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史

在大多数乌克兰人看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是压迫性的。乌克兰人在哥萨克或波兰—立陶宛的统治时期享受的哪怕是极其有限的民主制度，此时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无宪法、无政治权利、无选举大会、无权力分立的专制政府。俄罗斯沙皇作为最高权威，不仅主宰世俗政府制度，而且控制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当地法庭受到地主的控制，而且警察——包括常规力量与1826年后组建的秘密警察——也异常严酷。1797年后实行的征兵制规定服役期限为25年，加之俄罗斯常年的军事行动和严酷的军队环境，对士兵来说往往相当于判了死刑。大多数乌克兰人（这个称呼在以后才流行开来，俄罗斯当局更喜欢管他们叫“小俄罗斯人”）被编为农奴，从而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并强迫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许多地主通过谷物贸易而暴富，但大多数农民则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文盲率居高不下；医疗条件十分恶劣。

不过，俄罗斯的统治也有重要的文化成分在里面。因为“小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从语法到文化上都非常相近，政府通常把乌克兰视为俄罗斯必不可分的土地。但俄罗斯并没有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趁着短暂占领东加利西亚部分的机会而扩大战果，进而兼并所有的“小俄罗斯人”。1793年为纪念凯瑟琳二世而铸造的纪念币上刻着：“我拿回了曾经失去的。”^⑧ 这表明乌克兰的土地——从右岸到克里米亚——在历史上都被视为属于“俄罗斯的”，尽管这些土地从没被莫斯科统治过。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很明显地指出俄罗斯才是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而且鉴于这块属于俄罗斯的土地上的人操着与正规俄语所不同的语言^⑨ ，也非东正教徒，更为上天不容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并非俄罗斯人，那么这些人必须被“俄罗斯化”。

俄罗斯化包含方方面面的内容。“小俄罗斯人”不同于一般俄罗斯人的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他们不参加东正教会。这一点在右岸乌克兰的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右岸长期受波兰—立陶宛统治，很多乌克兰人转而信奉天主教（许多人也已经完全波兰化了），而且更为普遍的是，很多人皈依了希腊天主教（东仪天主教）。起初，俄罗斯人对希腊天主教会表示了一些宽容。但是在希腊天主教会领导层支持了1830—1831年的波兰人起义后，俄罗斯当局改变了态度。1839年，在波罗茨克（在今天的白俄罗斯）的宗教会议（Synod of Polotsk）上，俄罗斯领土上的希腊天主教会被查封，其教区被转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

但是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强制所有居民信奉东正教。有大量犹太人居住在今天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境内。因为被排除在政府事务之外，犹太人大量集中于商业领域，并聚居在基辅和敖德萨等中心城市以及在19世纪后期飞速发展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里。当俄罗斯占领右岸后，当局并不希望大批犹太人在帝国内随意流动，因此把他们限制在俄罗斯西部省份的所谓佩利安置区内（Pale of Settlement）内，其中包括乌克兰的大部。右岸犹太人的数量从18世纪末的100000人增长到1880年的100余万人。^⑩ 尽管许多犹太人已经非常俄罗斯化了，但犹太人定居点（什泰特勒）仍然能够保留传统，包括沿用意第绪语。然而，反犹主义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蔓延开来，并在1881—1883年和1903—1905年发生了大屠杀事件（pogroms）。

俄罗斯当局进行俄罗斯化的另一种手段是教育。现代乌克兰的首所大学于1805年成立于哈尔科夫（Kharkiv，俄语为Kharkov），另一所大学也于1834年在基辅成立，2所大学都采用俄语教学。初等教育也采用俄语，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语学校被关闭。这使乌克兰人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原因是他们无力承担在家里教育子女的费用。其结果是在俄罗斯统治时期，乌克兰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下降了。^⑪尽管如此，俄罗斯并没有制定一个全面计划以使乌克兰农民大众俄罗斯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作“小俄罗斯人”，所以这种假定认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最终接受“大俄罗斯”文化。直到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对乌克兰语进行明目张胆的打压之前，俄罗斯缺乏一个连贯的“乌克兰”政策，更不用说以一种明晰的政策来界定现代乌克兰人的俄罗斯身份认同。因此，“与尝试同化乌克兰农民大众相比，当局更注意阻止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深入农村”。^⑫对于能够获得土地并进入政府担任公职的精英阶层，包括哥萨克贵族后代在内，他们也被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能够放弃“小俄罗斯人”的“农民文化”，并有必要融入更广大的俄罗斯文化中。因此，作为个体的乌克兰人——土地所有者、官僚、东正教会人员、音乐家、画家和作家——最为知名的当属尼古拉·果戈里（1809—1852，乌克兰语为Mykola Hohol）——能够在俄罗斯帝国治下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因于俄罗斯当局的政策。以果戈理为例，尽管他的作品中包含很多乌克兰元素，但他是用俄语写作的，这使他的作品，如《钦差大臣》（1836）、《死魂灵》（1842）和多部《圣彼得堡故事集》，能够跻身经典俄语文学作品行列。^⑬ 在积极政策和恶意忽略的双重作用下，讲乌克兰语或亲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在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消失了。用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话讲，俄罗斯化榨干了乌克兰，到19世纪前半叶，乌克兰已经成为一潭“文化的死水”。^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