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我们已知的魔鬼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与汉堡，1965—1967年
德国马尔堡，1967年8—11月
回过头看，当时人们认为［从猴肾中获取的新鲜］细胞是最安全的选择，这令人吃惊。考虑到动物接触的各种微生物，随后发生的事情也在意料之中。
1965年初，普洛特金结束了以圣文森特儿童之家那些学步儿童进行的试验，知道他需要进一步减毒RA 27/3病毒，让它在作为疫苗病毒使用时，既不会引发风疹，又能激起强免疫应答。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行动。他颇有胸怀和眼界；及时研制出疫苗或许可以阻止下一场疫情，避免再出现他在伦敦和费城近距离看到的那种身心痛苦。他还求胜心切。他很确定，他的对手也像他一样，正在努力抢先研发出疫苗。
普洛特金想得没错。他的竞争者也同样在加紧研发。默克公司主管疫苗研究的蒙大拿州人莫里斯·希勒曼，在1965年1月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动物安全性测试，正在将公司的实验性风疹疫苗注射给费城及其周边、宾夕法尼亚州北部以及特拉华州的福利机构内的智障儿童。（宾夕法尼亚智障儿童协会批准了州内的试验。）[523]对默克这样的制药公司而言，在风疹疫苗的竞争中胜出将意味着拥有一个广阔的新市场，能够出售需求巨大的产品。当时并不确定传染疾病中心是否会建议育龄女性接种风疹疫苗，将风疹疫苗列入儿童常规接种目录。但是，这两个群体——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约为360万，育龄女性约为3900万——构成巨大数量的消费者。
其他制药公司也知道这点。在大西洋彼岸的比利时亨法尔，治疗研究和工业公司的病毒学家正在努力研制自己的风疹疫苗，他们使用的是从一名患风疹的10岁女孩的尿液中捕获的病毒。很快，位于密苏里州圣约瑟夫的飞利浦·罗克珊公司——飞利浦电子与制药公司的子公司——也将开始研制一种疫苗，参与竞争。
此外还有生物制品标准部的科学家。生物制品标准部实用的红砖楼坐落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卫生研究院园区内的一座小山上，在那里，保罗·帕克曼和他的上司哈利·迈耶正准备对“高传代病毒”HPV—77风疹疫苗开展人体试验——该疫苗所用病毒由帕克曼从新泽西州迪克斯堡一名年轻士兵的喉漱液中捕获，通过以非洲绿猴肾细胞连续培养77代而减毒。
与普洛特金不同，帕克曼和迈耶从生物制品标准部获得了正式批准后，才就HPV—77疫苗开展人体试验。这种叫作“新药试验豁免”的许可是监管界的新事物。它的出台是1962年处方药批准法规收紧的一部分。而法规收紧则是因为一场刚发生的悲剧。
1950年代末到1961年，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沙利度胺被广泛地作为处方药开具，人们在药店也能轻易买到它。它用作镇静剂，还用于治疗孕妇的晨吐。结果，数千名新生儿肢体残缺或者患有海豹肢畸形，以及其他出生缺陷。弗朗西丝·凯尔西当时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检查员，她以个人之力阻止了沙利度胺在美国获批上市。然而，在由企业赞助的药物试验中，有数百名女性服用了这种药。国会对沙利度胺悲剧的反应包括，立法规定药品必须先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才能上市[524]。
生物制品标准部并不负责沙利度胺这类药品的审批；它们是药品，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独立管理。但是，生物制品标准部确实要监管疫苗。该部门雇员乔·奥马利——一位胖乎乎、待人和蔼、爱抽雪茄的医生——由助理协助，负责审批所有的疫苗人体试验申请[525]。
生物制品标准部那位沉默的、难以捉摸的主管罗德里克·默里，短暂地考虑过将帕克曼和迈耶调去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以便让他们离开生物制品标准部，避免他们本身的研究与对公众的义务发生利益冲突[526]。
但是，帕克曼和迈耶不愿意研究进度被工作调动影响。而且，默里自己也不想让他们放慢研究节奏。1964年那场风疹疫情造成的痛苦——数千名新生儿受到损伤——现在完全呈现在公众面前，所以生物制品标准部压力特别大，要在下一场疫情来临前研制出并批准一种风疹疫苗[527]。
在美国，风疹的爆发有规律性，每六至九年一次。在1964年那场创纪录的疫情之前，最近的严重风疹疫情发生在1958和1952年。现在，大家开始担心1970年将再次爆发风疹——到那时要有风疹疫苗可用。默里认定，设立“文件屏障”——新药试验豁免——应该足以让帕克曼和迈耶在生物制品标准部这个美国疫苗市场的把关部门研制风疹疫苗时，不会被指控有利益冲突[528]。
1965年10月，帕克曼和迈耶就HPV—77疫苗首次开展人体试验，试验地点在阿肯色州儿童城——一所位于阿肯色州乡下的州立智障儿童学校。[529]那里有700名学生，他们分组生活在分散的小屋里，因此可以相互隔离，进行疫苗研究。“只有在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充分知晓研究项目的细节，出具书面许可后，儿童才会入选以接种疫苗。”帕克曼、迈耶，以及他们的同事西奥多·帕诺斯在试验后撰写的论文中这样说明。[530]（帕诺斯是阿肯色大学医学院的儿科系主任，而迈耶当年就在那里读书。正是通过帕诺斯，帕克曼和迈耶才得以在阿肯色州儿童城进行试验。）[531]
数十年后，帕克曼回忆说他和迈耶还向国家卫生研究院医学委员会提交了申请，这个委员会由国家卫生研究院若干下属机构和研究院园区内的研究型大医院——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的人员组成。研究院的科学家进行“任何非标的、可能有危险的研究”时，都可以咨询该委员会。[532]然而，是否要让委员会参与进来，则由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自己考虑决定。帕克曼和迈耶拟申请的研究不同寻常，因为它是在研究院以外，而不是在临床中心进行的。而且，据帕克曼回忆，“事情有些棘手。你可能会引发一场风疹疫情，你知道吗？可能会出岔子。
受试者是福利机构的智障儿童，这不太理想。或许那些孩子的父母不理解——好多事情都可能出岔子。所以，对医学委员会来说……这有点为难。我觉得，我们险些没有得到批准。[533]”在阿肯色州儿童城，帕克曼和迈耶给34名生活在不同小屋的儿童注射了HPV—77疫苗，剩余30名无抗体的儿童不接种疫苗。未接种的儿童作为易受感染的病毒接触者，与接种儿童住在一起；如果疫苗病毒可通过接触传染，他们就会患上风疹。
与普洛特金在圣文森特儿童之家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种疫苗的儿童都没有出现风疹的症状——出疹、淋巴结肿大，以及发热。2/3接种儿童的咽拭子里检测到了风疹病毒，这意味着即使他们没有生病，也有可能传播了风疹。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与接种儿童共同生活的未接种、无抗体儿童都没有患风疹。而且，94%接种儿童产生了风疹抗体，这正是研究项目想要的结果。[534]对HPV—77疫苗而言，这是个好开头。
与此同时，在威斯塔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普洛特金已经着手用两种方法减毒RA 27/3风疹疫苗病毒。在圣文森特儿童之家开展试验之前，他已经以海弗利克的WI—38细胞将这种病毒传代培养了4次。现在，他又将病毒传代培养了21次。他认为病毒越适应培养瓶里的生活，在人体内就毒性越低。此外，他还尝试了一种他知道已经成功减毒过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技术，即在比最初温度稍低的几个温度下培养病毒。
普洛特金在三个不同温度下传代培养病毒。一组培养瓶的温度保持在95℉；在将病毒带去圣文森特儿童之家以前，他培养病毒时用的就是这个温度。对于另一组培养瓶，他在将含病毒溶液从一个培养瓶移入下一个时，将温度降至91.4℉，然后在又一次传代时将温度降至更低的86℉。
每次从WI—38细胞中采集一批液体移入装有新WI—38细胞的新瓶中时，普洛特金都会留下一些液体作为实验性疫苗，对它进行安全性测试。数月之后，他制备出了在三个不同温度下培养、传代水平不同的RA 27/3病毒。例如，他拥有在95℉下培养的第8代病毒、在91.4℉下培养的第13代病毒，以及在86℉下培养的第21和第25代病毒。
他希望，如此多配方中总有一个实现了平衡：病毒够弱，但是又不至于太弱。他不知道其中哪一个才是最有效的。他回到圣文森特儿童之家去寻找答案。
在1965年秋、1966年春，以及1967年初，普洛特金在圣文森特儿童之家又进行了三次试验，40名1至3岁大的儿童参与其中。
他在不同组的学步儿童中试验了不同的疫苗，采取上臂注射。随后，他追踪了六周，不过追踪工作并不是他独自完成的。他请了两名医生同事来协助。约翰·法夸尔是费城长老会医院的儿科主任。他性格和蔼、戴着眼镜，对传染病十分感兴趣。迈克尔·卡茨是普洛特金在医学院的室友，和普洛特金一样也是威斯塔研究所的科学家。他博学多识，14岁时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借着夜色的掩护，从位于利沃夫（今属乌克兰）的亚诺夫斯卡集中营逃脱。战争结束前，他用化名生活，在华沙为波兰的抵抗力量做送信人。1946年，他来到美国，当时18岁。
他的家人全被纳粹杀害了。
普洛特金、卡茨和法夸尔各自负责试验的一部分工作，他们躲开一列列有轨电车，从伍德兰大道驾车去圣文森特儿童之家。他们为学步儿童体检，包括查看是否有出疹、发热或淋巴结肿大的症状，采集咽拭子，以及用棉签检查鼻腔中是否存在病毒。在他们不去儿童之家的日子里，由另外一名医生，驻圣文森特儿童之家的大主教区医生霍斯特·阿格蒂查看儿童是否有患病迹象。儿童之家的院长阿加佩嬷嬷，以及接受过护士培训、在南非某个偏远地方工作过多年的玛丽·约瑟夫嬷嬷，也提供了帮助。玛丽·约瑟夫嬷嬷所在的医护室位于西楼二层，配备了检查台。医护室里的金鱼缸特别吸引小客人们[535]。
圣文森特儿童之家的儿童流动性很低，普洛特金用完那里的约65名儿童之后，就显然再没有受试者了。他需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受试者。1966年8月，他向费城西北驾车90英里，来到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这是一群散落在山坡上的建筑，曾经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离小镇汉堡一英里远。这所疗养院建有环形车道，还有一座西班牙布道院风格的漂亮主楼。由于出现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诊断方法改进，以及预防措施改善，结核病逐渐减少，这所疗养院因而一度空置。1960年，宾夕法尼亚州将疗养院改作他用，转入了近1000名智障人士——他们部分来自另外一所州立机构，部分来自一份冗长的候补名单；这份名单上有2700名智障人士，他们的家人正在寻找能收留他们的州立福利机构[536]。
尽管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将这所墙壁粉刷着白漆、占地300英亩的机构重新命名为“学校”与“医院”，但是在普洛特金去那里做研究的时候，它既不是学校，也不是医院。里面没什么人在学习，而且尽管有处理紧急情况的手术设备，但它主要还是一座仓库，收容无法自理的人。寄宿者住在大房间里，每个房间有三四十张床。他们名义上是“儿童”，但是许多人会在汉堡长大成人，并继续生活几十年[537]。
许多寄宿者残障程度很高，有的卧床，有的坐轮椅，他们穿着尿布，无法自己进食。许多人不会说话。1967年，汉堡有一名10岁的男孩去世，尸检说死因是“智力迟缓导致的痉挛”，而这种“智力迟缓”是由出生时脐带脱垂造成缺氧导致的。[538]还有一名四肢瘫痪的10岁男孩，他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与脱水”，这基本意味着他日渐衰弱。他的死因是“心搏停止导致先天性痉挛性瘫痪恶化”[539]。
这里约950名寄宿者所需的清洁、烹饪、护理等工作，由雇来的数十名小镇居民从事。这项工作费力而危险：护工偶尔会受到攻击。六年后，附近华盛顿县的报纸《观察者·记者》报道说：这里使用了约束衣、大剂量用药，以及3英尺宽、5英尺长的铁笼来约束难以控制的被收容者。[540]雇员带来的挑战让普洛特金开展试验的尝试变得更复杂了。“我们会帮助控制那些儿童。”他写信给本杰明·克拉克说。这位身材矮壮、有着军人作风的医生是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的负责人[541]。
1966年夏末，普洛特金在汉堡开展了多次试验，他的协助者仍然是和蔼的长老会医院儿科主任法夸尔，以及逃脱纳粹杀害的威斯塔研究所科学家兼医生卡茨。在第一次试验中，他在7名儿童上臂注射了RA 27/3疫苗，这些儿童年龄在4至13岁，普洛特金将他们描述为“中到重度智力迟缓”。另有7名儿童是未接种的接触者，与接种儿童近距离生活在同一空间——一栋建筑的一楼。“通过定期让受试者在游戏室共处，增加受试者之间的接触。”普洛特金在描述试验的论文中写道[542]。
普洛特金在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开始试验之时，正处于美国人体实验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头。
1966年6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麻醉医生亨利·比彻在美国的一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伦理与临床研究》，震惊了医学界。
比彻从1948至1965年的医学文献中，不点名地列出22项人体实验，指出这些实验危害了受试者的健康或生命。“本文描述的实验直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论文开篇写道。针对这些实验，比彻认为：“显而易见，［受试者］如果真正知晓他们将被用作什么目的，就不会参与实验。”[543]
开展实验的医生都来自知名医院和大学，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型大医院——临床中心。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尖医学期刊上，得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军方、制药公司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而且，除了比彻选择的22项实验外，还有很多在伦理上存疑的研究，要把它们汇编起来也并不困难[544]。
虐待随处可见。
在一项实验中，医生不给慈善机构的伤寒患者使用氯霉素——一种已知能够有效治疗伤寒的药物，看他们的死亡率是否比用药患者更高。[545]（确实更高。）在另外一项实验中，医生不给控制组中109名患有脓毒性咽喉炎的美国空军士兵使用青霉素，而他们知道脓毒性咽喉炎会引发众所周知的、可能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知道青霉素能够有效治疗这种疾病。3名士兵咽喉里的细菌扩散，引起了并发症。[546]一所收容“智力缺陷人士”的福利机构里的儿童被故意注射了甲肝病毒。（后来人们得知，这所机构是纽约市的威洛布鲁克州立智障学校，又是一个可怕的“候宰栏”；给儿童注射病毒的儿科医生则是着名的索尔·克鲁格曼，他此前曾故意让儿童感染风疹病毒。）[547]
还有22名高龄住院患者被分别注射了活体肝癌细胞，但是他们只被告知注射的是“一些细胞”。主持这项实验的是来自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着名肿瘤科学家切斯特·索瑟姆，海弗利克和穆尔黑德在1960年正是参照他才决定给濒死的癌症患者注射新的人二倍体细胞。[548]例子数不胜数。
《伦理与临床研究》发表后，国家卫生研究院最终被要求为它资助的人体实验中缺少知情同意、未能遵守其他伦理约束一事作出解释。1965年3月，比彻公开讨论了他的爆炸性发现，此后它便一直在传播，并且得到了媒体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收到至少一封国会议员来信——芝加哥民主党人罗曼·普辛斯基写信询问他们要如何回应。所以，政府也很快就会作出反应[549]。
1966年7月1日，在比彻的文章发表两周后，也是普洛特金在汉堡进行首次试验之前整一个月，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上级机构——美国公共卫生局发布新的指南，要求国家资助的研究人员（如普洛特金）此后遵照该指南进行人体实验。[550]他们必须取得所有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并建档。如果医院和大学想要其科学家继续从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资助，那么这些科学家还需要提前从各自机构新成立的委员会那里获得伦理批准。
包括威斯塔研究所在内的机构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到7月22日，政府指南生效三周后，科普罗夫斯基已经组建了一个“同行委员会”，对威斯塔科学家进行的人体试验作出伦理评判。
委员会由四名科学家组成，包括不是医生的穆尔黑德和维尔纳·亨勒——前者在1961年与海弗利克合作论文，宣布实验室培养皿中的正常人细胞会死亡；后者是费城儿童医院的着名病毒学家，在战争期间测试过一种实验性的流感病毒，测试方法是让接种过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受试者都感染流感病毒，受试者包括少年犯，以及彭赫斯特州立救济院的智障人士[551]。
随着新规定颁布的消息传开，普洛特金迅速作出反应。
1966年7月25日，他写信给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的克拉克医生：
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对任何以人作为受试者的试验，都要提供同意书。所以，我想你能否给我写一封信，简单地表示你作为第一次试验中受试儿童的负责人，对他们负责。我会把这封信归档，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提出要求时，提供给他们。
至于后面参与试验的几组儿童，你已经同意请他们的父母签同意书，我想同意书里最好能包括类似这样的陈述：“母亲患德国麻疹，婴儿可能会存在包括智力缺陷在内的出生缺陷。我们在寻求通过接种预防该疾病的方法。
在这些试验中，我们想给您的孩子接种活疫苗病毒。我们了解，孩子感染德国麻疹后会有出疹和低热症状。我们了解，德国麻疹通常表现为轻症，但是在罕见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不良后果。”[552]
两天后，克拉克按普洛特金的要求写了信，为第一次试验中的受试儿童负责。他们于1966年8月1日在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接种了风疹疫苗[553]。
普洛特金本来可以推迟第一次试验，先请那14名受试儿童的父母出具同意书。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安排好第一次试验的工作人员和受试者就已经很辛苦了。获得受试者家人的同意书意味着要耽搁更久。他是个忙人[554]。
两年后，在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做完第十次试验后，普洛特金又将从克拉克那里得到一封信用来存档。这封信证实在所有十次试验中，受试者的父母都提供了书面同意——或者说，克拉克代替他们的父母提供了书面同意[555]。
到1967年春，普洛特金总共进行了四项新研究——三项在圣文森特儿童之家，一项在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38名接种儿童中37名产生了抗体，成功率达到97%。
诚然，这两个数字很小，但是百分比却是个好兆头。
至于副作用和未接种接触者的感染情况，这几项新研究传递的信息是：传代数越多，培养温度越低，实验性疫苗病毒引发出疹、发热和淋巴结肿大等风疹症状的可能性就越小，病毒寄居于儿童咽喉的可能性就越小，传染给与接种儿童近距离共同生活的未接种儿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在最后一次新试验中，圣文森特儿童之家的5名1岁儿童接种了低温培养的第25代病毒。他们都没有出现出疹或淋巴结肿大的症状。他们的咽拭子和鼻拭子中都未检测出风疹病毒。他们没有传染力，而血检显示疫苗激发的抗体达到了保护性水平[556]。
普洛特金实现了目标。
在将新发现撰写成论文投稿给《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时，普洛特金还重申了他对WI—38细胞的支持，这一点现在得到了充分证实：WI—38细胞比竞争者用来制备风疹疫苗的动物细胞更洁净，因此也更安全。他有了新弹药，他要瞄准非洲绿猴——帕克曼和迈耶用非洲绿猴肾细胞将风疹病毒传代至77代；默克公司现在研制的风疹疫苗，其病毒最初也是希勒曼用非洲绿猴肾细胞培养的。希勒曼从费城伯努瓦姓的8岁男孩捕获了伯努瓦风疹病毒，以非洲绿猴肾细胞传代培养至第19代，而后又在鸭胚培养细胞中进一步减毒。
非洲绿猴被认为相对安全。它不含SV40——1960年，人们发现这种致癌的猿猴病毒存在于恒河猴和食蟹猕猴的肾中，而它们在当时用于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一问题迫使生物制品标准部要求疫苗生产商转而使用非洲绿猴肾细胞，因为它们不会天然含有SV40。然而，自1963年作出这种改变以来，又出现了更多关于非洲绿猴的令人担心的消息。
1966年，萨宾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主要生产商——莱德利实验室在《传染病杂志》上发表论文。该论文得出结论，认为生物制品标准部现在针对非洲绿猴肾细胞的安全性测试“全面且有效”地确保了萨宾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安全性，当时在美国市场上萨宾疫苗几乎完全取代了注射型灭活索尔克疫苗[557]。
然而，在普洛特金看来，莱德利实验室的数据说明了完全相反的情况：非洲绿猴是让人持续担心的源头。莱德利实验室的科学家说他们研究了865份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些疫苗是使用865只非洲绿猴的肾分别制备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其中309份疫苗（占比36%），因为其中存在有害的病毒。
“有充分证据表明，未经处理的非洲绿猴肾脏里充满了潜藏的病毒。”普洛特金在关于圣文森特儿童之家和汉堡州立学校与医院近期试验的论文中这样写道——他指向的正是莱德利实验室的那项研究[558]。
普洛特金的新论文展示了RA 27/3那带给人希望的研究结果，1967年5月中旬，他将这篇论文投稿给《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接着他就等这家杂志走流程了。8月初，论文已经付梓，将在9月号上见刊。这时，在西德风景如画的大学城马尔堡发生了重大事件，突然间，普洛特金以人二倍体细胞株制备的疫苗与其产生了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马尔堡位于德国中部的兰河之畔，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城。
一座建于11世纪的城堡从小山顶上俯瞰全城。1967年，马尔堡是生产疫苗和血清的贝林工厂的所在地。贝林当时属于赫斯特制药公司，生产脊髓灰质炎活疫苗，而他们使用的是非洲绿猴的肾。
那年夏天，很可能是在7月底，贝林公司收到一批从乌干达运来的非洲绿猴。非洲绿猴也叫绿长尾猴，学名黑脸绿猴。它们脸颊无毛，呈黑色，四周覆盖着显眼的白毛，毛发粗硬，腹部皮肤带绿色调，体重7至17磅。这批猴子尽管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但看上去很健康：为避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它们先被送到了伦敦，又因为机场雇员罢工，在英国耽搁了一段时间。（在耽搁期间，这批猴子养在伦敦的动物房中，有两只猴子逃了出来。后来它们被捕获，又单独送去了德国。）[559]
这批猴子最终到达法兰克福机场，从机场转运到三个目的地：位于当时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托尔拉克研究所，该研究所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并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测试；位于法兰克福的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该研究所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测试；以及位于马尔堡的贝林工厂。送去法兰克福和马尔堡的猴子很快就被处死，摘取了肾脏。送去贝尔格莱德的猴子则六周后才被处死。到那时，它们看上去没有那么健康了。托尔拉克研究所报告的死亡率比非洲绿猴的正常死亡率高33%[560]。
8月上中旬，马尔堡贝林工厂的几位员工突然生病。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的几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的症状是额头和太阳穴疼痛、肌肉酸痛，以及高热，有的人体温甚至高达102℉。他们普遍感觉很难受。但是，在头三四天，病情似乎没有不寻常之处，他们只是在家休养[561]。
但是，一周过后，他们开始呕吐，出现严重腹泻甚至爆发性水泻。大多数人全身出疹，许多人出现了结膜炎——覆盖在眼球前面和眼睑内侧的黏膜发炎。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些患者像是换了个人。他们出现了思维和行为异常。他们的大脑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在几周时间里，马尔堡和法兰克福有26名患者入大学医院治疗。许多人病情很严重。有些患者面部肿胀，无法做表情。
一名患者精神错乱；其他患者郁郁不乐，缺乏热情。部分患者肝脾异常肿大。
血检结果令人震惊：抵抗疾病的白细胞减少到了危险水平，凝血的血小板情况也一样。在肝损伤时会升高的一些酶猛升[562]。
情况最严重的患者多窍出血：鼻、眼、口、直肠，以及医护人员抽血留下的针孔。患者皮下出现了小血点与大面积的瘀青。男性的阴囊与女性的外阴呈深青紫色。入院第一天，多位患者因大出血而虚脱。有些患者出血较轻。出血不是一个好预兆。事件结束时共有7名患者死亡，他们就是出血的患者[563]。
总计有21名贝林工厂的员工患病。在法兰克福，有4名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的员工患病。大约一个月后，在贝尔格莱德，1名兽医在对五只离奇死于贝尔格莱德的猴子进行尸检后，也病倒了[564]。
后来人们发现，所有患病员工都直接接触过这批猴子的血液、器官或培养细胞。他们或是处死了猴子，或是解剖了猴肾，或是在猴子颅骨上钻过孔。他们处理过猴肾培养细胞，或者之后清洗过培养细胞的器皿。[565]两年后就此召开过一次会议，公布的会议记录描述了部分病例：
猴子饲养员海因里希·P.1967年8月13日休假回来，14至23日做处死猴子的工作。8月21日首次出现症状。
实验室助理雷娜特·L.1967年8月28日打破了一支盛过受污染的材料、需要消毒的试管，9月4日病发[566]。
没过多久，照料这些住院患者的人也生病了。
护士安内利泽·K.8月23日开始在病房工作，8月30日病发。
医生因加·H.8月22日被医用缝合针感染，5天后，即8月27日首次出现症状[567]。
在疫情结束前，两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医学生感染。
一名太平间助理在协助尸检一名病死者时割伤了前臂，也感染了。
尸检显示了死者在病情恶化、最终出血死亡时体内遭受的损伤。他们感染的是一种均等攻击多器官的病原体，脑、脾、胰腺、甲状腺、肝、肾、睾丸、卵巢和皮肤都是靶标，这些器官遭受了严重损伤。死者的消化道里充满了血[568]。
幸存者将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恢复期。他们会大把地掉头发，就好像做过癌症放疗一样。[569]病原体偏好睾丸——3/4的患者是男性——部分患者的阴囊会因为睾丸严重感染而发炎、肿大。后来，追踪这些患者的医生发现，病原体不仅可以在睾丸，还可以在眼和精液中存活数月。马尔堡一名幸存者的妻子在疫情爆发三个月后被感染；这位幸存者的精液中检出了致病物质[570]。
从8月末开始，德国国内、国外多家实验室竞相研究患者的血液和精液样本，以及一次尸检中取得的肝、脾、肾和脑，试图确定未知的病原体是何物[571]。
在美国，以非洲绿猴肾组织生产疫苗的活动几乎全部停止，现有疫苗也暂停使用[572]。
1967年11月20日，在第一位受害者死亡三个月后，德国汉堡的伯恩哈德·诺赫特研究所的科学家金特·穆勒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因注射了患者血液而患病的豚鼠的血清。他看到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病毒。病毒通常是球形的，它却形状细长，就像一根线。它最终被划分到埃博拉病毒所属的科：丝状病毒（英文“filovirus”源自拉丁语“filum”，意为“丝线”）。尽管它感染人体后的表现很像埃博拉病毒，但并不是埃博拉；它先于埃博拉出现，至少先被发现。遵从科学界惯例，发现者以它最初出现的地点来命名，将它称为马尔堡病毒。
若干年后，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探究了那些在马尔堡造成疫情的非洲绿猴是在何处与何时患病的。他找到了一名英国兽医，1967年时这名兽医负责在那批非洲绿猴从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出口前给它们做检验检疫。在普雷斯顿1994年出版的《血疫》中，这名机场兽医解释说，出口那批猴子的是一个不道德的猴贩子。兽医没有批准出口患病的猴子，这时猴贩子应该对它们实施安乐死。但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将它们装到木箱里，送到维多利亚湖里的一座小岛上放掉了。此后，在猴子短缺、不够出口时，他就去岛上选出那些看上去最健康的猴子来充数。人们并不确定感染马尔堡病毒的猴子是否来自那座小岛，但这位兽医觉得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573]。
在这首次有记录的马尔堡疫情爆发事件中，共有32人感染，其中7人死亡，死亡率约为22%。在后来非洲爆发的多次疫情中，死亡率高得多。最致命的一次于2004和2005年发生在安哥拉，252人感染，227人死亡，死亡率高达90%[574]。
1967年，德国疫情再三爆发，11月初，生物制品标准部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园区内召开了一场大型会议。这是在马尔堡病毒被汉堡科学家穆勒识别出来几周之前。参会者要解决一个越来越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到底用哪种细胞制备病毒疫苗最好？德国和贝尔格莱德的疫情还未扑灭，几乎没有什么背景比这更具戏剧性了。
《科学》期刊发表那篇引发人们质疑海弗利克人细胞的论文已经过去了五年，生物制品标准部——其实就是罗德里克·默里——仍然反对使用这种细胞制备疫苗。在这场为期三天的会议上，马尔堡的事件显然丝毫不会改变默里的想法。
普洛特金没有参会，但是海弗利克在场。到了会议最后一天，他十分懊恼。他指责生物制品标准部及其支持者——他们很多人都在场，有些还是知名人士——采取的是鸵鸟埋头入沙的做法，即选择我们已知的魔鬼，而非未知的魔鬼。
“我们越了解我们的魔鬼，就越乐于选择它。”海弗利克大发议论道，“所以，今年发生了七人死于使用猴肾细胞的环境中的悲剧，我们就觉得更了解我们的魔鬼了。明年或许又会发生其他悲剧，后年又有更惨的悲剧，我想我们因而会更加坚信，我们越发了解这个魔鬼了，所以就越发想选择它。”[575]
在整场会议中，默里都像平时一样冷静、沉默地坐着。然而，海弗利克愤怒的批评却让他少见地站起来做了简短的发言。
“关于这种猴子的情况……”他开始说道。已经有多位参会者说过，生物制品标准部已经要求停止使用所有以猴肾细胞制备的疫苗，这并不正确。这不是实情——只有基于非洲绿猴生产的疫苗才“暂停使用”，而且暂停只会持续到生物制品标准部弄清楚在马尔堡造成混乱的未知物质是否会危及“疫苗本身”。他接着说，所有迹象都表明，如果被感染的猴子是运到了美国，那么生物制品标准部对进口猴子的筛查要求“或许会识别出这种物质”。[576]他暗示，不会有分销出去含有马尔堡病毒的疫苗的风险。
默里最后说，当前的情况明了后，生物制品标准部会决定未来如何管理对非洲绿猴的使用。几个月后，默里的部门批准非洲绿猴肾细胞再次用于疫苗生产。
马尔堡病毒并没有像十年前的SV40那样污染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供应，也就是说没有被大量地、悄悄地注射给上千万接种者，同时不造成明显、直接的伤害。它只对直接接触感染动物或其尸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与这些工作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造成了伤害。另外，感染马尔堡病毒后的症状是迅速可见、十分明显的。因此，对默里以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而言，发生在马尔堡的事件尽管不幸，但也只是一个小麻烦，不会对疫苗供应产生持久的威胁。它们不构成放弃使用非洲绿猴肾细胞的理由。
但是，对海弗利克和普洛特金来说，发生在马尔堡的悲剧是又一项证据，证明应该放弃使用存疑的猴肾细胞，转而使用人胎细胞来生产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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