款呢？”

塞缪尔斯回答说：“确实有理。但是我想说，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实际情况可以调查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餐馆的服务员说自己年收入是30万美元，那我们当然会想这是家什么餐馆啊。”

就这样，他们一轮一轮地讨论下去。美联储提出的每一个针对次贷的反对意见都收到同样的反馈：采取严厉措施会剥夺有资格的借款者买房的权利。最终，格拉姆利克问塞缪尔斯，约束掠夺性放贷行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相信激烈的竞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塞缪尔斯回答，这和格林斯潘的意见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华尔街上的公司不会大量购买劣质贷款。然而，这正是华尔街在做的事情。

听证会结束的时候，格拉姆利克感到有些绝望。“很多放贷行为大部分是不存在问题的，只有一部分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所以，很难一刀切地全盘禁止。”他说。政府应该禁止房屋的买卖吗？如果禁止了，人们将有可能无法利用低利率的时机买房。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听证会在美联储支支吾吾的宣告中结束，没有得出什么好的结果。

有一次（不清楚具体时间），格拉姆利克去见格林斯潘。格拉姆利克希望美联储能更积极地管理次贷市场。并且，他带去了自己的一个具体提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格拉姆利克认为美联储应该“运用自身的裁断权，派遣审查员进入联邦管制的银行控股公司的消费金融贷款办公室”。（美国总审计署也提过同样的建议，但是在1998年初美联储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政策。）这些公司是主要的次贷者。格拉姆利克考虑过要将该提案提交给美联储七位理事。但是，他决定先私底下和格林斯潘见一面，以避免出现美联储主席不知情的尴尬局面。

格拉姆利克与格林斯潘会面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2007年格拉姆利克死于癌症，享年68岁。格林斯潘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不太记得对话的内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进行激烈讨论。格拉姆利克说明了他的观点，格林斯潘避开了他的观点。“他提出反对意见，我也没继续追问。”过世前三个月时格拉姆利克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也没有透露细节。

但是，对于格林斯潘的批评者来说，这次会面成了试金石。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即便有理事提议，美联储主席依然不愿采取措施规范次贷者，甚至不愿意去理会借款者无力偿还的问题。他们说对了。可是，格林斯潘既不想理会格拉姆利克的意见，格拉姆利克也不愿再进一步提及此事。可耻的是，后来格林斯潘居然公然怪罪格拉姆利克，责备他没有将这个问题展现在所有理事会成员面前，而他心里很清楚，格拉姆利克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住面子。

格拉姆利克过世前不久因看到格林斯潘受到批评而感到伤心不已。他给前任领导写了个便笺。“那会儿发生的只是件小事，”他写道，“我想你也知道，如果那时我真的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会进行争论的。”但是，他并没有争论。这是关键。格拉姆利克的生活方式中根本不存在“与人争论”这项，即便是针对有关次贷这种对他如此重要的事情。

罗斯纳也向美联储提出了次贷的问题。2000年，他离开华尔街的一家主要投资银行，加入了一家小型的独立研究公司。罗斯纳曾坚信新兴的次贷给市场带来的好处，之后又不赞成发行次贷。罗斯纳将客户的钱投资给一些公司，而这些公司却纷纷倒闭。由于公司经营不善，他看着诉讼案件越来越多地堆在桌子上。“我无意中让客户走向毁灭，”他现在回忆道，“我当时很沮丧。”

作为次贷批评者，罗斯纳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格拉姆利克对次贷感到担忧是因为次贷利用了那些质朴单纯的购房者，最后又使他们失去房屋。但是，罗斯纳看到了借款者和贷款者脱节将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和华府关系紧密，他开始时不时地出现在美联储诉说他的忧虑。美联储官员总是回答说，他们并不负责决定谁应该获得贷款谁不应该获得。“我说，保持市场的稳定总是美联储的职责吧。”罗斯纳回忆道。

罗斯纳担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他紧跟信息，所以他知道事实上很多抵押贷款和房屋置业率没有关系，大部分次贷都是再融资。优先级贷款市场也属于这种情况。罗斯纳估算出20世纪90年代间的再融资金额达到3.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高于80年代抵押贷款的总额！房地美作过一项调查，虽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这项调查中提到，在2000年最后一个季度进行了再融资的房主中，75％以上的房主运用的抵押贷款比赎回的要高出5％。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当成了摇钱树。“再融资加重了普通美国居民的绝对贷款的压力，却没有在实质上减少其他的消费贷款。”罗斯纳写道。当然，他知道这些新增的消费贷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罗斯纳担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根据数据判断出越来越少的购房者支付了20％的首付，而这本来是获得抵押贷款的前提。截至1999年，50％以上的抵押贷款首付低于10％。莫兹罗在抵押贷款行业有相当的知名度，他坚信高额首付会使那些原本能买房的人负担不起。莫兹罗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努力让抵押贷款的首付降低或实现零首付。并且，很多时候他都成功了。华尔街的证券化贷款的首付基本上低于10％，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允许购买低首付的抵押贷款（虽然它们需要一个私营保险公司来吸收掉部分风险）。罗斯纳还了解到了另一份没有受到重视的调查，这份调查来自房利美。该调查结果显示低首付贷款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简单地说，抵押资产净值很少或者为零的房主没有理由和办法来履行义务。”罗斯纳写道。他开始慢慢相信，房屋中的资产净值不只是阻止人们买房的障碍，它同时是房屋置业率的关键因素。低首付意味着任何人更容易拥有住房。

2001年6月9日，罗斯纳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题为《没有资产的房屋就如没有贷款的租赁》。没什么人注意到这篇文章。一天，他正在家里工作，电话响了。说话的是一位老人。“我刚刚读了你的文章，想跟你讨论一下，但是我在电话上听不清楚，”老人说，“能和我面对面谈一谈吗？”

“没问题，”罗斯纳礼貌地答道，“你住在城里吗？”

“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对方说道。罗斯纳还是很有礼貌，说下次他去波士顿开会的时候会主动再联系，并询问了对方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方答道。金德尔伯格是《狂躁、惊恐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一书的作者，该著作总结了历史上的多次市场危机并被广泛视为经典之作。罗斯纳一直对此书赞赏有加。第二天早上，他飞往波士顿并与91岁高龄的金德尔伯格度过了一天。金德尔伯格告诉罗斯纳，如果自己再版《狂躁、惊恐和崩溃》，他将把最后一章定为“没有资产净值的房屋”。

20世纪，华府中有一位监管者想要采取措施控制次贷市场，她叫唐娜·坦诺。1998年到2001年间，她担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次贷公司不断倒闭的情况让她甚为担忧。当这些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为联邦政府提供存款保险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要出面收拾残局。坦诺的解决方法是要求次贷公司持有更多资本。“次贷公司，”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她说，“在我们的问题公司名单上的数量是其他银行的20倍，并且，近期的11个破产案中有6个是次贷公司。”2000年底，她的看法更鲜明，主张银行监管者应该“切断掠夺性放贷资本的资金链，使贷款公司正常运营”。坦诺指的是华尔街次贷的购买和证券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甚至发行了指导方针，指导银行在出售证券时怎样避免掠夺性贷款。

次贷行业对该指导方针反应强烈。摩根大通高管帕特丽夏·阿尔贝托写信抗议。“为消除掠夺性放贷，监管机构和大众制定的‘指导方针’将掠夺性放贷的责任放在了大型银行身上，只是因为它们的责任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资金。”她说。不错，这正是坦诺想要做的。

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上作证时，坦诺为增加次级抵押贷款准备金的计划辩护。纽约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卡罗琳·马洛尼直截了当地说，“我担心任何增加准备金的要求都会减少次贷公司的数量。”

2001年初，银行监管者确实制定了“指导方针”，要求以次贷为主的机构持有更多的准备金。但是，该指导方针对次贷组成部分的定义很模糊。而且，“指导方针”只起指导作用，贷款者可选择听或不听，而这得看监管者在执行层面上有多强势。从来没有出现过反掠夺性放贷法案，从来没有对贷款行为强制实行过管制，也从来没有人努力让金融机构更注意本公司购买和证券化的贷款质量。

然而，虽然这个指导方针效力微弱，但它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新成员约翰·赖克告诉《美国银行家》杂志说监管者做错了，而且“我们一开始应该可以正确处理”。他进一步说明“正确处理”意味着与银行业商讨。2001年底，储蓄机构监理局局长詹姆斯·吉勒朗这样评价自己所在的机构，“我们的目标是让储蓄银行的运营避开监管性干扰，并获得更多的自由。”几年之后，吉勒朗、赖克和来自三个银行游说小组的代表们一起合影。他们为监管的繁文缛节带去了一把电锯。2005年，赖克取代吉勒朗成为储蓄机构监理局局长。

即使银行监管者拒绝采取行动管制次贷，那些聪明的监管者如美国货币监理署同样也不希望机构发放这样的贷款。在非公开的检查流程中，货币监理署开始静悄悄地让拥有大型次贷业务的全国性银行日子不好过。早些时候，2001年8月，美国银行宣布它卖出了96种次贷产品和260亿美元的贷款组合。4年后，多家银行都注意到，货币监理署迫使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国民银行（Laredo National Bank）赔偿所有没有考虑客户信誉情况的借款者。“货币监理署把所有全国性银行都赶出了次贷行业。”一位前财政部官员说道。

货币监理署的努力虽值得赞扬，但是这中间存在很多问题且有悖常理。因为货币监理署的行为和储蓄机构监理局的工作不一致，储蓄银行开始接手被大型银行放弃的次贷业务。次贷开始融进国家调节的机构中，格拉姆利克曾说，联邦监管者“没有明确的方法来管理独立抵押贷款公司的放贷行为”。

另外，货币监理署忽略了即使大型银行不再发放次贷，这些贷款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银行体系。所有的大型银行依旧在证券市场中，它们通过将其他公司开发的贷款证券化来获利。大大小小的银行继续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留在了资产负债表上。但是，包括银行监管者、证券交易委员会、美联储在内的任何机构都没有追查这种变化。它们认为风险消失了。

注释

①它是古希腊非常有名的预言。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可预测未来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并成为预测未来的代名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