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幸福

我以前一直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就是幸福，它的测量标准就是生活满意度，而今幸福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它的目标是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蓬勃。

对于积极心理学兴起的内情，我以前一直守口如瓶。

在1997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后，我的电子邮件多了两倍。我很少接电话，也不再寄慢如蜗牛的信件，但由于有一个全天24小时开放的网络桥牌游戏，我回电子邮件倒是很勤快。不过我只是在轮到玩明手牌时回信，因此回复都不长（我的电子信箱是seligman@psych.upenn.edu，如果你不介意简短的回复，欢迎你给我发电子邮件）。

1997年年底的一封电子邮件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它很简洁，只写着“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而且只用姓名的缩写签名。几个星期后，我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了朱迪·罗丁（Judy Rodin），她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而我在宾大教了40年的书。朱迪现在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当我在宾大上一年级时，她上三年级，我们一起在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的动物实验室共事过。我们很快成为朋友，然后我就又羡又妒地看着她年纪轻轻地就历任东部心理协会主席、耶鲁大学心理系主任、院长、教务长，直至宾大的校长。在此期间，当朱迪负责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个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项目时，我们还携手做过关于老年人的乐观与免疫力的相关性的研究。

“你知道哪个名字缩写是PT的人可能会给我发电子邮件，邀请我去纽约吗？”我问朱迪。她知道所有的大人物。

她倒吸一口冷气：“去见他！”

于是，两个星期后，我来到曼哈顿下城腹地的一座小而脏的办公楼里，在8楼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前，我被领进一间没有窗户的简朴房间，里面只有两个灰头发、灰西装的男子，还有一部免提电话。

“我们是一个匿名基金会的律师，”一位自称就是PT的人说，“我们在寻找成功者，而你是一位成功者。我们想知道你的计划。我们不会事事插手，但有言在先，如果你对外泄露我们的身份，我们给你的所有资助都将终止。”

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个美国心理协会的提议——种族战争（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积极心理学的了）。我说我要召集40名研究种族屠杀的顶尖学者，找出种族屠杀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然后通过比较20世纪的十几场种族屠杀和50多场极为危险但幸免于种族屠杀的种族仇恨，编写一本如何在21世纪避免种族屠杀的书。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短短5分钟后，他们说，“你回到办公室后，可以给我们一份一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把你的预算也写上。”

两个星期后，一张超过12万美元的支票出现在我桌上，这可真是个惊喜，因为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来得很不容易：乏味的申请、烦人的同行评议、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无端的拖延、折磨人的反复修改，最后却换来无情的拒绝或者经费削减。

由于北爱尔兰的德里具有象征意义^[2]，因此我选它作为会址。在一周的会议中，40位对种族暴力最有研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都是社会科学圈的熟人，除了两个人——我的岳父丹尼斯·麦卡锡（Dennis McCarthy），他是一个退休的英国实业家；还有一名匿名基金会的财务主管，他是康奈尔大学退休的工程学教授。

大约半年后，这位财务主管给我打电话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慷慨的基金会，当时我仍然不知道它的名字。

“马丁，德里的会议很不错。那么，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下一步？”我完全没想到还可以要到更多的钱，有点儿反应不过来，“嗯，我在思考一样我称之为‘积极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我花了约一分钟去解释。

“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他说。

在出发前的那个早上，妻子曼迪把我最好的白衬衫递给我，但我说：“我想我应该穿那件有点儿旧的衬衫。”我们这次见面的地点改在了曼哈顿最拉风的大楼之一，会议室位于顶楼，很大，有窗户。在场的，仍然是那两位律师，还有那部免提电话，门上仍然没有标志。

“积极心理学是什么？”他们问。经过约10分钟的解释，他们送我出去，说：“你回到办公室后，可以给我们一份三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把你的预算也写上。”

一个月后，一张150万美元的支票出现在我桌上。

这个故事的结尾和它的开头一样奇怪。积极心理学在这笔钱的资助下开始蓬勃发展，而这个匿名基金会一定也注意到了，因为两年后，我又收到了PT的一封只有一行的电子邮件：“从曼德拉到米洛舍维奇，这是一个连续的维度吗？”

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了，于是立即回了一封学术长信，概述了目前学术圈对圣徒和恶魔、先天与后天的看法。

他回信说：“你可以来纽约见我吗？”

这一次，我穿上了我最好的白衬衫，来到一扇标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门前。原来，这个基金会是一位叫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的慈善家创办的。他开免税商店发了大财，并将所有财产——50亿美元，全部捐给受托人去做好事。

“我们希望你能召集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用遗传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探究善恶，并回答曼德拉-米洛舍维奇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打算给你2000万美元。”

这对学术界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至少比我的收入多得多，因此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和两位律师、学者们举行会议，起草并改写提案，使它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就等董事会盖个橡皮图章了。

“真不好意思，马丁，”PT在电话里说，“董事会破天荒地第一次拒绝了我们。他们不喜欢遗传学的那一部分，政治上太敏感了。”这两位杰出的管家，就像来自《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人会在你门口送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这个节目给少年时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在此后一年内都辞职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继续做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好事，帮助非洲的人、爱尔兰的人、年长的人，还在学校等地做事。后来，我决定给基金会的新CEO打个电话。当他拿起电话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已准备好了应付又一个来要钱的家伙。

“我打电话只是为了说声谢谢，并请你向菲尼先生转达我最深切的谢意。你们出现在恰当的时间，对一个另类的想法给予了恰当的资助，即心理学也应该研究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在它刚刚诞生时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任何资金了，因为积极心理学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不过，要是没有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就不会有这一切。”

“我以前可从来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这位CEO大惑不解地说。

本章内容