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情局在义大利
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政府对于苏联的威胁，采用的是围堵策略：它的外交政策步步为营，目的在防止共产主义坐大扩张。1这之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有些现在大家都听过，从大规模援外计划，到在西欧长期派驻兵力。还有一些举措是秘密进行的。一九四七年，杜鲁门批准了当时刚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行动。白宫步上克里姆林宫后尘，终于成立了承平时期的情报机构，有能力在海外部署行动。2
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全球性角力，各国逐鹿天下，大选乃成兵家必争之地。苏联在东欧一一培植共产政权，美方在欧洲则采用不同模式，看着各国的民主体制一一茁壮。但也因为这样，美国盟邦的开放民主体制，让其大选成了东西方角力的战场。
这个角力的第一个战场，就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义大利的普选，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了国家安全和意识型态选边站的对决。在当时，义大利的经济陷入困境，给了共产党可乘之机。3美国这边，杜鲁门政权希望保存义大利政府中间派的路线，所以，他们采取了新的作法：由中情局共同参与，执行对义大利大选的干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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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初，纽约时报特派员杭丁顿．史密斯（Huntington Smith）前往位于南义的小村庄葛拉维纳（Gravina）采访，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残破不堪的小镇，当地居民，一年中只有在橄榄采收季节那三个月有稳定工作。居民往往一家数口挤在脏乱的屋子里。当地肺结核盛行，史密斯看到一间卧房挤了十个人，婴儿和肺痨患者全住在里头，史密斯的床上则睡了三个人。一位当地妇女对史密斯说：「我们这边居民全是共产党员。」她伸手指了四周的断垣残壁。4
这种凋零景况全是二次大战的产物，5义国因此有了两百万共产党员，是西欧国家中人数最多的。当年该国大选，中间路线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拿到三成五选票，相较之下，共产党（一成九）和社会党（Socialist Party）（二成一）共拿到四成选票。同一年，义大利人民也以选票废止该国君主体制，改行共和体制，挥别过去的政治制度。6随着一九四八年大选将至，义大利既有政治体制面临全新的考验、又有国内选民结构高度对立的情形，这让外国干预势力有了可乘之机。
美国和苏联在这场未来大选中，各有瞩目的候选人，美方青睐的是基督教民主党和其党魁艾西德．戴．加斯培里（Alcide De Gasperi），他曾在一九四七年初出访白宫，拜会了杜鲁门总统，并告诉在场记者：「美义有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连结牢牢相系。」7史达林这边则对义大利共产党伸手，后者对其亲苏联的姿态也毫不掩饰。8比如当时该党的选举海报，就将美苏分别比为帝国主义和盟友。9
一开始戴．加斯培里是率领自己的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共同组成反法西斯联盟，可是却发现运作不下去。一九四七年五月，戴．加斯培里解散了由这三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另外成立一个联盟，排除了亲左政党。这导致政局不稳，共产党党魁帕米洛．托格里亚第（Palmiro Togliatti）唿吁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政府」。到一九四七年底，全义大利出现了十一万次的示威游行，杜鲁门总统见义大利政局不稳，乃游说美国国会，让他启动紧急援助方案，将义大利包含在其中，并在十二月时签署法案正式通过。10
义大利共产党这时已经声势惊人，乃在一九四八年年初宣布，将与社会党结盟，在四月大选时组成人民阵线，等于是重现一九三○年代中叶共产国际的战略。11托格里亚第的目标是要透过结盟夺下执政权，以这态势看来，他的确有机会如愿。当时纽约时报的报导就说：「下次普选，共产党加上左翼社会党，外加几个左派小党和团体，不是没有可能拿下五成一、甚或更多选票。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现在气势旺、声量大、人气也高。」12
时任美国驻义大使的詹姆士．克雷蒙．邓恩（James Clement Dunn）于是发电报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这位五星上将、二战英雄，电报中说：「当前选情非常让人担忧，万不能大意。」邓恩说，当时义大利人民阵线的策略，就是要吸引特殊选民结构，包括青年、退伍军人、工人、农民，再朝女性等族群催票。13邓恩也深信，人民阵线一定有拿到苏联资助。他跟马歇尔元帅说，共产党「资金不绝」，因为「苏联在背后撑腰」。14中情局和他的观点一致，一九四八年驻守在义大利的该局官员马克．怀厄特（F. Mark Wyatt）在数十年后就回顾说：「义大利共党明显是有拿到资金的，来源是苏联驻义大利的机构，可以看到该处有人拿着黑色医师公事包装现金，进入义大利共党党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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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看到这情形，做了最坏的打算，于是认定干预该国大选是势在必行的事，不能让共党选赢的担忧成真。中情局一份机密备忘录就示警说，当时义共正在计划要同时使用「合法和半合法方式」赢得大选。16另一份机密备忘录中，中情局则详述他们在这次义国大选中看到的风险。在冷战时代逐渐形成的意识型态之战中，要是让人民阵线赢得胜利，那就意味着「会出现史上头一遭，让共产党凭着选票合法取得政权的情形。」（此前近期东欧举行的大选应该可以说都是非法的）。该备忘录指出，万一要是让义国人民阵线当选，内战势必爆发。共党一旦执政，事态只会益发恶化，因为苏联就可以插手义国的外交政策、经济和军事基地，这一来，苏联就能在地中海耀武扬威。中情局进一步预警，到最后义国民主制度势必崩盘，毁于「东欧那套作法，并由警察国家取而代之，名正言顺成为共党治理的国家。」17
这情形是不插手不行了；但杜鲁门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加以干预呢？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罗伦斯．简恩斯（Lawrence C. Jaynes）少将和美国在义国仅存士兵，总数约有一千六百人，按照原定计划，撤离该国。该部队从来亨（Livorn）登船、驶向布鲁克林港，行前还举办了告别仪式，将原本的美国国旗降下，换成义大利国旗。马克．克拉克（Mark W. Clark）将军是前美军驻义大利指挥官，传来一则告别讯息：「我同国人一同谴责义大利国内外的邪恶势力，试图在义大利植入另一种主义：共产主义。」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重申他的承诺「守住自由且独立的义大利。」18
声明中杜鲁门总统也说，必要的话，他会「考虑采取手段」以扞卫义大利。19但同时间，其实美方已经有秘密计划在进行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首度下达指令，决议美国「将义大利的安全问题视为当务之急。」且「保护其安全之手段应获得强化且不容延迟」，这包含了「以美国资讯计划和实际作法来对抗义大利共党的宣传行动。」20执行任务的方法则听从美方官员的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杜怀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则提了一份名单，详列义大利当地可以集结来进行未来任务的人才资源。21
但整个任务该由谁来统领呢？此前，美国从来就没有在承平时期采取过秘密行动，因此也未建立正式运作机制。但义大利的情势让美国不得不有所改变。原先，秘密任务都是由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执行，但是马歇尔将军拒绝授权国务院。他认为万一要是计划被揭露，那会破坏美国国务院在其他地区的任务。22马歇尔将军知道，既然美国公开宣扬自由主义的理念，那秘密操纵他国大选这种事，就会带来风险的。
所以杜鲁门总统找上了中情局。二战期间义大利当地的宣传活动，是由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即战情局，OSS）主管的心理战活动部（Psychological Warfare Branch）来负责。中情局作为战情局的继任部门，想当然尔就承接了他的业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随着美军撤离义大利，白宫发布了NSC 4-A的命令，授权中情局在海外「启动并进行…秘密心理行动」。23杜鲁门总统同时同意以船只秘密将部队派往义大利。24一个世代后，美国国会将NSC 4-A任务定义为「战后期间，美国总统首度正式授权进行秘密行动。」且「用来在一九四八年义大利全国大选中，左右选情。」25
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就是始于干预他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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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在义大利秘密干预大选的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没闲着，两个部门一暗一明，分头展开对义任务。但是国务院公然干预他国大选的事，无可避免的招来了反击的力道，因为这太昭然若揭又冤有头债有主，受惠的一方，可能被对手抹黑成是外国操纵的傀儡，但是美国驻义大使邓恩依然认为这样的行动有其必要。同年二月，他告诉马歇尔将军说：「美国政策的完整执行，对于影响义大利民众的选票去向至关重要，影响所及，将决定该国走向民主或是极权政府。」邓恩大使解释道，义大利人民很重视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希望能够继续享受援助。他写道：「美义友谊对义国即将来临的大选有很关键的影响，也对其国内情势有所牵动。美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对大选结果有直接影响。」26马歇尔将军也同意他的看法，回电报说他「同意美国的举措将对义国大选有直接影响，因此他会尽其所能重申美义情谊。」27
美国在这场义国大选中主要的反制之道，都来自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也就是美国对西欧国家的庞大经济援助计划。马歇尔将军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宣布了这个政策，日后这个政策因此也被称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义大利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则宣称，要是让他们赢得大选，义大利能够参与马歇尔计划，虽然苏联拒绝参与，也下令东欧卫星国家跟他同进退。一九四八年初，邓恩大使敦促马歇尔将军要公开出面，严正驳斥义国人民阵线此一说法，让马歇尔计划成为美国干预义国大选的一项工具。28
在收到邓恩大使电报后，马歇尔将军乃在同年三月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演讲中大声疾唿，表示若义国为共党执政，将不会收到马歇尔计划援助。他说：「倘若（义国人民）以选票选出的政府，其执政党却是一个经常、公开且大声宣称其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政党，那美国政府将会决定将义大利排除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受益名单之外。」29
马歇尔的公开讯息在义大利引起了广泛的回响，更传到了贫穷选民的耳中，他们过去一直相信，义国要获得美国的援助，才可能有更美好的将来。义大利的《时报》（Il Tempo）报导就指出：「马歇尔的话都这么明白了，」倘若人民阵线赢得大选：「美援一旦终止，就会导致义大利经济大灾难。」义大利左派媒体对此的反应则非常的酸，像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联合报》（l'Unita）就写道：「马歇尔的话清楚显示，美国把金援当成大选中勒索义大利人民的武器。」在基督教民主党眼中，马歇尔这番话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义大利政府和美国官方合作，印了六百万份的海报，在教廷的同意之下，还印了一千万份的祷告卡片，上面载明接受美援的好处。30
义大利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一手拿着糖、一手拿着鞭子。而华府这边，另一个政府部门对于义国的赏罚更为分明。美国司法部配合马歇尔将军的声明，抬出一条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旧法，表明义大利人只要支持共产党，将不会获准进入美国。马歇尔将军去信美国驻义大利大使馆道：「义大利人民不用怀疑，美国在此政策上的决心再怎样都不会改变。」这条法律对上百万义大利选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国务院估计，当时有将近一千四百万义大利人都想进入美国。31
有鞭子也有糖。美援源源不绝汇入义大利。该年二月邓恩大使敦促马歇尔将军，要确保美国运往义国的小麦供应无虞。要不然，戴．加斯培里当局的面包配给一定会被迫减少。隔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一项命令，派出二十九艘美军商船运送货物给义国政府。随着越来越多美援抵达义大利，邓恩大使了解这在心理层面上对义国上下的影响，于是每隔一百艘美籍货轮抵达义大利，他就亲自到港迎接。32
但是美方这种公开介入义国大选的行动，并不是没有负面代价的，而马歇尔将军对此也很清楚。在致邓恩大使的电报中，他强调「要化解共产党对于美国介入大选的攻击。」戴．加斯培里不断对义国人民强调，自己并非美国人培植的傀儡。有一次他还告诉义国立法委员说：「接受美援并没有让我对美国卑恭屈膝。」他称美援是「不求回报的馈赠」。他同时转将矛头指向共党政治人物说：「请你们向广大劳工阶级解释，要是你们决定拒绝美援，那请你实话实说，会发生什么后果，且这个后果由你们承担。」33义大利当时艰困的经济景况，成了戴．加斯培里的最佳保护伞。
但是再怎样，华府明里能做的事还是有限。美方的策略说到底都有一个共通的弱点：那就是忽略了选民的态度和成见。而这部份，则是国务院和司法部都鞭长莫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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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足之处，就由美籍义人来加强了。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三○年间，共有五万义大利人移民美国，这些人之中许多都还和家乡有往来。34所以随着义国四月大选将近，这数量庞大的美籍义人就成了美国干预义国大选的武器，由他们投入一个在外人眼中看似自行发起的运动。
这场运动台面上的发起人是简纳罗索．波普（Generoso Pope），他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义文报纸老板，他抢在义大利四月大选前，作了一件非常高明的事：运用自己的报纸影响义国选民。他唿吁在美的义大利裔读者寄信回家乡，向亲友谴责义国共党。当时他在报上写道：「我知道要击溃义国共产党，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义国百姓了解真相，我发起这场运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只要远在义大利家乡的亲戚们，听到他们在美国的亲人、兄弟、朋友所说的真相，一定就会信了。」35
他的点子很快获得回响。全美各地的义裔机构和媒体、从天主教会到其他义语报纸，也都响应他的运动，纷纷催促信众或是读者共襄盛举，结果就发展成所谓的「寄信给义大利乡亲」（Letters to Italy）活动。纽约市律师维克多．安夫索（Victor Anfuso）二战时在战情局工作，他印了二十五万份内容一样的信，发放给义裔美人，让他们在信末签名后，邮寄回乡。安夫索的信中有一段这么写道：「我们敦请您不要让美好的义大利落入残酷独裁的共产党手中。」同时在新泽西州则有另一种信，语带警告说：「要是您投给了义共或是左派社会党，那就会沦为苏联的奴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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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信件纷纷涌入义国，美国官方大感欣慰。原本深感忧心的邓恩大使现在也受到振奋了，他在当年四月十七日向马歇尔将军报告说：「从美国寄至南义等地的大量信件和包裹，让人民阵线选情不乐观，他们因此开始大声抗议。」国务院也鼓励美籍义人要继续寄信回乡，美国政府更赶在义国大选前夕，要求邮政单位加速处理寄往义国的邮件。37
这场活动中，共有一千万封信件由美寄往义大利。纽约州的一座小镇中，有四成的美籍义人都参与活动。约翰．艾里斯（John Ellis）这位共和党政治人物在四月间飞往义大利时就看到，这些信件所讲的观点在义大利已经「传遍各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当时民情和时代都不同现在，那时亲人之间对于投票意愿，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但这场活动的缺点是，它跟马歇尔将军的演讲一样，都是公开。义大利共党领袖因此见缝插针，谴责这些信是干预他国选举的行为。38
但干预义国政局的人，可不只有写这些信的人。包括罗斯福夫人艾琳诺（Eleanor Roosevelt）和亨利．史汀姆森（Henry Stimson）等名流都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他们和义大利人站在同一边，要对抗「压迫和奴隶义大利人的威胁。」美籍义裔名人如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译注：歌手、影星）、洛基．葛拉齐亚诺（Rocky Graziano）、乔．迪马乔（Joe DiMaggio）（译注：职棒选手）也发表同样的看法，广为义大利媒体宣传。（一份基督教民主党的宣传海报就写着：「就连好莱坞巨星都反对共产党。」）美国的私人企业也纷纷拍摄反共党的影片，送往义国电影院播映。义国大选前夕，估计有五百万义人，每周都看到这些影片。39
因为美国从各种层面对义国大选发动文宣攻势，所以义大利人几乎是无可避免地一定接触到这些美方讯息。义大利人家中的信箱全都是美方寄来的信件，恳请他们不要投票给义国人民阵线。义大利的电影院中则上演着反共影片。义大利广播节目上，则充斥着名人敦促义国人民投票给戴．加斯培里的声音。而义大利报纸则不断刊出断然警告：票投共产党，马歇尔计划就断源，美国移民美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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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左右义大利选情的事件，其实不是由华府发起的。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一九四八年二月由捷克共产党所策动的政变。义国货币里拉在担心义国陷入共党手中的恐惧气氛中，应声下跌。基督教民主党见机不可失，乃藉此提醒义国选民大选之重要性。该党的声明强调，东欧诸国「近来惨痛的遭遇」让人看到共产党不讲信用的真面目，义国人民面临了「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和忠实的民主党派之间」的抉择。40
美国这边，目睹捷克政变让马歇尔计划得以通过。杜鲁门总统催促国会上下两院举行联席会议，一次表决加速通过该计划，理由是「捷克共和国亡国」以及「共产党以小搏大」即将夺取义国政权。这让上下两院投票通过该法案，并由杜鲁门总统抢在义大利大选前十五天，以高调仪式在四月三日签署法案生效。41
捷克的共党政变让天主教廷担心，教廷跟美国一样，也有意影响义国选情。教廷不只下令神职人员要投票，教会领袖也鼓励天主教徒，尤其是女性教徒和修女要在大选日外出投票，以对抗人民阵线。42同年三月十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对牧师下令：「在这严峻的时刻，你们有权亦有责让信众了解，将届大选的重要性。」他还强调，所有具投票权的公民一定要去投票。他说：「谁要是放弃投票，尤其是因为懒的出门或是因为害怕，那就是犯了无比的重罪，会下地狱。」43教宗把「天主教教廷的影响力和支持全都给了基督教民主党。」当年的纽约时报就曾这么报导。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复活节弥撒上，美国媒体报导教宗讲了「毕生最政治性的演讲。」他现身圣彼得广场，告诉广场上的十五万名信众说：「基督徒发挥良知的时候到了。」44
华府和教廷的利益这下一致了。看在苏联眼里，这全是阴谋。苏联最权威的报纸报导说：「梵蒂冈这颠覆的行动，全是驻义大利美军势力在煽动。」而基督教民主党心知天主教会对义大利有着偌大影响力，所以就充份享受了教廷支持的优势。当时该党就有一个口号是「上帝看得到你在投票所的举动，史达林看不到。」45
这段期间，对于公开干预义国大选几股势力的汇聚情形，中情局一点也没有遗漏。他们在内部纪录了教廷和美国国务院对抗人民阵线的作为。一份中情局内部的报告就说：「为了确保共产党被击溃」，邓恩大使要美国运更多补给到义大利，以便支援戴．加斯培里的政府。另一份中情局报告则解释说，国务院建议要把握「所有机会」来阐明「西方国家对义大利人民的绝对支持」。46当秘密和公开行动一同展开时，情报官员往往会追踪后者的情形，据以加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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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时，中情局则是躲在幕后，在有限的时间里，凭他们有限的经验和情报技术来秘密干预义国选情。到了一九四七年底，中情局派遣了一支特别行动部队前往义大利。马克．怀厄特当时也参与了这场行动，在退休后提到：「我们很仓促被派去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国国防部长詹姆士．佛瑞斯塔（James Forrestal）就催促中情局局长罗斯可．希伦柯特（Roscoe Hillenkoetter）要扩大义大利的行动。47中情局的行动不能被人找到源头，不然的话就会带来反作用。时任白宫顾问的克拉克．克里佛（Clark Clifford）就证明说：「美国认为在义大利应该采用秘密行动，因为要是公开进行，不仅仅会事倍功半，还会反而帮共党赢得大选。」48
中情局在义大利那段关键时刻的作为，多年来都不为外界所知。七十年后的现在，许多和当初行动有关的文件依然列为机密。不过中情局内部的历史部门可以完整翻阅这些档案。当时任职该部门的主管大卫．罗巴尔吉（David Robarge），日后成为中情局首席历史官员，他花了很多私人的时间，根据这份机密档案写成了不公开的历史。二○一九年夏季，我和他在维吉尼亚州兰利（Langley）市一间咖啡厅见面，之后几小时就在讨论中情局干预外国大选的历史，其中特别谈到了当年义大利的经过。
我们聊的越多，我就发现，原来，中情局和那些看似自发的公开反共行动，都有很密切的关连。当笔者问到中情局在那次行动的细节时，罗巴尔吉就提及几份计划，这些计划本身乍看都和中情局毫无关连：「像是从美国寄信回义大利，以及和教廷同仇敌忾等事。」一九四八年三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下达一份命令，要求「立刻在全美展开…平民写信运动，由他们提及义大利政治相关议题。」49然而，没有中情局在背后策动的话，这个寄信回家乡的活动会出现吗？罗巴尔吉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觉得能有人想出这样的点子，也不可能有人能像我们这样，把运动搞得这么大。」因为中情局「是透过美国方面的门路在策动整个运动，主要就是天主教会，还有纽约和波士顿等地的义大利裔族群。」50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天主教会的宣传活动里。罗巴尔吉说，教会对共党的反对活动看似是自发性的，但其实，背后却是有中情局在「运作」，让整个活动「更扩大（且）更旺盛。」对罗巴尔吉而言，正是这种一在明一在暗的行动的整合，让中情局的行动最后胜过了苏联的所有资助。他解释道：「因为有这些连结网路，我们在策略上技高一筹，共产党没有发起写信运动、也没有和天主教会合作，这一高一低，任谁一眼都能明白。」然后，当然也少不了钞票这档事，要很多钞票。马克．怀厄特就说：「我们运了一袋又一袋的现金到特定政治人物那里，帮他们付掉政治运作的开销、竞选活动的花费、印海报和传单的钱。」有了这些资金，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反人民阵线的政治人物，才有办法触及选民，改变他们的想法。一九五一到一九八二年任职中情局的唐纳．葛雷格（Donald Gregg）就说：「可以说这场选举是我们花钱买来的，这是很经典的例证，证明干预他国政治体系能得到好的后果，要是你深信这是对的事，当初我们就是这样。」51
有些历史学家指称中情局当年在一九四八年的义国大选大概砸了有一千万美金之多（换算成二○二○年的币值应该是一亿零七百万美金），但这说法没有来源可以证实。一九七○年代中期美国国会一份报告则把这笔金额低估到一百万美金左右，远低于上面的金额。罗巴尔吉说，真实的数字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他说：「应该是数百万美金，因为这是当时被列为很重要的任务，美国非赢不可。」52
当时中情局资助的很多宣传，多半都为达成一个主要目的：造成惧怕的心理。罗巴尔吉说：「最主要就是让义大利人害怕，而不去投共产党。」这包括了散布不实的假讯息。有些文宣就警告义大利人说，就跟捷克的情形一样，义共将在当地发动政变。其他文宣则挑起义人对于苏联军队潜伏在义国活动的恐慌。罗巴尔吉解释道：「我们活动的目标，有一部份就是要造成人民恐慌，激出选票。这很花钱，要派人去做一些能激出选票的工作：像是挨家挨户拜访、组织群众去支持亲西方的选民中心，还有激起人民对共党的恐惧。」53
怀厄特说，中情局执行这项活动时，是直接和义国首相戴．加斯培里合作的。他「当然知情，而且和我们有互动。他对于支援款项汇入义国的事是知情的，他也知道钱的去向，也同意其使用方式和分配的方式…我们没有邀请他参与行动，也不要求他做什么，但我们的确有来往。」中情局也和低阶的义国基督教民主党党员有合作。罗巴尔吉说：「既然有个效率好又接地气的政党，怎么可以不好好加以利用？」他进一步解释说，中情局仰重该党的人脉「来帮忙拨款，以保证这些钱都到真的有用的人手里，这些人也会上报当地的活动消息、和当地媒体人员接洽，等于是靠这些人来协调整个活动。」54美国大使馆也配合中情局活动。在义国大选前一周，邓恩大使亲口证实，他的团队「成为政治行动委员会」，想办法要击败义国人民阵线。55
中情局的任务主要是要影响义大利选民的心理意识。在我们的时代，数十亿人把自己的心情、想法都上传到网路去，等于是自动让自己被人锁定、任人操纵。现在出现的网路虽然是新的媒体平台，但是操弄人心的想法却不是新的手段。一些像是知名的政治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之流，他们的写作都是政府、情报单位制定围堵、牵制政策时参考的重要来源，都知道心理战略功效很大。56凯南在义国大选前开过一场公开演说，他就说：「如果认为心理战略无关外交政策，那就是犯了外交大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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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情局也不是无所不能：中情局官员能做的就只有左右选民的想法，可是却无法改变选票票数。中情局「几乎很少」在票数上动手脚，罗巴尔吉是这么说的，那场义大利大选中，中情局也没有灌票或是贿赂选务官员。58可是，因为中情局的行动档案至今都还未解密，所以这场行动中很多该局的任务还无法跟历史交待。确定的是，中情局的确有公开介入大选，散播误导或是煽动性的宣传，还给了戴．加斯培里阵营数百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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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就够了吗？因为中情局的行动只针对影响选民这部份进行，并没有真正操纵选票，所以大选最后结果会怎样，是没有个底的。这种不确定性让凯南很紧张，在义国大选期间，他刚好是美国国务院第一任的政策规画主管。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他拍了一封极机密的电报给长官马歇尔将军，建议他采取更激进的作法。电报中写道：「宁可不让大选举行，也不能冒险让共党在这情势下当选。」接着他就写道：
我觉得，要是义国政府如果在大选前，采取强势作为，直接判共产党为非法团体，会不会不算不好。虽然造成义共发动内战…没错，是会导致暴力、更可能会出现义国军队分裂对立，但是，离大选期限已经不远，我在想，这样的结局，可能远比完全没有抵抗、不流一滴血，就把整个义大利半岛，平白送给共产党，结果弄得整个邻近国家全都人心惶惶，要来的好。59
对凯南而言，他觉得关键在于如何操纵义国大选，而不是去讨论该不该介入。他所提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要干脆让义国大选无疾而终，手段太粗糙、缺乏细腻性，不能算是干预选举的选项。其他的国务院官员都认为这方式太莽撞，最终不会成功。资深国务院官员约翰．希克森（John Hickerson），在凯南的备忘录页面旁写了很多他的意见，说明他为什么反对这么躁进又缺乏深思的提议。其中一处他写道：「我倒是认为，美方政府应该尽一切可能，加强非共党党派和势力的实力。」言下之意是他赞成采用其他干预大选的方式。60凯南的建议虽然不可能成功，却显示出当时华府第一顺位的考量：要击溃义共，并维持华府在义国的影响，就算要侵犯该国的大选主权也在所不惜。
不过，凯南这封信的确点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介入这次大选的主事者需要一个紧急计划。任何会吸引到外国势力关注的大选，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大选过后接下来的情势。像这次义国大选，美国官员最担心的就是，义共要是输了，一定会抗议选举不公，藉此策动暴乱、推动政变。义国人民也心里有数，早做好了选后会有动乱的心理准备。在大选前夕，义国的《时报》就出现这样的报导：「无疑的，共产党有心将义国推进恐怖的内战状态，时间只是迟早的问题。」61
就连美方，也不排除万一让人民阵线拿下大选，要在义国推动政变的可能。同年二月，义国左派的《统一报》（l'Unita）和《前进报》（Avanti!）就指称义国政府有意取消大选。中情局一份一九四八年三月的备忘录中记载，要是人民阵线大选获胜，「可以用指称选票数有误或是强力介入方式，来阻止其接替政权。」美方当时已经接获杜鲁门总统命令，开始偷渡武器和补给给义大利军方。冷战时期中期局官员维克多．马切第（Victor Marchetti）日后转为评论家，他后来就说，要是义大利左派政党在大选获胜：「美军当时已经拟好紧急计划，对于义国军官的支援必不会缺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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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大选成为双头阵线的对决：一方是义国境内人民阵线对上基督教民主党台面上的竞选、一方则是苏联和美国的暗中较劲。苏联官媒《塔斯社》（TASS）重话指责美国介入义国大选。但另一边，《纽约时报》则使用「义大利的关键抉择：亲苏或亲美」这个标题来点出这股拉扯的力量。义大利国内，两大强国的竞争，则成了竞选的主轴。亲共的政治人物警告义国人民：「投给戴．加斯培里就是投给杜鲁门总统。」而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这边则反击说：「投给托格里亚第（Togliatti）的每一票都是投给史达林。」为了催票，教廷还特别改了弥撒的时间，不要和投票时间重叠。果然，到了四月十八日大选当日，义大利全国投票率高达到九成二。63
而投票结果，完全跟美方预期相反。亲美的基督教民主党拿下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的选票，大获全胜，人民阵线则只拿到三成一的选票。邓恩大使向华盛顿回报说：「多数都视此为对共产党的迎头痛击。」更重要的是，人民阵线的领袖宣布他们接受败选的事实。（托格里亚第原打算诉诸暴力，但被苏联在幕后劝退了）。义大利右派报纸《时代报》（L'Ora）以「对史达林说不！」为标题，《纽约时报》则称「美国在世界战场上打败苏联」。64
众人纷纷喜形于色。教宗庇护十二世公开说自己：「发自内心喜悦。」杜鲁门总统则公开庆祝。记者会上他还说：「我知道，这次义大利大选的结果，肯定让自由世界得到鼓舞。」数周后，义大利收到马歇尔计划第一次援外物资。65义大利各地像葛雷文纳这样的小镇，都得到实质帮助。
但是义大利方面的左派团体成员可气坏了。托格里亚第把败选归咎于「外国势力和教廷插手」，义国的「联合报」则指控天主教廷干预教徒俗事。重要大选会撕裂国家，若过程又牵涉外国势力介入，那情形更不可小觑。美国这次的行动许多都是公开的，手段都被人看的清清楚楚，也就因此让义国选民严重对立。许多人民阵线的选民都觉得自己被骗，感觉好像上了贼船，整场选举就是这艘船。66
部份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抗议华府不该干预他国大选。在义国大选前夕，约有八十位美国人，包括美国参议员，共同发了份电报给杜鲁门总统，要求他「终止干预义国民主选举」。电报中写道：「义大利人又不是没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要人家教他们才会投票。立场互换，如果义国干预美国大选，美国人也无法容忍。」在当时，谁也想不到会有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华府是以居高临下的优势发起了这次行动：作为民主制度非常健全的国家，美国的选举似乎固若金汤。67
而戴．加斯培里的胜选，受到后续影响最大的，则是中情局总部。对于美国情报官员，这次的胜利证明了秘密干预大选的优点和可行性。怀厄特回忆到：「非常令人兴奋，我们全都欣喜若狂：『赢了这次，就会赢下一次。』」在美国政府中，这次行动成了传奇、也是鼓舞。一九八一和八二年任中情局副局长的巴比．殷曼（Bobby Inman）就说：「这次义国大选日后常被提出来，视为是中情局策动的成功案例。」美国国安顾问约翰．内格洛庞第（John Negroponte）是冷战结束前的官员，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下一世代的政策制定者，全都记得当年的义大利胜仗，以及当时共党胜选全盘皆输的威胁，和我们投入大量精力防止恶梦成真的经过，那是中情局得以发挥高度影响力的年代。」68
如果大选结果如干预大选的人所愿，就会觉得这一定是秘密行动奏效所致。但是历史纪录则不这么看。一九四八年时，中情局才刚在草创阶段，所以不仅没有一套行动脚本，连经验也很欠缺。在这次义国大选后，中情局的官员虽然尝到胜利，却苦无证据证明这应归功他们的策略奏效，毕竟，美国这次干预行动从很多方面下手，有明有暗，中情局只负责其中一部份。或许胜选关键是马歇尔的演说，又或者是戴．加斯培里本来赢面就很大，不用谁帮忙也能赢。罗巴尔吉说：「这我们到现在都还在争论，即使到若干年后的现在，我们最多也只能说我们帮忙（基督教民主党）拉开了（胜选的）票数，加大了差距，靠这差距让大家没话说，觉得赢得光明正大，共产党输的理所当然，所以他们心服口服，死了走上街头抗争的心。」69
罗巴尔吉这番评论并非无的放矢，但放眼美国对他国政策发展，他这番话对当局而言，却是如同对牛弹琴。在华府眼中，就是靠中情局挽救了义国民主制度。冷战时期中情局官员约瑟夫．魏波尔（Joseph Wippl）就说，中情局的贡献「让基督教民主党独霸义国政坛五十年，而支持该党对美国有益。」我进一步逼问魏波尔后，他才承认说，他无法确定，是否是中情局促成这一切。他说：「要是你问我『乔瑟夫，你能够证明我们花在义国选战那一千万美元，真的扭转了大选局势吗？』我的答案是，我没办法。该党可能原本就会赢。」70
但美国所青睐的政党的确是赢了，这不需要证明。干预于焉抬头。一九四八年义国一役后，杜鲁门总统决策圈内的顾问艾维瑞尔．哈利曼（Averell Harriman），以及权倾一时的中情局副局长艾伦．达勒斯（Allen Dulles）于是施压杜鲁门，要求进一步干预义国大选。71达勒斯在一九五一年警示说，义国共党「是对该国民主政府的持续威胁，也是对西欧北约诸国安全的威胁。」达勒斯更主张基督教民主党太过「自满和低能」，不敢自主行动。「但，如果获得我们某种程度的支持，再加上看到我们这么当一回事，他们可能就比较有意愿，去认真执行一连串对于义共的打击行动。」72所以，心理战并不只适用于群众：往往，秘密干预行动，也包括要影响亲美的官员。
达勒斯鼓吹要采用激进的作为。要对「爱国人民」秘密增加支持，方法是「透过报章、广播、电影、之类的媒体」，还要加强「打击」和共产党结盟的工会。这封电文最后，他的结论则是「美国和北约的政策应将重点放在瘫痪各国共党势力，找出他们真正的意图，并在他们之间制造分裂、鼓动投诚、剥夺其优势和受爱戴的程度，让他们躲入地下。」73
中情局接着就开始动作。一九四八年一役后，中情局前后二十年间，一共资助了义国六千五百二十万美元（换算二○二○年的币值约为五亿八千两百万美金）。这些资金中有八成四，约为五千四百六十万美金是汇给基督教民主党和相关组织，而其他金额则进到「其他非共党和其相关组织」的口袋。74邓恩大使这边则在一九五一年提议「打击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工人一个一个见面谈。」75但到这阶段，针对特定对象来干预他国大选的作法，已经很难实施了。没有其他大选像一九四八年那场选举一样，获得那么高度的关注，所以写信回乡这样的活动也就不再可能。因应新时代，美国需要新的战略。
为因应新时代战术，中情局挑选了威廉．寇比（William Colby）这位充满企图心的年轻干员。他在一九五三年迁往罗马，接下来五年的工作，就是要干预义国的大选。回忆录中，他称自己的任务是「至今中情局内既空前也是绝后、最大规模的秘密政治行动，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证明秘密援助能在无需动用武力或军事的情况下，帮助盟友、大挫敌人。」美国所青睐的政党使用中情局的资助，发送时事通讯、传单、海报，及组织公开造势、会员活动，还有选民登记专车接送─全都是为了触及广大群众且影响他们。寇比解释：「不能只是在大选那年才零星支持，尤其当苏联也同时秘密挹注义共的情形下。」76
寇比尤其钟情媒体。所以在义国期间，他就招收一位报社编辑当下线，固定喂给他反共消息，再由他喂消息给其他新闻同业。汤玛士．芬纳（Thomas Fina）是当时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官员，日后他曾说，美国在义国有「能力带风向」，方式包括「藉由补助书籍出版、补助广播节目内容、补助报纸、（也）补助记者。」77寇比很少和拿到中情局资助的对头直接接触。多数时候，他会找第三方或是人头合作，这样可以同时保护到中情局和收款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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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心想让此事在台面下进行。达勒斯希望对付义共的手段，全都采「秘密而非公开」方式进行，而且「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独立」进行的，互无关连。79邓恩大使，一如往常，强调说「要让义大利人民不倒向共产党，最有效的行动，就是要不着痕迹，不能让人找到有美国人动手脚的证据。」80他这时的态度已经和一九四八年那场大选时，美国很多行动都明着干、斧凿斑斑的态势，大相迳庭了。杜鲁门总统第二任任期时，他已经确信，公开介入的策略会招来反效果，所以他的行动策略转向，尽量不让中情局行动浮上台面。这种秘密行动的方式，延续至之后的美国总统。一九五三年一月间，中情局局长华特．史密斯（Walter Smith）向继任杜鲁门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简报世界情势。在简报过程中，一位艾森豪总统的顾问说：「关于我们援助义国大选的这些报告」不要让国会议员知道─他这一建议立刻获得在场所有人「一致同意」。81
中情局将义大利执政权更替视为其任务效率指标。而如果依这个标准，那么这之后每一场义国大选，都是对他们行动的肯定。因为基督教民主党从那之后到一九九四年，每一届大选都当选。到这时，冷战早已结束。而华府内部的看法，则认为是中情局改变了义大利的命运。寇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同意：「我们的成就，不能以短期来衡量。」但他很坚定地认为，就长远来看，中情局让基督教民主党壮大，分化了人民阵线，因此「算是成功」。他接着非常强烈地为秘密干预他国大选一事说话：
外界对于美国和中情局的指责，就是对于他国大选他们应该置身事外，在大选中支助某一党，这种事根本就不合法也不道德…（要是）军队「干预」是可以被接受的，那比军队更轻的干预形式，在遇到相同的状况时，就说得过去。检验是否对错应视目的和手段而定。所用的目的，一定要是对干预国的国家安全有助，而不是以侵略或是壮大自己为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则一定要限于为达成该目的，非用不可的手段，不能超过。在这样的道德和推理的框架下，对于义大利民主政党团体的支助，以助他们对抗获苏联撑腰的颠覆活动，当然应被视为正义之师。更可以说是为了扞卫美国和其北约盟国，对抗苏联扩张威胁，所进行的自我防御；而为此所投入的金钱资助和政治支持，则不过是低调且非暴力的手段，是为达成该目的的必要手段。这样的框架虽然不见得能够为中情局自一九四七年以来的所有政治干预行动争取到全面理解，但肯定能为义大利的情形寻到合理解释。82
寇比后来当上了中情局局长，像他这一类的人物，都很相信秘密干预大选的正当性和成效，而随着后来冷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不断扩张和增强，他们对这正当性和成效的信心与依赖也随之提高。一九五○年，杜鲁门总统的外国政策小组成立了NSC 68档案，这个极机密的档案，目的是要提倡「在政治和心理战方面，使用秘密行动」。83原本使用范围一直很有限的秘密行动，后来成为美国涉外政策中很核心的部份。光是一九五三这一年，中情局就在四十八个国家中，执行了数百起的秘密行动计划。84干预选务行动是他们这个行动网路的核心任务。迈尔斯．寇普兰（Miles Copeland）在一九四七年加入中情局，日后总结了这些任务的作用所在：「在这些国家的大选中，苏联秘密警察支持这位候选人、中情局则支持另一位候选人，最后则由中情局的候选人胜选。」85
数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威廉．寇比娶了莎莉．谢尔顿（Sally Shelton）作为第二任妻子，莎莉本人是前美国大使，这时寇比已经卸任中情局局长。寇比提议两人到渡假胜地去办婚礼，他心里所想的地点，就是义大利威尼斯。
婚后冠夫姓的莎莉在寇比过世后，回想亡夫说：「我想他娶我，也是为了重温自己对义大利的回忆，因为我们两人都和义大利有很深的渊源，我们都爱义大利，而且也会说义大利语。他对义大利情有独钟，有一种迷恋。」因为他在义大利的那段岁月「是他生涯的高峰」。
寇比一直觉得和这个他亲手挽救的国家有一种连系。在和第二任妻子结婚后，他们就一同再次造访义大利。在人行道上漫步时，寇比注意到墙上贴的左派民主党海报，这是义共解散后的接班人。他请太太帮他和海报拍一张照。寇比盯着海报，眼中泛泪，跟她说：「我们成功了，美国成功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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