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乌克兰的政治变迁
农村贫困状况的恶化、经济工业化的滞后以及严酷的政治专制导致了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到19世纪80年代,农村知识阶层和一个小规模的劳工阶层的兴起产生了一批团体,他们自然比没受过教育而组织涣散的农民们具备更多的政治组织能力。
但是没有一个团体能够单独挑战沙皇的权威。而且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乌克兰的大大小小的团体致力于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症结寻找药方,众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对沙皇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乌克兰人中最响亮的声音来自米哈伊洛·德拉戈马诺夫(1841—1895)。他曾是基辅大学的教授,后流亡到瑞士。1876年到1882年间,他发表了乌克兰第一本政治刊物《格罗马达》(Hromada)。尽管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但由于乌克兰底层农民深受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因而他也从民族角度来看待乌克兰问题。他把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视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良方,主张变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成自治的公社。德拉戈马诺夫在俄罗斯统治下的乌克兰的影响仍然很有限,但他却成为奥匈帝国境内许多乌克兰年轻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导师。㉔ 1891年,在卡尼夫村的舍甫琴科墓前,一批来自哈尔科夫的年轻活动家们组成了塔拉斯兄弟会(Taras Brotherhood)。塔拉斯兄弟会号召解放俄罗斯政治压迫下的所有民族。塔拉斯兄弟会还在乌克兰学生中发展了自己的分部。与一个正式的政党相比,塔拉斯兄弟会更像是个社会组织,后于1893年被取缔。㉕ 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境内开始出现地下政党组织。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1898)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政党,主要由弗拉基米尔·I·列宁(1870—1924)领导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组成。1903年,该政党分裂为两大派别,列宁领导其中一派,称为布尔什维克(源于俄语bolshinstvo,意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源于俄语menshinstvo,意为少数派)都寻求包括东乌克兰在内的工人的支持。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工人并非乌克兰裔,因此他们当然不会欢迎讨论任何独立的乌克兰议程。
俄罗斯境内第一个乌克兰政党是1900年成立于哈尔科夫的革命乌克兰党(Revolutionary Ukrainian Party, RUP)。和德拉戈马诺夫一样,这个政党试图融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于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的,产生了一批左兜揣着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右兜里放着舍甫琴科诗集的年轻人。㉖ 创立者之一的尼古拉·米哈诺夫斯基(1873—1924)发表了名为《独立的乌克兰》(Independent Ukraine)的小册子(1900),并成为政党的纲领。他承认民族主义力量,并指出乌克兰是被俄罗斯非法征服的,宣称乌克兰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需要动员民众去创造一个“从卡帕西亚到高加索的自由独立的乌克兰”。他承认这个使命并不容易实现,但相信尽管“从数字上来看我们很弱小,但出于对乌克兰的爱我们很强大!”㉗革命乌克兰党在1903—1904年间分裂为若干派别。更为民族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党(Ukrainian National Party),包括米哈诺夫斯基在内,把民族问题放在首位,视主宰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为仇敌。相比之下,更强调社会主义的斯皮尔卡(Spilka,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与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党相联合,指责民族主义者为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终,革命乌克兰党的核心部分于1905年重新命名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人党,并将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与追求乌克兰自治的目标相结合。
此外还有更多的温和派团体纷纷成立,包括全乌克兰组织(1897)。其最初为一文化机构,后于1904年重新命名为乌克兰激进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激进民主党主张对帝国进行民主改造,但对于社会改革的态度更为保守。它与俄罗斯立宪民主党结盟,一般被称为士官生(Cadets)。然而从总体上来看,乌克兰各色政治组织的规模一直不大,其主要成员来自学生和知识分子,而非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或工人阶层。
1905年,罢工、农民起义、士兵哗变的浪潮在帝国境内点燃了革命之火。沙皇当局取消了农民的赎金并成立一个有限的立宪政体,包括被称为杜马的民选议会。相对于沙皇来说,杜马只有很有限的权力。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于1906年和1907年两度解散杜马,并且修改选举法以确保地主精英阶层能够在选举中获取更多的席位。乌克兰的活动家则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在1905年革命期间重建了格罗马达、教育社团和农民互助组织。乌克兰语的报纸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由于仅有少数有文化的乌克兰人有财力订阅,因此只有乌克兰激进民主党的《拉达》(议会)得以从1905年一直办到1914年。
然而1905年的革命并不彻底。1908年,尼古拉二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重申权威。在压制杜马的同时,俄罗斯当局逮捕了很多重要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并查封了他们的组织。1910年,俄罗斯当局以阻止所谓奥地利所鼓励的乌克兰分裂主义倾向为名,恢复了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俄罗斯自由派领军人物彼阿得·斯特鲁维(Pyotr Struve)甚至批评乌克兰的运动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俱乐部在基辅成立,目的在于“掀起反对乌克兰运动的社会和文化战争并扞卫乌克兰的俄罗斯国家的基础”。㉘ 乌克兰作家们,无论从事文学写作还是热衷于辩论,都被迫转入地下,或者像以前那样,在控制宽松的奥地利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发表乌克兰语作品。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启动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改革。用首相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的话来说,这些改革是“在强者身上下注”。他将信用体制推广到农民身上,并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大地产。可是,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间在基辅歌剧院与尼古拉二世观看演出时被刺身亡。㉙ 斯托雷平之死导致新一轮对独立政治团体的镇压,对未来改革的希望也随之破灭。1914年,俄罗斯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并最终使沙皇政权被推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乌克兰的民族意识仍然未得到充分发展。乌克兰的政治文化表达被沙皇俄国所打压;大部分乌克兰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被俄罗斯化;而讲乌克兰语的最大群体——农民阶层仍然贫穷且目不识丁。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生活在农村里的大多数乌克兰人知道自己并非俄罗斯人、波兰人或犹太人,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自己属于更广大的乌克兰民族”㉚ 。如果被问到身份,一个典型的农民很可能会回答他是一个穆色克(muzhik)——农夫——或者是一个东正教徒,或简单地称自己为图特希尼(tuteshni),意为“本地人”。㉛ 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东欧民族,例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落后于奥地利治下乌克兰的同胞。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提及。
尽管如此,至少此时已经存在萌芽中的乌克兰运动,以寻求从文化上定义乌克兰民族,而这在17世纪俄罗斯刚开始统治乌克兰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虽然很多乌克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俄罗斯人在民族性上的区别,而民族性的区别已经在早期民族发展中显露端倪。一位20世纪初游历乌克兰的英国作家写道:
基辅城及其周边的乡村实际上是小俄罗斯,而非大俄罗斯的。这两个民族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语言、服饰、传统、民歌、谚语、民俗、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公共组织等。在各个方面,小俄罗斯人、南俄罗斯人、罗森人(Ruthene)和高格利(Khokhly),无论如何称呼,他们和北部的大俄罗斯人是不同的……应该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差别比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差别还大。㉜当俄罗斯的国力在一战中受到削弱后(参见第六章),乌克兰运动走到台前来,加快了乌克兰从俄罗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进程,而这一进程最终到1991年方得以实现。
注释
①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 3r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 159.
② Subtelny, 2000, pp. 181—184.
③ Subtelny, 2000, p. 161.
④ Subtelny, 2000, p. 161. See also Orest Subtelny, The Mazepists: Ukrainian Separatism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1).
⑤ Subtelny, 2000, p. 172.
⑥ From Taras Shevchenko, "Taras's Night",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汉语译文译自本书作者的英文译本。——译者注⑦ Quoted in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5。汉语译文译自本书作者的英文译本。——译者注⑧ Subtelny, 2000, p. 203.
⑨ Russian itself was not fully codified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s readers of Tolstoys' War and Peace will know, the upper classes in Russia in the early 1800s spoke better French——regarded as a "civilized" language——Russian.
⑩ John Doyle Klier, Russia Gathers Her Jews: The Origins of the "Jewish Question" in Russia, 1772—1825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⑪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Boulder: Westview, 1997), p. 67.
⑫ Serhy Yekelchyk, Ukrainians: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7.
⑬ For more on Gogol with respect to the Ukrainian question, see George S. N. Luckyj, The Anguish of Mykola Hohol, a. k. a. Nikolai Gogol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1998).
⑭ Wilson, 2000, p. 76.
⑮ Yekelchyk, 2007, pp. 40, 235.
⑯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1.
⑰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2.
⑱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2.
⑲ Quoted in Wilson, 2000, p. 98.
⑳ Yekelchyk, 2007, p. 54.
㉑ Yekelchyk, 2007, p. 55.
㉒ Bohdan Krawchenko,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Ukraine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85), pp. 42—43.
㉓ Andreas Kappeler, "A 'Small People' of Twenty-Five Million: The Ukrainians circa 1900",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18, nos. 1—2 (1993): pp. 85—92.
㉔ Yekelchyk, 2007, p. 44.
㉕ John Reshetar,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 1917—1920: A Study in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1—12.
㉖ Ivan Lysiak-Rudnytsky, Essays o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nian Studies, 1987), p. 139.
㉗ Quoted in Reshetar, 1952, pp. 2, 16.
㉘ Subtelny, 2000, p. 299.
㉙ Dmitri Bogrov, the assassin, was linked to radical leftist groups, but some suggest he may also have been in the employ of conservative forces who were opposed to Stolypin's reforms.
㉚ Yekelchyk, 2007, p. 54.
㉛ Reid, 1997, p. 76.
㉜ Sir Donald MacKenzie Wallace, 1905, quoted in John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2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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