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

孤独的故事比生命的故事要长许多。

学生的名字叫简。她坐在沙发上，完全不在意它——屋里其他东西也都是这样——盖着白色的防尘罩。

谢谢您，她说，从我手中接过一杯茶，小心地放在身边的地板上。

她又高又瘦，骨架很窄，胸部却出奇地大而坚挺，穿着绿松石色的紧身毛衣特别显眼。她时常把大腿上青柠色的铅笔裙扯平整。她没化妆，线条分明的素颜上五官清晰，像是不安的孩子。她浅色的头发盘在头顶，露出了优雅的长脖子。

她说，她很感激我同意和她一起工作——她之前怀疑他们会把她扔给别人。上学期她跟的小说家总让她为别人写的书重新写结尾。再上个学期是个回忆录作家，自己的生活已经自顾不暇，都没时间和她见面。他经常去意大利看女友，有时会从国外给她打电话，吩咐她在电话那头做这做那。他还总想让她写有关性爱的内容，也许这只是那时他脑子里考虑的主题吧。

她说：“问题是，我知道自己想写什么。”她停下来呷了口茶，“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写。”

客厅的窗户外面，天空是一片凝滞空白的灰色。街上偶尔传来一点响动，关车门的声音，或者路人的说话声。

我说，不一定是写作方法的问题。

她挑起了眉毛，眉形是精心画过的深色曲线。

那是什么问题呢？她问。

她继续说，过去四五年里收集的材料，已经积累成超过三十万字的笔记。她很急切，想要真正开始写作。材料都是有关一位美国画家马斯登·哈特利^[1]的生平，很奇怪这里没几个人听说过他，在美国，各大画廊和博物馆都会展出他的画。我问她，有没有去美国看过这些作品。

“我对他的画不是很感兴趣。”她停了一下说。

她说，之前在巴黎看过哈特利的复制品展出。她正好路过，看到外面挂的一张海报。海报上的图片让她马上就走进美术馆，买了画展的票。那次是在早上——美术馆刚开门——只有她一个人。她独自看了五六个大厅里的画。

出来之后，她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自我革命。

她又停下来，镇静地喝了口茶，好像非常自信我会忍不住要她继续讲，会问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她的自我革命。

我能听到邻居们在脚下的屋子里走动。有时会有挺大的声响，像是开关门的声音，还有起伏的说话声。

我问她那时在巴黎做什么，她说去那边教几天课。她是专业摄影师，经常被邀请去讲短期课程。去讲课，是为了挣钱，不过也因为离家旅行有时会成为人生的中转站，即使在当时看不出来。旅行让她与自己的生活拉开距离，能让她从外部看清生活，而不是像平常一样淹没其中。不过教课本身她并不特别喜欢，学生一般都要求特别多，而且以自我为中心，上完课她觉得整个人被抽干了。一开始，她觉得自己能教给他们一些东西，对他们好，也许能改变他们的生活——那种被抽空的感觉，当初好像是为他人操劳的疲倦。但接下来的四五天，她又连续被抽空了几次，感觉就不太一样了。看待学生，她也开始用更客观的眼光。看起来，他们需要她，不是因为她多么特别，而更像是寄生虫一般的索取。她觉得被他们骗了，以为自己慷慨、不知疲倦、能鼓舞人心，实际上只是个牺牲自我的受害者。正是这种感觉，让她看清了自己的生活。她减少了对他们的奉献，把更多的精力留给自己：他们抽空了她，也让她发展出自私的新技能。课程结束时，她已经开始更温柔地对待自己，好像自己是个小孩一样，并且已经开始感受到自我之爱最初的波澜。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她路过美术馆，看到海报上印着马斯登·哈特利的画。

她补充说，那时候有个男人，和她一起教课的，那个人岁数比她大——她经常被年纪大的人吸引——是个有名的摄影记者，她也很仰慕他的作品。一开始，他们之间就有点火花，虽然他已经结婚了，住在美国。她刚刚和同居了两年的男友分手，男友对她的了解非常透彻，在分手前的争吵中摧毁了她的人格形象，导致她对自己的评价非常低；摄影记者对她的注意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她紧紧抓着这棵稻草。他很有学问，还有权力，他对她的关注抵消了前男友的轻蔑。在巴黎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在城里散步到凌晨三点。她几乎没睡，她太激动、太兴奋了，很早起来，又开始散步，穿过城市清晨荒凉的街道，她一直走，一直走，直到那张海报使她停下来。

我问她平时都拍什么。

食物，她说。

隔壁房间的电话响了，我对她说要接一下电话。是大儿子打来的，我问他在哪。在爸爸这儿，他有些惊讶地说。那边怎么样啦？他问。我说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哦，他说。沉默了一会儿。我能听到窸窣的响声，和他呼吸的声音。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他问。我说，不太清楚，包工头说可能过几个星期吧。这边都没有人，他说，感觉好诡异。对不起，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过得正常一点呢？

他问，为什么每件事都这么奇怪？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是尽力做好。大人们都这样说，他说。我问他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还好，他说。我听到简在隔壁房间清嗓子。我很抱歉，可我得挂了，我说。好吧，他说。

我回到客厅，看到简穿着一身珠光宝气的衣服，坐在白色的防尘罩中间。她一动不动，膝盖并在一起，昂着头，苍白的手指均匀地围住茶杯。我开始想她到底是谁：

她身上有种戏剧感，好像只能引起两种反应——要么全神贯注地听，要么走开。可是，要全神贯注有些困难，她说学生能把人的精力抽干，我心想，人们在观察别人的时候，真的会经常不自觉地流露自己的特质。我问她多大了。

三十九，她说，有些高傲地将头抬得更高。

我问她这个画家——马斯登·哈特利——身上什么地方使她感兴趣。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睛意外地很小，没有睫毛，也不女性化——是她外表中唯一不女性化的部分——泥沙颜色的眼睛。

“他就是我。”她说。

我问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他，”她又有些不耐烦地补充道，“我们是同一类人。我知道听起来有点儿怪，可也没有理由说人就不能被复制。”

我说，如果她指的是身份认同，确实如此——人们经常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特别是从距离比较远的人身上，比如书里的角色。

她摇了一下头，有些恼怒。“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之前说对他的画作不感兴趣，意思是她对这些作品没有艺术上客观的兴趣。它们更像是别人脑子里的想法，而她可以看到这些想法。正因为看到了这些画，她才意识到这些想法就是自己的所思所想。美术馆里，画展的策展人在墙上放了许多评论和画家生平。她看画的时候也看了这些文字，一开始她很失望，觉得马斯登·哈特利的生活和她的毫无共同点。他母亲在他小时候就死了，而她的母亲还好好地活在坦布里奇威尔斯^[2]。他八九岁时，父亲又结了婚，抛弃了他，和新妻子搬去别处，把他扔给亲戚抚养。他是同性恋，一生也没有几次性爱；而简是女人，又是异性恋，睡过的男人自己都数不清，虽然这些人她全都记得。他成年之后，一直很贫困，只有没钱的时候才回到美国；她是英国女人，有一笔不多但很稳定的收入，虽然喜欢旅行，但从未考虑要住在国外。最重要的是，他和当时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有交集——有名的画家、作家和音乐家——简一想到这点，几乎有些心痛，因为她对生活最大的不满，如果说实话，就是生活中没什么有趣的人。她渴望成为马斯登·哈特利那个世界的人，结果自己一直处于烦躁恼怒的战备状态，时刻保持着警觉，害怕一眨眼就错过了那个世界。马斯登·哈特利的人生虽然不幸福，却有着有趣的事和机遇，而她没有。

而且，简又说，他已经死了。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简拿着茶杯，好像拿着无关紧要的东西似的，茶水冷掉了。她后来又回去看画，她说，看那些奇特、艳俗的颜色和一堆堆的形状，画作的形式既有深度，又有孩子气的诚实，她想搞清楚这种熟悉和不和谐共存的感受。很多画的主题都是大海，使她更加困惑，她从没在海边住过，对海边的风景也从不在意。最后，她来到一幅很小的油画前面，画的是暴风雨中的小船，画法很天真，小船像是孩子的玩具船，海浪也是儿童涂鸦式的花样，暴风雨则是上空一团白色巨大的形状。她看了油画旁边的介绍，讲的是马斯登·哈特利每年都会去新斯科舍^[3]避暑，和当地的渔民一家住在一起，就是在这里——在这家人的陪伴下——他找到了生命中唯一真实的快乐和归属感，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家人的儿子，还有好几个表兄弟，都成了他的朋友。他是个憔悴、神经衰弱、心事重重的艺术家，他们是魁梧、英俊的乡下人，充满了自由的热情：在那个偏远的村子里，他们的家像动物巢穴一样，温暖，关乎身体，正好是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4]沙龙的反面——马斯登·哈特利有时就坐在那里的沙发上——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温暖的、动物一般的嬉戏甚至延伸到了哈特利孤独的性体验之中（他回忆说，他和姑娘做爱或是和马做爱，都是一样的欢乐），并且消除了他的孤独。在某一年的夏天，马斯登·哈特利每天还是在房子里画画，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表哥坐船去哈利法克斯卖鱼，遇到暴风雨，三个人全都淹死了。

简过了一会儿说，就是这个故事，引起了认知灾变——她也叫作革命——的发生。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反映了她生活中的真事，马斯登·哈特利做的是更宏大、更重要的事：他把这些事情戏剧化了。

我问她，在这个故事里，是什么让她得出了这种结论。

这件事显得如此没有意义，她说，徒劳又伤感。太可怕了，都不像是真的。我之前想找出它的意义，为什么他已经受过那么多苦，却还偏偏遭遇这样的事，而不是别人。他母亲死了，父亲抛弃了他，他寻找爱人的过程每次都失败——甚至一个关心他的朋友有一次也写道，不拒绝他是不可能的，这个朋友也拒绝了他，他身上有些东西让人想这么做。我看着这些，渐渐明白了：他爱上什么东西，就会让它远离。我站在那里想，如果我要描述自己的生活——虽然远没有这样戏剧化——我也会用一模一样的话。

她说话的时候，一阵浓烈、变质的气味充满了客厅。

是从地下室的公寓飘上来的。我向她道歉，解释说楼下的人有时会做些——起码从远处闻起来——特别难闻的吃食。

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吃的，简说。出人意料地，她脸上挂着恶作剧般的微笑。一定是在花园里捉到的什么动物，不然再没有什么东西烧起来这样难闻了。她还小的时候，母亲会在家煮动物的骨架——松鼠、老鼠，甚至还有狐狸的头——然后把它们画下来。就是这种味道，简说。

我说，如果你不愿意闻，我们可以出门找一家咖啡馆继续聊。

“不用了，”简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说了，我很习惯闻这种味道。”

母亲是个挺成功的画家，她继续说，其实她全身心都只想着绘画——其实她不应该要孩子，可那时人人都要孩子。母亲不太管她在做什么，即便最近她为威特罗斯超市的宣传册做摄影，母亲也不为所动。

简说，她母亲最讨厌食物，她小时候家里总是没吃的。冰箱里全都是死去的动物，可不是晚餐能吃的动物。

人家冰箱里都是炸鱼条和巧克力冰棍，而她家里的冰箱装着一半腐烂的鸟兽。马斯登·哈特利挨饿的经历，是另一个吸引她的因素。对食物，他既迷恋，又恐惧。为了补偿挨饿的经历，一有机会他就暴饮暴食。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是因为暴食而死。又是这种戏剧化的事件：她自己饮食上也有问题——哪个女人不是呢——但对她来说，这不是意志力和控制力的问题，至少不是从这里开始。

母亲在精神和身体上的缺位使得孩童时代的她一直吃不饱，长大之后，她依旧被饥饿困扰，认为自己一旦开始吃东西，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我给食物照相，”她说，“但从来不吃。”

读了哈特利暴食而死的经历之后，她想找到更多的具体信息。她埋头看了无数他的资料，画作、影响力、发展阶段和转折点，可没有多少是讲饮食问题的。大概是那时候还没有术语来描述这种问题。在她看到的所有照片里，他又瘦又高，扬起鸟儿一样的脸，但最后她看到了一张他晚年时的黑白照片。他站在空房间里，一个白色的空间——像是画廊，不过墙上没有挂着画——他穿着一件很大的黑外套，系着纽扣，盖住他庞大的身体。他的脖子还是很细，撑起衣服外面的脑袋，好像脑袋和巨大的身体分离了一样；脸虽然显老了，大致还是没怎么变。这张脸更像孩子了，痛苦的表情显露无遗。这张照片里是一个受折磨的孩子，被困在石头一般的巨大躯体之中。

她从这些书里还学到了别的东西，是她之前没想到的，那就是，孤独的故事比生命的故事要长许多。以一般人对生活的理解来说是这样。没有孩子、伴侣、真正的家人和住所，一天如同永远：这样的生活里没有故事，什么也没有——没有叙事，没有情节发展，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无法打消时间无情的、缓慢的流逝。他只有工作，最后她感觉他已经画了许多毫无用处的画。他六十多岁时死了，可读他的传记你会觉得，他已经活了一千多年。即使是她从前羡慕的社交生活，也笼罩上一层阴郁的气氛，这样肤浅，同一个屋子里同样争强好胜的脸，既没有新意，也没有成长，更没有柔情和亲密。

她说，孤独就是身边什么也没有，在你身旁什么也不会存活，你觉得自己只要在那儿，就会杀死别的生物。可再看看母亲，独自住在极其肮脏的环境里，最后拍卖房子的时候，显然拍卖方觉得把房子烧掉要更好些。虽然如此，可她看到母亲在孤独中或是工作时，是快乐的。好像有什么她不知道的东西，但没人逼着她去了解。

我问她，如果那天早上巴黎的画廊里展出的是另一个画家的作品，她会不会认识到另一种故事，至少，包含了同样元素的不同叙事方式。

她不说话，用难以捉摸的小眼睛看着我。

你想的就是这个？她说。

其实我以前也见过马斯登·哈特利的画。是几年前，在纽约一个画廊里。我对她说，我是和丈夫孩子一起去度假，为了避雨走进了画廊。那幅画上是海边的景色：一片起伏的白色海面，一朵不断上升的积雨云，布满了蓝色和绿色的菱形方块，看起来马上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幅画，孩子们那时还小，在旁边等得越来越不耐烦；我在里面看到了不祥的征兆，像竹签一样扎在心口。其实现在我还能看到那幅画，翻滚的白色越变越大，越来越多，海浪不可抑止地上升、破碎，向着不可避免的命运冲去。被画家的视角所囚禁是很容易的，就像爱情一样，被人理解，就会害怕再也不被人理解。可是也有其他的画，看到这幅画前后都有，它们同样深切地感动了我。

“我写了三十万字的笔记，”她冷冷地说，“总不能扔了吧。”

地下室传来的味道太大了，我站起来打开了窗户。我看向荒凉的街道，一排排停着的车，树上的叶子掉了，枝干就显得长了，像穿着破烂衣服的手臂。新鲜空气涌了进来，意外地凉爽。

为什么不能扔？我问。

“我不要听这些，”她说，“我不想听。”

我转过身，看到她站在起伏的、薄薄的防尘罩中，满溢的白色被她衣服上的蓝绿色块打断。她脸上一副受打击的表情。

当然了，我说，你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也会尽量帮忙。

可那样就是在浪费时间，她说。

不是浪费，我说，是花费时间。

我让她讲讲在巴黎的那天晚上，和摄影记者在一起的事，就是在她发现马斯登·哈特利的前一天晚上。

她质疑地看着我。

为什么你想问这个？她说。

我说，我也不太知道。

她深深叹了口气，绿松石颜色的胸脯起伏着。

那是课程的最后一天晚上，她说，有庆祝酒会。那时正是夏天，派对在上课地点的花园里举行，就在圣米歇尔广场旁边的河畔。花园在暮色中显得非常漂亮，酒会上还有香槟，因为课程的赞助商是香槟生产商。她穿着一件美丽的白裙子，是前一天在富热尔街买的，虽然那天她的前男友还在电话里挑衅她，说她只关心自己的外表和吸引男人的能力。摄影记者也在那儿，在优雅幽香的花园里喝着香槟。隐隐能听到外面圣米歇尔大道上传来的汽车声。可是没想到，还有一个她不喜欢的人也在那儿，一个英国摄影师，以前侮辱过她，还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给她使过绊子。她不知道这人来这儿做什么，可他像胶水一样黏着摄影记者不放。不过在简和摄影记者之间，前几天细心编织的情意的丝线还在：偷偷互相看一下，发现对方也在看自己；另一些时候，他们完全不看对方，只让身体散发注意的信号。她很兴奋，像穿着白纱的新娘一样。几个学生来找她，赞扬她的工作，说她帮了他们好多。过了一个多小时，派对上的人渐渐少了。她等着摄影记者来找她说话，可他没来，时间慢慢过去，冰冷的想法爬上她的心头：他大概不会来了。为了赶走这种想法，她决定主动去找他，要保持这种兴奋的决心，胜过了烦琐的、沮丧的现实。他还在和她的对手讲话——那个英国人——一个长相猥琐的中年男人，啤酒肚、松弛的身体和崎岖不平的大黄牙都让她觉得恶心。他像马一样，把牙全露了出来，嘴唇向上翻着，无论摄影记者说什么，他都哈哈大笑。

三个人——英国人不肯被落下——打算去餐厅接着聊，于是他们离开派对，沿着圣米歇尔大道走去摄影记者知道的一家餐馆。这地方很吵闹，灯光昏暗，屋里全是镜子和金属的平面。她和两个男人坐在桌子旁，与英国人争抢摄影记者的注意力，漫长的两小时过去，她知道自己胜利了，摄影记者朝她侧过身子，把手轻轻放在她手腕上，关心地问她怎么没吃东西。确实是，她的食物都还在盘子里没动。这家餐厅是那种毫无浪漫氛围的老式饭馆，菜式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烹饪书里的照片。她妈妈那一代人就会买这种烹饪书，小时候她在家里见过，父亲有一次给母亲订了一年份精装的《高级烹饪》。

吃她做的饭，他一定很绝望。简微笑着说。

每个月，父亲都能收到有凸出花纹的硬壳大文件夹，他会把这一本放在上一本没打开的菜谱旁边，直到占满了一个书架。据简所知，母亲从没打开过一本文件夹，唯一看这些菜谱的人只有简自己，下午放学后独自坐在厨房里，母亲在画室里，父亲已经再婚搬走了，不再和她们住在一起。有很长时间她都在想，为什么他不把这些漂亮、华贵的菜谱——每次寄来一本，他都以盛大的仪式来迎接——一起带走。之前父亲都不让她碰这些书，但现在它们躺在肮脏厨房里的书架上，孤苦伶仃，落满灰尘。她知道，它们被抛弃了。她会坐下来翻几页，果馅饼、惠灵顿牛排和芝士焗土豆的图片，颜色鲜艳得吓人，虚假得让人迷惑，照片有些颗粒的质感，好像经历了没发生的历史，又或者是她错过了，她也不知道是哪个。有时图片里会有一只手，好像在烹饪过程中的样子：白皮肤的手，很小，很干净，没有性别特征，只有精心修剪打磨过的指甲。它碰到东西都不留一丝痕迹，手上也从来不沾一点痕迹，一直那么干净，不受玷污，即便在给鱼开膛破肚、去西红柿皮的时候也是。摄影记者的手碰到她手腕的时候，很奇怪，她就想起了这只手。

英国人领会到了这个手势的含义，又过了半小时，他起身走了。

看来你们两个不想要电灯泡啦，他猥琐地说，露出一口黄牙。他从桌子边挤出去，动静特别大，把餐具碰得直响，红酒也在杯子里快要晃出来。他直视她的眼睛。祝你好运，他说。

摄影记者付了账，两个人走出餐厅，走进黑暗、温暖的城市里。他建议说找个酒吧。可是太晚了，并没找到——两人对巴黎都不熟——最后就变成了没有目的的散步。他们并肩走在一起，有时手臂会碰到。她感到他无所不在，全部心思都在她身上。好像在向某种约定走去，不可避免的约定，可是永远也到不了。有一次他停下了，抓着她的胳膊，停在一条黑暗的小路上，可也只是为了系上鞋带。她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她很好奇，之前看起来一定会有的引诱，将会如何发生。她也突然意识到他很老了，岁数可能有她的两倍大；有一次她还看到他往嘴里偷偷塞了一片薄荷糖，好像很害怕被人讨厌。能看出他很兴奋，可是在兴奋下面，还有些固定的、无法动摇的东西，她也不知道怎么打破的障碍。最后，在两小时的散步和谈话之后，他们来到了住的酒店。在大厅里他又东拉西扯了十分钟，然后干巴巴地亲了她的脸颊，道了晚安，回房睡觉了。

她回到房间，躺下盯着天花板，太阳穴突突地跳，头脑特别清醒。然后，和刚才说的一样，她清晨起床，又在城市里独自散步。

我问她，散步的时候摄影记者都说了些什么。

“他妻子，”她说，“说她多么知性，多么有天赋。”

“他对我说，和妻子已经分开有一段时间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因为工作，他妻子升职了，要去美国另一头工作，而他在欧洲又有想做的事情。他们分居了两年，各自追求不同的事业。两年以后，他们重新回到怀俄明州的家。妻子直接就问他，有没有出轨。他说没有——是大叫大嚷地说。”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撒谎了，为了他的新闻稿和忠诚，他决心谁也不碰，只索取，不给予，像贪婪的孩子一样。我知道他想睡我，考虑了一番之后，又觉得——根据以往经验判断的，我敢肯定——这样风险太高了。”

我问她，在这样泄气的经历之后，为什么她会觉得兴奋。

“我不知道，我觉得是……被仰慕的感觉。”她沉默了一会儿，盯着窗户，仰着脸。“仰慕者，还是比我更重要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兴奋，总能让我兴奋。虽然，你也可以说我从中一无所获。”

她看了看表说，时间挺晚了，她该走了，让我休息。

她拿起包，从防尘罩里站起身来。

我说，你可以想一想这次谈话，看有什么可以当作开头的材料。我说，我相信很快就能厘清的。

谢谢，她说，用细长的手指轻轻握了握我的手。我看出来，她并不相信我。

走到门厅里，我为她打开门。灰色的午后，楼下的邻居们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外套。开门声一响，他们回头看，脸上是阴郁和怀疑的表情，简也高傲地回看他们。我想象她在巴黎黄昏的花园里，一袭白裙，无人触碰，像一件渴求解读的物品，起码，渴求人类爱慕的眼光，像是墙上挂的油画，等待着。

1. 美国现代画家，创作有印象主义、抽象主义与表现主义作品。——编者注
2. 英格兰南部城市。——译者注
3. 加拿大东部省份。——译者注
4. 美国作家、诗人。斯泰因喜欢社交，在巴黎开办的沙龙吸引了很多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