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学(第6版·DSM-5更新版)

不久以前，绝大多数心理学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这些大学生大都是中上阶层的白人。研究者认为，从这些样本得到的任何结论都可以推广到其他任何相关样本。只有人类学家以及少数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指出，适用于某个种族、文化或性别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情况。

然而，过去几十年来，变态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者正在对心理病态的本质、诱因和治疗在不同文化中的异同进行研究。这些跨文化研究者面临着一些特有的挑战。

首先，研究者在把一个文化中形成的理论或概念应用于另一个文化时要十分谨慎（Rogler, 1999）。因为心理障碍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不同，研究者如果坚持使用障碍的狭义定义，就有可能无法识别那些以文化定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心理障碍患者。同样，在不同文化中理论变量的意义或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

情绪表达（expressed emotion）这个变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情绪表达水平高的家庭极为挑剔，对其他家庭成员充满敌意，而且彼此之间在情感上过分卷入。一些针对欧美主流文化的研究表明，所在家庭情绪表达水平高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复发率高于所在家庭情绪表达水平低的患者（Hooley, 2007）。情绪表达的意义和表现在不同文化中有很大的差异，然而：

例如，英裔美国人家庭内部的指责可能集中在对有缺陷的人格特质（如懒惰）或者精神病症状的行为（如怪异想法）上。而在其他社会，如拉美国家，同样的行为可能不会遭到批评。例如，在墨西哥血统的家庭里，指责的对象是对家庭造成影响的失礼或破坏性行为，而不是精神病症状行为或者个体的人格特质。因此，文化影响了指责的内容和指责的对象的形成。或许更重要的是，文化决定了指责是否是家庭情绪氛围的主要部分（Jenkins & Karno,1992, p. 10）。

因为在一种文化中可以预测心理病态的特征或变量，在其他的文化中可能就是不相关的，所以今天的研究者在寻找感兴趣特征的文化特异性表现时都更加谨慎。

其次，即使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文化，他们也很难把调查问卷或其他评估工具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例如，英语中的某个关键概念可能无法准确地翻译成另一门语言。很多语言的动词和代词有变体形式，其用法取决于说者和听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在西班牙语中，第二人称代词usted（“您”）意味着尊敬，在社会关系中建立了恰当的距离，也是年轻的面谈者向长者提问的恰当方式（Rogler, 1989）。相反，当年轻的面谈者向同龄人提问时，双方的关系就更随意，第二人称代词的正确形式是tú（“你”）。如果面谈者违背了语言所隐含的这种社会规范，他就有可能与采访对象疏远，并对研究造成损害。

最后，在与研究者进行互动时，人们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可能有文化或性别差异。例如，与英裔美国人、年轻人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相比，无论问题的内容是什么，墨西哥裔人、老年人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都更可能回答“是”，并且会尽力使用社会期望的方式来回答研究者的提问。这些差异似乎来源于不同群体在顺从权威方面的差异，以及对于展现恰当形象担心程度的差异（Ross & Mirowsky, 1984）。类似地，男性常被认为比女性更不愿意承认“脆弱”，如痛苦的症状或问题应对。如果研究者在设计评估工具和分析数据时没有考虑到这种偏差，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