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的两面性

在众多有关内战在文化上的变化意义中，其中之一是重申政府干预业已确立的经济关系的能力。塔尼曾将奴隶财产看作只是财产权形式之一，是一种与工资关系并无不同的劳动安排，从而形成了在宪法上受到保护的权利，并使之不能从属于集体利益。但通过《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甚至更为直接地说，通过1862年在南方使用联邦占领军，国会权力非常明显地介入摧毁强制性的劳动制度之中。在这样做的时候，国会毫不掩饰地把政府能力用作为屈从者权利服务的工具。

这一事实对最激进地批评奴隶制的国会议员并非不起作用。就像斯基德莫尔在30年前指出的那样，即便解放结束了直接奴役，但却压根没有给获得自由的黑人提供经济和政治独立。为使先前的奴隶完全参与到定居者生活之中，联邦政府进行了另一项伟大的政治干预行动：在自由人中平分所有种植园主的土地。像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乔治·朱利安（George Julian）那样的个人对此欣然持欢迎态度，并支持创立致力于这些目的的自由人事务处（Freemen''sBureau）。在他看来，南方黑人唯有凭自己的权利成为财产所有人之日，才是得到真正解放之时。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改革，黑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甚或更加具有剥削性的奴役形式。朱利安担心，南方种植园主精英们将使得黑人沦为租佃和穷困的地位，这导致他在国会上大声呼喊说：“土地垄断就是奴隶制。”而对于北方，朱利安则进一步认为，实业家们将使得“工资奴隶制度”永久化，因为“对自由人和贫穷白人的支配将比奴隶制本身还令人沮丧” 157 。

这样的观点离美国内战前北美社会的自由劳动力正统派，还有一长段路需要走。为了与“自治即自由”思想保持一致，内战前的美国几乎所有政治派别都认为，自由与经济奴役是不相容的，不管这样的奴役是以工资关系、租佃还是奴隶制形式出现。然而，几乎没有人因追随布朗森或斯基德莫尔，而采取超过自助和竞争性个人主义言词的举措，以便为了经济自由而赞成劳工对政府进行控制。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59年在威斯康辛集市的演讲中，反复说到通过在自由放任劳动市场的辛勤工作，而使传统自由劳动力得到提升的主题：

那些精明而不名一文的新手，暂时通过努力工作以获得薪资，将盈余存下来买工具或给自己买土地；然后为自身利益继续工作，过阵子终于雇佣其他的新手来帮他。其鼓吹者说，这就是自由劳动—— 一个公正而慷慨、且繁荣兴旺的制度，它给所有人打开了通道—— 它给所有人希望、活力、进步和条件改善。若有人终其一生处于被雇佣的劳动者状态，那就不是制度之错，而是因为他更喜欢这种状态的依赖本性、无先见之明、愚蠢，或仅仅是不幸所致。 158

对林肯来说，只要让市场按其自身方法进行运转，个体就将能够取得经济上的独立。结果，使奴隶制如此令人憎恶的，乃是因为它并非真正自我规制的商业制度，而是一种奴隶主在其中强制性地榨取劳动，但不提供报偿或选择假象的制度。此刻，像朱利安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在要求进行土地再分配的时候，认为单单市场并不能被认为可确保自由；而且市场将使以前的奴隶受到新“工资奴隶制”的奴役，而不是形成独立的财产人。从根本上说，这样的观点与林肯根据工匠关系来重新构建工厂生活的尝试相左，因为工匠关系是一种长期以来在老师傅与熟练工之间维持的关系。朱利安和他人认为工厂主是经济压迫者，他们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奴役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奴役，而非林肯所设想的技工雇佣“新手”，并帮助他们走向独立之路。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内战暴露了自由劳动必定带来财产权的咒语，与农民和工人面临的实际条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随着像佃农这样的新强制性劳动制度得以发展出来取代奴隶制，战后重建的失败销蚀了黑人独立的希望。然而，通过重申民众动员的重要性和政府行动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激进共和党的观点以及由获得自由的奴隶本身对财产权和生产控制的鼓动，帮助再次重塑了民粹主义的观点。 159 随着定居者和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团体为了有意义的自治和完全的包容而进行斗争，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助于为政治和经济冲突创造条件，而这些冲突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标志。

在紧随内战之后的岁月里，美国发觉自己永久性地告别了它此前的全球软弱地位。由于不再在物质和政治关系中受到后殖民时期的依附性束缚，这一新兴政府是一个大陆帝国，其工业经济世界其他地方无可匹敌。如果美国宪法创立者们曾将共和主义与民众权力隔离开来看作操纵充满敌意的、一个以新殖民主义为特点的国际体系的手段，那么这种恐惧此刻就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虽然英国、法国、德国在1860年依然在工业生产上享有对美国的优势，但是到了1900年，美国制造业比上述三国加在一起生产得还要多。然而，与此引人注目增长相伴的，是美国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工业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在同期从150万人增加到590万人，占美国全国劳动力的25%。 160

这一发展只代表了到19世纪末期美国所面临一系列变化中的一个而已。首先，拓边的终结提出了这样的基本问题：包括帝国的未来，以及是否能够兑现广泛个人财产权这一许诺。随着扩张的终结，在人口上似乎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新移民流入，因而像来自欧洲的自由迁移、无约束力的归化和非公民的投票等政策似乎不再需要，它也对满足漏洞的边界效用构成了挑战。此外，奴隶制的失败对集体生活的族裔基础提出了质疑，无论怎样心不甘情不愿；并因此对得到正式公民身份的自由黑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结合进定居者社会提出了质疑。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美国定居主义的基本构成部分经历了严重压力：（1）经济独立和生产控制的许诺；（2）领土征服和为定居点提供新的土地；（3）根据族裔来界定成员身份的观点；（4）基本对欧洲开放移民。结果，美国一开始就直面共和主义自由的含义，也即源自早先殖民化时期的美国社会生活指导原则。它这样做的背景，是许多政治经济精英想知道这一原则本身是否依然合适，并开始考虑将帝国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替代方式。这样的力量面对复苏的新民粹主义观点，而在其最理想的方面，这种民粹主义观点希望将自由主义价值从帝国主义的约束中、从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布朗森和斯基德莫尔的思想曾与杰克逊时代相左，那么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思想在公司集中、工业雇佣以及经济贫困的状况下，则似乎显得越来越适合了——对定居者和非定居者来说都是如此。最终，这些竞争性群体之间的斗争，彻底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潜在价值，并产生了今天依然发挥作用的政治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