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的大教堂: 数字宇宙开启智能时代

再回到普林斯顿，冯·诺依曼当时正试图在电子计算机项目上取得进展。本来设想的是由普雷斯伯·埃克特领导工程团队，但是他不愿离开莫尔学院去面对高等研究院的不确定局面，就把他的内弟、机械工程师约翰·西姆斯（John Sims）派了过去。西姆斯受聘于1946年1月18日，分派到的工作是搜索工具、电子元器件和相关材料，他成为该项目的第一位员工；而赫尔曼·戈德斯坦正等着军队给他放行，后来他成为第二位员工，于1946年2月25日得到了副主任的职位（1945年11月27日，该项目曾向他提供第一个职位）。他的薪水为5500美元，比高等研究院教授的工资低，但比访问学者的高，这打乱了自1933年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差别。

与埃克特的谈判陷入僵局后（埃克特和莫齐利决定自己创业后，谈判就完全停滞了），冯·诺依曼准备另寻一位总工程师。他向维纳征求建议，维纳首推毕格罗。“我们从普林斯顿打电话到纽约，毕格罗同意开车过来，”维纳回忆说，“我们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毕格罗却没来。一个小时后，他还是没出现。正当我们快要死心的时候，却听到一辆非常破旧的车‘砰砰’作响的声音。他终于出现了！

之前的声音大概是他车上的汽缸发出的最后一次爆震。那辆车如果是在其他人的手里，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报废了，但是这位工程师却让它依然在发挥余热。”

毕格罗受聘于1946年3月7日，薪水为6000美元，从6月1日起生效。在过渡时期他担任顾问，享受每天25美元的津贴，到他从纽约搬到普林斯顿为止。艾德洛特一家为朱利安和玛丽·毕格罗（Mary Bigelow）夫妇在奥尔登庄园提供了临时居所，其中包括“毕格罗太太使用厨房的次数可以依照她做饭的习惯来决定”。朱利安要履行完他对统计研究小组的义务，而作为心理学家，玛丽要把她的实践活动从纽约安排到普林斯顿，这几个月他们都在两地不停往返。

后来，毕格罗夫妇成为紧密联系高等研究院社区的纽带。玛丽是一名有天赋的治疗师，朱利安不仅精通数学和物理，而且在战后的新泽西州他一直遵循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帮助人们制造和修理任何东西。“1948年秋天，我带着3岁的卡塔琳娜（Katharina）来到普林斯顿，我们俩都为那片广阔的新天地着迷，”韦雷娜·赫斐利（Verena Haefeli），即现在的韦雷娜·休伯-戴森（Verena Huber-Dyson）回忆说，“每个人都非常友好，不需要正式的介绍，就像在瑞士一样。是玛丽·毕格罗用她温暖、开朗的性格以及对人类心理的敏锐认识让我安心下来。我记得朱利安外表帅气、仪表堂堂，特别是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对我这个刚从混乱的欧洲到来的人而言，他是正直和意志坚强的美国人的典范。”

阿瑟·伯克斯是戈德斯坦在ENIAC项目中的同事，受聘于1946年3月8日，薪水为4800美元。电气工程师詹姆斯·波默林受聘于3月9日，薪水为4500美元。波默林当时26岁，刚刚结婚，于4月1日正式上班。很快，他在黑兹尔坦公司（Hazeltine）的同事（也是莫尔学院的校友）威利斯·韦尔也于5月13日接受了聘任，6月1日开始工作。波默林和韦尔坐火车来到普林斯顿和毕格罗会面。“我们坐着朱利安那辆老旧的小型绿色奥斯汀（Austin）汽车一起回纽约，”韦尔回忆说，“一路上，他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想法，等到我和波默林回到纽约时（那时我们还在黑兹尔坦公司工作），我们已经听得如痴如醉了。”波默林和韦尔将他们在纽约的公寓与普林斯顿的两个居民交换，那两人供职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长途火车往来，只需在古老小径和拿莎街之间骑自行车上下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默林和韦尔都曾为脉冲编码的敌我识别（IFF）雷达系统工作过。雷达使得人们在夜间或可见光范围之外击中目标成为可能。对抗一方的空军可以商定构建一个编码信号系统，用以识别敌友。战时的密码破译工作是要将编码尽可能设计得复杂难懂，相比较而言，IFF的目标则是开发出尽量不被误解的编码。波默林和韦尔之前研发了通过飞机之间的噪声信道高速传递编码脉冲的电路，现在他们以及英方的同行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斯（Frederic C.Williams）和汤姆·基尔伯恩（Tom Kilburn）在制造电子数字计算机方面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如何以每秒数千次的速度将编码脉冲从一个机器周期传输到下一个机器周期。我们应该将高速数字计算机的存在归功于那些故意被敌人击落而不愿被友方意外射中的飞行员。

一个小团队开始凝聚起来。理查德·梅尔维尔（Richard W.Melville）是一流的雷达技术专家。“他带着海员的帽子走进来，要求一份工作，”毕格罗说，“我很喜欢他，他看上去机灵能干。”波默林评价梅尔维尔是临时拼凑必要实验室设施的“奇才”，他还负责监督机器的机械工程。他让一切在狭小的空间里流畅地运行，在发现战争剩余物资及零部件上也表现非凡。设计完成后，必须制造出移位寄存器和累加器样机的40级复制品，他聘用了擅长机械的高中生。他的妻子克莱尔（Claire）接手了一处空置的公寓，为高等研究院里尚未达到公立学校入学年龄的小孩创办了一所幼儿园。

威廉·罗宾逊（William S.Robinson）是一位机械师，受聘于1946年3月21日，和温菲尔德·莱西（Winfield T.Lacey）、弗兰克·费尔（Frank E.Fell）一起加入了曾经的机械加工车间。拉尔夫·斯卢茨（Ralph Slutz）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物理学研究生。4月5日，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7月1日开始上班。“我到了那里，敲开约翰·冯·诺依曼的房门，”斯卢茨回忆说，“进去说：‘我听说你要制造一台计算机，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好吗？’他说：‘好。’”斯卢茨在战争期间与冯·诺依曼就爆炸波工作见过面，也听说了利用真空管进行计算的前景。“我记得自己坐在课堂上，”他回忆说，“只顾着绘制加法器的草图，一点都不关心量子力学。”

罗伯特·肖（Robert F.Shaw）是留在莫尔学院、ENIAC项目的一个“老资格”。5月13日，他获得了工程人员的职位。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也出自莫尔学院（威利斯·韦尔的高中同学兼以前的邻居），他于4月13日接受了聘任，6月1日前去报到。韦尔记得：“我过去常常坐在杰克·戴维斯的床上，用妈妈们烙馅饼的平锅制作的接收器收听短波电台。”埃姆斯·布利斯（Ames Bliss）是弹道学家吉尔伯特·布利斯的儿子。5月14日，他在这里获得了一份合同管理员的工作，年薪为4000美元。来自费城的阿克雷沃·康德普里亚（Akrevoe Kondopria）曾在莫尔学院担任戈德斯坦的秘书。他后来转投高等研究院，1946年6月3日前来报到。

“我来自希腊的一个移民家庭，当时16岁。我的父亲来自爱奥尼亚（Ionian）一座贫穷的海岛，几乎不会阅读和写字。显然，我无法上大学，虽然我很想这样做。”她回忆道。她的指导老师建议她放弃大学，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谋求一份秘书的工作。“在那里，我遇到了戈德斯坦上尉，他穿着两道杠的制服，身材修长而优雅。戈德斯坦夫人阿黛尔则穿着随意，不停地抽烟。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雇用了我。我从未学过代数，却这样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她解释说：“戈德斯坦一家精神状态很好，让人深受鼓舞。随着他们搬到普林斯顿的时间临近，他们邀我同去。”开始她一直都是从费城坐火车去上班，后来研究院为她在斯普林代尔路尽头的数学家萨洛蒙·博克纳（Salomon Bochner）家中安排了一个房间。她最初使用手动打字机，后来换成高等研究院的新式可变字体打字机。她曾帮忙制作进度报告，而该报告是在机器结构取得进展之前产生的。“我记得当时感到非常乏味，因为你必须将字体由文本改为数学符号，当然，你必须保证非常、非常准确。”她回忆道。氢弹计算是高等研究院项目的驱动力。起初，她对氢弹计算这个概念一无所知。“尼古拉斯·梅特罗波利斯总是给新墨西哥州圣达菲邮政信箱1663号发信，并且会收到这一地址寄来的信件，”她回忆道，“我猜测他在那里一定有一个女朋友。”

阿克雷沃在普林斯顿一直待到1949年8月，她的母亲认为这份工作与她的身份不符，坚持让她搬回费城，同时下了最后通牒：“是时候回来了，你已经接受了太多伟大的想法。”对她来说，离开真不容易。“戈德斯坦一家和年轻的工程师把我当成一个小妹妹，”她回忆说，“他们教给我的也许比大学中能学到的更多。”一个欢快、红头发的17岁女孩的存在正是计算组所需要的。“有些家伙感到无可奈何，”她补充道，“他们不会太多的社交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