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

有很多人坚持做事情，是为了逃避思考是否真的需要做这件事。

包工头的篷车坏了。工头托尼说，它经常坏。我们坐在托尼闪闪发光的棕红色奥迪里，去五金仓库挑选材料。

“这是辆好车。”他解释说，手从方向盘上抬起来，指给我看。车里的内饰是黑色皮革的，一尘不染。“我买的是绝不会坏的车，”托尼说，“看看怎么样吧。不过就是得拉水泥。”

之前我站在街边，看着他细心地给后备厢铺上防尘罩。

“像杀手一样。”他说，咧嘴笑了，露出一排让人印象深刻的白牙。“能放两具尸体，”他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指着地下室的门，“在阿尔巴尼亚，我认识一些干这行的——能打折。”

我们开着收音机，随缓慢的车流挪动。托尼说，他一直开着收音机学英语。他女儿都比他英语说得好，才五岁呢。

“才五岁！”他喊道，一边拍着方向盘的皮套，“太惊人了！”

灰色的道路一寸一寸地从身边经过。托尼时常看看外面，坐直身子。他开车时坐得笔直，戴着反光的太阳镜，只有一根手指搁在方向盘皮套上，粗壮的大腿舒服地在座位上摆成“V”字。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红T恤衫，显出强壮的胸肌和鼓起的上臂。

“我爱英格兰。最爱英国蛋糕。”他笑了，“特别是掩埋饼。”

是燕麦饼吧，我说。

“燕麦饼！”他兴奋地喊道，头向后仰着，“对，我爱燕麦饼！”

他继续说，他女儿特别喜欢上学，整天说的都是学校的事情。一大早，他就看到她整整齐齐地穿好校服，坐在台阶上等。她的老师和他说，她比有些十岁的孩子读书都好。

“我女儿，”他戳着自己肌肉满满的胸脯说，“比英国人的英语都强。”

他家是三年以前搬到英国的。当时在这边唯一认识的人是托尼的小姨子，住在哈洛。从那时起，托尼还说服了哥哥和表哥也搬过来。他喜欢周围有家人陪伴——每过几个月，他就要回阿尔巴尼亚一趟，一路开着奥迪直接回家——不过他觉得，这样对妻子不太好。

“让她不能合适。”他说。

是适应，我说。让她不能适应。

“对，”托尼赞同地点头，“是这样。”

托尼接着说，没有家人可以依靠，她就不愿适应这里。她在这儿没有朋友，独自去哪里都害怕。她连女儿的学校都不愿去，都是托尼接送孩子，参加家长合。

是家长会，我说。

“我特别喜欢，”托尼咧嘴笑着，“家长会。”

和女儿不一样，妻子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我女儿呢，”他说，“又不会说阿尔巴尼亚语。”

她能听懂几个词，可英语才是母语。

我说，所以实际上，他妻子和女儿没法互相交谈。托尼慢慢点了点头，眼睛盯着路面。

“要用其他语言。”他说。

在仓库，我等托尼按包工头的要求挑完材料。我付过钱，就出发回家。路上有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从我们后面直追上来，一直刺耳地按喇叭，然后转弯追上来，和托尼的奥迪并排开。司机朝这边挥挥手，从窗户探出身子来喊话。这人个子不大，样子有点像海盗，还故意留了黑色的小胡子。托尼大笑起来，按了个按钮，车窗滑了下来。两辆车并排行进，两个人不停地用外语来回喊话，来回的车辆狂按喇叭，表示抗议。然后卡车加速开走了，车上拉的东西——垃圾袋，旧家具，烂木板和一堆堆碎石头——在疯狂抖动的油布下面颠簸跳动。

“那是卡普特，”托尼说，一边把窗户关上，“他是疯子。即使对阿尔巴尼亚人也是。”

托尼说，卡普特从不离开卡车。他整日整夜地开，在城里一圈一圈地绕，收垃圾。这儿的人最头疼倒垃圾，因为规定太多了，买废料桶又不值当。找卡普特来收走，还比较便宜。

我问他把垃圾收去哪里。

“开出城，倒在野地里。”托尼眨了眨眼睛。

他说，阿尔巴尼亚人知道怎么干活，和这里的人不一样。卡普特连房子都没有，卡车就是他的房子。这样他能挣更多钱。他把挣的钱都寄回村子里。

“卡普特的村子，坏地方。”托尼皱着眉头说。

他每天都干活。不只是给包工头干活。他什么活都做——包括给包工头的客户——都是兼职。他和哥哥还有帕维尔打算明年自己开建筑公司。托尼咧嘴笑着。

“帕维尔总说要回家，”他说，“但我不让他回。我把他的工具都锁在我家。有时他半夜过来，使劲敲门。我不让他进门。他站在外头嚷，求我还他工具。我把头伸出窗外，说，别喊啦，我女儿都要被你吵醒了，她正用英语说梦话呢。”

他大声笑起来。我问为什么帕维尔那么想回家。

“他有思想病。”托尼说。

思乡病，我说。

帕维尔是包工头派来和托尼一起干活的工人。他个子很小，不爱说话，神情忧郁，有时能看见他坐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在灰色的黎明里读书，等托尼过来。来我家的第一天，托尼解释说，他负责拆除和撕毁的工作，帕维尔会重新装修，弄好看。

“毁坏——”托尼一边咧嘴笑，一边把手放在自己胸口，然后指着帕维尔，“建设！”

帕维尔出来帮托尼卸车。他们站着，考虑这几袋水泥要怎么用，帕维尔问了个问题。

“英语！”托尼要求道，“说英语！”

托尼告诉我，今天他们要卸地板。我问会不会很吵。

他笑了。

“百分之百呀。”他说。

我走到地下室公寓的门口，敲了敲门。一阵狗叫声，很长时间之后，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葆拉打开了门。一看到我，她脸上立即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哦，是你。”她说，“你想干吗？”我解释说，今天可能比较吵，可她打断了我的话。

“约翰打电话给委员会投诉了，”她说，“对吧，约翰？”她冲身后喊了一句。“他要他们过来个人，彻底解决一下。”

她抱起胳膊，站在门口，盯着我。

“就不应该允许这种事。”她说。

一阵拖着脚走路的声音，约翰来到她身后。

“让路，伦尼。”他沙哑地对狗说。

“你这样的人，”葆拉对我说，“让我恶心。你这种人就不会办事。”

“关键是，”约翰说，“我们都在这儿住了快四十年了。”

“我总听到你到处乱踩，”葆拉说，“你大概都不脱鞋吧。估计还故意穿着高跟鞋。那天晚上就来过一个人，是个男的，我听到声音了。恶心。”

“我生病了，你知道的。”约翰说。

“我听到你和他在一起。”葆拉说。她愚蠢地模仿我尖声笑了一下，用手指扇着脸颊，“你以为别人好糊弄，才不是呢。”

“我可有癌症，你看。”约翰说。

“他可有癌症，”葆拉说，猛地用手指着约翰，“可你就在上面穿着高跟鞋到处跳舞，乱勾搭男人。”

“我身体不好。”约翰说。

“可不是嘛，约翰。”葆拉说，“可有些人根本不管你得了癌症，该干吗干吗。”

我试着解释，等地板换成隔音的，两家之间就没有那么大噪音了。

“哦，我才不听呢，”葆拉说，“我在这下面受够了，白天黑夜都听着你吵吵。我恶心死了，听到你说话的声音。”

她情绪越来越激动。我看到她肥胖的身体开始扭动，脑袋也从一边拧到另一边，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长大、展开，想要被生出来。我感觉她是在驱赶着自己，想要穿过边界，对自己证明自己的自由。我一言不发地站着。她的嘴唇收起来，抿在一起，也许她想着要啐我一口。不过她只是抓住门边，把脸向我伸过来。

“你让我反胃。”她说，使出巨大的力气摔上了门。

我回到楼上。托尼手里拿着把锤子，已经开始撬开塑料地板。我和他说，今天就先不要弄地板了。他没有停，继续一块块地掀开地板，扔到身后的废料堆里。

“这看你，”他说，“可我昨天和他们聊过了。他们说可以的。”

我说，我很惊讶。

“她给我和帕维尔倒了茶，”托尼笑着说，“她问怎么没人照顾我们。”

好吧，我说，可今天她威胁说要给委员会打电话投诉呢。

托尼停下手里的活，坐在地上，拿着锤子。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和帕维尔，”他说，“我们来办吧。”

我走出家门，走向地铁站。地铁站有部旧电梯，在站台和街道之间缓慢笨重地升降。明年这个站会关闭，要装一部新电梯，入口处有个告示，说工期要九个月。每天早晚，穿着整齐的人流都涌入涌出地铁口，去工作和上学。

他们夹着公文包、背着背包、端着咖啡，一边在路上快步走，一边冲手机里急匆匆地说话，看起来好像一群精确设定了时间的机器人，被输入了每天行动的程序。地铁站是日常如此重要的部分，我不禁想，他们看到地铁停用的通知会有什么感受。

地铁站建在五条路交会的路口，像轮子的辐条中心。

每条路的车都得在交通灯前面等着，轮流通过。有时候，路口像是车辆汇流的地方；有时候，车辆一直发出轰鸣，各种公交车、自行车和轿车乱成一团，像湍急的河流，这地方就仅仅是个通道，一个经过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咖啡馆，我进去等我的朋友阿曼达，她住在附近，之前问我要不要出来喝咖啡。虽然地点非常便利，我却等了她一小时。这一小时里，我仔细研究了咖啡馆的内部。刷成深紫色的墙衬托出书架和古董家具，使这里显得既复古，又有个性，实际上却是新建的，平淡无奇。我等待的时候，阿曼达发了两次短信，一次说她要迟到，过了一会儿又告诉我家里有点事情，她要再晚到一会儿。我的小儿子也来了电话，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上午刚过十一点，我问他怎么没在上课。他说是课间休息。停了一下，他问，你怎么样？挂掉电话以后，我坐在那儿，想看看报纸。目光从字句间经过，却一点也没看进去。报纸上有张照片，是一头大象和一头小象站在尘土飞扬的炎热地面上。还有一张照片是人们在雨中的城市里抗议，都大张着嘴。手机短信响了，是文学节那个主持人发来的。我之前说周四见面，他说恐怕出不来了。要不约个别的时间吧，他说。

阿曼达到了。她说，她本来都要出门了，结果之前物业非让她装的室内洒水系统被触发了，在屋里到处下雨。

等好不容易把它关上，屋里全都湿了：衣服、床、所有的文件。还好她家的家具不多，没有油画和贵重的古董什么的。房子里几乎是四壁皆空，连地毯和窗帘都没有。就算这样，她也没想到早上就要擦地板。她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出门前打开了窗户，等屋子晾干。

“这违反了我的保险条例，”她说，“可这会儿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讲得那么开心，这故事都不像是真的。她几乎因为这事更有活力了。她穿着工作服——紧身黑裙子和黑夹克——化过妆的眼睛特别明亮。她肩上背着一个麻袋一样的大皮包，被里面的东西撑得鼓鼓的。她把包挂在椅背上，可是包太重了，椅子向后翻，倒在地上。她像飞镖一样迅捷地把椅子扶好，稳稳地坐下来，把包放在脚边，笑了。

外面已经出了太阳，窗外的阳光直接照在她脸上，照出她黑色衣服上短短的绒毛，显出了落满灰尘的迷宫一样的皱褶。

“这件是我从脏衣篮里拣出来穿的，”她说，“只有这几件是干的。”

阿曼达长得很年轻，时间在她脸上只留下蹩脚的锈迹，好像她不是变老，只是没有被精心保管，好像揉皱了的小孩照片一样。她矮小、肉感的身体好像永远那么有活力，偶尔才能窥见其中海洋般深深的疲倦。今天，倦怠的灰色就藏在她化了妆的皮肤下面，她频繁地瞄着我，脸在太阳下皱了起来，好像在找自己的倒影。

“我知道我今天特别难看。”她说着垂下了头。她拿起菜单，眼睛迅速地扫过去。“我昨晚都没怎么睡。还不能怪孩子太吵，”她加了一句，“因为我没孩子。”

她昨晚和加文吵架到凌晨三点都没睡。最近为了缓解失眠，她开始练瑜伽，可是想要睡着，不是做个拜日式那么简单。加文是阿曼达的男朋友，高个子，表情严肃，我只见过一次。他有个装修公司，之前阿曼达请来翻新房子的。

“真可悲，”她说，“我这个年纪，就应该做点有用的事情。周围的人好像都在跑慈善马拉松。他们天天训练、吃健康食谱，我却要吃外卖，像小孩一样阴晴不定的。当然即便我想跑步，”她补充说，“也不能跑，我连爬梯子都困难。”

她去看过医生，说她因为吸过粉尘，得了哮喘。就是因为在工地一样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加文给她买过呼吸器，可她弄丢了吹口的遮罩，结果现在呼吸器也落了灰。

服务生来点菜，阿曼达点了草药茶。

“等等，”服务生转身的时候，她说，“还是要热巧克力吧。”

他微微一笑，开始写单子。

“要加，谢谢。”他问要不要加奶油和棉花糖的时候，她笑着说。

她之前下了决心，要为了身体健康行动起来——比如说，需要减肥——可事实却是越来越依赖肾上腺素活在当下，无法坚持任何一种养生法则。早上起来，她信心满满，可是事情的发展却由不得她，等一天结束，她就离目标又远了一些。无论她怎样努力，依然什么也坚持不下去。

我说，有很多人坚持做事情，是为了逃避思考是否真的需要做这件事。

“你其实不这样想吧。”阿曼达说，发红的眼眶里闪过一丝感兴趣的光。

我说，也许人们跑马拉松，是因为渴望逃离。

阿曼达大笑起来。她说，之前和加文吵架，就是因为她安排好了去巴黎旅行、为他过生日，结果他没有去。他们把行李都装好、准备出发了，加文却突然说忘了带护照。他去拿护照，结果没有回来。阿曼达坐在行李旁边等，屋子渐渐黑下来。她不停地打电话联系他，可是他不接。时间太晚，她也不能把机票和酒店取消。一周过去了，他一点消息也没有。可昨晚，他突然出现在门口，递给她一沓钞票。

我问她有没有收下。

“当然收了，”她说，抗拒地扬起下巴，“一分钱也不能让他省。”

她接着说道，他觉得非常抱歉，一开始还想瞎编个什么故事，可是后来就承认说他是害怕要去巴黎，所以跑掉了。他害怕和她一起去这类地方：在她家里——也就是像工地一样的那个房子——他知道身处何方，可是想到要和她一起去外国城市，他就只想躲起来。他快五十岁了，唯一的度假活动是每年夏天和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们一起去爱尔兰待一周，在雨里和一群不怎么认识的人打高尔夫。

遇到阿曼达之前，他和另一位女客户走得很近，一个三十来岁的平面设计师，是加文给她整修房子时认识的。两人的关系持续了几个月，工程和曲折坎坷的感情一并进展着。爱情像液体，缓慢地渗透加文层层叠叠的心。等房子整修好了，女人已经失去耐心，对他再没有兴趣。

“我就是这时候来的。”阿曼达说。她端起杯子，嘴唇凑近奶油，“不管干什么，千万别和给你装修房子的人谈恋爱。”

问题是，他看待生活的视角越复杂，就越失去了行动能力。看到原来为中产阶级打杂的自己渐渐变成其中的一员，他特别痛苦。他想搬来和她一起住，可是这话说了一年，也没有搬。他从不说自己不想搬过来，或者改了主意。他就是不行动。不过，阿曼达说，她已经说了期限，具体的某一天。要是那天他还没搬进来，两个人就算是结束。

我问她是哪天，她告诉了我。

她说，可她还是为他难过。他有个悲惨的童年，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把他赶到街上找工作，童年也就此结束。

有时候，两个人讨论装修房子的事，从他的想法和灵感里，她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本可能成为的样子。

他告诉她说，有一次，一个做装修的朋友来阿曼达的房子里参观。朋友一语不发地把房子看了一遍，最后对加文说，这房子你是装修给自己住的吧，对不对？可是真到了搬进来的时候，阿曼达说，他却过不去这个坎。

我问，加文既然不和她一起住，那他住在哪里。

她说，和他姐姐住在罗姆福德。他说在那边方便接活，可她知道是因为在那儿可以看电视、吃外卖，还不用说话。

不过，加文很理解，房子被拆的时候，人们有多么脆弱。阿曼达说，就像躺在手术台上一样，你门户大开，有人在里面忙上忙下，你还不能动，只能等他们全弄好，再把你缝起来。当阿曼达处于这种状态时，加文能够爱她。

这些天他利用业余时间，免费为她装修房子。原定六个月完成的装修工作已经过了两年，而且还没有做完，因为加文白天要去做其他的活。她明白，这种状况是因为爱的承诺有些跑偏了，可还是感觉上了天大的当。

她继续说，和男人交往，就会有幻想来作怪。即使是她这样像军人一样自给自足，头脑实际，随时准备挽起袖子干活的女人，居然也为被人照顾的想法所俘虏。加文说他会为了爱而工作，而不是为了钱，这话让她激动，让她放松，几乎像从前的女人被求婚了一样。可是她渐渐了解到，爱可真是难以度量：被爱的兴奋只在她自己的脑子里。要是花钱，装修早弄完了，但照现在这样，她看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她都不记得住在正常的房子里是什么感觉了，淋浴没坏，暖气也是热的，不用在野营炉上做饭，出门之前也不用掸身上的土。最难的，就是打扮得当去上班：她经常头发上沾着泥浆，指甲里存着灰泥就去开会，还有一次套装背后全都是油漆，她自己都不知道，就因为出门前在一面没干的墙上靠了一秒。她就这副样子过了一天，才有人告诉她。

阿曼达在时尚界工作。

“在那个世界，”她说，“没人会说你到底长什么样。”

她又说，这很奇怪，有时候你相信某些事是真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我的工作里到处都是。人们穿戴某些东西，只是为了赶时髦：当时他们真的觉得好看，可过几年回头看，才发现丑死了。

我说，也许没人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即使过了很长时间，判断也未必可靠。就拿时尚来说，也许再过几年，让人难堪的旧衣服看上去就又时髦了。起先散发着丢人气味的形态和风格，换一个角度，就突然变成激进和正直的象征，印证我们有自我妄想的能力，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激进和正直的素质呢。

阿曼达把杯子端到嘴边，又放下。“我可不想听这些。”她做了个鬼脸。

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时尚是年轻人的产业，她却正好是在转折点上入的行——三十岁出头——这时，她认识的很多人已经开始安顿下来，成家立业。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许正因为这种命运不可避免，她才一定要反抗它，进入时尚界，这个世界延续了朋友们所放弃的一切：玩，派对，旅行。她最好的老朋友索菲亚——我从前见过的——甚至索菲亚的室友、长期的死党，当时都结婚了，和男朋友丹一起买了房子，丹还是阿曼达的理想型男友。有一阵子，她很高兴和索菲亚夫妇住在一起，三个人甚至还一起去度假，她单独住一个房间，他们两人住一间，好像她是他们带的大孩子一样。晚上他们关门的时候，她感到悲哀，又觉得安全，睡觉的时候还能隔着墙听到两个人低声说话。那段时间阿曼达找了份工作，使她有了前所未有的忙乱的社交生活。她的朋友们贷款买房、宣布怀孕，阿曼达却身处时装秀和派对的旋涡，她经常通宵不睡，去巴黎和纽约旅行，从夜店出来又去开会，几乎没有时间洗澡换衣服，和遇到的每个男人都会调情。

她发现，找到男人并不难，至少找到个一般的男人不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明白像丹这样的男人可不是到处疯玩就能找到的。这样的人都有人要了，占了，订了婚；她有些鄙视他们，过着这样被占有的人生。他们就像挂在博物馆玻璃箱里面的贵重油画——你愿意怎么看都行，可是在大街上绝对找不到。有段时间她真的在找，感觉自己像住在地下世界一样，全都是迷失的灵魂在寻寻觅觅，想找到脑海里的那个形象。和男人睡觉时，她常常有这种感觉，自己只是某个预先存在的架构的对应形象，好像她是隐形的，他对她说的话、做的事，都是说给别人、做给别人的，给一个不在场甚至不存在的人。她感觉自己是个隐身人，目睹他人的孤独——有点像幽灵——这感觉有一阵子几乎要把她搞疯了。有一次，她和一个连名字都记不起的男人躺在床上，突然就绝望地哭起来，哭了好久。他很温柔，给她倒了茶，烤了面包，建议她去看看医生。

她说，我回想那个时候，最难记起的是衣服。我能记得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见过的男人、参加过的派对，甚至和人的对话，可我在这些记忆里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有时候，我会梦到某件衣服，或者某样东西的记忆——一件夹克、一双鞋子——会飘进脑海；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件衣服，虽然有的记忆特别真实，我能肯定穿过它好长时间。我只知道，我不再拥有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它们去哪儿了。

她父母的钱都是买卖房产赚来的。她童年的记忆就是住在工地一样的房子里，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房子。她父母会卖力地装修，一旦房子装好、像是个家了，立即就卖掉。后来她就明白，一旦周围干净、漂亮、舒服了，就是离开的信号。她毫不怀疑，被加文吸引，是因为他和童年的词汇相关，好像他能说一种只有她懂的语言。二三十岁的时候，她和父母很疏远，不过最近，他们以某种方式重新进入了她的生活，他们喜欢和她聊隔热层、底层地板、改造阁楼的好处和坏处——装修房子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也许等房子装好了，他们就不会再理她了。

她说该走了，她在城里还有个会，已经迟到了。她站起身，拍衣服上的土，不断地瞄向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就一直这样。她好像想趁我还没有明白看到了什么之前，抢先看到我对她的印象。

“你能送我去地铁站吗？”我们走到咖啡馆外面，她说。

她走路的时候一直呼哧呼哧地喘气，手按在胸口，我每走一步，她都要走两步，高跟鞋噔噔直响。她说，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我，她打算收养一个孩子。收养的手续非常麻烦，手续繁多，每一步都让人想放弃，不过她已经忙了几个月，有了些进展。问题是，她现在不能排队收养，除非房子装修好。收养机构可不会考虑让小孩住在墙皮裂开、电线裸露、楼梯都没有扶手的地方。加文的状态也是个问题，他要么当她的长期伴侣，要么就得走。在机构里接待她的那个女人——收养经纪——已经快成了她的朋友。她让阿曼达燃起了希望，经常给阿曼达打电话，鼓励她。

“她说，能看出我有爱的能力。”阿曼达突然爽朗地笑了，“好多人都能认识到这个能力，最大化地利用了它。”

我们走到了地铁站，阿曼达把手放在我胳膊上，边喘气边笑。见到你真好，她说，希望装修一切顺利，肯定会顺利的，要是你哪天晚上有空，可以见个面，好好聊聊。

她伸手到包里，颤抖着拿出了钱包。然后有些踉跄地走过检票口，勇敢地向我挥了挥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