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关于专注、自控与效率的心理学

圣母啊，听我哭泣，我咒骂了你上千次。

我感到怒火在灵魂中咆哮；圣母啊，控制不了。

——埃里克·克莱普顿，歌曲《圣母》（Holy Mother）

要是你一年前跟我说……我最终会在忏悔室里低声诉说我的罪孽或者跪着诵经，我一定会笑自己傻。更有可能的消遣？钢管舞、国际间谍、贩毒、暗杀。

——玛丽·卡尔（Mary Karr），回忆录《点亮》（Lit）

埃里克·克莱普顿经常闹自杀，其中有很多次让他没自杀成的，不是对财富、名气和音乐的留恋，而是一个念头：如果自杀了，他就再也不能喝酒了。酒是他永远的最爱，他还爱可卡因、海洛因等任何可以弄到手的毒品。他近40岁时首次在黑泽尔登（Hazelden）诊所戒瘾，其间发作过一次癫痫，因为他没有提醒医护人员他一直在服用安定——他认为这是“女人用的药物”，不值一提。

那次戒瘾之后，克莱普顿保持了几年不碰酒。然后，一个夏夜，在英格兰他家的附近，他开车经过一个拥挤的酒吧时有了一个想法。“我的选择性记忆告诉我，夏夜站在酒吧吧台前，喝上一大杯啤酒加柠檬，就是置身于天堂啊。我选择不记得我拿着一瓶伏特加、一克可卡因和一支短枪考虑自杀的那个夜晚。”

他要了啤酒，很快就找回狂饮和自杀的感觉。在一个情绪特别低落的夜里，他开始创作《圣母》——一首向神求助的歌曲。他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婚姻，可他就是不能不喝酒，即使在一次醉酒驾车事故中严重受伤后。儿子的出生激发他再次去了黑泽尔登。但是，在这次戒瘾疗程即将结束之际，他仍然觉得没有能力抵制酒。

“我总想着喝酒，”他在自传《克莱普顿》（Clapton）中写道，“我彻底地恐惧，完全地绝望。”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待在戒瘾所的房间，恐慌发作，于是跪到地上、祈求帮助。

“我不知道我认为自己在和谁说话，我只知道我山穷水尽了，”他回忆道，“我无计可施了。然后，我记起了我听说过的投降故事，我以为我绝不会投降，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投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仅靠自己就做到，所以我跪下来祈求帮助，我投降了。”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从未认真考虑再喝一次酒，即使在必须确认儿子尸体的那恐怖的一天——他的儿子康纳在纽约从53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摔死了。

那个晚上在黑泽尔登，克莱普顿的自制力突然大大增强。但是，他是如何获得自制力的？这一点很难解释，比他是如何丧失自制力的更难解释。他的酗酒问题可以用准确的生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与大众的刻板印象相反，酒精并不加强你做蠢事坏事的冲动；相反，它只是撤去对冲动的克制。它降低自制力，靠的是两条途径：降低血糖水平，降低自我意识。因此，它主要影响那种引发内心冲突的行为，也就是，你的这部分自我想做、那部分自我不想做的行为，像与错误的人发生性关系、大手大脚花钱、打架，或者一杯又一杯地喝酒。漫画家通常这样描绘内心冲突：好天使站在这边肩膀上，坏天使站在那边肩膀上，互相吵个不停。但是，你喝了几杯酒后，它们就不吵了。好天使歇班了。你需要尽早干预，在狂饮开始前就阻止狂饮。这件事在黑泽尔登那样的地方是没问题的，有工作人员替你做。但是，是什么让你突然有了力量独立做这件事？为什么克莱普顿决定“投降”后就有了更强的自制力？

“无神论者很有可能说，不过是态度变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那是真的，但是真相远远不止于此。”自那以后，他每天早晚都祈求帮助，而且是跪着，因为他觉得他需要放低自己。为什么跪下祷告？“因为有用，就那么简单。”克莱普顿说。他的这个发现，新享乐主义者已经提了几千年。效果有时立竿见影，就像克莱普顿或者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们说听到上帝直接命令他们戒酒，“所有犹疑立马都消失了”。

然而像玛丽·卡尔那样超级愤世嫉俗的无神论者可没那么容易接受上帝的命令。卡尔是《说谎者俱乐部》（The Liars’Club）的作者，这本畅销书是她的回忆录，讲述了她在东德克萨斯一个炼油小镇的成长经历。根据回忆录的说法，她结过7次婚的母亲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之后，烧了她的玩具，想把她刺死。卡尔长大后，成了一位成功的诗人，也有了酗酒问题。在一次狂饮导致她把汽车开到了高速公路对面后，她下决心戒酒，老实听从AA（Alcoholics Anonymous，戒酒互助协会）的建议去寻找超能量。她在地板上铺了块垫子，生平第一次作祷告——至少是卡尔版的祷告。她能想出的最佳祷告语是：“超能量，你他妈的去哪儿了？”她仍然不相信神，但是她确实为了戒酒决定每天晚上作祷告。正如她在回忆录《点亮》中写的那样，一周后，她丰富了每晚的祷告，列出她心怀感激的其他东西，然后提及她想要的一些东西，像钱。

“我的祷告要整整5分钟才做完，”她回忆说，“这么说好像不可思议，但是我还要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约一周都完全不想喝酒。”她继续怀疑超能量，而且，听到其所在AA的另外一个成员催促她“投降”时她抗议说：“但是，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呢？这就像，让我坐在一个塑料模特面前，对自己说‘爱上他’。你无法用意志力控制你的感受。”宗教是那么非理性，然而有一次，她去参加纽约文学界在摩根图书馆举办的鸡尾酒会，当发现自己极其渴望喝上一杯时，她就逃到女厕所，走进一个小隔间，非理性地跪下来祈祷：“请让我远离酒精。我知道我一直没有真的求过您，但是我真的需要远离酒精。求您，求您，求您。”就像对克莱普顿一样，祷告对她有用：“一直在我脑袋里唠叨不停的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就像有个魔法师念了一通咒语把它变没了一样。”

无神论者可能很难理解那个魔法，我们也对其存有疑惑。（我俩都是不称职的基督徒，很少花时间对任何超能量作祈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堂）。但是，分析数据之后我们就不难相信，12步康复法和宗教礼拜中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尽管很多科学家怀疑灵修，而且心理学家出于某些原因一直特别怀疑宗教，但是自我控制研究者不得不为它们的实际效果而折服。社会科学家即使无法接受超自然信念，也意识到宗教对人类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特别是，数千年来宗教对促进自我控制都非常有效。AA要是没有做什么好事，就不会吸引到几百万像埃里克·克莱普顿和玛丽·卡尔那样的人。相信超能量，你的自制力就真的会更强吗？还是因为别的某个东西——某个连非信徒也能相信的东西？

AA的秘密

除了有组织的宗教以外，AA很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自我控制促进项目。AA吸引的问题饮酒者，超过了所有专业临床项目加起来吸引的人，而且很多专业治疗师定期把来访者送到AA。然而，社会科学家仍然不确定AA到底做了什么。没有系统的记录，就很难研究分散型组织：AA各分会自主运营，而且协会成员（理所当然）保持匿名。各地方分会都遵守同样的通用12步康复法，但是12步康复法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设计——最初之所以选为12个步骤，是为了匹配基督门徒的数目。研究者想至少每次检验一步，看看到底是哪一步有效果（如果有的话）。

AA成员喜欢把酗酒比做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症之类的疾病，但是这样类比是有问题的。诚然，酗酒有生理原因——有些人天生就容易染上酒瘾，但是去AA完全不同于去医院。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治病，不是围成一圈坐着鼓励彼此。正如各种怀疑者观察到的那样，临床医生并不认为，一群抑郁者聚在一起有助于缓解各自的抑郁。人们生病，大多不是因为自愿搞坏身体，也没人能突然下决心绝对不得心脏病或老年痴呆症。酗酒更复杂，正因为复杂，AA研究所得的结果才相互矛盾，让研究者困惑不已。有些人说，因为缺乏一致的证据，AA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另外一些人说，研究者就是想不出办法把所有相互混淆的变量的效果分离开来。

AA的守卫者指出，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往往比不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喝酒少，但是批评者指出，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并不清楚。经常参加集会让人更有可能戒酒，还是戒酒让人更有可能经常参加集会？也许那些酒瘾复发的人不好意思继续在AA现身，或者，也许仅仅是他们刚开始时就动机更弱、心理问题更多。

尽管有着这些不确定，但是研究者仍然找到了一些表明AA有用的证据。研究者若是想知道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是哪件引起了哪件，有时就试着跟踪两件事情一段时间，看看哪件事情先出现——假定因果链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因在前果在后。跟踪调查了2 000多个有酗酒问题的男子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麦凯勒（John McKellar）领导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说：参加AA集会导致日后酗酒问题减少（不是相反的情况——他们没有发现表明有酗酒问题导致日后更有可能参加AA集会的证据）。此外，男子最初的动机水平和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被考虑进去后，AA的效果依然存在。其他研究者用类似方法得出结论说，参加AA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更有效。AA成员的戒酒失败率是高的——对他们来说，周期性复发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往往会重新戒酒。实际上，参加AA至少与接受专业酗酒治疗一样有效。

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大规模研究项目MATCH检验了一个理论：所有疗法都有用，但并非对每个人都同样有用。大概，有些人参加AA更好，有些人接受专业治疗更好。研究者让一些酗酒者参加AA，让另外一些酗酒者接受专家实施的认知行为治疗或者动机增强治疗。研究者给一些酗酒者随便指定了一个疗法，给另外一些酗酒者匹配了一个应该对其有最佳效果的疗法。花了几年时间和几百万美元后，研究者最后发现：所有疗法大致同样有效；匹配最佳疗法的做法并没起到额外的效果。（实际上，研究者甚至不清楚是否任何一种疗法都好于什么也不做，因为MATCH项目没有设置什么治疗也没做的对照组，没办法知道是否人们只靠自己也一样好。）

然而，总而言之，与昂贵很多的专业治疗相比，AA至少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即使研究者没有弄清AA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也可以指出AA在哪些方面起作用——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知道自我控制的第一步是设置标准或目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AA帮助人们设置清晰的、可实现的目标：今天不喝酒。AA的口号是“一次（戒）一天”。自我控制依赖监控，在监控这方面AA也起作用。成员一连几天不碰酒，就会获得AA发放的奖章；他们每次站起来发言，往往先说自己多少天没碰酒了。成员还选择保证人，定期甚至每天与保证人联系——这也非常有助于监控。

还有其他一些解释参加AA集会与少喝酒相关的理论，其中不太振奋人心的一个理论是“仓储”说。“仓储”最初是一些怀疑高中教育功能的社会学家在解释高中的所作所为时使用的一个术语。他们把学校看成一种仓储，白天储藏孩子，让孩子远离麻烦，所以其好处与其说来自教室里发生什么，不如说来自教室外不发生什么。出于类似的逻辑，晚上参加AA集会，就没有时间喝酒。我们认为，仓储说不可能解释AA的所有甚至大部分好处，但是它无疑是AA起作用的一条途径。

另外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解释是，集会提供社会支持。像其他人一样，酒精上瘾者和毒品上瘾者都能为了被社会接纳而展现出惊人的自制力。实际上，他们最初之所以染上酒瘾或毒瘾，往往就是因为渴望同伴的认可。第一次抽烟或喝酒，大多数人并不愉快。第一次给自己注射海洛因，真的需要自制力。青少年不顾一切——自己的恐惧、父母的警告、身体的痛苦、坐牢或死亡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坚信，为了被社会接纳，他们不仅需要冒险，而且需要用一种看似满不在乎的超酷方式冒险。他们运用自制力克服抑制反应，运用更多自制力隐藏负面感受。年轻的埃里克·克莱普顿跟朋友去英格兰乡下参加爵士音乐节，在一个酒吧喝了很多酒，开始在桌子上跳舞——那是他最后的记忆，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我没有钱，把屎尿拉到自己身上了，全身都是呕吐物，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回忆说，“但是，真正疯狂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把一切事情又做了一次。我认为，整个饮酒文化有某种超脱世俗的东西，喝醉能让我加入一个陌生的、神秘的俱乐部。”

这是同伴压力的消极面。积极面来自渴望同伴（像帮助克莱普顿和卡尔戒酒的AA成员）的容纳和支持。从根本上说，AA集会中的人也许比12步康复法或者超能量信仰重要得多。甚至，他们也许就是超能量。

他人的影响：你要去天堂还是地狱

有一项最新最具雄心的酗酒研究，研究者是马里兰大学的卡洛·迪克莱门特（Carlo DiClemente）带领的研究团队，被试者是巴尔的摩地区一群正在接受酗酒治疗的人。其中很多人曾被法院勒令接受专业治疗，否则就进监狱，所以他们不是理想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想戒酒的人。他们也许只为了不进监狱而敷衍着接受专业治疗。研究者考量了多种多样的心理变量，然后紧密跟踪了被试者几个月，以验证一系列假设。最后，很多假设都没有得到证明。但是，研究者确实分离出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来预测被试者能否一直不碰酒、酒瘾偶犯会有多严重——是狂饮还是喝一两杯就管住自己不再喝。研究者问被试者是否联系了他人帮助他们避免喝酒，发现比较擅长争取他人帮助的被试者最后戒酒效果最好。

社会支持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可以从两个途径起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孤单地活在世上是有压力的。与社交网络丰富的人相比，独居者和孤独者几乎在每种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上的发病率都更高。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有心理问题或生理问题的人所交朋友更少，确实，有些原本打算与他们交朋友的人也可能因为他们表现出的适应不良而吓跑。但是，仅仅是独居或者孤独也会导致问题。缺少朋友，就比较容易酗酒、吸毒。

然而，并非所有社会支持都是一样的。有朋友，也许对你的身心健康极好。但是，如果你的朋友都又酗酒又吸毒，那么他们也许帮不了你克制自己的冲动。例如，19世纪的美国有个社交习俗叫“烧烤定律”（barbecue law），具体含义是所有参加烧烤聚会的男子都要不醉不归。拒绝喝酒，就是对主人以及其他参加聚会之人的严重侮辱。较近一些，很多研究发现，有朋友的鼓励，人们喝得更多。与酗酒问题或吸毒问题作斗争的人，需要他人帮助自己不喝酒或不吸毒。正是因为这一点，AA那样的团体是极其有益的。酗酒者大半辈子生活在饮酒者中间，想象不到另外一种同伴压力会带来什么好处。克莱普顿直到身陷黑泽尔登才开始求助于其他想戒酒的人。卡尔第一次尝试戒酒时，去教会参加过一些AA集会，但是刚开始看到那些杂乱的人群、听到那些诚挚的故事时，她犹豫了。

她一直远远地观望着，直到有次喝得特别高。之后，她听从了AA的建议，选了AA的一个成员——波士顿的一个资深学者——做她的保证人，也就是她的私人顾问。保证人每天都跟她谈超能量，虽然她没有耐心听，但是谈话仍然起到了效果：“我每周几个晚上去教堂地下室参加集会，在她的帮助下，我两个月没喝酒：我付出了很大努力才取得这个成果，可是这个成果没有给教堂地下室外面的任何人留下印象。”找保证人喝咖啡庆祝两个月不碰酒的胜利时，卡尔抱怨了AA中的失败者和懒惰者以及他们的“精神垃圾”（spiritual crap）。然后，保证人建议她换种方式看待超能量以及教堂地下室的团体。卡尔是这么回忆的：

“她说，这儿有一群人。他们人数比你多，收入比你多，体重比你高，因此——经过简单的计算——他们是一股比你强大的力量。他们当然比你更了解戒酒……如果你有问题，那么让团体来解决吧。”

团体的部分力量来自于AA成员们对彼此遭遇的聆听。在新人看来，AA集会好像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发言者只是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回应彼此、提供建议。但是，讲故事的举动强迫你组织你的想法、监控你的行为、讨论你的目标。你的目标一旦大声说出来了，可能就显得更真实，特别是在你知道听众会监控你的时候。最近一项以认知疗法接受者为被试者的研究发现，在他人（特别是爱侣）面前表明决心，会更有可能坚守决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治疗师保证你会少喝酒，不如对配偶保证更有效，毕竟，你的配偶是那个闻你口气的人。

为了弄清同伴压力到底有多大，或者说为了弄清团体力量到底有多强，经济学家研究了一群从某非营利性组织获得了贷款的智利人，包括街头小贩、女裁缝师等低收入“小业主”。这些人（大多是女人）

每一两周聚一次，接受培训，互相监督还款情况。经济学家费利佩·卡斯特（Felipe Kast）、斯蒂芬·迈耶（Stephan Meier）和迪娜·波梅兰兹（Dina Pomeranz）把这些人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储蓄项目中。一些人只得到了一个免费储蓄账户；另外一些人除了账户外，还得到一个机会——定期集会，宣布储蓄目标，讨论储蓄进展。有同伴监督的人，存下的钱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团体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虚拟同伴团体”可以起到这些效果吗？在一个后续实验中，智利女子没有集会大声讨论储蓄进展，而是定期收到报告她们自己以及团体里其他人每周进展的短信。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短信好像与集会一样有效，显然是因为短信用虚拟形式提供了同样的关键好处：定期监控，以及拿自己与同伴作比较的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吸烟一直被视为由吸烟者的大脑和身体的强烈冲动引起的生理强迫症。所以，2008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表明戒烟似乎会在熟人之间传染的研究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研究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发现：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戒烟了，那么另外一方戒烟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如果一个人的兄弟姐妹或朋友戒烟了，那么这个人戒烟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连同事也有很大影响，只要是在很小的公司一起工作。

吸烟研究者一直对少有人吸烟的人际圈子特别感兴趣，他们猜测那少数几个吸烟者的烟瘾一定很大。确实，有个流行理论认为，每个可以轻松戒掉香烟的人差不多已经戒烟了，剩下的就是一些烟瘾很大、无论怎样也戒不掉的人。但是，各种证据一次又一次推翻了这个理论。尽管有些人自诩能够坚持“出淤泥而不染”，但是生活在非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与生活在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相比，前者戒烟成功率更高，这再次证实了社会影响和社会支持对戒烟的效果。肥胖研究也发现了社会影响对减肥的效果，我们稍后会讨论到。

神圣的自制力

如果你在定期参加宗教集会，祈祷神明让你活得更久，那么你很有可能如愿以偿。甚至，你到底向哪个神明祈祷似乎并不重要。根据心理学家迈克尔·麦卡洛（Michael McCullough，他本人并非虔诚宗教徒）的说法，任何一种宗教活动都会延长你的寿命。他作了一个元分析，这个元分析涉及了至少三四十项研究，这些研究询问了人们的宗教虔诚度并跟踪调查了人们一段时间。结果发现，不信教的人死得更早，而且，同年出生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仍然活着的可能性要高25%。这个差异非常大，特别是在用生死来衡量的时候，而且这个结果（发表于2000年）后来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证实。有些长寿者无疑喜欢认为，神明直接回应了他们的祈祷。但是，社会科学家并不欢迎神明干预说，因为这种说法很难在实验室加以检验。他们找到了更世俗的原因。

与不信教的人相比，信教的人较不可能形成醉酒、抽烟、乱性、吸毒之类不健康的习惯。他们更有可能系安全带、看牙医、服用维生素。他们有更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而他们的信仰有助于他们在心理上应对不幸。他们有更强的自制力，正如麦卡洛及其在迈阿密大学的同事布莱恩·威洛比（Brian Willoughby）最近分析了80多年间几百个有关宗教和自我控制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一样。他们的分析于2009年发表 在 心 理 学 领 域 最 权 威 、 最 严 格 的 杂 志 之 一 《 心 理 学 公 报 》（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宗教的某些好处并不让人惊讶，比如，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之所以有这些好处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价值观一旦被人与神（不管是哪个神）的意志联系起来就显得更加重要。宗教还有一些较不明显的好处，比如，有人发现宗教有助于减轻人们在不同目标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内心冲突。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相互冲突的目标妨碍自我调节，所以，宗教好像给信徒提供了更清晰的优先次序，减轻了这样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宗教还有利于增强自我控制的两个要素：意志力和行为监控。早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就报告说，在主日学校花时间更多的学生，在实验室自律测验中得分更高。不管是根据父母的评分还是根据老师的评分，虔诚信教的孩子冲动性相对较低。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研究者专门考察过经常作祷告或进行其他宗教活动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但是这些仪式应该像其他曾被研究过的练习（强迫自己坐直、强迫自己用语准确等）一样能够增强意志力。

另外一个宗教活动——冥想，往往涉及有意识地努力调节注意力。刚刚练习坐禅的人，为了静下心来，往往会数自己的呼吸一直数到十，然后重新从一数到十，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思想会非常自然地走神，所以让思想集中起来关注自己的呼吸，有助于约束思想。念经（不管念诵哪个宗教的经文）也是一样的。神经科学家观察处于祷告或沉思之中的人，看到对自我调节和注意力控制都重要的两个脑区活动强烈。心理学家阈下呈现（飞快闪现，让被试者只在潜意识层面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宗教单词，有了一个发现：如果呈现的是God（上帝）、Bible（圣经）之类的单词，那么被试者识别drugs（毒品）、premarital sex（婚前性行为）之类与诱惑有关的单词或词组的速度就会变慢。“看起来就像人们把宗教与压制这些诱惑联系了起来。”麦卡洛说。他暗示祷告和冥想是“一种增强自制力的厌氧运动”。

宗教信徒定期强迫自己中断手头事务作祷告，培养了自制力。有些宗教，像伊斯兰教，要求教徒每天在固定时间作祷告。很多宗教规定了斋戒期，像犹太教的赎罪日、伊斯兰教的斋月和基督教的大斋节。宗教规定了特别的饮食模式，像清真食物或者素食。有些礼拜和冥想要求信徒很长时间保持一个特别姿势（像跪着、盘坐），这个特别姿势一般是不舒服的，要保持下去只有依靠自制力。

宗教还有利于增强自我控制的另外一个要素——行为监控。一般而言，信教的人觉得上帝或者其他神明在看着自己，注意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甚至知道自己行为背后最隐秘的原因。要是自己因为错误的原因做了貌似正确的事情，那是轻易糊弄不了上帝或者其他神明的。马克·鲍德温（Mark Baldwin）及其同事作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让本科女生在电脑屏幕上阅读一段明显有性意味的话，然后让其中一些女生下意识地看教皇的照片，最后让所有女生对自己评分。结果，天主教女生（这些女生接受教皇的宗教权威，看到教皇就会想起上帝的戒律）对自己的评价比较负面，这大概是因为她们的潜意识记下了教皇的形象，进而为看了色情读物（还有可能乐在其中）

而惭愧。

不管是否相信某个无所不知的神明，信教的人往往十分清楚自己被很多双眼睛盯着——这些眼睛属于所在宗教团体的其他成员。定期去礼拜堂，他们就感受到一种压力：必须根据团体规范控制自己的行为。即使在教堂外边，信教的人也经常与其他信教的人待在一起，进而觉得自己要是有不良行为就会被人注意、反感。宗教增强监控的另外一条途径是仪式，这里的仪式是专指那些要求人们反思自己的道德过错以及其他过错的仪式，例如，天主教的告解圣事、犹太教的赎罪日。

当然，连刚开始的入教也需要一些自制力，因为入教就必须做礼拜、记祷词、守规矩。研究者之所以发现信教的人自制力较高，一个原因就是样本有偏。信教的人，刚开始的自制力就高于一般人。但是，即使考虑了那个因素，研究者仍然看到有证据表明宗教会提高自制力，而且很多人本能地得到同一结论——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想增强自制力时就会入教。其他人在遇到麻烦时会重拾儿时学到的信仰，但是过后就会放弃。他们重新信教，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要是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更恰当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碰到现在的问题（酗酒、吸毒或债务）。但是，除了最初的后悔之外，他们最后可能认识到了：宗教的约束会帮助他们回到正轨。

一直是无神论者的玛丽·卡尔，最后彻底投降，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甚至熬过了圣伊格内修斯（St. Ignatius）灵修——一系列高级的、严格的、耗时的祷告和冥想。显然，她走的路并不适合每个人。

即使你愿意仅仅为了提高自制力而皈依天主教或者其他宗教，你也很有可能因为并不真心地信教而享受不到宗教的大部分好处。心理学家发现，因为外因——像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或者想结交人脉——参加礼拜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信徒那么高的自制力。麦卡洛下结论说：

信徒的自制力不仅来自担心神明谴责，而且来自恪守宗教价值观，这套价值观让他们的个人目标有了神圣的光环。

他建议无神论者寻找自己的一套神圣价值观。它可能是立志帮助他人，就像亨利·莫顿·斯坦利把终结奴隶贸易当做自己在非洲的“神圣使命”一样。它也可能是促进他人健康，或者传播仁道，或者为下一代保护环境。在传统宗教衰落了的富裕国家，环保主义特别强大，这很有可能并非偶然。献身上帝似乎让位于尊重自然的美丽和卓越。环保分子的“少消费少浪费”理念，正在像宗教训诫或维多利亚启蒙书一样教孩子如何自制。世俗的绿色似乎正在本能地用一类自律替换另外一类自律，用一种规则替换另外一种规则：有机替代（犹太）洁净，可持续性替代救赎。

绝非偶然的是，有些人把《圣经》抛在一边，最后买了很多宣扬新的生活规则的书。他们收起了“十诫”，以“七个习惯”或“十二步”（Twelve Steps）或者“八圣道”（Eightfold Path）取而代之。他们即使不相信摩西的上帝，也喜欢十诫的思想。这类规则和教条也许打动不了你——甚至让你紧张——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只是无用的迷信而拒绝它们。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些规则，这种方式带有足够多的统计图表、数学博弈理论和经济学术语，能够取悦最世俗的科学家。

明线

当埃里克·克莱普顿在那个夏夜酒瘾复发，开车经过一个酒吧情不自 禁 地 下 车 进 去 喝 酒 时 ， 他 被 名 为 “ 双 曲 线 贴 现 ” （ hyperbolic discounting）的东西毁了。解释这个概念，最准确的方式是用图表和双曲线，不过我们想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混着一则古老的寓言）。

这么想吧，那个周六晚上的埃里克·克莱普顿是一个忏悔的罪人，正在通往救赎的路上，就像17世纪的寓言《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的主角。假设他也在走向一座圣城。走在空旷的乡间，他可以看见远方圣城的金色尖顶；盯着那个目标，他一直向前走着。这个晚上，他看向前方，注意到一个酒吧。酒吧的位置很讨巧，就在马路拐弯处，直面旅客。从这个距离看来，酒吧像座小楼，背景里的金色尖顶依然较大。但是，随着朝圣者埃里克走近酒吧，酒吧显得越来越大；当他到达酒吧，酒吧已完全挡住了他的视野。他不再能看到远方的金色尖顶。突然，圣城显得远远不如这座小楼重要。就这样，随着朝圣者踏上酒吧的地板，他的步伐终止了。

那就是双曲线贴现的结果：当诱惑还很遥远，我们可以忽略诱惑；但是，当诱惑就在眼前，我们就会头脑发昏，忘掉长远目标。还记得前面多次提过的那个让被试者在即时小奖励和未来大奖励之间选择的方法吗？著名精神病学家兼行为经济学家乔治·安斯利（George Ainslie）和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把这个方法加以改造用于实验，弄清了双曲线贴现的机制。例如，如果你赢了彩票，可以选择6年后获得100美元或者9年后获得2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200美元。但是，如果选项变成今天获得100美元或者3年后获得2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如果是理性折现，那么人们会再次应用同样的逻辑得到同样的结论，即为多得100美元多等3年是值得的。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这次选择了今天获得100美元。立即兑现这一诱惑强烈扭曲了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非理性地贬低未来奖励的价值。安斯利发现，随着我们距离短期诱惑越来越近，我们折现未来的倾向沿着双曲线滑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缺点叫做双曲线贴现。随着你贬低未来的价值（像佛蒙特州那些只能想到未来1小时之内的海洛因成瘾者一样），你就不再在意是否宿醉到明天，不再在意余生都不碰酒的誓言。现在，与在酒吧及时行乐相比，那些未来收益显得微不足道。停下来喝一杯有什么坏处呢？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停下来喝一杯是没坏处的，就像有些人（不是很多人）可以在一次派对上享受一根香烟、接下来几个月再不抽烟一样。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一喝起来或一抽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的人，那么你不能把那杯酒或那根烟看做孤立事件。你一杯酒都不能喝，即使是在朋友的婚礼上，因为破例喝了第一杯，就会破例喝第二杯，长期下去，你是戒不了酒的。对我们的朝圣者来说，那意味着，如果急急走进乡村酒吧喝上一杯，他就会喝上一杯又一杯，也许就永远走不到圣城。所以，在马路带他太过靠近酒吧并扭曲他的判断以前，他需要有所防备。

最简单的策略也许是，回避酒吧。知道不远处有个酒吧后，他可以绕道而行。但是，他如何能确保自己始终如一地遵守那个策略呢？

假设，准备绕过酒吧时，他记起来了，沿着马路继续朝前走，在下个城市，不得不经过一个酒馆。那家酒馆就在一座桥的旁边，这座桥是他走向圣城的必经之桥。他担心，明天晚上到达那个酒馆时，他会屈服于喝酒的诱惑。怀疑自己也许实现不了头脑清醒地走过漫漫长路到达圣城的梦想，朝圣者埃里克开始与自己讨价还价“如果无论如何我明天都会醉，那么现在停下来喝一杯又有什么区别呢？及时行乐！干杯！”想要今晚抵制住喝酒的诱惑，他需要相信自己明天不会屈服于喝酒的诱惑。

他需要“明线”（bright lines）的帮助，这个词语是安斯利从律师那里借鉴来的。明线规则，是明确、清晰、简单的规则。越过明线时，你一定会注意到自己越过了明线。如果你答应自己“适量”饮酒或抽烟，那不是一条明线。它是一条模糊的边界，没有明确指出你在哪个点从“适量”变成了“过量”。边界那么模糊，而你的大脑又那么擅长忽视你的小错，结果，你也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越界太远。所以，你无法确信你总在遵守适度饮酒的规则。相反，零容忍是一条明线：

完全戒除，任何时候都没例外。它并非适用于所有自我控制问题——节食者不可能一点食物都不吃，但是它在很多情况下行得通。一旦你承诺遵守一条明线规则，那么你的“现在自我”就会相信你的“未来自我”也会遵守它。如果你相信规则是神圣的——上帝定下的戒律，超能量立下的一条不容置疑的规矩——那么它会变成一条特别明显的明线。你更有理由期望你的“未来自我”尊重它，这样你的信念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一个自我实现的命令。我认为我不会做，因此我不做。

在黑泽尔登，埃里克·克莱普顿突然发现了那条明线；儿子去世后不久，他主持了一次AA集会，再次领教到它的力量。他与其他成员谈论12步康复法中的第3步，即“把你的意志交给超能量照顾”。他还告诉他们，他在哈塞登一跪下来祈求上帝，他的喝酒强迫症就立即消失了。他告诉他们，自那以后，他从未怀疑他戒酒的意志，哪怕是在他儿子去世的那一天。集会过后，一个女人找到他。

“你刚刚拿走我喝酒的最后一个借口，”她告诉他，“我总在心里一个小小的角落保存着那个借口：要是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我就有理由喝醉。你让我看到了，那不对。”听她这么说，克莱普顿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纪念儿子的最佳方式。不管你把他送给她的礼物叫成什么——社会支持、信仰上帝、相信超能量、明线，那个礼物都让她有了挽救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