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史

到16世纪，立陶宛的国力明显衰落。1522年，立陶宛将乌克兰东北部的切尔尼戈夫与斯塔罗杜布（Starodub）输给了莫斯科。从1562年到1570年间，立陶宛又卷入与莫斯科的另一场大战。面对有可能失去更多领土的现实，立陶宛人转而求助于波兰。在克列沃联合下，波兰与立陶宛共同拥有一位君主，立陶宛保留了很高的自治权，波兰人答应立陶宛人的请求，但条件是两国必须合并为单一的政治实体。尽管心存疑虑，立陶宛和鲁塞尼亚领导人最终还是答应了波兰人的要求。

1569年，通过卢布林联合，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波兰共和国，Rzeczpospolita）诞生。共和国有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国王，设立一个共同的由贵族（撒拉赤塔，szlachta，由继承或军功授予爵位）选举产生的议会（色姆，Sejm），使用单一货币，执行一种外交政策。国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色姆负责制定法律和收税，未经色姆同意不得征集军队。鉴于拥有一个立宪制政府，国王权力受限，并且拥有相对广泛的代议政体（大约10％的人口可以投票选举色姆），可以说共和国的体制是相当先进的。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是当时欧洲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除了南方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其同盟克里米亚鞑靼人占据外，她实际涵括了今日全部的乌克兰领土。1578—1582年，波兰接连击败莫斯科，甚至在1610年成功地使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的儿子被选为莫斯科沙皇，尽管随后在1613年的民族主义起义中被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所取代。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波兰人、立陶宛人和鲁塞尼亚人之外，主要还有日耳曼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

正当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英格兰、西班牙）经历中央集权化过程的时候，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却不寻常地走向权力分离。贵族掌握着大部分政治权力，用波兰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话来说，造就了“贵族的天堂”和“贵族民主制”。^⑤ 除选举国王之外，贵族们还享有在地方政府事务中，包括控制当地议会（sejmiki）和法庭的特权。许多人掌握大量地产而成为“小国王”，无视来自王国首都克拉科夫（Krakow）的政令，并且经常彼此间争吵不休。^⑥ 最终，权高势大的地方贵族享受对立法的个人否决权，并使色姆的作用基本瘫痪。

随着王室、城镇和农民势力的衰落，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势力崛起，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们视城镇居民为贸易竞争对手，剥夺了他们的议会投票权，并禁止本土商人外出行商。城镇居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移居乡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减缓。而农民也在1505年后被色姆剥夺了离开村庄的权利，除非得到当地贵族的许可。农民逐渐演变为略好于奴隶的农奴，权利被地主所限制，并被强制进行艰苦的劳动。这些变化给依赖农业的乌克兰以沉重打击。一名观察者认为乌克兰农民处于“异常悲惨的状况下”，本地贵族“不仅拥有对他们的财产，而且对他们的生命的绝对控制权，而他们的生命无疑和波兰贵族的自由一样珍贵”。^⑦ 尽管农民遭受沉重的压迫，封建地产化的乌克兰土地仍然成为主要的谷物供应者，供养了不断增长的西欧人口。

当地的鲁塞尼亚贵族则处于皈依天主教和波兰化的巨大压力下。非天主教徒无法成为撒拉赤塔，东正教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被关闭，波兰当局甚至限制城镇中鲁塞尼亚人的户口数并对他们征收惩罚性税款。波兰精英们编造神话，称他们为古代萨尔马提亚人的后代（参见第二章）。鉴于有可能和波兰贵族建立共同的联系，当地的鲁塞尼亚贵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说法。17世纪早期的一个鲁塞尼亚人这样抱怨道：

就这样，他们（波兰人）通过教化一步步诱使罗斯贵族投向罗马人的宗教，罗斯王公放弃东正教而受洗加入罗马教，改换了姓氏和教名，仿佛从来不是自己虔诚的祖先的后代。结果希腊正教失去了光彩，并被指责或忽视，因为人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瞧不起正统的信仰，放弃对教职的追求，转而只为满足那些出身低下的人的需要而接纳庸才。^⑧例如，共和国的大地主之一、为波兰国王打击哥萨克势力提供军队的鲁塞尼亚的维什涅夫茨基（Vyshnevestkys）改名为（波兰化的）维斯尼奥维基斯（Wisniowieckis）。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丧失了文化和经济的精髓，鲁塞尼亚人变成了“无领导的民族”“无历史的民族”，^⑨ “鲁塞尼亚”也成为“农民”的同义词，而鲁塞尼亚语——现代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前身——直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为书面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