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格别乌朝美国下手
从贿选和诉求恐惧心理的写信运动，到秘密经费赞助等等手段，苏联和美国对他国的大选干预行动，横亘了二十世纪大部份的时间。在本书的历史回顾谈到二十一世纪之前，还有一块拼图要找出来：那就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内发生了哪些事？
中情局在海外忙着干预其他国家大选的同时，历任领导人都以为美国国内的选举，应该是不可能也不会受到他国情报单位的干预的。我问巴比．殷曼，在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间，是否有可能，会有外国势力，操纵了美国国内大选。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段期间，正是殷曼担任美国国安局长、随后又接任中情局副局长的时间，当时美国国会正针对中情局秘密行动的计划重新进行规划。殷曼对这问题的回答是：「不会、不会…在共产国际还在的年代，是有过这样的担忧，包括它会影响全世界各国，但随着共产国际不在，这样的担忧自然也就烟消云散。」1
欧列格．卡鲁金这位前格别乌的将领，看到的却不一样。他被派驻在美国的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年间，可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干预美国大选，这包括散发很多不实、诋毁候选人的假讯息、找出对唿声高的总统候选人有杀伤力的情报，再将之散播出去，另外也试图直接和候选人合作，并想办法影响候选人。卡鲁金说：「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帮助胜选后会对苏联伤害最少的候选人。」不管在那时或是现在，莫斯科当局的目标，都分成三方面：在美国制造分裂、伤害仇苏候选人，并帮助友苏候选人。
对莫斯科而言，干预美国大选的风险很高，但是报酬也很大。要是格别乌行动曝光，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就会恶化，而美国就会实施经济、外交，甚至秘密的反制行动。卡鲁金说：「总是会听到有反对的杂音说，曝光的话美国就会回击，到头来是伤人三分、伤己七分。」2但是成功的好处实在太难抗拒了：在美国选民决定国家未来方向之际，影响他们选票的去向。这样的行动，并不是为了意识型态，毕竟，共产党在美国政坛从来就不受到欢迎，而是为了苏联领导人政权的安定考量以及个人恩怨。
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四年间的多次美国大选中，莫斯科当局多次锁定他们视为不利苏联的总统候选人，并暗中运作摧毁他们的竞选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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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被苏联找上的目标是李察．尼克森总统。
「我想给您看看这个厨房，这跟我们在加州家中的一模一样。」这是美国副总统尼克森，在一九五九年七月间对苏联总统尼基塔．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所说的话。当时尼克森人正在参访苏联，和赫鲁雪夫一起参观美国家居展。讲这句话时，尼克森指着一台亮闪闪的洗碗机，藉此显示资本主义远比共产主义优秀。
赫鲁雪夫不疑有他，就回呛他说：「在我们俄罗斯，只要出生在苏联，就可以拥有一间房子。这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这段你来我往的对话，被称为厨房之辩，意识型态之争变成意气之争。
尼克森回呛他说：「你这人尽是抢着话讲，不给别人机会讲，什么事都不让步…人不能怕别人给你建议。」赫鲁雪夫暴气回他说：「你才不该怕别人给意见，我们什么都不怕。」尼克森又回赫鲁雪夫说他「又不是什么都懂。」这话可把这位苏联领导人气坏了。所以他又回：「要是我不是什么都懂，那你对共产党又知道些什么，除了只知道害怕以外。」3
赫鲁雪夫事后气冲冲离开。所以，当一九六○年尼克森顺利拿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时，赫鲁雪夫紧盯着事态的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尼克森）对苏联的莽撞无礼，那种反共姿态，以及他过去与反动派及反启蒙主义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之间的连结，未来都对苏联只有坏处没有好处。」4赫鲁雪夫的态度，贯彻到格别乌的基层干员身上，卡鲁金说：「莫斯科当局很怕尼克森」，卡鲁金在一九六○年时被派驻到纽约市，他说：「尼克森代表的是右派的共和党员，而俄国人怕死这种人了：要是被他拿到政权，（美苏关系）就会判若云泥，冷战可能就会演变为真正的战争。」5
共和党高层也担心赫鲁雪夫可能会想破坏尼克森的总统竞选工作。一九六○年二月间，美国派驻联合国的大使亨利．卡波特．洛吉二世（Henry Cabot Lodge Jr.）曾经和赫鲁雪夫本人见面会谈过，洛吉日后也成为尼克森总统竞选时的副总统候选人，跟他搭档竞选。在会谈中他向赫鲁雪夫保证，也给予忠告。他对赫鲁雪夫说，尼克森其实不是他担心的那样子，在他当选后，将会加强美苏友好关系。所以苏联不用费神介入美国大选。赫鲁雪夫在回忆录中记载洛吉当时对他讲的话说：「贵国不管支持那位候选人，这样的干预不是我们需要的…这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只求您保持绝对的中立。不要介入美国内政，介入总统大选。」洛吉这番话的道理赫鲁雪夫是懂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干预美国大选「基本上是明智的抉择」，衡诸其中风险。6
但赫鲁雪夫这人不是会考量风险的人。他这人见过大风大浪。身为贫农之子，他却能够突破种种不可能，挤进史达林的核心权力高层，在一九五三年史达林死后，掌握最高权力。7身为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行事作风向来深不可测，且往往诡谲多变：他反对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并对外虚张声势说莫斯科当局拥有长程飞弹，挑起美苏强权在柏林的对峙，并在古巴架设飞弹。赫鲁雪夫想要的，没有得不到。
一九六○年时，赫鲁雪夫想要的就是让尼克森在总统大选中落败。洛吉所不知道的是，早在他俩会晤前，赫鲁雪夫就已经跨出第一步了。他想要让民主党前两次都提名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当选。赫鲁雪夫认为史蒂文森是「想法实际的人」，而且希望「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8问题是，史蒂文森这次大选并不打算再参选了。赫鲁雪夫想劝他回心转意。
一九六○年一月间的一个下午，史蒂文森来到华府的苏联大使馆，在这里他拜见了莫斯科派驻美国的大使米凯易尔．孟席可夫（Mikhail Menshikov）。两人在饱食了由莫斯科官方款待的鱼子酱、水果、饮料后，孟席可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赫鲁雪夫的亲笔信，大声念了起来。
史蒂文森转述说，信中赫鲁雪夫写道：「我们对未来很忧心，希望美国选到对的总统。各国都对美国大选密切关注，我们不可能不在意自己的未来，以及美国大选的结果，这对全世界所有人都很重要。」对于美国的一九六○年总统大选，赫鲁雪夫在信中解释自己的想法，他属意史蒂文森「远胜于其他候选人，因为我们知道史蒂文森先生的想法，我们所有人都由衷寄望于他。」赫鲁雪夫接着就表明自己有意协助史蒂文森取得大位的想法：
苏联媒体可能有办法协助史蒂文森先生成功吗？要怎么做？媒体应该称赞他吗？要是应该，要称赞什么？媒体应该批评他吗？如果批评的话，该怎么批评？（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批评史蒂文森先生，毕竟过去他对苏联当局和共产主义多所不满！）史蒂文森先生是最清楚，什么最有利于他。
念完这封信后，孟席可夫交待史蒂文森务必不要把信的内容泄漏出去。看来，莫斯科当局是想要拉史蒂文森合谋，对大选动手脚了。但史蒂文森断然回绝。在表达了自己对赫鲁雪夫的「信心」和「主动提供援助」的感谢后，他再次提醒孟席可夫，自己无意参选总统。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自己「对于在美国大选进行干预是否合适或是否明智，其实有很深的忧虑。」史蒂文森觉得赫鲁雪夫的提议不仅不恰当，而且非常欠缺深思熟虑。他说：「我告诉他，要是我要竞选，我不可能接受他所提的援助。…我相信我把话说得很清楚，让他知道我对他提供协助的事感到很不恰当，也觉得这不够谨慎，对大家都很危险。」 数天后，因为这次会面实在太难从心里抹灭，所以史蒂文森就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在给孟席可夫的私人讯息中，他重申自己无意竞选总统，而且就算他参选了「我也必须拒绝，您同胞的善意和对我的信心，我真的心领了。」9
赫鲁雪夫干预一九六○年美国大选的初衷失败了，不过他可没死心。尼克森和约翰．甘乃迪参议员（John F. Kennedy）随后出线，成为两大党的提名人。赫鲁雪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要是甘乃迪当选，对（美苏）关系的增进，会较有希望。」卡鲁金为他的话作补充说：「因为甘乃迪被视为较自由派的一位。」所以莫斯科当局就想办法要帮他当选。亚历山大．菲克里索夫（Alexander Feklisov）当时是格别乌派驻华府工作站的主管，他接到指示要「定期向中央报告选情的发展，并提出关于外交、宣传以及任何其他方面，可以帮甘乃迪胜选的方法。」10格别乌接下来进行了哪些行动，现在所知不多，但卡鲁金说这些行动他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他说，在竞选过程中，格别乌分送了「各种文宣」，但他也说自己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说法。「发生很多事。我们这行可以做的事太多了，真的是超乎想像。可能是伪造文件、可能是特定功能的刊物、书籍、杂志、电台、广播节目、电视…当然，还有一些匿名信。」11
赫鲁雪夫不仅动员格别乌来影响美国选情，他同时也利用国际情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九六○年五月，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莫斯科囚禁了机上的飞行员法兰西斯．盖瑞．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随后在七月间，苏联又击落了另一架美国RB-47侦察机，再次逮捕机上两位生还的飞行员。洛吉向联合国表达美国的不满，称苏联此举「不合法」，并促苏联快快释放三人。12
赫鲁雪夫断然拒绝，他跟苏联决策最高单位的政治局说：「要是我们释放三名人质，那就是助长了尼克森的声势。…即使只是稍微让情势倒向他那边，都可能不利我们。」尼克森和洛吉这两人正好是共和党的总统副总统参选人，他们也正好在即将卸任的执政团队中，赫鲁雪夫刻意在这时给华府吃闭门羹，就是要让选民觉得共和党很无能。九月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陆文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再次敦促赫鲁雪夫释放RB-47侦察机上的两名人质，同样遭到拒绝。苏联领导人始终深信「两人的释放和返乡时机，对选情有重大的影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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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当天，甘乃迪以十万票之差、选举人团三百零三比二百一十九票，击败了尼克森。据赫鲁雪夫的儿子说，他父亲在获悉甘乃迪胜选后，「满意地笑了开怀」。14甘乃迪就任五天后，赫鲁雪夫同意展开人质释放协调。甘乃迪随后即宣布两名RB-47上的飞行员即将返乡。甘乃迪说：「苏联政府此举，为增进美苏关系的路上移除了一个重大的障碍。」一九六二年，鲍尔斯也跟着获得释放。15
我们很难确知，莫斯科的秘密干预行动，改变多少美国人选票的去向。（比如说，相较于看到总统辩论会中，尼克森汗流浃背的丑态，这对他选情的伤害之大，可能是莫斯科作梦都想不到的大礼。）不过，甘乃迪当政后，格别乌的秘密干预行动可没有减少。格别乌的纽约情报站开始蒐集有关甘乃迪私生活的情报，卡鲁金吐露更多内幕，他说莫斯科想要「利用这些情报，采取一些手段，来左右一些事情。」这项指令很符合格别乌一向的行事风格：蒐集情资。卡鲁金接下去说，「在这些情报之上再套上看图说故事的编纂，把一些纯然编造出来的故事，呈现给大众看，所以这么就虚虚实实、真真假假。」16
格别乌这头在暗地里行动的同时，赫鲁雪夫则忙着和美国的新政权套交情，搏好感。他既已下了功夫协助甘乃迪当选，这份功劳不能被埋没，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赫鲁雪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于维也纳高峰会上的经过：
会议中，我问他：「甘乃迪先生，你知道我们投你一票吗？」
他面露疑惑地看着我说：「怎么投？您这话从何说起？」
我就把大选前，华府多次向莫斯科请求人质遣返的事一一告诉他，包括详细的日期，我让他了解，要是在那时我们就遣返鲍尔斯等人，那这事的功劳就会挂在尼克森头上。
他开始笑了起来，一直到他回过神来，才对我说：「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同意您的看法，在那个时候，即使是一点点的差池，都可能有不一样的结局。我同意您的说法，您为我的胜选投了一票。」 这虽是玩笑话，却虚中带实。我要说，当初选了甘乃迪这个决定，至今没有让我感到后悔过。17
赫鲁雪夫这个动作的首要目的是要让甘乃迪胜选。次要目的则是要操纵甘乃迪。他让甘乃迪知道莫斯科当局「投了他一票」，就在暗示甘乃迪说要知道他登上大位，部份是靠苏联的帮忙。他这策略，尽管常见，但必须趁着竞选期间，就提早让受惠者知道，外国势力正在帮他忙，就能事半功倍，像艾德瓦多．福莱和戴．加斯培里两人就是如此，同样的情形也适用史蒂文森，只要他当初愿意接受赫鲁雪夫的提议。但甘乃迪在选举前，并不知道莫斯科当局在暗中帮他的忙，所以他对自己当选的正当性并没有丝毫有愧于心，心理上也不觉得自己欠赫鲁雪夫一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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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迪还在庆祝当选时，争议事件已经在美国爆发了。一九六○年十一月，亚洲和非洲国家派往联合国的代表们，全都不约而同收到一封由三K党（Ku Klux Klan）署名的威胁信件。《纽约时报》以「种族主义者仇恨信寄往联国援助团」的标题，报导了此事。18当奈及利亚大使嘉嘉．瓦丘库（Jaja Wachuku）当着联合国大会念出此信完整内容后，事态更为严重。瓦丘库说：「这信直接寄到我办公室，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大会纪录记载此事。信的标题是：『白人统治的美国拒绝杂种化的联合国。』」瓦丘库接着念出信中内容：
非洲的黑种人和亚洲的黄种人…入侵了联合国。这数量已经多到让白种新教美国人作呕。这些次等人种从树上爬下来、从沼泽走出来，要来践踏白种人……这些猩猩猿猴早该被晒黑、戴上羽毛的。19
这一刻让美国人的脸都丢光了，一下子矮人好几截。美国参议员韦恩．摩尔斯（Wayne Morse）是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为了对此有所回应，他称此信是「对美国人民的侮辱…绝对不能代表奉公守法美国公民的观点。」他继续说道，要是此信真是出自「美国疯子手笔」，那么美国真的是「要好好对联合国大会致歉，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竟然会想要散播这么恶毒、仇恨的言论。」20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强国，竟然要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国内的种族主义和黑白隔离政策道歉。
但这信根本不是出自三K党之手。这是在美国的苏联情报员伪造的。格别乌的档案就揭露，「正在准备一印刷品，要假三K党之名发送到联合国代表面前。」这份印刷品的「内容和型式，是仿自种族主义者的笔法。」格别乌参考了其他同类的书写，好让人相信这信是真的。这计划奏效了。这份格别乌的档案写道：「美国内部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被点名了。」而当瓦丘库将「这伪造信的全文」公开念出来时，让美国官员不得不出来道歉，而联合国也必须将此信列入正式会议纪录中。21
莫斯科当局对尼克森发动这项行动，其目的很清楚：不跟苏联利益站在同一边，我就让你不好过。同一时间，格别乌又有另一使命：要在美国内部酝酿不和谐，好让苏联的劲敌在国内外腹背受敌。这些任务可以多头并进，他们不只在一九六○年干过，在二○一六年也同样又做了一次。卡鲁金回忆道：「我们想办法利用这所有的歧异，制造更多反黑人的运动。」卡鲁金亲身参与了很多三K党的行动。格别乌在其档案中，解释了自己的目的，是要「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生活中丑陋不堪的一面，尤其是非洲国家和其百姓。方法则是让大家看到他们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面目。」22对莫斯科当局而言，美国的多元性，正是其最大的弱点。二○一六年时，当俄罗斯在网路上散布了种族主义内容时，卡鲁金看到很多跟当年似曾相识的作法。他说：「这是从前苏联的技俩，只是稍微调整、适合现在的政治现实而已。」23
格别乌这种伪造假讯息的行动，主要锁定两个弱势族群：黑人和犹太裔美国人。这些技俩之所以能够成功，则泰半仰赖媒体，在数位时代来到以前，传统媒体像是守门员一样，会负责分辨新闻讯息的真伪，真的才会放行给读者。格别乌为了要吸引记者的注意，他们会寄匿名的反犹太信给犹太裔领袖，或者安排人到犹太教会堂去漆纳粹的万字旗、或者付钱给小混混去污毁犹太人的墓地。卡鲁金说：「我们在美国境内散播反犹太、反黑人的文件。」他记得当时「这样可以让人觉得这些事都是美国做的，不是俄国；美国不是它给外界看到的那样。美国反犹太人、好战、是魔鬼。」24藉此让包括美国和非美国人都看不起美国。要是这刻意犯的仇恨罪能得到大报的报导，那莫斯科当局就会视任务为成功。
而且，就算美国大报不相信，至少有一票为数不算多的记者，一定会照单全收：格别乌官员在美国假扮成外国特派员的人。这些人上头的长官主要都是俄国人，如果了解这层关系的话，那格别乌在美国玩的这些技俩，其实目的不只在给美国国内看，也同样放眼苏联本国。这类的假造消息，可以回流到苏联，给苏联民众看，让他们知道，美国号称多元包容，却其实是仇恨的温床。卡鲁金回忆当年的行动说：「我们想让苏联人民看到，美国不是受上帝祝福的宝地，而是充满了反犹太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地方。…这本来就是苏联官方的宣传口径，而格别乌只是用了特别的方式，让这些宣传更有效而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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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驻美国的格别乌干员而言，制造分裂并影响大选，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每一次的任务，莫斯科当局都会衡量，值得冒多少大的险去进行。一九六○年时，赫鲁雪夫似乎没有用上格别乌最简单武器：现金。当时，苏联在全世界各地都在资助其青睐的党派。但金援美国主要政党这事，却可能反而坏事。要是美国的官员查到背后有人出资，那肯定会在冷战情势最危急的时刻，成为焦点，这只会害苏联有意暗助的一方失利，而且也会损及美苏关系。
一九六八年，当尼克森再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莫斯科当局再次试图破坏。这中间过了八年，已经物是人非，诸多改变。尼克森这次的对手是休伯特．亨佛莱（Hubert Humphrey），时任副总统，但因为当时美国人痛恨越战，造成他的选情受到拖累。一九六八年时，赫鲁雪夫已经下台，继任的李欧尼德．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希望和海外各国建立新的连结，以稳固他的苏联的政权。尼克森如果当选总统，似乎只会和苏联采取敌对态势。卡鲁金说：「亨佛莱是比较好的那个，因为他比较自由派、且比较好对付。」26
恐惧和绝望都会让人采取非常手段，尤其是像秘密干预他国大选这样的手段。那时的布里兹涅夫正好同时具备两种心态。所以「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就作了最极端的决定」。当时苏联驻美大使安纳托利．杜布里宁（Anatoly Dobrynin）说：「他秘密帮助亨佛莱的竞选工作，包括金钱资助。」当时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科（Andrei Gromyko）交待杜布里宁一个「最高机密的命令」，他要提供亨佛莱任何所需协助。27
但杜布里宁对于葛罗米科的命令，却迟迟没有执行。因为他担心这「危险的举动」万一要是被发现，会毁了亨佛莱的选情，因此也不利于苏联，为此他敦促莫斯科当局要重新考虑。但葛罗米科不为所动，他回覆说：「心意已决，执行便是。」28这之后没多久时间，亨佛莱就在家中招待杜布里宁，两人共进早餐。苏联大使此行，是为了提议一桩在美国和苏联政府中，最高层级的阴谋任务。杜布里宁一边用着早餐，顺口就问了亨佛莱竞选经费的情况。这时，杜布里宁想提议直接金援的话已到嘴边，但是亨佛莱很机警，马上就意会过来，杜布里宁写道：「他马上就明白事态，」回我说：「他经费非常充足，不劳莫斯科方面操心。」莫斯科当局出手想赞助美国总统候选人经费，却功败垂成。既然亨佛莱都亲口回绝了，这个计划也就胎死腹中。杜布里宁结论说：「所以这件事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情况下，无疾而终了，以后谁都没再提过。」29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直接合谋，这种事是一个铜板敲不响，得两边都有意愿才成。不论是史蒂文森，或是亨佛莱，莫斯科都碰了钉子。这次尼克森就顺利赢得一九六八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但差距非常的小，要是亨佛莱真的引外国势力自重的话，搞不好真的就会当选了。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其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莫斯科当局都误判了尼克森这个人，因为日后在尼克森任内，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东西方的缓和政策（一译低荡）。尼克森对于外来国际局势的务实态度，让德国的威利．布兰特总理效法，才会向东欧伸出友善的手，不用担心被视为背叛西方国家。30秘密干预大选的行动，往往都只能根据不完整的情报和预测作决定。有时候，看起来友善的候选人，就任后却很不友善。而有时候，看起来有威胁的候选人，就任后反而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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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选而言，美国国内的情形和苏联判若云泥。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超级强国中，唯一真正举行公平选举的国家，再者也是因为中情局，虽然会干预海外各国的大选，毕竟是出自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享受其自由的报业和司法体系，两者都具能善尽监督的功能。中情局的秘密行动计划，跟格别乌的不同，若在国内进行，就有可能被踢爆，进而被调查，最后会被规范。
中情局成立早年，则不是这样，他很多时候都是作事不留痕迹，不怕被查到的。当萨尔瓦多．阿叶德在一九七三年自杀身亡后，大众之所以没怀疑到跟中情局有关，是因为中情局会秘密行动计划这档事，罕为外界所知。波特．葛斯这位一九六○年代的中情局官员、日后升任该局局长，他就说：「我想，国会议员那时应该压根都不知道中情局有什么动静。因为那时我们所有进行的行动，都非常秘密，密不透风，也不跟人讨论。这种事，谁都不敢多嘴，就连政府最高层都不敢置喙。」约翰．麦克洛夫林同样也是冷战时期的中情局官员，日后同样升任该局局长，他就形容国会对中情局的监督，一开始都只用私下、非正式的方式，跟几位多数党参议员像聊天一样提一下而已，而听到的议员则通常一律会回答：「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让我们知道，我知道这些事没好处。」31
不过，这种一切好说的好日子，在一九七四年九月有了变化。记者西摩尔．赫许（Seymour Hersh）揭露了中情局在智利的行动。这类的披露，再加上其他关于美国在东南亚秘密行动的报导，导致美国国会通过了修斯─莱恩修正案（Hughes-Ryan Amendment），该法案要求中情局所有秘密任务，都要向多数党参议员告知，而总统则应向国会议员提供每个任务进行的理由。32哈洛德．休斯（Harold Hughes）是提议并起草这个修正案的主要参议员，他形容该法案「不过是规范秘密任务的初步。」有些美国高层担心这个修正案会让中情局跛脚。亨利．季辛吉这时已经成为国务卿，他就认为如果所有任务都要「列入档案，且交由总统签署许可」，那以后总统就不能在事发后，迳行否认知名，更何况「秘密行动要是事前都要对五十位参议员简报，那之后怎么还可能保得了密、秘密的起来。」33
赫许最具震撼力的报导，和选举无关。《纽约时报》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报导上揭露：「尼克森任内，中情局在美国大规模行动，对付反战势力、异议份子。」中情局监视了数千位反对越战的美国公民，还另行对可疑的外国机构，进行窃听、擅入以及偷看信件的行为。这些行动都违反了中情局的规范，因为该规范严禁该局在「国内进行国防工作。」34国会这下就必须有所动作了。一九七五年初，参众两院议员各自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于美国情报机构进行独立调查。历史学家罗德里．杰夫瑞─琼斯（Rhodri Jeffreys-Jones）撰文写道：「从一九七四年秋天到一九七六年初，中情局成为全国政坛的众矢之的。」35
各被人称为丘奇和派克的这两个委员会（The Church and Pike Committees），让中情局许多过往行动都成为聚光灯的焦点，这里面当然就不乏他们当年在义大利行动的许多细节。政治人物如正在竞选总统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之流，纷纷弃这些行之有年的国家秘密行动于不顾，原本被中情局内部引以自豪的丰功伟业，如今如过街老鼠。卡特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间就说道：「我当然不乐见义国共党得势，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军事手段或是任何秘密方式，来干预他国…我不认为这是对的。」36隔月，前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梵斯（Cyrus Vance）即促国会要通过「法案禁止在他国大选进行干预行动。」但这建议并未获得重视。37
除此以外，中情局秘密任务所遭遇的反作用还有，被美国政府调查其海外暗杀的行动。一九七六年二月间，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下了一纸行政命令，要求贯彻「美国政府雇员，不得从事或与人同谋进行政治暗杀。」38同年和隔年，参众两院乃成立「常设情报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s on Intelligence）。
中情局的领导人这下子突然间面对到压力，必须要公开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了。一九七六年刚退休的中情局局长威廉．寇比接受义大利记者欧莉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采访。这两人的会晤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一刻。寇比是亲手干预了义大利民主大选过程的幕后人物；法拉奇则是一心扞卫义大利主权完整性的记者。法拉奇在访问中指出，当年智利的百姓选中的是阿叶德，寇比回以：「当年墨索里尼不也赢得义国大选吗？希特勒不也赢得德国总理大选吗？」39讲到义大利时，法拉奇逼他要「讲出拿了中情局钱的那些浑蛋义大利政客名字。」寇比死也不说，他坚称中情局必须保护这些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安全。虽然中情局已经迈入必须接受监管的时代，却不表示他就要什么都透明；该局的任务纪录，至今始终列为机密。
寇比随后一一列举美国秘密干预他国大选的合理原因。他强调，干预他国大选，「在我们的世界是必要的，因为帮一个国家中的自己人一点小忙，可以避免日后很大的灾难。」谈到干预程度，他继续道，美国对抗的是格别乌。他说：「您怎不去问问苏联政府，义大利政客里，哪几位共产党徒收了莫斯科当局的钱？」他再次强调，只要目标是对的，手段就是对的。寇比说：「美国当年对义大利的协助，保该国三十年免受极权统治之苦。…要是一九四八年时，换上来的是由共党政府执政，那你今天不会这么好过…所以美国的义大利政策并没有错。我们做得很对。」40
义大利方面，外国干预大选对国内影响有多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中情局对于其在义大利长达数十年干预行动的细节，始终没有透露，只承认有这回事存在，但光是这样，就引起了无谓的臆测和恐慌。义大利共产党领袖，为了想转移大众对他们多次失利的焦点，把以往大选落败的责任，全都怪到中情局头上。在这样的氛围下，中情局几乎在义大利是人人喊打、人人惧怕。中情局资深官员杰克．德梵在冷战结束前曾驻防义大利，他就说：「要是你人在义大利，美国在这里的重要性、美国大使在这里的地位，以及中情局在这里的影响力，都大到不行。就好像中情局在这里能够唿风唤雨一样。…我以前不喜欢○○七这类的谍报片，因为觉得把我们这行描写的无足轻重。但后来我想想，要是世界都这么小看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觉得我们力大无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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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情局现在开始要接受监督，但格别乌可不用，所以他就可继续以美国大选为目标，毫无忌惮地下手。美国国会对于中情局的调查行动，几乎涵盖一九七五年一整年，正好就遇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初选期间。这正好让苏联有了动手脚的机会，所以就想办法针对其假想敌下手。
格别乌第一个找上的对象是朗诺．雷根（Ronald Reagan），他当时正与福特总统争夺一九七六年美国大选共和党的提名。雷根和对手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坚决反苏的立场。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口中的雷根，是美国总统中「最聪明且看的最远最广的策略家」，他的原因是，雷根可以化繁为简，一举中的。盖迪斯写道：「在雷根眼中，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东西和解政策会让冷战不断持续下去，而且被期许要永久存在，所以只要让东西和解政策不再存在，冷战就会结束。」42雷根对于东西和解政策的批判一向不留情、也不客气，而尼克森、福特、布里兹涅夫和布兰特等人却都是坚决的扞卫者。雷根提倡的是军事武力、国力，以及国家的决心。他在一九七六年三月曾经公开说过：「和平不会来自懦弱或退缩。而是来自恢复美国军事的优越性。」43
所以，雷根这人处处都让莫斯科提防万分。身为当时格别乌反情报单位的主管卡鲁金就说：「我们很怕他。」44当时格别乌的领导人尤里．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亲自下命令要求对付雷根。格别乌的档案就写道：「安德洛波夫表示，除了原有和已经批准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计划外，也进一步确认要执行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积极对付雷根的候补计划。」45这个计划包含两点：格别乌原本就已经在执行一项要干预一九七六年美国大选的计划，而安德洛波夫则将此计划加以扩张（要在外国新闻刊物上植入反雷根的文章）。我们并不知道，此行动中格别乌还采取哪些行动来不利于雷根的竞选，但确定的是，这次他真的输掉了提名权，由同党的福特拿到共和党的提名人资格。46
但，这类秘密干预大选的行动，有时候只能拖得一时，却拖不了永远。尼克森虽然在一九六○年未能赢得总统大选，但一九六八年还是让他胜选了。阿叶德虽然一九六四年败选，但一九七○年还是让他等到智利总统的宝座。同样的，一九七六年雷根虽然没拿到共和党候选人资格，但一九八○年时他就拿到了。
雷根总统任期的第一任中，他鹰派的说话风格惹恼了莫斯科当局，所以就想出了更多阻止他连任的招数。一九八二年，安德洛波夫下令海外格别乌干员要破坏雷根的连任计画。隔年年初，莫斯科当局下令，要格别乌在美国的各情报站与雷根竞选团队中的工作人员连系，并提供计策以破坏雷根取得候选人资格。格别乌特别四处流传一些攻击总统的短句：像是雷根很腐败、是种族主义者、好战之类。但是，雷根终究还是在一九八四年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总统大选。47
格别乌暗中破坏尼克森和雷根竞选，并不是因为他们共和党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看似会威胁苏维埃的安全。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亨利．杰克森（Henry “Scoop” Jackson）这位以反苏联知名的民主党鹰派参议员身上。
一九七五年二月，杰克森宣布他要竞选总统，这时雷根也准备要参选，同时期，美国国会也正在调查中情局。格别乌预期到杰克森会参选，所以就很深入在调查他。在格别乌的档案中，特别提到他一直到四十九岁高龄才与一名女性完婚，而且私生活始终保护的非常隐密，这「似乎表示其中有见不得人的隐情，可以拿来对杰克森还有他的家人不利。」48一名格别乌情报站的主管就去电莫斯科总部，报告说杰克森的优势就在他一尘不染的清誉，这在水门事件爆发丑闻后，成为格外重要的特质。49
对于苏联而言，使用国家资源来发掘政治人物秘密有其优点。这类总统候选人腥羶色的丑闻一旦爆开，就可以让他止步参选。所以据格别乌的资料记载，他们就想从杰克森的「私生活找到污点，以积极运作破坏他参选。…并与我们在美方的朋友（共产党员）商量让他打消参选总统意图的妙计。」为了获得内线情报，格别乌找上一些过去就有在打交道的人脉。莫斯科总统指示说：「要充份运用机密线索、一些对杰克森不友善的人物，和他们进行非正式的意见征询，商量如何破坏杰克森的大计。」50
格别乌心中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挖到杰克森是未出柜同志的这条大消息。格别乌的干员调查杰克森的性生活，包含他是否和约翰．沙特（John Salter）这位长年挚友兼顾问有同性情谊。格别乌档案载道：「格别乌华府情报站的任务是要查出杰克森何时搬到华府定居，年份和月份都要清楚，寓所地址、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他住哪里，而约翰．沙特当时是否和他同住。…」而「各情报站都被交待要蒐集这段期间所有有关同性恋被起诉的情报」，希望能在里面看到杰克森的大名。51卡鲁金解释道，对莫斯科当局而言，让一位政治人物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可以「让他丧失领导国家的威信，让全世界觉得这个国家不值得信赖，因为他用了不适合领导的人当总统。」52苏联希望用把杰克森私生活摊在台面上这方式，摧毁他这个公众人物，这是把集权主义国家的技俩，输出到美国来用。就像德国学者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所述，极权主义就是希望摧毁「私生活与公领域的分界」，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事都归国家来管。53
一九七五年六月，格别乌还在寻找可以当他们黑函的证据时，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杜布里宁前去和杰克森共进早餐。克里姆林宫当局依照一九六八年的计划，要杜布里宁秘密警告「杰克森，不要和苏联领导人唱反调」，「即使是还没就任总统时」。在会议上，杰克森说他其实很希望和莫斯科当局携手合作，并请杜布里宁转达布里兹涅夫他的心意。杜布里宁回答他说：「您放弃原本的反苏维埃路线，莫斯科当局不会无视，如果您真心如此的话。」54
这次的早餐会，进行顺利，但莫斯科当局却无动于衷。格别乌依然按计划行事，进行代码为「败德行动」的计划，以破坏杰克森的竞选大计。这个计划另一部份，是要「找到杰克森和美国犹太族群之间关系的弱点」，并「鼓励阿拉伯国家反对杰克森支持以色列犹太人的路线。」55但最主要的，「败德计划」只有一个目标：「揭露杰克森同性恋的身份。」56但格别乌面临一个障碍：就是始终找不到杰克森是同志的证据。所以格别乌只好无中生有。卡鲁金笑着回忆道：「我们什么文件都可以伪造。我们制造假情报的能力，是全世界一等一的。」57
一九七六年初，一份伪造的联邦调查情局文件送抵《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洛杉矶时报》，以及吉米．卡特竞选总部的信箱。文件上的日期是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该备忘录载明，杰克森是未公开的同志。58这个技俩其实并不陌生：多年前，格别乌也散发过一份伪造文件，声称中情局局长艾德格．胡佛（J. Edgar Hoover）是同性恋的文件，说他把联邦调查局变成「同性恋之家」59。为了「让这出戏码演得够像、够大出」，苏联官员还寄了另一批文件，同样的，是指控杰克森是未出柜的同性恋，给卡特、法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阁楼》（Penthouse）杂志，以及艾德华．甘乃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后者是因为格别乌相信他「私底下不喜欢杰克森本人」。60
为了要「败德计划」成功。就必须让收件人相信文件的真实性，才会愿意刊登这些讯息。之前那份伪造的三K党信件，就发挥效果，因为联合国代表认为它够像真的，所以才会念出其内容。但这次，这封假造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却没有人刊出来过，所以「败德计划」功败垂成。在那个还没有网路的年代，莫斯科当局没办法靠直接上传假情报到美国的资讯生态中。所以他们只能仰赖第三方来发送假情报：选举敌对阵营、销路大的杂志、主流新闻刊物，以及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等等。这些人算是消息的守门员，是可以适时识破莫斯科当局的技俩，像一九七六年这一次，他们就没上当。不过杰克森最后终究退出了民主党初选，但不是因为着了格别乌下三滥技俩的道。
整体看起来，莫斯科当局在冷战期间，曾多次试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但是这些行动，没有一次有发挥实质影响。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破坏并左右美国大选方向，和其真实能够影响到美国大选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在数位时代以前，克里姆林宫官方欠缺手法，让他们得以形塑公众论述、切中选民个人想法、更无力触及美国大众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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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影响美国大选的行动总是未能奏效，他们对于分化美国人的企图，却始终没有停过。格别乌分化美国的阴谋，从散布不实情报，到真的谋杀美国公民都干的出来。一九七一年七月间，一项被称为「潘朵拉行动」（Operation Pandora）的任务中，格别乌的纽约情报站，奉命在「纽约市的黑人区」放置爆裂物，最好能「放在黑人大学」中，然后再把责任怪到「犹太保卫同盟」（Jewish Defense League）头上。61格别乌希望能够用这种死亡行动，让犹太裔美国人和黑人反目成仇，不过，这阴谋并没有成功。
还有少数几次，格别乌的身份还曝了光。一九八四年，苏联锁定雷根的同时，还企图发起类似一九六○年的写信运动，来羞辱美国。但这次美国学乖了。同年八月，美国司法部长威廉．法兰区．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布斯特（William Webster）宣布，在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之前，格别乌寄了伪造信给将近二十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体育官员。62同样是假称由美国的三K党所写，内容同样充满种族主义仇恨气息，信中警告道：
奥林匹克运动会只能给白人参加！非洲的猩猩！盛大的开幕式在洛杉矶恭候大驾！我们准备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射杀黑色移动目标。在洛杉矶我们自己的奥林匹克圣火，准备要把你们烧成灰烬。真正爱国的美国人所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能够给非洲猩猩鞭刑。黑人，欢迎来到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会给你们终生难忘的欢迎式！63
司法部长史密斯解释道，华府当局运用了「语言学和监识技术」，几乎是立刻就识破了格别乌的行动。64于是一种文字之战就此展开。史密斯公开将这封信的来源，指向苏联当局，藉此消减其效果。莫斯科当局随即否认他的指控，声称史密斯不过是想转移美国有严重种族主义问题的焦点。苏联的国家新闻机构塔斯社，坚称这封仇恨信不过是「以极端低劣的方式，表达出建构美国政策的人心里真正的想法」，而史密斯宣称的，不过是「狂妄不实的迷思」。65要对抗不实假情报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即使已经点破它了，但要说让大众相信这是伪造的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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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为了在美国制造分裂，他们也资助美国共党（美共）（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PUSA）。该党的主席葛斯．霍尔（Gus Hall）在一九七二到一九八四年间，曾四度参选美国总统，但其选民支持度却从未破百分之零点零七。到了一九八八年时，美共的全美会员数只剩下两万。但苏联还是持续提供资金赞助它的活动：经费从一九六○年代后期的一百万美金，到一九七○年代后期的两百万美金、一九八七年霍尔写信给莫斯科当局，要求更多援助、更多资金后，一九八八年更上升到三百万美金。66格别乌对于美共的支持，并不在帮助他们参选总统，而只是要它存在着，藉此可以制造美国内部的恐慌，并进一步达成莫斯科当局的主要目标：让美国人自相反目。卡鲁金说：「我们有必要维持该党存在。」让美国人互相不信任。在冷战后期，联邦调查局对该党进行渗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吸收了其领导人莫里斯．柴尔兹（Morris Childs），以及他的太太与弟弟成为双面间谍。67
联邦调查局这头秘密调查美共，中情局则在美国境内暗中调查知名人物。卡鲁金回忆道，在冷战结束前，格别乌就已经把目光锁定唐纳．川普（Donald J. Trump），这位知名地产开发商。一九八七年七月间，川普拜会过莫斯科，想要评估在这里建设并经营旅馆的可能性。卡鲁金当时是格别乌派驻莫斯科的将领，他说：「那几天他获得官方的盛情款待，也在俄罗斯交了些朋友。」卡鲁金后来从格别乌同事那里听说，他们在川普这趟访俄之行中，蒐集到相关情报。卡鲁金凭脑中的印象说：「川普在俄罗斯留下一些影响力，俄国人也都知道他这个人。」那这是否和「业余活动」有关呢？卡鲁金笑着回答：「有啊，就用这说法吧。」（川普向来就否认这项指控。）68卡鲁金没料到的是，在一个世代以后，川普在美国制造出的分裂，会比任何文宣都严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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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将终，格别乌还是没停止在世界各地的大选中动手脚。一九八○年代，莫斯科当局花了近两百万美金资助八个国家的政党。70但同时期，因为国会改革和公关形象的影响，中情局走向了与格别乌相反的方向。因为干预义大利大选成功而甚孚众望的秘密干预大选行动，在智利大选之后，逐渐消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绑手绑脚的法令：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被发现的后果，以及被追查责任的下场。因为事情被揭露后，美国总统也就跟着无法矢口否认。而智利和其他国家中情局行动被揭发后，更显示，秘密行动最终还是要曝光。
但中情局还是有办法继续进行大选干预的行动，而且也执行了。在一九七○年代中叶以来一些「特殊状况」下，大卫．罗巴尔吉就告诉我说：「中情局会接到电话，直接干预大选，在其中有所动作。」一九八○年代初期在萨尔瓦多（El Salvador）、一九九○年在尼加拉瓜，中情局都汇了钱，并协助特定候选人。71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兹（George Schultz）在被问到对于义大利大选那种干预行动的看法时，他说：「从雷根主政时期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偏好民主政权。要是该国人民愿意自己动手，那我们会很乐意从旁协助。」72
要是协助是由中情局提供的，那中情局的主管就要有心理准备，有天得站出来面对。因为，爱追根究底的新闻记者，现在都想知道，美国政府在哪些国家、用了什么方法，去干预人家的选举。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公开否认了该局曾经介入萨尔瓦多的大选。73两年后，当美国偏好的候选人荷赛．拿破里昂．杜瓦第（José Napoleón Duarte）赢得萨尔瓦多总统大选时，中情局挹注了两百一十万美金到该选举的消息不胫而走。74舒尔兹解释道：「我们关心的是，萨尔瓦多能够拥有健全的经济，以及良好的政治体制。」他否认雷根政府协助杜瓦第获胜这一说法。他说：「杜瓦第是非常完美的政治人物…在人民眼中就像圣人一样。广获人民爱戴。所以他能当选不是因为我们，是靠他自己。」75
但是新的审视标准，让美国官员被迫必须面对一个让他们坐立难安的问题：秘密干预他国大选的行动本身，真的合情合理，而且值得这么大费周章吗？或者，如同前中情局长波特．葛斯跟我说的：「可以容忍的尺度在哪？我们的价值体系所能容忍的是哪些？」76
对于巴比．殷曼而言，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冲突，在雷根总统任内到达了巅峰。殷曼在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一年间主持国家安全局，之后转任中情局副局长，并于一九八二年卸任。他在中情局任内，被叫到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去报告。有一次，中情局干员在模里西斯（Mauritius）这个小岛国进行了一次大选干预行动。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调查这次行动而召集的，该委员会的副主席，丹尼尔．派崔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向来对中情局就颇有微词，在听证会上就不假辞色地「回击说：『你们根本搞不清楚轻重，你们根本就不懂选举，你们又怎么知道哪一边才是好的候选人，坏的候选人，或者谁真的有能力赢得大选，你们太夸张了。』」殷曼回忆道：「莫尼汉站起来，走出听证会。」去外面和该委员会的主席巴瑞．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参议员讨论。两人回来后，一致同意说：「你们根本就不该插手这档子事。你们除了浪费钱，根本就不明白来龙去脉。」77
面对美国国内对于中情局定位的分歧，中情局依然没有停止对于外国大选的干预行动，只是不再那么为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荣，也较少进行了。美国的决策者也担心，如果操纵他国选票，将可能引来预期之外的反效果。更何况，秘密行动迟早都会被公诸于世，让中情局四面楚歌、腹背受敌。所以当冷战逐渐走向尾声时，中情局所领导的海外大选干预行动，尽管曾在义大利到智利大选这几年间，成为关键武器，终于还是走向逐渐势微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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