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沙龙-过境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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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沙龙

实际上，有时候人们获得自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个角度看待曾经限制他们的东西。

我问戴尔，能不能把白头发染黑。

外面渐渐黑了，雨水打在美发沙龙的大窗玻璃上，像是墨水在纸上流淌。车辆在漆黑的马路上慢慢前进，全都打开了车灯。镜子里，戴尔站在我身后，抓起一绺干枯的长头发，再从手里落下去。他带着一种入迷似的表情上下打量我。我从镜子里看到，他的脸色很严肃。

“有几根白头发没什么的。”他用责怪的语气说。

另一个发型师正站在旁边的椅子后面给顾客剪头发，她半闭着睡意浓浓的眼睛，微笑起来。

“我的白头发就染了，”她说，“很多人都染。”

“我们说的可是长期投入，”戴尔说，“你每六个星期就要回来染一次头发。和无期徒刑差不多，”他不悦地补充道，眼睛在镜子里和我对视，“我是说，你要想好。”

女理发师从侧面看着我，脸上是懒洋洋的微笑。

“很多人定期回来也没有问题呀，”她说，“反正他们的生活里大部分都是责任。染发只要能让你感觉好点，就是有意义的。”

戴尔问我的头发之前是不是染过。染发的效果是会累积的，越染，头发就越不自然、越暗淡。这主要是染发剂累积的效果，而不是颜色本身。人们一盒接一盒地买家用染发套装，想染出自然的颜色，可是越染就越像是打了结的假发。不过，对他们来说，假发也比自然长出的霜鬓要好。戴尔说，假发基本上比真的还要逼真，只要他们不在镜子里看到真实的头发，大多数人才不在乎自己的发型像橱窗里的假人呢。不过他也接待过一位老妇人，留着及腰的长长的白发。戴尔觉得，她的头发像长者的胡子一样，是她智慧的象征。她的举止就像个女王，花白的长发散发着威严。他又抓起我的头发，抬起来，又松开手让它落下，我们在镜子里看着对方。

“我们在说你天然的威严。”戴尔说。

旁边椅子上的女人在面无表情地看《魅力》杂志，女发型师的手指在她贴满复杂锡箔的头上摆弄，把每一绺头发染上颜色、折成整整齐齐的锡箔小卷。发型师工作起来既卖力又认真，不过顾客根本没有抬头看过她。

沙龙的屋顶很高，墙是白色的，灯光很亮，地板也是白色的，家具都是巴洛克风格，装饰着天鹅绒。高高的镜子都镶着白色有雕花的镜框。天花板上有三盏枝形大吊灯，墙上装的一面面镜子也反着光。这家店在一排又脏又破的小商店、快餐外卖店中间。外面有大型车辆经过时，落地的玻璃窗就被震得嗡嗡响。

镜子里面，戴尔的表情还是很执拗。他自己的深色头发乱蓬蓬的，挺有艺术感，卷发里也带着白色。他四十几岁，又高又瘦，行动举止像舞蹈家一样优雅、笔直。他穿着一件贴身的深色毛衣，在窄窄的髋骨上面显出了啤酒肚。

“其实谁也骗不了，你知道的，”他说，“只能显出你想要掩饰。”

我说，那总比把想掩饰的部分都公之于众要强。

“为什么呢？”戴尔说，“就以自己的本来面貌示人，有什么不好？”

不知道，我说，不过显然许多人觉得这样很可怕。

“这还用你说，”戴尔忧郁地说，“很多人都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觉得镜子里的形象不是自己。我对他们说，怎么就不像了？我说，你需要的不是染头发，而是改变态度。人们害怕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压力。”他把我脑后的头发掀起来，看看下面，“害怕自己不被需要。”

房间另一头响起了铃声，玻璃门打开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从黑暗里走了进来。他没有关门，外面冰冷的潮气和咆哮的噪声一阵阵涌进温暖、明亮的沙龙。

“麻烦你把门关上好不好？”戴尔带着怒气冲他喊道。

男孩站在那不动，一脸惊慌。他没穿外套，只穿着校服的灰衬衫和裤子，衬衫和头发都被雨打湿了。过了几秒钟，一个女人跟着他从门口进来，小心地关上门。她个子很高，棱角分明，脸盘又大又平，像是用凿子雕刻过，头发是棕红色的短发，恰好和她下巴的垂直线条对齐。她那张面具似的脸上的大眼睛快速扫视了一遍屋子。男孩看到她，抬起手把额发抚平到一边。她穿着军装一样的羊毛大衣，警觉地站了一会儿，像是要查找什么危险，然后对男孩子说：“快去呀。跟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她。他的衬衣领口松开了，能看到一块干瘦的胸脯。胳膊垂在身体两边，两只手抗议地张开着。

“快去呀。”她说。

戴尔问我可不可以洗头发了。我洗头的时候，他会看一看颜色表，看是否有合适的颜色。“不要太深的，”他说，“我建议偏棕色或红色吧，比较浅的颜色。虽然这不是你天然的发色，却能让你看起来更真实。”他喊了一声正在扫地的女孩，说顾客准备好洗头了。她便机械地停止扫地，把扫把靠在墙边。

“别放在那儿，”戴尔说，“万一绊倒人呢。”她又机械地转过身，拿起扫把，站在原地。

“柜子里，”戴尔疲惫地说，“放在柜子里就行。”

她走开了，一会儿又空手回来，站在我椅子旁边。我起身跟着她走下几级台阶，来到位置比较低的地方，这里很暖和，光线昏暗，有洗头的水池。她给我肩上系了一个尼龙围兜，又在水池边上铺了块毛巾，让我躺下。

“水温可以吗？”她问。

水流喷洒出来，一阵冷，一阵热。我闭上眼睛，任由水流倾泻，回转，温度一忽儿高，一忽儿低。女孩畏畏缩缩地用手指把洗发水抹在我头上。之后她拿了把梳子，插进头发里，我等着她开始梳头，好像等人解出一个数学题目。

“好了。”她最后说，从水池边退了两步。

我谢过她，回到沙龙里，戴尔正全神贯注地拿着小刷子，在一个粉色的塑料碟子里调染发膏。那个男孩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看《魅力》杂志的女人头上还挂着一堆锡箔纸卷，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继续面无表情地一页页翻杂志。她旁边坐着和男孩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她膝头摊着一本书，正在敲手机屏幕。刚才那个女发型师胳膊肘靠在前台桌子上，旁边放着杯咖啡，正和前台服务员聊天。

“萨米，”戴尔叫她，“客人还等着呢。”

萨米又和服务员说了两句，从容地走回椅子边上。

“那么……”她说着，把手搁在男孩肩膀上，他不禁退缩了一下。“你想剪成什么样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戴尔对我说，“要是你不去操心，事情就会一团糟？”

我说，对我来说，相反的情况也有很多：赖以指导的人物不在，人们反而变得更有能力了。

“那我肯定是哪里做错了，”戴尔说，“这些家伙没有我，连热水都不会开。”

他从一排银色的小卡子里拿下一个，夹起我的一部分头发。染发膏至少要在头发上留半小时，他说希望我没什么急事。他又拿起一个小卡子，夹住另一部分头发。他摆弄我头发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着他的脸。他拿起第三个卡子，叼在嘴里，用手把头发一绺绺地分开。

“其实我并不着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今晚的约会取消了。现在看来还是挺幸运的。”

旁边的椅子上，男孩好奇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你喜欢什么发型呀？”萨米问他，“莫西干头？平头？”

男孩扭了扭肩膀，看向一边。他脸上肉挺多，脸色蜡黄，长长的鼻梁和圆圆的鼻头使他有种沉思的表情。他胖嘟嘟的粉嘴唇上总是挂着奇怪的、躲闪的微笑。最后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太小，根本听不见。

“你说什么？”萨米问。

她俯下身子想听清楚，可他马上沉默了。

“虽然听起来奇怪，”戴尔说道，“可我真的松了口气。其实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停顿了一下，用卡子夹住一绺头发。“就是这些天，我越来越感觉，”他又停了一下，拿了另一个卡子，“这事儿不值得这样麻烦。”

我问他是什么不值得。

“噢，我也不知道，”他说，“可能只是年纪大了。我就是觉得，不想费那么多事。”

他继续说道，有段时间，想到要独自度过夜晚，他就很恐慌，感到受了威胁；只要不是一个人，他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不过现在，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待着。

“别人要是不满意这一点，”他说，“像我说的，我就不想费事搭理他们。”

我看着镜子里他黑瘦的样子，他的手指动作敏捷、一丝不苟，瘦长的脸上神情专注。在他身后，前台服务员拿着电话走了过来。她拍拍他的肩膀，把电话递给他。

“找你的。”她说。

“让他们留言，”戴尔说，“我这儿有客人。”

服务员走开了，戴尔转了转眼珠。

“我坚信，这份工作很有创造性，”他说，“不过有时候也忍不住怀疑。”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他认识挺多搞创作的人。恰好他就和这类人比较好相处。特别是他的一个朋友，是个水管工，业余时间就做雕塑。雕塑的原材料都是他修水管用的材料：长长短短的管子、阀门、格栅、存水弯，什么都有。他有个喷灯，用来加热金属，再弯成各种形状。

“他都是在车库里做雕塑，”戴尔说，“其实做得还蛮好的。问题是，他只有嗑了药以后，才能开始干活。”

他拿起新的一绺头发，在周围夹上卡子。

是什么药，我问。

“冰毒。”戴尔说，“其余的时间，他都挺正常的。不过，像刚才说的，业余时间，他就猛吸毒，把自己锁在车库里。他说有时候在车库的地板上醒来，已经是早上了，周围都是他做的东西，可自己一点儿也不记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定很古怪，”戴尔说，用钳子一般的手指放上最后一个卡子，“就像是看到平时隐藏着的自己。”

他喜欢这些朋友——之前可能给我造成了错觉——虽然他也认识很多人，四十多岁了，可还活得像二十五岁一样。看着一帮成年人狂热地开派对，往鼻子里吸东西，在拥挤的舞池里像新娘一样旋转，他感觉很无聊；他自己还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他直起身子，在镜子里检查工作成果，手指尖轻轻放在我肩膀上。

“是这样的，”他说，“那种生活——派对，毒品，通宵不睡——只会一直重复，不会让你有任何进步，因为它代表了自由。”他拿起粉色的塑料碟子，用刷子搅拌着。“为了自由，”他说着，用刷子蘸上厚厚的棕色颜料，“你就得拒绝改变。”

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站了一会儿，眼睛在镜子里盯着我，刷子停在半空。然后他挪开目光，拿起一绺头发，细心地刷上颜色。

“反正，这话没有错吧。”他有点儿任性地说。

我说，我可不确定：一个人要是解放了自我，一般都会迫使周围的人改变。可是保持自由也不一定就是不改变呀。实际上，有时候人们获得自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个角度看待曾经限制他们的东西。换句话说，并不是变化剥夺了他们不遗余力想争取的自由。

“有点像旋转门，”戴尔说，“你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你可以待在旋转门里，愿意转多久就转多久，只要不出来，就可以说自己是自由的。”他把染好的头发放在一边，开始染另一部分。“我只是想说，自由被高估了。”

在我们旁边，萨米把手指伸进男孩乱糟糟的黑发里，感受着发质和长度，男孩眼睛一直看着旁边，十分惶恐，两手紧紧抓着镀铬的椅子扶手。萨米用手把他的头发梳到一边，然后又梳到另一边，在镜子里仔细地打量，然后拿起梳子，在中间清楚地分了条印。男孩一下子紧张起来，萨米笑出了声。

“就这个发型怎么样？”她说，“别害怕，我开玩笑的。这样只是为了让你两边的头发一样长。你可不想顶着一头长短不齐的头发吧，对不对？”男孩沉默地看向一边。

“有个说法是什么来着，”戴尔说，“就是有一道闪亮的心灵之光照进来，改变了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同时想到了好几句话，不知到底是哪句。

戴尔烦躁地搅动着刷子。“和什么路有关系的。”他说。

我说，是大马士革之路^[1]。

“我也有过大马士革之路这样的瞬间，”他说，“居然还是在去年的跨年夜。我最他妈讨厌新年了。这也是我的改变之一，发现自己特别讨厌新年。”

他说，那时候，公寓里有一群他的朋友，他们准备出门去庆祝，他则开始思考自己是怎么讨厌新年，又想到别人可能也很讨厌新年，可是没人说出来。等大家都穿好外套了，他宣布说决定待在家里。

“我就是突然不想费那个事。”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

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回答，一绺接一绺地染着头发，我还以为他没听见我的问题，要么就是故意不回答。

“那时，我坐在沙发上，”他说，“就突然这么想。”

他把刷子在碟子里搅了搅，小心地把两面都蘸上颜料。

“有这么个人，”他说，“我也不怎么认识他。他坐在咖啡桌旁边，认真吸着自己一行行排开的药粉。我突然为他感到难过。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头发全都掉光了，可怜的家伙。”

他松开另一个卡子，开始染色。我看着他把染料均匀地涂在头发上。他从发根开始涂，越到发尾，手法就越仔细，好像已经学会了不要把力气都花在开头。

“他那张小脸，胖乎乎的，”戴尔说，刷子停在空中，“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头发，还长着这样一张脸，我当时想，这人看着就像个婴儿。一个婴儿，怎么坐在我家沙发上吸可卡因呢？一旦我开始这样看人，就停不下来了。

突然之间，他们全都成了婴儿。有点像嗑了迷幻药的景象，”他把刷子又在碟子里蘸了蘸，“我竟然还能回忆起那么久远的事情。”

萨米拿着剪刀，开始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剪小男孩的头发。

“那，你喜欢玩什么呢？”她问。

他微微耸肩，嘴角还挂着隐约的笑。

“足球？”她说，“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Xbox游戏机？男孩都喜欢这些东西吧？你和朋友们一起打游戏吗？”

男孩又耸耸肩。

戴尔继续说，显然每个人都觉得他完全疯了，大家都要去俱乐部玩，他却要自己留在家里。他只好假装生病了。从前，想到要独自在家度过跨年夜，他会怕得要死，可这会儿他巴不得他们快点走掉。他突然看透了这件事，看透了他们所有人。在这个大马士革之路的瞬间里，他意识到，客厅里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还没长大，都是长着一副成人躯壳的孩子。

“我这么说，”他说，“不是居高临下地同情他们。”

“我家女儿和你差不多大。”萨米对椅子里的男孩说，“你多大了，十一岁？十二岁？”男孩没有说话。

“你看着和她差不多大，”萨米说，“她和她那帮朋友，现在成天就是讨论化妆和男孩子。你会想，她们想这些事太早了吧？可你也拿她们没办法。女孩没有男孩那么多爱好。她们没什么事情好做。男孩子们在外面踢球，她们就只坐着聊天。你都不敢相信她们的关系已经复杂到了什么程度。都是因为说话太多。她们要是在外面多跑一跑，就没工夫搞这些钩心斗角了。”她在椅子后面来回移动，一点点剪着头发，“女孩子还是挺烦人的，是不是？”男孩的眼神看向和他一起进来的女人。她已经放下了电话，坐着看书。

“那是你妈妈？”萨米说。

男孩点点头。

“她肯定觉得你很安静，”萨米说，“我女儿总说个不停。头不要动，好不好？”她补充说，剪刀在空中停了一下，“你要是动来动去，我就没法剪了。我女儿一直说个没完，从早到晚，对着电话，和朋友喋喋不休。”

她说话的时候，男孩的眼珠上下左右地转，脑袋却一动不动，好像在做眼睛检查一样。

“有年龄相仿的朋友最重要了，是不是？”萨米说。

现在，外面已经完全黑了。沙龙里打开了所有的灯，店里放着音乐，勉强能听到街上车流嗡嗡的声音。一面墙边，摆着许多玻璃架子，上面放着一排排崭新的护发产品待售，要是外面有卡车从特别近的地方经过，架子就会轻轻地抖动，瓶瓶罐罐们也都跟着哆嗦。这地方到处都是反光的镜面，整个屋子都明亮得炫目，而外面的世界混浊一片、模糊不清。随便朝哪里看过去，只能看到已有事物的反光。我经常在晚上经过这个沙龙，透过窗子瞥到里面的景象。街上那么黑，这里简直像个剧场，演员们都在舞台的强光下动来动去。

戴尔说，自从那一次之后，有段时间他每次和认识的人见面、说话——对不认识的人也越来越这样，哪怕是客人、街上的陌生人——都为这种想法所困扰，感觉他们都是藏在成人躯壳里的孩子。从他们的手势、脾性、竞争心、焦虑感、愤怒和欢乐，最多的是从他们情感与生理的需要当中，他看出了孩子的模样。即使是保持长期伴侣关系的人——他曾经还羡慕这些伴侣的互相陪伴与亲密关系——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操场上玩得好的孩子。有几个星期，他都沉浸在悲天悯人的情绪之中，“像是中世纪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摇着铃铛到处游荡。”这种状态很消耗人，他说，有几天他真的觉得身体非常虚弱，几乎都走不到沙龙来了。别人担心他抑郁了，“也许是吧，”戴尔说，“可我知道，我是在做必须做的事情，我要去某个地方，要是这种状态把我毁掉了，可就回不来了。”最后，他觉得体内一片空白，得到了净化，好像经过了一次精神的大扫除。回想起那个跨年夜，他总感觉到屋里有什么巨大的东西，而其他人都假装这东西不存在。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正蹲在我身后，给后面的头发染色，因此我看不到他的脸。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重新出现在镜子里，一手拿着碟子，一手拿着刷子。

“恐惧，”他说，“然后我想，我不要逃避恐惧。我就要待在那里，直到恐惧消失。”他从各个角度细细打量着染过的头发，像画家看着画布上完成的作品。“就快好了，”他说，“再等染发剂浸透一会儿。”

他要离开一小会儿，去打个电话，希望我谅解。他外甥现在和他住在一起；他得告诉外甥，今晚约会取消了，他可以回家。

“运气好的话，”戴尔说，“他没准都开始自己学着做饭了呢。”

我问他外甥是从哪里过来，他说，是苏格兰。

“也不是什么时髦的地方，”他说，“也不知为什么，我姐姐就一直住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他去看过她一两次，每次都是还不到两天，他就开始认真考虑要和绵羊讲讲话。

这个外甥还是挺有意思的，戴尔说，大家都说他有自闭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反正就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别人给你下的定义。他没拿毕业证就退了学，戴尔去看他的时候，他没有工作，正从山上往采石场里扔石头玩。

“还好，他后来有所转变。有天晚上他居然问我，做意面的酱是不是用了新鲜的香料，还是‘只是’，”戴尔打了个引号的手势，“风干香料。”

我问，这男孩怎么就来了伦敦，戴尔说是他和姐姐谈话之后决定的。她说这孩子总说些怪话，她很担心，他说感觉自己住在错误的身体里，或者投胎成了错误的人，诸如此类。

“他能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戴尔说，“然后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问我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我是剪头发的，不是心理学家。”他按了按我头上的几绺头发，“不过，我显然有点理解。我和外甥说，他要是能自己打包行李、坐上火车，就可以和我一起住在伦敦。我对他说，我可不是要找人陪，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的公寓挺好，工作也挺好，就想这样下去。你得做分内该做的活儿，我说，我不会养闲人，不会当什么慈善家。不过你就能有自由了，伦敦可是个大城市。要是在这儿你还找不到要找的东西，那就是真找不到了。一周以后，”戴尔说，“门铃响起，他就站在门口。”

他承认说，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姐姐几天之前和他打了招呼，让他有时间藏好不该给孩子看的东西。那两天里，他确实有点后悔。他在公寓里转来转去，看每个房间都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品味着屋里平和的空气，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下班回家了，这里还和早上出门时一样。“一想到有人要在这儿长住，我每天都得和他说话、帮他打扫，还得为他负责，因为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呢，他又从没离开过那个苏格兰小村子。就是，你懂的，”戴尔说，“我一想到自己居然要放弃独居生活，简直是疯了。”

我问，他害怕的事情有没有真的发生。他沉默了一下。我从镜子里看着他，胳膊抱在腹部，稍显端倪的啤酒肚从狼一样精瘦的躯体上微微凸出。

他说，一开始肯定会有些矛盾。他要教外甥用他的方式做事，又不能一下子教会，他比别人更知道这一点——在沙龙里培训新人的经验告诉他，这需要时间和稳定。现在他俩一起住已经两个月了，相处得相当不错。男孩子找了一个实习技师的工作；也渐渐有了一点社交活动，有时候还和戴尔一起去俱乐部玩。

“我居然也放下了烟斗，换掉拖鞋硬着头皮出门去玩。共同生活，”他继续说道，“和自己过绝对不一样。你会失去一些东西，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可能也会想念他——屋里可能显得空荡荡的，明明之前也不觉得什么。我可能比预想的付出更多，不过，总是会有人进入我的生活，你也没法提前知道，他们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他穿过房间，去前台拿电话，我看了一眼旁边座位的男孩，乱糟糟的黑头发已经剪短了。他频频用恳求的眼神看向他妈妈，可她正专心看书，并没理他。

“染出来应该挺好看的，”萨米对我说，“你今晚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说没有，不过明天晚上要去个地方。

“他剪得好的话，发型可以保持个两三天，”萨米说，“你没问题的。好啦，”她对男孩子说，“来看看你的发型吧。”

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从镜子里看向他。

“你觉得怎么样？”她问。

没有回复。

“说嘛，”她说，“你对这个发型有什么想法？”我看到男孩妈妈的目光从书上抬起来，往这边看。

“我们这儿可有位帅哥了，”萨米说，“又帅又神秘。”

男孩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指节都攥得发白，蜡黄的脸拧成一团。萨米松开了手，霎时间，他猛地站起身，使劲儿扯掉肩膀上的尼龙围布。

“小心点儿！”萨米说，两手举起，朝后退去，“这东西挺贵呢。”

男孩大踏步地走开，以奇怪的步伐向玻璃门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