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及相关障碍的理论
近年来，强迫症的生物学理论在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有人提出了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理论。
生物学理论
强迫症的生物学理论关注参与运动行为、认知和情绪的脑回路（Milad & Rauch, 2012）。这个回路从额叶皮层的特定区域投射到被称为纹状体的基底神经节区域，再通过基底神经节到丘脑，之后返回额叶（图5.8）。患有强迫症、拔毛障碍和皮肤搔抓障碍的人在这一结构以及这些区域的活动水平及其之间的连接上发生改变（Milad & Rauch, 2012）。囤积障碍患者在额叶和边缘系统的其他区域显示出变化（Saxena, 2008）。
脑的三维视图（图中覆盖在某些部位上方的大脑皮层看起来像是透明的）阐明了强迫症相关脑区——眶额叶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的位置。尾状核是基底神经节中的一个结构，它对眶额皮层产生的强烈冲动进行过滤，只有最强烈的冲动才能到达丘脑。强迫症患者的眶额皮层、尾状核或两者可能都非常活跃，以至于大量冲动到达丘脑，产生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
对强迫症及相关障碍的患者来说，该回路的功能失调可能使神经系统无法终止这些本能冲动（如攻击冲动）或刻板行为的实施。大多数人在认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时，就会进行一套相当刻板的清洁行为：洗手。然而，强迫症患者会一直有洗手的冲动，因为在已经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不能终止有关脏污的想法或洗手行为。生物学理论的支持者指出，强迫症患者的诸多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都与污染、性、攻击以及重复行为模式有关——这些方面都由大脑的基本神经回路控制（Rapoport, 1991; Rauch et al., 2003）。
服用调节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药物常常能改善强迫症及相关障碍患者的症状，5–羟色胺对该回路的正常功能有重要作用（Micallef & Blin, 2001; Saxena et al., 2003）。与药物反应不佳的强迫症患者相比，对提高5–羟色胺水平的药物反应良好的患者在这些脑区的活动水平降低得更多（Baxter, Schwartz, Bergman, & Szuba, 1992; Saxena et al., 1999, 2003）。有趣的是，对行为疗法反应良好的患者也显示尾状核和丘脑活动水平降低（Schwartz et al., 1996）。
在一些罕见的个案中，强迫症的突然发作与链球菌感染有关（Swedo et al., 1998）。一般认为，感染引发了自动免疫过程，进而影响了某些易感儿童涉及强迫症的基底神经节区域，最终产生强迫症症状（Leckman et al., 2010）。
最后，基因可能参与决定强迫症的易感性（Mundo, Zanoni, & Altamura, 2006）。家族史研究清楚地显示强迫症、拔毛障碍和皮肤搔抓障碍在家族中延续，双生子研究也支持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有大量遗传成分（Eley et al., 2003; Hudziak et al., 2004）。强迫症、囤积障碍和躯体变形障碍的易感性可能涉及不同的基因（Mataix-Cols et al., 2010; Philips et al., 2010）。
认知行为理论
大多数人，包括非强迫症患者，都会偶尔有一些消极、闯入性想法，包括伤害他人或做出违背道德准则的事（Angst et al., 2004; Leckman et al., 2010; Rachman & deSilva, 1978）。人们在情绪低落时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和实施僵化的仪式化行为（Clark & Purdon, 1993; Rachman, 1997）。许多初为人母的女性，由于睡眠不足和照顾新生儿的压力而精疲力竭，进而产生伤害婴儿的念头，尽管这样的念头会让她们惊恐不安，她们也绝不会真的做出这样的行为。
大多数人都会因其招致痛苦和烦恼而忽略或摈弃这样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想法渐渐平息和消退。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强迫症患者和非强迫症之人的差异在于是否具有终止这些消极的闯入性想法的能力（Clark, 1988; Rachman & Hodgson, 1980; Salkovskis, 1998）。
从认知行为理论的观点来看，为什么强迫症患者难以终止这些想法？首先，这些人可能经常情绪抑郁或焦虑，因此很小的消极事件也可能诱发消极的闯入性想法（Clark & Purdon, 1993）。其次，强迫症患者有坚持僵化的道德观念的倾向（Rachman, 1993; Salkovskis, 1998）。他们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不能接受自己消极的闯入性想法，因而为此感到更加焦虑和内疚。焦虑情绪又让他们更难摆脱这些想法（Salkovskis,1998）。那些对自己和他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有更多责任感的人，更加难以摆脱类似“我在路上撞了人吗”这样的想法，因而患强迫症的可能性也更大。
第三，强迫症患者可能认为自己应该能够控制这些想法，他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偶尔都会产生坏念头（Clark & Purdon,1993; Freeston, Ladouceur, Thibodeau, & Gagnon, 1992）。他们倾向于认为产生这些想法意味着他们疯了，或将产生想法与实施行为等同起来（例如，“我有伤害自己孩子的念头，我的罪过跟实际伤害了孩子一样”）。当然，这会令他们在产生这些想法时更加焦虑，使得摆脱这些想法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这些理论，强迫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作性条件作用形成的。因强迫观念导致焦虑的人们发现，如果他们实施某些行为，焦虑症状就会减轻。每次强迫观念回来时，他们就实施这些行为来减轻症状，从而使这些行为得到负强化。因此，强迫行为就形成了。
研究支持了这个理论提出的观点，即强迫症患者具有这些僵化、不切实际的信念（Julien, O'Connor, & Aardema, 2007）。我们也将看到，基于该模型的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强迫症上被证实是相当有效的（Franklin & Foa, 2011）。囤积障碍患者还经常具有夸大的责任感和对浪费的内疚感，过度需要“准备好以防万一”，感到有责任不“伤害”那些东西（Frost et al., 2012）。囤积者往往也相信他们记忆力很差，因此需要把东西放在可见的地方，以便记住或控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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