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史

乌克兰走向独立的故事应该从莫斯科、维尔纽斯、塔林和里加，而不是从基辅、利沃夫或顿涅茨克讲起。的确，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曾为争取更多的民主和文化自由而英勇斗争，但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效果却微乎其微。苏联领导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自信满满地宣布已经通过创立一个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多民族在内的统一苏联民族，顺利解决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苏联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看似平静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最终解体。^①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在1985年3月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带来的效应。^② 戈尔巴乔夫是新型的苏联领导人：年轻（54岁）、西化并且意识到苏联必须通过认真的改革来战胜经济困难以赢取民心。戈尔巴乔夫称勃列日涅夫的时代为“停滞时期”，认为苏联正面临威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严重危机。他意识到，苏联要在经济，尤其是技术领域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军事开支拖了经济的后腿。和其他大多数学习工程学的苏联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学的是法律。在大学时代，他就结识了很多“改革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物。他的家庭曾是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受害者，因此对苏联的压迫性政策有着切身体会。

戈尔巴乔夫是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i Andropov）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是前苏联克格勃的领导人，并曾于1982—1984年间短暂地担任过总书记一职。安德罗波夫把自己塑造成改革者，他强调劳工纪律、打击腐败，而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中实行了名为“加速度”的政策，正是建立在安德罗波夫工作的基础上。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种改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便开始酝酿更为激进的方案。

1986年到1988年间，戈尔巴乔夫启动了3项主要的改革：公开化（glasnost）、经济改革（perestroika）和民主化（demokratizatsiia）。公开化也许是他最为人所知的改革计划，公开化意味着减少对媒体的审查，鼓励人们对新观点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希望这项计划可以赢得更多人对改革的支持，鼓励更多社会的参与者加入改革的进程，带来更多的改革思路，并赋予他一种武器——一个生气勃勃的媒体——使他可以对付党内的腐败和保守势力。他预见到，经济改革可以通过限制中央计划者的权力并给予管理者和工人更大的自主权来激发各层面的经济动力。民主化的进程始于为公民提供选举共产党员候选人参政的机会（一开始选民只能“选举”仅有的一名候选人）。1989—1990年间，非共产党组织也可以提名候选人参加竞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实现资本主义或西式民主，而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且得到广大公民积极拥护的较少压迫的共产主义体制。

我们不再一一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改革并没有如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公开化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期，在苏联境内出现了对戈尔巴乔夫和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攻击；经济改革引发混乱并产生了更多的经济问题；民主化则促成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甚至反对苏联的机制的建立。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揽子改革是如何导致苏联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的。

这场运动的领袖并非乌克兰人，而是波罗的海沿岸民族——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独立，后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成为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的牺牲品。和西乌克兰人一样，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反抗苏联的统治，并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惩罚。二战后，许多俄罗斯人移民到波罗的海三国中，并把持当地政治经济的高层领导位置。当地的语言降到次等地位，俄语在很多领域成为主流语言。许多波罗的海人感到自己被殖民化了。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鼓励人们开放地讨论斯大林的错误，允许人们表达对苏联当局的不满，而一直感到自己被奴役、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被莫斯科非法兼并的波罗的海人民也受到鼓舞。他们不仅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希望能真正改变现状。运动最初集中在对本土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上，后来发展为在苏联体制内争取主权并最终实现完全的独立。经济改革政策之所以有利于运动的发展，原因在于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是最富有的，相信经济去集中化对其有利，因此许多人努力推动争取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最后，民主化为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组织和争权的手段——他们在1990年三国共和国级别选举中获胜——并促使当地共产党干部为了获得民众支持而转向民族主义。尽管在1986—1987年间发展较慢，但民族主义的声势还是在波罗的海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当地精英阶层和莫斯科当局无力或不愿去阻止他们的活动。波罗的海国家作为榜样，很快便影响到包括乌克兰的苏联全境。^③ 在1989年到1990年间，在莫斯科看来，一些共和国的局势已相当严重。就像电影《幻想曲》（Fantastia）中魔法师的学徒一样，虽然并非故意释放民族主义的妖精，但已经无法把它再装回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