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

人一旦坐到对其他人有权力的位置上，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建筑工人说，猪耳朵做不出丝钱包来^[1]。

“原材料不行，”他说，“就没法弄。”

他站在厨房的窗户边上，看向外面的小花园，花园里是横七竖八的水泥板，有几片被下面潜行的树根拱开。院子里有棵苹果树，垂头站在自己掉落的、腐烂的果实中间；还有一棵独霸一方的针叶树，它周围的树都长得东倒西歪，定格成疯狂或沮丧的各色姿势。它们有些被挤到花园中央的篱笆边上，长得把篱笆都戳坏了。

花园以篱笆为界，分成两半。远的那一半是我们的，从房子后门有一条窄路通过去。比较近的这一半是公寓地下室里那户人家的。这一半花园里的东西全都有不同程度的腐坏，有些东西就连到底是装饰还是垃圾都分不清了。

地上堆着老化的塑料板和坏掉的家具，坑坑洼洼的锅，碎裂的花盆，生锈的鸟食罐，一条生锈的晾衣绳躺在地上，上面盖着腐烂的叶子；还有好多雕塑：拿着钓鱼竿、外表剥落的小人，耷拉着双下巴的、闪亮的棕色斗牛犬，最中央是一个造型很奇怪的黑色天使，张开翅膀站在黑色的底座上。花园的另一边，是鸽子和松鼠的天下：鸟食槽每天都有人填得满满的，不过脏得很，基本没人清理。动物们会一拥而上扑到食槽里，推搡吵闹一番，等食槽空了，就爬出来，在附近找个地方一坐，显然是等着食槽再被填满。病恹恹的灰鸽子整天躬身坐在外头的窗台上，偶尔动一动。有时传来一阵声响，或是有点轻微的动静，扑打的翅膀就会呼呼地拍在窗户上，它们费力地飞向天空，过一会儿又落下来。

通往地下室公寓的后门正对着我家厨房的窗子。后门一天开两次，放出一条皱巴巴的瘸狗到脏兮兮的院子里，然后又啪的一声关上。我经常看着这条狗费力爬上裂开的混凝土台阶，爬到花园里，从两条颤抖的后腿间释放出一股液体，缓缓地顺着台阶流下来。它坐在台阶上喘着气，直到屋里有声音喊它，才不情愿地慢慢回屋。我家和楼下之间的地板很薄，下面人们说话的声音清晰可闻。在厨房听得尤其清楚，突然的喊叫声能把人吓一跳。下面住的是一对快七十岁的老夫妇，我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那位丈夫，他说他们是这房子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户，住在这里快四十年了。他们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房屋委员会租客，公寓里别的人都走了，也就只有他们能享受这项荣誉了。

“他们都是非洲人。”他嘶哑着嗓子，密谋一般地对我悄声说。

之前房屋中介和我说过，这些老房子只要一空出来，房屋委员会立刻就要着手售卖。维修实在太费事了，他说，老房子不是这儿坏了，就是那儿出问题。照委员会的想法，这些老家伙早点蹬腿就好了。他使了个眼色，指了指楼下。只要你能坚持住，他说，总有一天能把地下室买下来，这房子就又是独门独户了。他总结道，到那时候，你可就坐拥金矿了呀。

楼下的两位显然不会因为头顶上有人住而委屈自己。

我们住下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早上，响起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脚下的地板直打战。我们突然都不说话了，面面相觑。最后，小儿子问我是怎么回事。他刚开口，下面又是一连串的敲打声。第二次听到，我就明白了，是楼下的邻居在抱怨，拿什么东西使劲戳天花板呢。

“麻烦可还多着呢！”建筑工人说，转过身来把厨房打量了一圈，起伏不平的地板上铺着许多零件。屋里的门都重新刷过了漆，不过里面的木头年头长了，发灰开裂；架子也都在支架上东摇西晃的。墙上贴着厚厚的墙纸，上面有疹子一样凸出的花纹：墙纸竟然也刷过一层漆，所以起了气泡，四分五裂，把大块老旧的灰泥也带了下来。建筑工用手指摆弄着舌头一样垂下的墙纸。“我看出来了，您是想把能补的地方都糊好。”他把垂下的地方又按回墙上，从牙缝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过我的建议是，别再折腾了。”

他长得很善良，可脸上有一种奇妙的痛苦表情，好像婴儿马上就要号啕大哭的脸。他抱着石板一样结实的胳膊，沉思地看向地板。一根紫色的血管在他线条分明的光头上跳动着。

“您确实照我说的做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我让您把能盖住的地方都刷上厚厚一层新漆，然后把门关上。”他用脚在地板上跺了两下，地板中间塌下去一大块，上面铺的塑料板，覆膜图案是木纹的那种。“我都不敢想，”他说，“这下面有什么东西。”

楼下传来一阵嗡嗡的说话声。我对建筑工人说，至少，我也要处理一下地板。实在是太需要隔音了。我没得可选，现在这样绝对不行。

他沉默地盯着地板，依旧抱着胳膊，显然是在考虑我的话。过了一会儿，他走到凹陷的中心，轻轻跳了一下。

顿时楼下爆发了一阵愤怒的敲击声。建筑工喘着粗气大笑起来。

“扫把棍，老朋友了。”他说。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小，总是眯缝着，好像被光线刺伤了眼，又好像因为总看到不想看的东西。他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作家。

“也挺挣钱的吧，是不是？”他说，“但愿您挣钱够多，因为这房子可是无底洞啊。”他又走到窗边，朝下看看邻居的那一半花园，摇了摇头，“有些人可真是没素质。”

我说，房产中介第一次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前一任房客，她正在打包最后一批东西，过了很长时间才开门。最后，我从网眼窗帘的缝隙里看到了她，正偷偷朝外窥探。中介从窗户里喊她，说我们是来看房子的，让她开门。她个子小小的，面容干瘪，一副惊慌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耳语差不多。不过，房产中介走了以后，她变得友好了一些。我们坐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她坐在床边，背后是污迹斑斑的墙，我问她下面的房客怎么样，她看了我好长时间，长满皱纹的眼皮下面，深邃、疲倦的棕色眼睛一眨也不眨。老太太比老头还要讨厌，她最后说。

不过，隔壁房子里住的人很善良，都是好人，是大学教授。每次和楼下争执起来，他们都会过来帮她。她的眼睛沉吟着在我脸上转来转去。“不过，换了你可能就不一样了。”她说。

我问她要搬去什么地方，她说要回加纳，她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公寓。她问我有没有去过加纳，我说没有。那里很美的，她说着，皱纹舒展开了，表情也明亮起来。这些年她不停地梦想着故乡。她最小的孩子，一个叫珠尔的女孩，是最后一个还住在家里的，不过最近她终于上完学，搬了出去。她学的是医药，不过最终还是毕业了。“真是好长好长时间！”女人叫着说，用两手拍着脸颊，在床边前后晃着身体，不出声地笑着。那你可是自由了，我对她说，看着微笑像黎明一般降临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对，”她慢慢点了点头，笑意更明显了，“我自由了。”

“真是个可怜的娘们儿。”建筑工说，“可也不能说人家没提醒过你。”

一股难闻的荤腥味飘进厨房，他吸了吸鼻子，做了个鬼脸。

“估计是楼下在做午饭呢。”他又抱起了粗壮、长满汗毛的胳膊，手指在二头肌上敲打着，“你叫建筑工人来，邻里关系更要紧张了。”

他问我搬来之后，和他们打过交道没有。“打摩斯电码可不算啊！”他补充说，又用脚敲起了地板。这次敲得比较重：下面传来一声模糊不清的叫嚷，接着是大声的抱怨，然后很快，又是几下扫帚戳天花板的刺耳声音。我对他说，刚搬来的时候，我还去敲过楼下的门，做过自我介绍。

“楼下什么样？”他问，“我猜，肯定好不了。从外面看他们天花板的高度就知道了，他们肯定和住在煤窑里的老鼠差不多。”

其实，最突出的就是那股味道。我按了门铃，站在外面等，屋里的狗不停地叫，在台阶上都能强烈感到它的存在。很久很久之后，我听到里面有走动的声音，我在街上说过话的那个老人过来打开了门。

“谁呀，约翰？”女人的声音从房里传出，“约翰，是谁呀？”

我对建筑工人说，他们还是蛮礼貌的，直到说起我带着孩子。特别是那个老太太——她叫葆拉——一点都没掩饰自己的情绪。“你他妈的是开玩笑吧。”她一字一句地说，眼睛一直盯着我。我们那时候坐在客厅里；之前我们是从一道阴暗的楼梯下来的，凹陷的天花板涂成黄色，从楼梯我瞥到了卧室，床垫就放在地板上，上面是一堆脏兮兮的床单、毯子和空瓶。客厅凌乱不堪，像窑洞一样；葆拉坐在一张棕色的天鹅绒沙发上。她很壮实，身材肥胖，干枯的花白头发剪成齐齐的短发。她庞大、松垂的身体有着不容置疑的暴躁内核，我看到她突然转身，猛地给了那条蔫狗一扫帚——自打我进门，它就一直在叫——把它打飞到了房间另一头。

“闭嘴，伦尼！”她吼道。

在杂乱的东西中间，我注意到电视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泳装的女人，骄傲地站在沙滩上，她身材高挑、苗条、美丽。我总忍不住看向这张照片，不仅因为在周围脏乱的环境里看它可以放松心情，而且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女人像一个人，最后我看出来了，从面前这张胖脸上的翘鼻子和勉强保留一点轮廓的尖下巴上，看出她就是葆拉。

那个男的，约翰，好像稍微友好一点点。“你看，我们忍了好多年啦。”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他的皮肤泛着缺氧的铁青，头发乱糟糟的，耳朵里的白色毛发都长出来了，脸上几个大痦子上也长着毛。女人点点头，尖下巴抬了起来，嘴抿成一条线：“说得没错，约翰。”“他妈的年复一年。”约翰说，“他们这些非洲人，吵得你无法想象。”“你和她说说，约翰，”老太太说，“你和她说。”之后直到我走，她都拒绝再开口，坐在沙发上，嘴巴紧闭，鼻子翘到空中。我对建筑工人说，我已经学会了尽量在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路，可要让儿子们学会这个就有些困难。

他们所习惯的生活可不是这样。

建筑工人没说话，若有所思。

“我一看就知道有麻烦。”最后他说。过去十年里，他有过两次大的心脏病突发。“我可不想要第三次。”他说。

他问还有没有别人为这活儿报过价，我说有。一个开着昂贵轿车的波兰工人来过，说他得顾及名声；还有几个精干、口碑很好的年轻人开的建筑公司，几个人穿着整洁的工装裤和羊皮鞋拥进房子，把测量信息都敲进电脑里，最后才承认说业务太忙，至少一年之内都开不了工。建筑工人问那些数据还在不在，我就把数据给了他。他眯起了眼睛，头向后仰。

“要重新铺电线，重新刷墙，”他说，“这个东西——”他又用脚踩踩地板，“一定得掀起来。我说了，实在不知道下面有什么。”

他说，他能给我个大致的数字，不过这种活计总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他会尽量让费用不那么高，只是想告诉我这事儿有多难，仅此而已。他说话的时候，在厨房里开始走来走去，敲一敲墙壁，看一看窗框，蹲下用螺丝刀撬开一小块踢脚板，看看后面的材料，又引得楼下敲了一阵天花板。

“说真的，我见过有些做邻居的，”他背着身说，“就和这里一样，互相踩别人的头顶。这是领地的问题。”

他见过有的人闯进施工现场，想把工具从工人手上抢过来；他也收到过无数的威胁，有合法的，有非法的；还有人因为自己遭受的不幸、病痛和崩溃而谴责他，有的还怪他毁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因为有些人——他指着我们脚下的地板——从来不愿承担责任，总是在找责怪的对象。这些事明显与他的关系没多大，而他是其他人目的和愿望的代表，只是在做本职工作而已，却依然第一个受到攻击。

“我到房子后面看看，您不介意吧？”他说。

我们向外面的一半花园走过去。打开门的时候，一群受惊的鸽子扑棱棱飞了起来，冲到空中。建筑工把手按在胸口。

“真是把我的魂都吓没了。”他喘着粗气、歉意地笑了起来。

脏兮兮的、吵闹的鸟儿们重新落到窗台上和砖墙盘根交错的水管上。

“上帝保佑，”建筑工人眯起了眼睛，“这得有几百只了。我不喜欢鸽子，”他说着打了个冷战，“可怕的东西。”

这些鸟聚在一起、歇脚等待的样子，确实有些邪恶的意味。它们总是像在打斗一样，互相啄着、推搡着飞到空中，又狂乱地搜索下一个落脚之处。两边的房子好像都假装看不见中间这一群肮脏的鸽子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到房子刷得漂漂亮亮、恬静的后拱廊，花园也十分整洁，摆着烤肉架、桌椅和散发芳香的花坛。夏天的时候，傍晚我经常坐在黑乎乎的厨房里，看着隔壁的住户，从窗口正好能看到他们的花园：他们是一家人，晚上暖和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吃饭，小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打闹到很晚，大人们坐在桌子边喝着红酒。有时他们也说英语，不过最常说的是法语和德语，因为他们会招待很多朋友。我经常坐在黑暗中不熟悉的房间里，听着用外语交谈的声音，听着听着就糊涂了，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地下室窗子里的灯光照在脏乱的花园里，阴森森的，像一片废墟，也像墓地，幽灵似的黑天使在园地中间升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令人生厌和风光静美，死亡与生命——中间只隔着几米，却互不影响，都能保持原状。

我们院子的右边是教授夫妇的花园。设计成几何形状的石子小路、抽象派的雕塑、修剪得高深奥妙的绿叶植物，都彰显着主人的思想和趣味。有时我能看见夫妇中的一个，或是两人一起，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读书。他们有一次隔着篱笆和我搭过话，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些苹果，他们说，之前的邻居就总这么做。我花园里那株凄凉的苹果树，好像还是布莱姆利^[2]。结的果子出乎意料地好，她每年都送他们很多，整个冬天都有苹果派吃。

“像你这么过日子，真不容易，我这么说可不过分吧？”回房间的时候，建筑工人说，“我说得没错吧，麻烦还多着呢。”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你要整修这房子也太吃力了。可以把它扔回市场上，等哪个傻瓜上钩呀。你自己可以买个漂亮的新房子——相信我，等你受够了住在这里的时候，还有许多地方没修好呢。”

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和母亲住在哈灵盖。他的住处也不是没有毛病，不过整天在别人的房子里干活，就没什么力气再关心自己家了。他和母亲相处得还算融洽；她很乐意每天为他做晚饭，因为他三餐没有规律，而且还缺乏锻炼。别人会觉得装修是体力活，可他整天都在篷车里待着。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多亏如此，他的身体才没有垮掉。现在他的心脏不太好，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

“晚上躺在床上，白天已经干了一天的活，在睡死过去之前的三十秒，我总会为身体焦虑一下。”他说。

断断续续的长号声从厨房的墙那边传了过来，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响起，那是隔壁国际化的人家的女儿在练习，每次她都吹得特别单调、特别规律，我都记住了她会在哪些地方犯错。

“就是这种房子，墙薄得和纸一样，”建筑工人摇摇头，“有点动静就能听到。”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退役的，他说差不多十五年以前。

可以想见，他当兵时见识过一些事情，无论服役时的情景怎样奇特、扭曲，甚至包括他在海外服役的那段时间，那都是他熟悉的生活。而他做建筑工人的这些年，倒像是身处异国他乡一样。

“你都不用刻意去了解，”他说着转过身，抱起手臂看着窗外，“每天进到人家的房子里，自然就知道许多他们的生活。有意思的是，不管这些人一开始多么小心谨慎、保持形象，过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就把你忘了，不是说他们就看不见你了——要别人看不见是很难的，”他微笑着说，“你可是用起钉锤在敲隔断墙呢——不过，他们会忘记你在听、在看。”

我说，能观察别人而别人却没发觉，想必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小孩子也总是被这么对待，他们会观察别人，可是却总被人忽视。

建筑工人阴郁地笑了几声。

“确实是，”他说，“至少在他们父母离婚之前是这样。等离完婚了，大家又会追在孩子屁股后面死命地巴结。”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客户有时候会忘记他是个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成了客户意志的延伸。他们经常要求他做这做那，像从前的人要求仆人那样，这些事都很小，可他们那样颐指气使的口吻，他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人要求他去遛狗、去拿干洗好的衣服、通马桶，还有一次，有位女士要他帮忙把靴子从脚上脱下来，因为靴子太紧了，她自己脱不掉。倒是还没有人要求他帮着擦屁股，可他觉得这事也不是没可能。当然了，他补充道，军队里也照样有这一套。人一旦坐到对其他人有权力的位置上，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过客户虽然有可能恨你、讨厌你，也会需要你，因为你做的事情他们做不来。

“我奶奶也在军队里服役过，”他说，“我记得听她讲，她很惊讶人们原来有那么多事都不会做。他们不会点火，不会煮鸡蛋，连自己穿衣服也不会。就和小孩一样。

不过就说她吧，”他补充道，“她也从来没当过小孩子。”

他也认识另外几个建筑工人，他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夺了基本的尊严。对别人没有同情，会令你变成危险的人。他对我说，像您这样的人，肯定不想把房子交到他们手里。不过一直尽力实现别人的愿望和梦想，也会染上冷漠无情，甚至是超然的厌倦，这也是很危险的：要时刻身处客户执念的风口浪尖上，要作为他们欲望的实现工具，同时还要守护各种可能性，简直能把人累死。有时他忙了一天，只为拆掉前几天自己刚装上的、崭新的瓷砖，就因为客户觉得颜色不好；或者花好几个小时弄出个开放式的浴室，客户还要求能有在户外站在瀑布下面的体验；等回到家，他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法打理生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他曾经拆掉过整个厨房的昂贵装潢，他自己肯定一辈子也买不起，即使装上了也绝对舍不得拆；还铺过特别贵的木地板，客户随时在旁边监视他，不停地说要小心一点。有的客户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希望听他的建议，好像多年劳作把他变成了专家似的。“挺好玩的，”他说，“人家问我的意见，或者问如果是我想怎么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想住在一个一片空白的地方，屋里只有直角，边角全都是方的，四壁皆白，没有颜色，没有附加物，甚至没有光。我一般不会对客户这么说的，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不上心。”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大手表，说该走了，因为他的篷车还停在外面，这边的交通协管又特别严。我陪他走到街上，在晦暗的下午，街上特别安静。我们在台阶底下站了一小会儿，一起看向房子，从外面看，它和街上其他的房子一模一样。这些房子都很小巧，是维多利亚式的三层灰砖建筑，每家都有两组台阶，一段通往房门，一段通到地下室。地下室的门就在前门的正下方，于是台阶在入口处形成了一个通道一样的空间，像洞穴的入口一样。房子都装着比地面高一点的圆肚窗，稍微从墙上凸出来，站在窗前，会觉得是从飞船里看着外面的街道。几户之外的一个女人就正站在这样的窗前，俯瞰着我们。

“从这边看，还挺像样的，是不是？”建筑工说，“简直一点也看不透。”

他站在门口，喘着气，手插在腰上。他说，刚刚推掉了一个活，要是我愿意的话，他可以立马叫几个工人过来。不然可能要等到圣诞节左右才能开工。他大致估了个价格，正好是其他人报价的一半。有一会儿他眯起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房子的表面，好像在检查是不是看漏了什么预示未来的征兆和线索。这双眼睛盯住了前门上方，上面有一个石膏雕塑的奇特的形象，一张人脸。所有的房子都有一张脸：每个面孔都不一样，有的是女人，有的是男人；面孔的眼睛都稍向下看，好像在质询站在门口的人。隔壁房子的是个女人，小姑娘似的发辫盘在头顶；我家门口是个白石膏的男人，眉毛很重，前额向外凸，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这张脸有点霸道的样子，像是宙斯，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从高处俯视着地面，像是宗教画作里长胡子的上帝，俯视着芸芸众生。

建筑工说，他的人周一八点就能到，让我把不想被糟蹋的东西都打包放好。运气好的话，过几个星期，这地方就会比较像样了。他又看向地下室，脏兮兮的网眼窗帘挂在低矮的窗户上。能隐约听到屋里的狗叫。

“那边可就没办法了。”他说。

他问我，开工这么着急，我能不能找到临时的住处。

这里暂时会变成施工现场，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特别是刚开工的时候。我说还不太确定，不过我的儿子们可以去和爸爸住在一起。他眯起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这么说，他住得挺近？”他说。

孩子们有人照顾的话，他继续说，那大概没什么问题了。不用操心孩子，大家的焦虑程度会降低非常多。我建议工人给我留一间卧室，等别的地方都装修完了，我可以换一间屋子住，等他们把最后一间卧室装完。他打开车门，上了车。我看到车厢里全都是空的咖啡纸杯，扔掉的食品包装盒，纸屑。我说过了，建筑工懊恼地说，干这行就总是要开车。有时候他一天都在车里，三顿饭都在车里吃。最后就坐在自己扔的垃圾里面，他边说边摇头。他发动了引擎，关上车门，一边倒车，一边摇下窗子。

“周一八点。”他说。

1. 英文谚语，意为用坏的材料无法做出好东西，类似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译者注
2. 一种绿色苹果的品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