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关于专注、自控与效率的心理学

你是超级明星，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来自哪里——你天生就是那样！

——Lady Gaga

坏孩子不是天生的，是造出来的。

——德博拉·卡罗尔（Deborah Carroll），人称德布保姆（Nanny Deb）

多亏了奇迹般的实况电视节目，全美的中产阶级享受了曾经只限于富人享有的一项特权：把照顾孩子的工作外包给英国保姆。就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他们也各有各的故事，这类节目——不管是《保姆911》（Nanny 911）还是《超级保姆》（Supernanny），每集的基本桥段都是一样的。开头都是孩子在家里满地疯跑——哭泣、尖叫、吐口水、扯头发、丢奶瓶、用蜡笔在被单上乱涂乱画、弄碎玩具、拳打父母、掐兄弟姐妹的脖子。《保姆911》有一集非常经典，这集标题为《恐怖的小屋》，开头是孩子们在爬圣路易斯郊区一座低矮平房的墙。然后，在恰到好处的时候，随着叙事者庄严地宣布“美国父母，救援马上就到”，一个英国保姆出现了。她的穿着打扮处处透着维多利亚风格：黑色裙子、黑色细条纹背心、黑色长筒袜、深紫红色钟形帽以及与之相配的有着金色纽扣和链子的披肩。

事情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你也许认为节目在夸大孩子的调皮程度，但是制作人会告诉你，因为电视在黄金时段播出，长度有限，所以没有展现一些糟糕至极的场景，像长岛一个4岁孩子抬头看着生他的女人说“滚蛋，妈妈”。哪里出错了？人们第一反应是责怪父母，稍后我们会联系圣路易斯那些孩子的父母。但是，把一切归咎于他们或者其他任何寻求国际援助的父母，是不公平的。仅靠美国父母造不出这些调皮的孩子。美国一流的教育家、记者，尤其是心理学家，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自尊理论是从心理学层面来造福大众的，其本意是好的，而且起初也确实呈现出了一些发展前景。自尊这个流行主题，鲍迈斯特在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研究了多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研究表明，高自尊的学生成绩好、低自尊的学生成绩差。还有研究揭示，未婚妈妈、瘾君子、罪犯的低自尊。相关系数不大，但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在这些结果的鼓舞下，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那样的心理治疗师发起了一场运动。“从焦虑、抑郁到害怕亲密、殴打配偶、猥亵儿童，我想不出哪个心理问题追溯不到自尊低下。”布兰登写道。后来成为加州自尊工作小组主席的戒毒专家安德鲁·梅卡（Andrew Mecca）解释说：“实际上，每个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人们缺乏自爱。”对自尊的这一狂热关注导致儿童教养出现了一个新取向，心理学家、老师、记者、艺术家纷纷向家长推荐这一取向。艺术家当中就有惠特尼·休斯顿，她在20世纪80年代的热播歌曲《至高无上的爱》（The Greatest Love of All）中总结了这一哲学：没有哪种爱比自爱更伟大。成功的关键是自尊。她解释说，要想孩子成功，就要告诉孩子“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内在美”。

自尊理论很新，但是极为诱人，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技能，数百万人开始鼓励孩子这么想：“我真的擅长……”在家里，父母有事没事就表扬孩子。教练不仅给获胜者发奖，而且给每个孩子发奖。女童子军有个课程叫“独一无二的我”。在学校，孩子们互相讨论最喜欢彼此身上的哪一点。“相互赞美型社会”曾经是个贬义词，但是相互赞美现在是社会规范，年轻人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惠特尼·休斯顿的哲学被Lady Gaga传递给了下一代，后者在一场音乐会上安慰歌迷说：“你是超级明星，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来自哪里——你天生就是那样！”自然，歌迷立即报以喝彩，然后，她高举一个手电筒挥舞着，让电筒的光来回扫过观众。“嘿，孩子们！”她说，“今晚你离开后，不是更爱我了，而是更爱你自己了。”

所有这些相互赞美练习都足够愉快，理应比传统课程带来更多长期收益。受加利福尼亚州的委托，一个评审小组回顾了几十年的自尊研究，评价了自尊的效果，得到了看似有利的结论。这个综述研究的报告，由伯克利杰出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编辑，他在第一页宣称“社会上泛滥的主要问题，根源多（如果不是大多）在构成社会的人多是低自尊的”。

他还在后来的一篇新闻价值稍低的文章中指出，“令人失望的是”，“迄今为止”看不到真正可靠的科学证据。但是，根据预期，一旦作了更多的研究，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自尊研究可以获得大量研究资金。于是研究继续了下去，最终，受另一个机构的委托，一个评审小组得到了另外一份报告。这次的机构不是像加利福尼亚州那样 的 政 治 机 构 ， 而 是 一 家 科 学 机 构 ， 它 就 是 心 理 科 学 协 会（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要是看到这份报告的结论，惠特尼·休斯顿就不会唱那样的歌了，Lady Gaga也不会说那样的话了。

从自尊到自恋

评审小组中的心理学家，包括鲍迈斯特，首先搜罗了几千项研究，然后从中寻找水平较高的，最后找到了几百个，包括一项跟踪高中生几年以了解自尊与成绩之关系的研究。是的，自尊较高的学生，成绩确实较好。但是，谁是因谁是果？是高自尊导致了好成绩，还是好成绩导致了高自尊？结果发现，十年级的成绩可以预测十二年级的自尊，但是十年级的自尊不能预测十二年级的成绩。因此，似乎是成绩是因、自尊是果。

在另外一项认真控制的研究中，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唐纳德·福赛思（Donald Forsyth）想提高所授心理学课上某些学生的自尊。他把期中考试成绩为C或更差的学生随机分为两组，每周给其中一组人提高自尊的讯息，给另外一组人中性讯息。按道理，每周一次的鼓励应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尊，但是无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结果，恰恰相反。得到鼓励的那组人，期末考试成绩不仅比对照组差，而且比自己的期中考试成绩差。他们的平均分从59降到了39——从差一点就及格变成差得无可救药。

还有证据表明，全美学生的自尊提高了但成绩下降了。他们做得更差了，感觉却更好了。在自己的研究中，鲍迈斯特为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迷惑不解。他观察到，有些人，像职业杀手和系列强奸犯，事情做得真的很糟，自尊却高得惊人。

回顾了科学文献后，评审小组下结论说，现代人普遍自尊不低，至少在美国、加拿大、西欧是如此（不太了解其他国家，比方说缅甸的情况）。大多数人的自我感觉已经相当良好。尤其是，孩子刚开始都有着非常积极的自我形象。鲍迈斯特家里的趣事，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家曾经发生过这样的

对话：

女儿（4岁）：我什么都知道。

母亲：不，亲爱的，你不是什么都知道。

女儿：不，我是什么都知道。

母亲：你不知道36的平方根。

女儿（连眼睛都没眨）：所有真的很大的数字，我都保密。

母亲：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它只是6。

女儿：我早知道。

这段话中，父母并没想提高孩子的自尊。

评审小组还下结论说，高自尊一般并没让人变得更有效率，也并没让人变得更好相处。高自尊的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受欢迎、更有魅力、更会社交，但是客观研究并没发现支持证据。他们的高自尊一般并没让他们在学校或工作中表现更好，也没帮他们远离香烟、酒精、毒品或过早的性行为。尽管低自尊也许与毒品成瘾、青少年怀孕之类的问题有关联，但是那并非意味着低自尊引起了这些问题。情况恰好相反：才16岁，就怀孕了，而且海洛因上了瘾，你的自我感觉还能有多好？

根据评审小组的说法，高自尊似乎只有两个证据确凿的好处。第一，它提高主动性，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它增强自信。高自尊的人更愿意按自己的信念行动、为自己的信念抗争、接近他人、冒险创新。

（不幸的是，这还包括更愿意做愚蠢或有害的事情，即使别人都劝他们别去做。）第二，它让人感觉良好。高自尊就像一家积极情绪的银行，可以提供一般幸福感，当你需要补充自信来应对不幸、赶走抑郁或者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你就可以使用这家银行。这也许有利于某些职业的从业者，像销售员，能让他们从频繁遭拒中恢复过来，但是这种坚持是优点也是缺点。它会让人不理会别人明智的建议，固执地在没有希望的事情上不断浪费金钱和时间。

总的看来，高自尊的收益落在本人头上，成本却摊在别人头上，高自尊的人一般傲慢、自负，这些都让别人不好受。最坏的情况下，自尊变成自恋，即固执地相信自己的优越性。自恋者自以为很了不起，而且沉溺于这种夸大的自我形象之中。他们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但并不是特别渴望被别人喜欢——他们要的是奉承）。他们期望得到特殊对待，受批评时容易恼羞成怒。心理学家德尔罗伊·保卢斯（Delroy Paulhus）让一组人相互评价，结果发现，自恋者似乎是最受欢迎的人，但是仅限于最初的几次见面。几个月后，他们通常变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上帝赐给世人的这一礼物，可能很难让人忍受。

根据心理学研究的大多数测评方式，最近几十年人们的自恋水平似乎上升了很多，特别是年轻美国人的自恋水平。大学教授经常抱怨说，现在的学生觉得有权不好好学习就得到好成绩；雇主报告说，很多年轻员工希望不努力工作就迅速晋升到最高层。自恋水平上升的趋势，在过去30年间的歌词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内森·德瓦尔（Nathan DeWall）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作了一项研究，发现第一人称“我”在热播歌曲中越来越常见。惠特尼·休斯顿的《至高无上的爱》被里弗斯·科莫（Rivers Cuomo）之类的音乐家演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Wetzer乐队的领唱——科莫，2008年写了一首《史上最伟大的男人》（The Greatest Man That Ever Lived），一经演唱大受欢迎。这些歌曲都无一例外地展现了人们内心强烈的自我意识。

自恋水平广泛提高的人群，是自尊运动教养出来的问题儿童，而且这种状况短期之内几乎无望改变，因为自尊运动会继续下去，尽管有证据表明它并没有让孩子变得更成功、更诚实，甚至并没让孩子变成更好的公民。太多学生、家长和教育者仍然着迷于自尊理论轻易许下的承诺。就像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教授福赛思班上的学生一样，事情不顺时，高自尊的人往往觉得自己不该被打扰。如果别人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变得那么恐怖，那是别人的问题。

例外的亚裔人

心理学研究观察到的年轻美国人自恋水平上升的趋势，有一个显眼的例外。年轻的亚裔美国人没有呈现这一趋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尽管受美国自尊运动的影响，但是更受亚洲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亚洲文化特别强调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自制力，这个起始年龄远远小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一般情况。中国的父母和幼儿园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训练孩子在规定时间上厕所，还训练孩子控制其他一些基本冲动。据估计，中国孩子两岁时就具有美国孩子三四岁时的自制力。

被要求不理会自己的本能冲动时，中国幼儿和美国幼儿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一个测验中，研究者给幼儿看一系列图片，并告诉幼儿，每当看到月亮就说“白天”，每当看到太阳就说“晚上”。在另外一个测验中，幼儿要努力抑制自己在兴奋时小声说话的冲动，还玩一种“西蒙说”（Simon Says）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玩家应该遵守一种命令、忽略另外一种命令。在这些测验中，4岁中国儿童的表现一般好于同龄美国儿童。中国幼儿的自制力较高，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基因：有证据表明，与基因因素有关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即俗称的多动症，在中国儿童中间比在美国儿童中间少见。但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无疑对培养自律作用重大，美国亚裔家庭保留了那些传统，正是这些传统让他们的孩子较不自恋、长大后比较成功。亚裔美国人只占美国人口的4%，但是斯坦福、哥伦比亚和康奈尔之类的精英大学有近1/4的学生是亚裔美国人。他们比其他任何种族的人都更有可能获得大学学位，他们毕业后的工资比美国的一般水平高25%。

他们的成功让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更聪明，但是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并没从智力角度解释他们的成就。认真回顾有关IQ（智商）的研究后，弗林得出结论说，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与有着欧洲血统的白人非常相似。如果真的存在差距的话，也是亚裔美国人的IQ稍低（平均而言啊），而且，他们更多地分布在最高区间和最低区间两个极端。两者之间的较大差异在于，亚裔美国人更会利用自己的智商。弗林所说的精英职业（像医生、科学家、会计师）从业者，一般IQ高于某个门槛。对美国白人而言，这个门槛是110，但是IQ只有103的华裔美国人也能设法得到同样的精英工作。此外，在IQ高于各自所属人群精英职业IQ门槛的人中间，华裔美国人中实际上获得精英工作的人所占比率更高，这意味着IQ高于103的华裔美国人比IQ高于110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获得精英工作。对日裔美国人来说，模式是类似的。凭借自制力——努力、勤奋、稳定、可靠——东亚移民的孩子可以做得与IQ更高的美国人一样好。

在金（Kim）家那样的移民家庭，延迟满足是个常见主题。金夫妇俩出生在韩国，在北卡罗来纳养大了两个女儿。他们的女儿洙和简，分别成了医生和律师。她俩合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全班第一》（Top of the Class），内容是亚裔父母如何把孩子培养成高成就者。她们在书中写道，她们还不到两岁，她们的父母就开始教她们认字母表。她们还写道，她们的母亲从不奖励那种在超市里吵着要糖果的孩子。在收银台前，女儿们还没来得及祈求，金太太就会抢先宣布，如果她们下周每人读完一本书，那么下次买东西时她就会给她们买糖果。后来，洙离开家上大学，让父母给她买一辆便宜的二手车凑合着用，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主动提出，如果她考上医学院，就给她买一辆新车。这对父母确实舍得给女儿们买东西——但是每次给女儿们买东西，他们都要求女儿们首先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绩。

在众多亚裔美国人成功史面前，发展心理学家不得不修订了教养理论。他们过去提防“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风格，具有这种教养风格的父母，不大在乎（至少表面上不大在乎）孩子的感受，给孩子定 硬 性 目 标 、 立 严 格 规 矩 。 他 们 建 议 父 母 采 取 “ 权 威 主义”（authoritative）风格，这种风格，父母仍然对孩子有限制，不过给孩子更多自主权，更关注孩子的愿望。与威权主义风格相比，这个更温暖、更人性的风格理应塑造出更适应、更自信、在学校和社会表现更好的孩子。但是，后来，曹路德（Ruth Chao）以及其他心理学家在研究亚裔美国家庭时注意到，很多父母设置非常严格的目标和规矩，不过这些父母往往认为自己的教养风格是挚爱不是压制，而且他们的孩子往往也这么认为。华裔美国父母根据孔子的教育理念（既治又爱）培养自制力。这些父母按美国标准来看也许显得冷酷、僵化，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内外都表现得很出色。

美国教养理念与亚洲教养理念的区别，由另外一项研究揭示了出来，这项研究调查了洛杉矶地区育有幼儿的母亲。当被问到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何贡献时，从中国移民而来的母亲最常提到的是，设置高目标，执行严标准，给孩子另外再布置一些家庭作业。与此同时，祖籍欧洲、生于美国的母亲则决定不给孩子太多压力。她们最常提到的是，不能过分强调学习成绩，重要的是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学习是乐趣”而“不是任务”。她们还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孩子的自尊这个概念，而研究中的华裔母亲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虎妈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译本的译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的作者蔡美儿（Amy Chua）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虎妈战歌》一经出版就十分畅销，蔡美儿在书中讲述了她的“中式教养法”，最近她正在用最坦率（且最好玩的）方式推广这一教养法。

蔡美儿的教养法——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结交性伴，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来说太极端了。但是，她洞察到了自尊运动的问题，这一点令我们敬佩。“当我看到美国父母因为孩子做了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乱画一笔、挥舞棒子——而大大表扬孩子一番，我就明白中国父母在两个方面胜过西方父母：（1）对孩子期望更高；（2）从对孩子能力的了解这个角度来说，更尊重孩子。”蔡的基本策略——设置清晰的目标、立下严格的规矩、惩罚失败、奖励卓越，与德博拉·卡罗尔在《保姆911》中介绍给美国家庭的基本策略大同小异。卡罗尔是“世界一流保姆团队”的成员，该团队总是派她去处理真正棘手的案例，像《恐怖的小屋》那一集中的保罗家。卡罗尔说，对付美国孩子，她应用的是她青少年时期在威尔士亲身积累的经验。

“我上学时，”她回忆说，“得到一颗金星或银星，是非常了不起的。觉得自己依靠努力做成了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给祖父熨衬衫，他坚持付钱给我，因为我熨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祖母熨得还好，我喜欢那种成就感。你的自尊就来自那里，而非来自仅仅被人说‘你是最棒的’。”像蔡美儿和金夫妇以及其他很多亚裔移民一样，德布保姆也得到了与心理科学协会评审小组一样的结论：忘掉自尊，关注自制。

德布保姆和三胞胎

来到保罗家，卡罗尔并不是特别担心在录像中看到的那些攀爬院墙、随地吐口水、摇晃灯座的孩子。她知道4岁孩子可能非常棘手，特别是一下子有3个4岁孩子。但是，她已经从其他恐怖的美国家庭那里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明白这次要处理的最大问题并不在孩子身上。

“这样的家庭，孩子非常非常轻松、无约束。”卡罗尔说，“他们在寻求规则。他们想要安全感，他们指望有人告诉他们：‘一切有我，事情会好的。’父母的问题，处理起来要难得多。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先控制好自己再控制孩子。”

自从18岁成为全职保姆后，卡罗尔就一直在与这样的父母打交道。她在伦敦的第一个雇主是一个嫁给了英国人的美国母亲。每当小孩发狂发怒，这个妈妈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小孩生气时，就在咖啡桌上团团转，”卡罗尔回忆说，“妈妈只是对小孩说，‘你站的真不是地方，亲爱的。’小孩发脾气，没什么错，很自然。我们的工作就是教小孩换种方式平息怒气。”

保罗夫妇没有那个母亲柔和，但是说到约束孩子，他们好像与那个母亲一样不知所措。父亲汤姆下班回家后，发现起居室堆满了玩具，就会拿起曲棍球棒把所有玩具扫进壁橱。母亲辛迪以前是个空姐，见惯了行为恶劣的成年人，但还是被三胞胎弄得崩溃了，不再试着让他们整理玩具，也不再试着让他们自己穿衣服。德布保姆让他们自己穿袜子——对快上幼儿园的小孩来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其中一个叫劳伦的就是不穿，而是跑到厨房，把袜子交给了妈妈。她歇斯底里地哭着，疯狂地纠缠妈妈，一遍一遍地求助。

“这很叫人伤心，”保罗太太说，“她会这样子半小时。这还要让人烦一段时间呢。她每次崩溃，就一遍一遍问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会头大，不能专心做事，想对每个人尖叫，想把他们都直接送到床上。”

像往常一样，这次又是孩子赢了。保罗太太给劳伦穿了袜子，这让卡罗尔非常生气。“4年半来，她一生气，你就顺着她，”卡罗尔对保罗太太说，“如果她到二年级不想做数学作业你要怎么办？”

看着这样的场景，很难相信过去的父母认为孩子就是要打。“不打不成器”是标准建议，“慈母多败儿”是普遍共识。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话更厉害：“鞭打好过痛骂。”我们并不是提倡像过去一样打孩子，更别说用鞭子打孩子，但是我们确实认为父母需要强调严格的纪律。那并非意味着随便打骂孩子、对孩子发脾气或者严厉惩罚孩子。但是，那确实意味着花时间留意孩子的行为，给予恰当的奖励或惩罚。

不管你是让几岁的孩子独自待在房间一段时间反省自己错在哪里，还是收回十几岁孩子开车的特权，惩罚都有3个基本方面：严厉性、及时性和一致性。很多人把严格的纪律与严厉的惩罚联系在一起，但是严厉的惩罚只是纪律最不重要的一面。研究者发现，惩罚的严厉性好像极不重要，甚至可能有害：不但不能培养美德，反而让孩子认为人生是残酷的、暴力是恰当的。惩罚的及时性则重要得多，正如研究者用孩子以及动物做被试者发现的那样。一般而言，想让实验室的老鼠从错误中学习，就要立即实施惩罚，最好是在错误出现之后的一秒钟之内。对孩子来说，惩罚不必那么迅速，但是拖得越久，孩子越有可能忘记自己因什么而受罚。

迄今为止，惩罚最重要的一面——对父母来说也是最难的一面——是一致性。理想状态是，孩子每次一犯错，父母就应该迅速给予惩罚，但是要用克制的，甚至温和的方式。一两句斥责往往就够了，只要一犯同样的错误就给予同样的斥责而且语气认真严厉就行。这一条对父母的要求比较高。要是累了，或者要是觉得惩罚可能令大家扫兴，父母就特别容易忽视或放过孩子的错误。父母也许找理由说，他们想做好人；他们甚至告诉彼此，做好人，放过这次错误。但是，早期越警惕，后期越省力。一致的惩罚往往会造就好孩子。

尽管辛迪那样的父母觉得惩罚孩子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只要及时用冷静的、一致的方式给予惩罚，孩子就会反应良好，这是心理学家苏珊·奥莱瑞（Susan O’Leary）长期观察幼儿及其父母后得到的结论。有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如果不一致，放过孩子的某次错误，就会在孩子下次犯错时用格外严厉的惩罚加以弥补。这对父母的自制力要求较低：想做好人的时候就做好人，生气的时候或者觉得孩子闹得太过分就严厉惩罚。但是，想象一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成了什么样子。有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讨巧的话，所有大人都笑了。有的时候，你说了类似的话，却得到一个耳光，或者失去了一项宝贵的特权。你自己的行为或者所处情境的一个看似微小甚至随机的差异，就决定了是完全没有惩罚还是惩罚得非常严厉。除了怨恨不公平外，你学到了：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否被抓住了，以及你的父母心情好不好。例如，在餐厅吃饭不注重礼仪是不会受罚的，因为大人觉得太尴尬，不愿在公共场合惩罚你。

“父母觉得很难在公共场合实施惩罚，因为他们觉得在被人评判，”卡罗尔说，“他们担心别人认为他们是坏父母。但是，你必须把那种担心置于脑后。有一次，我把一个无礼的孩子带出了餐厅，弄得大家都盯着我看，但是你不能担心那个。你必须做对孩子来说正确的事情，其实就是做到一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知道什么行为是恰当的，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

卡罗尔在保罗家应用了她的“一致牌”家庭守则，收到了奇迹般的效果。她在保罗家待了一周，离开的时候，三胞胎正在收拾床铺、整理玩具，其中的劳伦正在自豪地穿袜子，而父母显得冷静、高兴。至少，在节目上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符合节目一贯的从混乱到幸福的桥段。但是，这个家庭守则真的有持久效果吗，也就是在保姆德布和摄像镜头离开后仍然有效果吗？2010年，在卡罗尔拜访保罗一家6年后，我们对保罗一家进行了回访，保罗太太宣布实验获得了长久的成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大问题”，她说，还解释说，当年在电视上出了名的4岁小坏蛋们，已经长成了学习很棒还参加了学生会的10岁少年。在家里，他们仍然在做家务。

“在保姆德布到来之前，我从未想过他们会自己做那些事情，”保罗太太告诉我们，“我认为让他们做那些事情太过分了，实际上，他们只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没人给他们指导，没人给他们设规矩。父母很容易就说‘去收拾你的房间’，但是这并不能告诉孩子任何东西。你还不如让他们对着墙发呆。你需要守则引导他们，你需要给他们做示范——叠衣服放进衣橱或抽屉给他们看。”

保罗太太那么做了几次后，三胞胎就开始独立地做了，尽管有时仍然需要父母监督——父母还要狠下心不倒退回去为孩子做这些事情。“有时，”保罗太太说，“我来到厨房，看见他们吃了饭的碗还放在那儿，就有洗碗的冲动。我自己洗碗，比找他们洗碗要容易。但是，不管他们在哪里，我必须记住让他们回来洗自己的碗。这就是我需要运用自制力的地方。”

说到这儿，我们要问父母那个熟悉的问题：你如何获得并保持自制力？当你像保罗太太那样认识到父母太容易放过孩子的错误，你如何冷静地、一致地约束孩子？和往常一样，答案是从设目标和定标准开始。

婴儿守则和青少年守则

早在能看守则、会做家务之前，孩子就可以开始学习自我控制。

问问那些经受住了费伯入眠法考验的父母就知道了。费伯入眠法是费伯博士对维多利亚时代育儿手册中的一项技术进行改进后得到的一个训练婴儿单独睡觉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的要求，把婴儿放在床上让婴儿单独睡觉时，父母应该违背本能地忽略婴儿的哭泣。父母不该冲向婴儿那里，而要任由婴儿哭泣一段时间，然后上前提供一些安慰，接着走开一段时间。一直重复这些步骤，直到婴儿学会控制哭泣，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睡着。婴儿的哭泣令人心碎，要想忽略它，父母需要很大的自制力，但是，坚持下去，婴儿一般能够学会一声不哭地迅速入睡。一旦婴儿获得了这个自制力，那么每个人都赢了：婴儿不再在睡觉时间或睡到一半中途醒来发现父母不在身边而焦虑，父母不必整夜在婴儿床前徘徊。

我们见过一些父母成功运用这一方法的变式处理哭着要吃奶的婴儿。母亲没有立即给哭泣中的婴儿喂奶，而是让婴儿知道，母亲已经收到了婴儿的信号，但是在等他安静下来，再给他喂奶。再次，母亲刚开始很难忽略婴儿的哭泣。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一些父母看来，这太残忍，试都不要试。但是，婴儿一旦学会不哭泣着要食物，婴儿和父母就都会更冷静、更快乐。婴儿了解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父母期待他们表现出某些行为、他们的不同行为会带来不同结果——随着他们渐渐长大，这些经验会越来越重要。

几乎所有专家都同意，孩子需要也想要清晰的规矩，为违反规矩承担责任是健康发展的重要特征。但是，规矩只有在被孩子知道并理解了才是有用的，所以线越明越好。保姆德布喜欢召开专门会议逐条讲解家庭守则，然后在每个孩子的卧室贴张家务清单，立根木桩，用于计分。孩子们收拾床铺、打扫房间或洗碗，就在木桩上套一个有颜色的圈圈。每得到一个圈圈，就可以看电视或打游戏15分钟，每天总共1小时。孩子如果调皮，父母就先警告，孩子如果继续调皮，父母就拿掉一个圈圈。

为了一致地执行守则，父母需要与彼此、与其他照顾者协调，让每个人都知道要怎么做。父母要提前制定一个奖惩制度，奖励或惩罚孩子时要解释清楚原因。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最好问他们为自己定下了什么目标。知道他们为自己定下了什么目标后，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你可以制定恰当的激励措施，像做多少家务就给多少零花钱，或者答应多做事情就额外有赏。为了让物质激励有价值，父母必须先提要求。记得金夫妇吗，他们给女儿洙买她想要的汽车，但前提是她必须考上医学院。蓝绿色丰田雄鹰也许不是你梦想中的汽车，但是洙很喜欢它，一年又一年高高兴兴地给它清洗打蜡。汽车最后报废时，洙伤心不已，甚至哭了。它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她学习如此努力才挣到了它。

6岁时，一些孩子就可以开始学习存钱，但是，存钱对他们来说就是挣扎，正如心理学家安妮特·奥托（Annette Otto）发现的那样。她让孩子玩一个游戏，在游戏中，孩子可以把钱存下来买想要的大玩具，也可以有点钱就买小玩具或糖果。很多6岁孩子早早就把钱花了，结果渐渐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买大玩具（于是就完全停止存钱）。对比之下，有些9岁孩子和很多12岁孩子一开始就存钱，一直存到足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开始把多余的钱用来买小玩具或糖果。为了鼓励这个长远眼光，父母可以帮孩子开个储蓄账户，定下存钱目标，定期查询银行结单，了解存钱进度，给予奖励或惩罚。研究者已经证明，与其他孩子相比，在银行开了账户的孩子长大之后更有可能成为节俭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讨论如何给钱、存钱、花钱的孩子，也是这样。

有些父母喜欢用金钱激励孩子好好学习，有些父母则犹豫着要不要用金钱激励孩子做分内的事情。付钱到底好不好？最有力的反对证据，来自心理学家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

奖励把玩耍变成了工作。更准确地说，研究表明，付钱让人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就开始把这个事情视为要付钱的苦差。根据这个逻辑，用金钱激励孩子好好学习是否会破坏孩子的内在学习动机？

我们认为不会。首先，成绩已经是外在奖励，所以再加个金钱也改变不了整个事情的性质，要是原先就破坏内在学习动机，那么它还会继续破坏，如果原先就没破坏内在学习动机，那么它不会因为加了金钱就会破坏内在学习动机。其次，为了金钱而好好表现，本来就是成人世界的一个现实，所以，为了金钱而好好学习，是为那个现实作合理的准备。即使为了金钱而学习的孩子真的多少丧失了一些内在学习兴趣，那也是有用的。（坦率地说，尽管我们自己以研究即学习为乐，我们仍怀疑人们过分强调了学习兴趣的激励作用。）金钱象征着价值，用金钱激励孩子好好学习，就是告诉孩子，社会、家庭重视成绩，特别是只用金钱奖励杰出成绩的时候。

我们同意，仅仅为每天上学就付钱给孩子确实会减弱他们的学习动机（就像上学是个负担似的）。但是，如果他们学习格外努力、成绩格外好就付钱给他们，又有什么问题呢？这方面的一些实验，结果好坏参半：在某些地方，金钱激励对改进学生的表现没有多大用；在另外一些地方，金钱激励似乎非常有效。我们觉得，可以在家尝试一下这样的实验——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当然可以坚持用现金之外的东西激励孩子。只要记住，如果你想培养孩子的自制力，那么你需要在奖励孩子时保持一致性。从成绩单上了解到孩子取得了好成绩时，不要随意从钱包里拿钱奖励孩子。相反，要提前设目标：每得一个A给多少钱，每得一个B给多少钱，哪科比重大哪科比重小等。对于年龄小的孩子，你必须详细规定奖惩规则和奖惩额度；对于年龄大的孩子，你可以让他们与你协商奖惩规则和奖惩额度，甚至双方签订正式合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规则和额度会有所变化，但是重要的是，奖惩制度要落实到位，不管这一点在孩子青春期时看起来多么难以做到。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青春期的问题在于，自制力还在小孩子水平，欲望和冲动却达到了成年人水平。不管9岁或11岁以前多么乖巧，进入青春期后，因为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孩子会开始出现性冲动和攻击冲动，还会开始寻求刺激。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因为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们购买了数百万本小说《暮色》（Twilight）。这部小说中，吸血鬼爱德华和青少年贝拉知道，如果他们偷食禁果，她就会失去人性，还有可能失去生命。因此，他们挣扎：

爱德华：睡觉吧，贝拉。

贝拉：不，我想要你再吻我一次。

爱德华：你高估了我的自制力。

贝拉：哪个对你更有诱惑力，我的血液还是我的身体？

爱德华：平分秋色。

他们的这种挣扎在恋人之间非常常见，19世纪的言情小说就是靠描写这种挣扎吸引读者。玛丽·布伦顿（Mary Brunton）写的《自制》（Self-Control）和《禁戒》（Discipline）就是其中的代表，布伦顿的作品销量超过了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简·奥斯丁。19世纪的农民担心他们的孩子被工业城市中的新兴自由诱惑，但是与今天郊区里和网络上的诱惑相比，那些诱惑不值一提。今天的青少年，即使没有变吸血鬼的危险，也明白爱德华对贝拉说“我永远承担不起在你面前失控造成的损失”时有何感受。

在青少年的自制力水平赶上他们的冲动水平之前，父母有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把孩子当成准成年人看待的同时提供严格的外部控制。最佳折中方案也许是，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让孩子有更多发言权，而且要在每个人都头脑冷静、休息充分的状态下制定规则。青少年如果参与制定规则，就会把规则看成自己的承诺而不是父母的控制。青少年如果与父母协商制定了宵禁令，就更有可能遵守宵禁令，或者至少更有可能接受违反宵禁令造成的后果。而且，青少年在目标设定时参与得越多，就越有可能进行自我控制的第二步：行为监控。

有人盯着

在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之前，沃尔特·米歇尔在特立尼达作研究时就发现了一个与自我控制有关的现象。他去特立尼达是为了研究种族刻板印象。特立尼达乡下有两大种族，一个是非洲裔，一个是印第安裔，各自对彼此有不同的负面刻板印象。印第安裔人认为，非洲裔人目光短浅，过于放纵，不知节省；非洲裔人认为，印第安裔人只知节省，不知享乐，生活缺乏激情。为了检验这些刻板印象，米歇尔从两大种族中分别选取一些儿童，让那些儿童在两块糖果之间选择。一块糖果较大，价钱是另外一块的10倍，但是，选择较大糖果的孩子，必须等一星期才能得到糖果。比较小、比较便宜的糖果可以立即得到。

米歇尔找到了一些支持种族刻板印象的证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更明显且更有意义的效应：家里有父亲的孩子远远比其他孩子更有可能选择延迟奖励。大部分种族差异都可以用这个因素来解释，因为印第安裔孩子一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相当数量的非洲裔孩子与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米歇尔把非洲裔家庭单独挑出加以分析，也发现了父亲教养的重要性：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当中大约有一半选择了延迟奖励，但是没父亲的孩子当中没一个愿意等待。与此类似的是，家中没父亲的印第安裔孩子，也没一个愿意等待。

米歇尔于1958年发表论文公布了这些发现，但是当时以及接下来的几十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因为在那个年代，暗示单亲家庭可能存在缺陷，会危及到自己的前途。例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那样暗示了，结果遭到了严厉的谴责。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邦立法、社会规范和离婚率的变化导致在单亲家庭（通常是单身母亲）长大的孩子急剧增加。没人想显得是在苛责那些母亲——我们当然不想诋毁她们的辛苦和奉献，但是最终有很多研究者得到了与米歇尔类似的发现，所以这一发现再也不容忽视了。作为一条通则——也有很多很多例外，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单亲抚养长大的孩子往往不如双亲抚养长大的孩子做得好。

即使研究者控制了社会经济因素等变量，结果仍然发现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成绩更好。他们心理更健康、适应状况更好。他们对社交生活更满意，反社会行为更少。他们更可能上精英大学，更不可能进监狱。

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在自我控制上有遗传劣势。毕竟，如果父亲或母亲抛家弃子跑掉了，那么他或她也许有那种助长冲动行为、妨碍自我控制的基因，而他或她的孩子也许继承了那种基因。有些研究者想纠正这个解释，于是考察了另外一类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不是因为抛家弃子，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像派驻海外、英年早逝）不在家。不出所料，结果居于两者之间。

这些孩子表现出了一些缺陷，但是不如那些父亲抛家弃子的孩子大，这照例意味着孩子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塑造的。

不管基因有着什么作用，环境显然影响着单亲家庭的孩子。盯着他们的眼睛比较少。监控对自我控制非常关键，双亲一般比单亲能更好地监控孩子。单亲忙着做基本的事情——把食物摆上餐桌、保证孩子的健康、支付账单，就不太重视立规矩、行规矩。双亲可以分工，两个人就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塑造孩子的性格。盯着孩子的眼睛多了一双，效果就有差异，而且效果差异非常持久，这一点体现在了一项60多年前就开始了的研究的结果中。

20世纪40年代早期，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一群咨询师一个月对250多个男孩做两次家访。他们观察男孩们的房子、家庭和生活并记录下来。平均而言，男孩们在研究开始时大约10岁，在研究结束时大约16岁。几十年后，男孩们到了四五十岁时，一个名叫琼·麦科德（Joan McCord）的研究者比较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成年时期的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结果发现，青少年时期有无大人监督最能预测成年时期是否会犯罪。咨询师记录了男孩们在校外的活动是经常，还是有时，还是很少被大人监督。青少年时期受成年人监督的时间越长，以后就越不可能犯罪（不管是侵害别人的人身权还是财产权）。

几十年的岁月也磨灭不了父母监督的价值。一篇元分析（总共超过35000个被试者）表明，是否吸大麻与是否有父母监督存在可靠的负相关。如果父母密切监督孩子，知道孩子在哪儿、做什么、与谁在一起，那么孩子使用违禁药物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与没有父母密切监督的孩子相比）。最近的儿童糖尿病患者研究也发现，父母监督有多个好处。青少年自制力较强，父母一般知道子女放学后在哪儿、晚上在哪儿、闲暇时间用来做什么、有哪些朋友、如何花钱。尽管I型糖尿病发病时间早（在患者青少年时期发病）且主要病因也许在基因，但是父母密切监督、自制力很强的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的血糖水平低（因此较少出现严重的糖尿病问题）。实际上，就减轻糖尿病的严重程度而言，如果母亲或父亲能跟踪了解孩子的活动、朋友、花钱习惯，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制力弱的不足。

孩子被监督得越多，就越有机会培养自制力。父母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种意志力培养练习。例如，注意坐姿、常说语法准确的句子、避免说以“我”开头的句子、绝不用“yeah”表达“yes”。任何强迫孩子自我控制的活动都可能有帮助：上音乐课、背诗词、作祷告、注意就餐礼仪、避免说脏话、写感谢信。

孩子在培养意志力的同时，也需要学会什么时候不依赖意志力。

在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中，很多孩子抵御诱惑的策略是，盯着棉花糖，想象自己很强。但这没有用。盯着不准碰的棉花糖，只能提醒孩子棉花糖是多么有诱惑力，只要意志力稍微松懈一下，孩子就会屈服，吃掉棉花糖。对比之下，坚持下来的孩子——为了得到两颗棉花糖等了15分钟的孩子——一般使用的策略是，转移注意力。他们捂住眼睛、转过身去或者摆弄鞋带。棉花糖实验让一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重要的是控制注意力，而不是培养意志力。但是，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是的，控制注意力的确重要，但是，控制注意力是需要运用意志力的。

玩向成功

半个多世纪以来，电视吸引住了孩子，让孩子无心做其他事情；半个多世纪以来，孩子一出现问题，人们就归咎于电视。我们不想随大溜地谴责电视，因为我们看到孩子从电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有样东西孩子没有学到，那就是如何控制注意力。成功的电视节目知道如何吸引并留住人们的注意力，又不像其他一些休闲活动那样费脑子。上网没那么坏，但也无助于培养自制力，特别是如果你不断从这个网站跳到那个网站，从未停下来读读任何比一篇微博或一个短贴长些的东西。

那么，孩子如何学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比短信更长、比YouTube视频更具挑战性的东西？通常建议是让他们读书，而我们举双手赞成这个建议。（哪个作者又不呢？）但是，早在他们能够阅读之前，他们就可以通过玩游戏来学习集中注意力。最近有些非常成功的自制力培养项目借鉴了前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及其追随者的经典实验。在这些经典实验中，他们用游戏提高孩子在某些任务上的技能。例如，有个实验，孩子本来立正不了多长时间，但是如果假装是正在站岗的警卫就会坚持更长时间。与此类似的是，如果假装要去商店，必须记住购物清单，那么他们就比较容易记住一串单词。

那些经典实验的结果应用到了一个名叫“思维工具”（Tools of the Mind）的学前项目中，这个项目鼓励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游戏，这些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都提前设计好了，持续时间在几分钟以上（可能长达好几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自我控制的本质几乎就是考虑当前行为的长远后果，也就是放弃即时满足而追求未来收益，所以一连好几天玩游戏有助于幼儿想得更长远。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持续很久的角色扮演游戏，还要求孩子控制注意力、留在假想角色里。连过家家、假扮战士那样简单的角色扮演游戏也要求幼儿留在角色里、遵守游戏规则。独立研究表明，根据实验室测验来看，与那些参加比较传统的学前项目的孩子相比，参加“思维工具”项目的孩子最后自制力显著提高了。

年纪大些的孩子可以从另外一个经常受抨击的东西中获得一些好处，那就是电脑游戏。我们同意，有些电脑游戏太弱智或太暴力了，有些孩子把太多时间花在打电脑游戏上了。但是，根据劳伦斯·库特纳尔（Lawrence Kutner）和谢丽尔·奥尔森（Cheryl Olson）的说法，对电脑游戏的常见批评与过去对漫画书的批评一样，大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哈佛的这些研究者回顾了文献并将其研究应用到中学生身上，最后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孩子没有被玩电脑游戏所伤害，而且他们可以从玩电脑游戏中获得好处，就像学音乐、做运动或者追求某种需要自制力的爱好一样。要在复杂的电脑游戏中获得成功，你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难懂的规则、遵循精确的步骤来实现一个目标。它比看电视所需的自制力多很多。

幸运的是，自尊运动从未在电脑游戏行业扎根，很可能是因为，如果游戏机不停地告诉他们“你好棒”，他们一定会很烦。相反，孩子更喜欢那种需要从“菜鸟”（新手）开始玩起、通过成绩赢得尊重的游戏。为了提高技能，他们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典型的青少年必须忍受几千次“死亡”和“惨败”，然而他们就是有足够的自尊继续尝试。当家长和教育者提倡“人人有奖”的理念，孩子却在追求那种标准更严格的游戏。玩家需要专注，才能打走一个又一个怪兽；他们需要耐心，才能为虚拟目标运筹谋划；他们需要节俭，才能存钱买装备。

我们不该为游戏吸引住了孩子而惋惜，而是应该利用游戏设计者开发出来的技术。他们提炼了自我控制的基本步骤：设置清晰的、可实现的目标，给予即时反馈，提供足够的奖励让玩家经常练习、持续改进。注意到人们愿意为了玩游戏大下苦功后，有些前卫人士提倡把生活“游戏化”，即把这些技术（像设立“关卡”，允许“升级”）加以改造，用于学校、职场和虚拟团队。电脑游戏让传统美德散发出新的光辉。成功是有条件的，只要你有意志力一次又一次地去尝试，成功就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